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派
中国自由派[1][2][3]，又称大陆自由派[4][5]、中国民主派[6][7][8]，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及实行民主与法治的一类人的称呼[9]，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开明派[10][11][12][13]，或称改革派[14][15][16]。自由派在部分评论文章中出现较罕见的称呼，包括进步派[17][18][19][20]。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的领导地位下，中共改革派亦属于自由派的一部分[21][22]。
这一群体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党内民主派构成[23]。中国自由派以民主、自由与人权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
历史
中国自由主义起源于中华民国诞生初期[2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再度复兴。[25]
民国起源
民国早期，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赫伯特·斯宾塞、伊曼纽尔·康德、让-雅克·卢梭等多部作品的译本在中国产生。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至少在原则上这些模式和它们所认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接受，例如宪政和三权分立。
梁启超的著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晚年倾向于保守主义。新文化运动及其紧随其后的五四运动早期均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特征。胡适等关键人物是中国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杰出代表，其他重要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还有张东荪和张君劢。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和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巨大挑战，自由主义遭受重创。1930年代，许多年轻一代认为只有激进的威权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吸收了大量法西斯主义学说和实践。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孤独的“第三力量”，只能口头上警告极左的威权主义和极右的威权主义。储安平等鞭挞国民党独裁，费孝通、陶行知等教育家和学者提出，革命是值得自由派支持的事业。更多的自由派人士之后离开了中国，包括农村改革者晏阳初、大学校长蒋梦麟等。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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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家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可能变为“走资派”，如池恒[26]。
改革开放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主张进一步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针。借由设立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能够表达不满、并进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员还包括：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等等[27][28]。
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为首的保守派，则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施行过多政策。因而认为重新加强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与中国共产党书面的社会主义主张一致。保守派成员还包括：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等等[28]。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介于很多议题无法充分讨论，华国锋宣布按照叶剑英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理论务虚会。在此引导下，中国舆论界得到空前自由，从党媒《人民日报》至西单民主墙上，均有不同呼吁民主的议案[29]。1978年1月18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会议开幕时作了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讲话。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月2日，胡耀邦在务虚会结束会上讲话说：“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要历史的考验。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政治体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国自由派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威权中心来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23]。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30][31]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32][33][34][35][36]
随著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7][38][39][40]。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41][42][43][44][45]与此同时，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46][47] 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共产党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46]在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习仲勋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48]
新启蒙
据许纪霖总结，1980年代中期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其中主要有三派。分别是“走向未来派”、“文化：中国与世界派”以及“中国文化书院派”。《走向未来》是一套由金观涛先生主编的杂志和丛书。“走向未来派”被认为是科学派，重视科学的理性主义。《文化：中国与世界》也是一套丛书，主编是甘阳。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一批年轻的人文学者关注人文主义，也称“人文派”。第三派是“中国文化书院派”。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由汤一介为主管。他们并不赞成在1980年代比较主流的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意见，希望把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49]
八九民运
1990年代之后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基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成果，造就中产阶级崛起。民营企业家、白领以及体制内得益的传媒工作者等，因为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之“既得利益者”，忧虑政治改革危及其自身利益，同时90年代知识分子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导致90年代以来自由派势力的消退[23]。经济自由主义成了显学，各类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广泛的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要比八九之前更广，但自由主义理念的力量却又比八九之前更小。[48]
李瑞环被视作中共高层敢言的开明派。[50] 1989年10月30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说：
主张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否认开放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来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外国引进来的。
温家宝被认为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他在担任总理期间曾谈到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对政治体制改革诉求表达得最迫切、最彻底。[51] 温家宝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写道[52]：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据许纪霖总结，截至201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主要有三支，即只谈经济自由主义而不谈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以厉以宁为代表），同时强调经济和政治自由并要求实行宪政的哈耶克式自由主义，以及同时关注自由与平等的中间偏左的罗尔斯式社会自由主义。[49]
习近平时代
李克强被视作自由主义者与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代表[53]。汪洋被视作自由主义者与主张政治自由学派的代表[54]。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亦有一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系的民族主义者（或称“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成为了广义上的自由派。他们拥有希望国家进步的爱国情怀，会在政治体系失效时要求问责；因此，他们可以迅速在亲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转换。很多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参与到了白纸运动中。[55]
评价
学者荣剑将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归结为“致命的自负”[56]。具体来说，任何理论的“自负”，均是来源于对自我能力的过高估计或对自我边界的模糊。就前者而言，是错误地以为依靠某种理论能够解决一切现实问题；就后者而言，是不了解理论有它存在和发挥效用的约束条件，脱离这些约束条件，理论将一无所用。
泉野认为自我反思和审查是困难的，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要想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必须摒弃其“致命的自负”，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局限，主动适应现实中的约束条件，以中国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将西式话语置入中国语境，开展与各种思想的全面对话；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夯实其理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3]。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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