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

中国1963年歌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63年学雷锋活动中产生的红色歌曲,是曲作者朱践耳雷锋抄录在日记中的一首诗谱曲而成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曲
发行日期1963年,​61年前​(1963
类型红色歌曲
作曲朱践耳
作词姚筱舟

原诗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技术员姚筱舟创作,1958年6月26日在陕西的一份小报上发表,署名为姚的笔名“蕉萍”,1962年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入诗集《新民歌三百首》一书。后来雷锋从报上看到该诗并摘记到了自己的日记[1],但他并非完全按照原文抄录,而是仅抄录了前两段,且对一些词句进行了改动。曲作者在《雷锋日记》中读到雷锋摘抄的诗句后,为其谱曲形成了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后该曲一举成名。

创作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于1963年的学雷锋活动之中,而其歌词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1958年。

生于1933年的姚筱舟是江西铅山石塘镇人,因父亲早逝,一直由在国民党任军联部少将的亲叔叔接济,1949年初因叔叔和哥哥全部转赴台湾、自己孤身一人而易名“筱舟”,1949年6月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军校毕业后被分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年赴朝参战,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第三师直属卫生连,任文化干事,1954年从朝鲜战场复员后进入陕西铜川矿务局工作,1956年成为焦坪煤矿的一名技术员,1957年曾因瓦斯爆炸(尽管当时因病在家休假)而被撤销技术员职务,受到下矿采煤的处分,开始与矿工朝夕相处(当时大部分矿工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私人小煤窑中采过煤),在矿友关怀下逐渐走出下放后的悲观情绪[2],经常替识字不多的矿工书写家信[3]。他在1958年上半年创作了三首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该诗共有四段十八行。当时他的署名为“蕉萍”,这个笔名源自矿区名“焦平”。诗中“我把党来比母亲”一句的灵感来自矿工的顺口溜“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该诗最早于1958年6月26日发表在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小报《总路线诗传单》第八期之上,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62年将其编入诗集《新民歌三百首》。

雷锋于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次年3月5日毛泽东为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国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由于这首诗的前两段被雷锋抄录到了日记中,因而随《雷锋日记》而广泛传播。雷锋抄录时对诗句进行了修改,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4]

1963年,朱践耳将这首诗谱写成女声独唱歌曲,以《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为题发表于1963年2月21日的《文汇报》,并由上海歌舞剧院歌手任桂珍首唱。同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瑪偶然听到这首歌后,认为其表达了翻身农奴的心声,遂向导师王品素请求演唱这首歌,王品素起初有所担心,但在才旦卓玛的一再坚持下才开始一字一句讲解歌词,甚至直接请朱践耳为她指点,从此《唱支山歌给党听》成为才旦卓玛的代表作。1963年秋,意外得知原作者线索的朱践耳致信铜川市,试图向焦坪煤矿党委了解原委,时任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儒为此召开支部大会询问查找“蕉萍”,却无人应答,次日才得知姚筱舟用过“蕉萍”这一笔名,姚筱舟被赵炳儒要求解释原委时最初不敢承认,但在得知是朱践耳在寻找原作者后才予以承认,遂向朱践耳回信说明创作过程。1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开始标注词作者的真实姓名[3]

1997年5月9日,姚筱舟、朱践耳、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第十七届音乐会开幕式上首次相见。

參考資料

  1. ^ 翻唱经典,让红歌时尚一把. 羊城晚报. [2015-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7-24). 
  2. ^ 红歌是怎样“炼”成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故事. 上饶晚报. 2021-04-24 [2023-11-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20). 
  3. ^ 3.0 3.1 听,这首触动心弦的“山歌”——追记《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原作者姚筱舟. 陕西日报. 2021-07-16 [2023-11-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20). 
  4. ^ 李诗原.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折身世. 新湘评论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 2010, (06): 14. ISSN 1673-8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