關隴集團

(重定向自关陇胡汉集团

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門閥、關隴軍事貴族、關隴胡漢集團、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西魏北周期間,籍貫為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周围的門閥士族,范围为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阴山周围,漢胡混血、文武合流是其。在鮮卑拓跋部統治下,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關隴集團不但以武川人為濫觴,數個朝代的肇造者亦出於武川,或武川人後代。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证明士族鲜卑胡姓的关系。

歷史

北魏至北周时期:發源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南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側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懷朔鎮(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縣西)、撫冥鎮(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鎮(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沃野鎮(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旗)、懷荒鎮(今河北省張北縣),合稱六鎮,又稱北鎮。由於北魏與柔然關係緊張,雙方不時發生軍事衝突。北魏朝廷將部分被編入軍戶的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之為鎮民兼軍士,「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並設有鎮將總攬當地軍政。彼時六鎮地位崇高,被譽為「國之肺腑」,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升遷做官)、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六鎮之民多為鮮卑貴族,後來還有一部分漢人豪強。

然而到了孝文帝太和年間,柔然和高車對抗,北魏的北面國防壓力大減。孝文帝欲向南經營,不久便遷都洛陽遠離邊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重心隨之南移,使六鎮的戰略地位大不如前。六鎮之民遠在邊境,漢化遲滯,逐漸與洛陽的鮮卑貴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經濟上亦處於弱勢。隨著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的深入,六鎮之民被轉為府戶,軍戶身分被免除,特權被取消,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受內地人歧視,「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不斷累積,保留鮮卑舊俗的六鎮鮮卑與漢化的洛陽鮮卑之間的矛盾亦不斷激化。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後權臣爾朱榮六鎮之亂後起而掌控朝權,孝莊帝又殺死爾朱榮。之後爾朱家族在晉陽合兵,推元曄登帝位。殺死孝莊帝。三年(531年),廢元曄改立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同年,鮮卑化漢人高歡於信都為孝莊帝舉喪,聲討爾朱氏,並奉元朗為帝,發兵殺入洛陽。後又改立平陽王修,這就是孝武帝。孝武帝無法忍受成為高歡傀儡,乃與關中鎮將賀拔岳聯繫,被高歡發現。高歡先發制人,於中大通六年(534年)殺賀拔岳。孝武帝讓宇文泰繼續統帥賀拔岳軍,鎮守關中。同年,孝武帝下詔歷數高歡罪狀。高歡聞知後派兵進攻洛陽,孝武帝逃入長安,投奔宇文泰。高歡只能改立元善見,是為東魏孝靜帝,並遷都於鄴。孝武帝西逃長安後,不久為宇文泰所弒,宇文泰改立元寶炬為帝,是為西魏文帝。至此,北魏分為東魏、西魏,最終分為「漢化鮮卑人」宇文泰、「鮮卑化漢人」高歡兩大集團,皇帝成為傀儡,不久更為二者所篡。

從這場動亂中崛起的有鮮卑化漢人高歡敕勒賀拔岳[註 1]。北魏大權盡歸高歡,而賀拔岳控關中、隴西地區,並統領著一批前武川鎮將士。後來高歡用計令侯莫陳悅殺死賀拔岳,並派侯景去接收賀拔岳的部隊。不料,賀拔岳的部下奉戴武川鎮出身的宇文泰為主,侯景無功而返。自此,高歡和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隴地區,國土人口遠遜於佔有廣大山東地區(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山東省)的東魏和南方的南梁。宇文泰推动胡化政策[1],集西魏之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為一個緊密的胡漢同盟,「物資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精神上亦必俱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始能安內反側,外禦強敵」。宇文泰創立府兵制,設置八柱國,督十二大將軍及二十四開府,各職位兼容鮮卑人與漢人;同時採軍政合一,八柱國和十二大將軍既是軍隊統帥,也是政治核心。宇文泰又採蘇綽建議,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就割據之土依附古昔,強調關中地區為漢文化正統,「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2]」。仿《周禮》建立六官,施政以儒家學說為根本,「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除了重用關隴當地士族,更將西遷避禍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的士族均改易郡望為關隴,以斷絕其思鄉之情及地域歧見;同時鼓勵胡漢通婚,消除民族隔閡,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與關中士族,這便是关陇集团的基礎。八柱國家族以宇文家族為首,對抗東魏、篡西魏建立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隋至唐前期:發展與巔峰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武川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後晉升八柱國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則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此時期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藉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轉移,由同為武川出身的楊氏取代宇文氏。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之祖父李虎亦出於武川,西魏八柱國之一,父李昞則為北周八柱國之一。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渊同时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甥、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可見李唐皇室與楊隋皇室同為關隴集團,先祖皆出於武川,彼此之間又有著親屬关系。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其他成員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陈寅恪曾评价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2]”关陇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导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开始實行科举制度,寒门與庶族士人得以参与政治,但多不居显位,难有大作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3]众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东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为显贵,就连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昉等人均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團为了巩固地位,着意改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在閱覽编成的《氏族志》时不满道:“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4]”于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将天下氏族分为九等,第一等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贬斥士族,压抑舊有的门阀势力。

武周至唐後期:衰弱和終結

唐太宗死后,关陇集团的首腦长孙无忌自恃拥立唐高宗之功,专横排斥政敌。而武则天则以美色讨好高宗,高宗也出于自身加强皇权的需要,利用“废王立武”等连续事件使长孙无忌倒台,离开政权核心。武则天雖係关陇集团出身,却是疏远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並非关陇集团的傳統地理范围;其母杨氏雖出身于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彟原只是商人,因追随李渊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关陇集团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为了巩固政權,著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关陇集团,採用酷吏、崇尚进士文词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揽不满关陇集团大權在握的外地士族。科舉制虽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举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权位还是为关陇集团所掌控。直到武则天积极任用举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乘机发动神龙革命,推翻武周政权,李唐皇室復位。

唐玄宗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晋升的举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渐渐提拔李林甫等關中士族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关陇集团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乱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优越地位迅速下降,科举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职的情况愈来愈普遍;加上唐代后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权、杀废皇帝,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影响力。黄巢之乱后,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著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势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关陇集团崛起的原因

为了在关陇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和南梁,宇文泰奉行蘇綽的关中本位政策。該政策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將外來菁英的郡望一律改易關隴,重用關中士族與儒家學說;同時沿襲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鼓勵鮮卑貴族同漢人士族聯姻。胡漢融合的結果,西遷的鮮卑貴族及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而關中士族也感染了前者的剽悍尚武。胡漢混血、文武合流成為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徒之事”。加上關隴集團原先並非北魏最顯赫尊貴的強宗豪族,門第之見不那麼嚴重,亦重視才能和功勳,大大加速了此一融合過程。關隴集團得以迅速整合為一個強大的菁英集團,使西魏北周興盛不輟,統一北方;又於隋唐兩度統一全國,始終佔據統治階層。此一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后来宋朝的“文人政治”、“官僚政治”有着明顯的不同。這種重視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反對説法

岑仲勉反對曰:“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礙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5]“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6]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則认为岑氏對於陈说赵州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无法动摇陈说。

黄永年认为關隴集團只存在于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炀帝时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渐衰落解体,唐初已不复存在。唐高祖时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关陇的不及半数,并不足以称为一个集团。[7]

參見

注释

  1. ^ 汉化胡人会把自己的籍贯改到中原,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讲义第13页,[1]

参考文献

引用

  1.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第十九篇 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 三、关陇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的形成:“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是要是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民族为胡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军队,以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这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集团——关陇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统治集团。”
  2. ^ 2.0 2.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
  3. ^ [唐]柳芳:《姓系论》: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4. ^ 《旧唐书·卷六十五·列传第十五》
  5. ^ 岑仲勉. 《隋唐史》 1. 文昌書局. 1958. 
  6. ^ 岑仲勉. 《隋唐史》 2. 文昌書局. 1979. 
  7. ^ 黄永年:《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