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清代番界

台湾清代番界是清代官府用于隔离汉人与原住民的边界线。在清朝统治台湾18世纪初期，由于汉人纷纷偷渡来台湾开垦，酿成朱一贵事件后，清廷在平原与丘陵的交界的麓山带，从南到北，选择地点埋石立界，或仅以河流、山丘的自然屏障作为界线，此乃早期的番界，亦称生番界。然汉人大规模开垦台湾西部平原已成为挡不住的趋势，而随著汉人违法侵垦原住民土地的事件越来越多，包括界内熟番及界外生番的土地，此情况容易引起土地纠纷继而发生动乱。清廷遂施行更具体的措施：在界内施行贴纳番饷，强化熟番的业主权；在界外施行更严格的划界隔离政策，禁止开垦生番土地。划界的硬体措施，除立碑定界之外，筑土牛堆及挖土牛沟，让番界更具体可辨，此时期名为红线与蓝线；并于山口建置隘寮，派熟番守隘，以维护番界治安。因此，番界又称土牛红线、土牛界线、土牛沟。

然而清廷的措施始终无法阻止汉人越界侵垦，最后土地纠纷演变成集团械斗，官府又未妥善处理，终于在18世纪末爆发清代最大的民变─林爽文事件。清廷于事件后施行屯番制，派遣熟番于番界建立番屯，一方面防止汉人越界开垦，一方面防止生番出草，彻底施行所谓“三层制”的构想，即“汉人在外、生番在外、熟番居中”的体制，此为紫线与绿线。1895年日本并吞台湾后，总督府将番界内划为一般行政区，平埔族（熟番）失去其原住民身分，身分待遇视同汉族；至于界外的生番地则收为官有地，高砂族（生番）虽然保有原住民身分，却失去所有土地，日本政府仅划出小部分为“高砂族保留地”供原住民使用（无所有权）。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入主台湾，初期山地行政沿袭日本时代的番地政策（官有地），不同的是将其分解成各县的山地乡，原住民保留地制度则沿用；虽然后来国民政府有赋予地权，但仅限于农地和建地，其馀的保留地仍只有租赁权。台湾全岛曾经全是原住民的生活领域，现在原住民土地只剩下“番界外”（包括保留地和国有林地）或许有机会还原，未来如何演变，仍待考验。

缘起

17世纪以前的台湾、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台湾原住民（属于南岛语族）的生活领域；16世纪出现汉人每年季节性来台湾捕鱼兼作贸易，以及活跃于东亚海域活动的海商或海盗，在台湾沿海有据点为补给基地；当17世纪荷兰人来到台湾时，发现台湾西南海岸的原住民村社有汉人居留从事中介贸易，与原住民已建立很深的互动关系。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台湾，荷兰重商主义开始改变台湾的发展模式，至此，台湾原住民进入剧烈变动的时代。

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于大员（今台南安平）建造热兰遮城，以此为据点从事转口贸易；当时荷兰人的贸易要面对汉人、日本人、西班牙人的竞争（后期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相继退出竞争）；土地开垦则是要面对原住民的抵制，主要来自西拉雅四大社─新港社、目加溜湾社、萧垅社、麻豆社（分别是今台南市新市区、善化区、佳里区、麻豆区）。1635年荷兰人讨伐强大的麻豆社，双方缔结归顺条约，麻豆社移转主权，形成类似欧洲封建“领主封臣”的关系；随后又征伐位于新港社东南方强大的塔加拉扬社（位于今台南到高雄之间的平原），于是南北两路大批村社纷纷归顺，也依循相同模式订约（不同村社出让的权力视情况而有多寡）。荷兰在台湾的统治正式展开，从1636年起荷兰当局召开例行性地方议会，荷兰长官召集归顺村社代表，于会中训诫和平条约内涵，并授予每位代表绒袍、亲王旗与代表公司权威的权杖。公司握有最后权力，但治权仍归村社长老。荷兰巴达维亚总部一开始就要求向原住民村社课税，但大员当局仅要原住民缴交土产（稻谷、鹿皮）纳贡臣服，后来甚至废除纳贡，仅剩需要服傜役。荷兰时代傜役的制度化，后来明郑时代及清代继续沿用，使得原住民疲于奔命，农政失时，土地逐渐沦入汉人手里。在土地开垦上，原住民与汉人既竞争又合作，关系相当复杂。

在荷兰当局与原住民村社条约的“领主封臣”关系下，村社让出主权给领主，向荷兰领主宣誓效忠；荷兰领主有庇护封臣的义务，承认其祖传地域具有利用与享用的权利。汉人于原住民领地入境采截竹林和沿海渔捞，都需要支付适当补偿金；1644年开始的贌社包税制，由承包者独占村社的买卖，意在防止汉人私下与原住民交易，而1945年起又不再准许租佃原住民土地，无非都是要隔离汉人侵占原住民利益。

为了农业开垦，与西拉雅四大社长老协商租佃给汉人农夫开垦，原住民仍保有所有权，租佃收入可用于支付建筑学校和教堂的开销。不过过程中原住民与汉人的摩擦不断，于是1660年大员末代长官揆一告知巴达维亚总部，打算废止此Tickeran租佃政策，并将汉人重新配置到二仁溪以南无原住民居住的土地；不料总部却告知应继续展延租佃七年，且应隔离汉人与原住民。这道命令来不及执行，随著1662年2月揆一向郑成功投降，无疾而终。由于原住民不精于稻作，荷兰人引进汉人为佃农，开垦原住民的土地。这套租佃模式，虽于荷兰时代推展不顺利，却成为后来原汉合作开发土地的主要模式；而汉人与原住民的摩擦，导致在政策上在土地开垦与原汉隔离之间的政策拉锯。

早先1625年荷兰人于赤崁（今台南市中心区域）规划普罗民遮市镇，推动赤崁耕地作农业生产，与汉商合作招募福建汉人移民台湾垦殖，终于30年代中于发展起来，主要作物是甘蔗稻米；1644年开征米作什一税后，为了鼓励赤崁耕地的农业发展，荷兰当局开始发放土地权状给予汉人和荷兰官员，招募汉人农民开垦，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随著汉人移民开垦范围的成长扩大，发生如前述与西拉雅四大社原住民的不断摩擦，于是荷兰当局划出二仁溪以南无原住民的区域（今台南到高雄之间的平原）推动农业，即汉人农民缴纳米作什一税的前提下，获致土地所有权；由于范围广大，直至荷兰统治末期，仍开发不到十分之一。之后，这片土地成为明郑时代汉人开垦的主要区域，而其他区域大都仍是原住民村社与猎场交错分布，将成为未来开垦待解决的土地取得问题。

1662年荷兰人被郑成功击败，2月退出台湾，台湾进入明郑时代。郑氏政权接收了荷兰人的土地，有沿用其制度者、也有新创的土地开垦型态：官田是接收自荷兰当局所称的王田，耕田者称为官佃，赋额依照旧制；私田即所谓的文武官田，文武百官“招佃耕垦，自收其租，而课纳于官”，取得私有权；营盘田即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度，采自耕自给，与王田和私田的佃耕方式不同。荷兰时代的开垦范围，仅现在的台南、高雄地区；明郑时代扩及到嘉义地区，以及中北部的几个点状分布的地区。这些开垦的土地为汉人所有（汉人业主权），此时汉人与原住民交错而居，双方生活在各自的地界内，尚未出现族群隔离政策。

依照台湾番界条目的看法，在原本荷兰的王田之外，即原住民的土地，则任由各文武官部下官兵随意圈地、侵占圈垦。1664年从参军陈永华之议，颁布“屯田之制，以拓番地”“驱逐土番，大兴开垦之业”寓兵于农的屯垦制度，实际上是挟武力进占，掠夺番地，悉行垦殖土番固有地域，并在交界筑土堆，以防番害，土堆状似卧牛，故称土牛，此成为后世划定番界之始。为开发水沙连番地，派遣参军林圯平定斗六门，以竹围庄为根据地，率所部屯丁二百馀，自牛相触口前进，驱逐土番至东北方之东埔蚋附近，遭邹族鹿楮群（Luhtu）战士袭击，林圯及屯丁百馀悉被击杀，后郑氏遣军追击之，远退至山后大水窟。由1895年日治文献记载知母𦛨社（Tfuya，现多汉译为特富野社）总头目宇旺报告可知从郑氏设立石碑，明末清初汉、邹界线大约沿著社口庄南北延伸，即八掌溪、牛稠溪等山麓谷口位置，而后直到清末的200多年间，在范围内租地开垦的汉人，一直纳租予邹族人。^:127此段由台湾番界并入。

但是，郑成功的开垦政策是不许圈占原住民的土地，有令谕云：‘本藩已手辟草昧，与尔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眷聿来胥宇，总必创建田宅等项，以遗子孙计。但一劳永逸，当以己力经营，不准混亲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文武各官开垦田地，必先赴本藩报明亩数而后垦。至于百姓必开亩数报明承天府，方准开垦。如有先垦而后报，及少报而垦多者，查出定将田地没官，仍行从众究处。’此时虽有政策规范，但对于原住民猎区则未加规范，因此被视为荒地进行开垦。明郑时代开垦区域，约计三万公顷。依据伊能嘉矩的“台湾番政志”，明郑时代新开垦的土地‘悉行之于土番固有之地域，当时对于土番，顺者抚之，逆者膺之，其交界筑土堆，以防番害。土堆状似卧牛，故称“土牛”云。’受限于史料，明郑时代开垦的土地如何取得，没有更细节的佐证。另外，伊能嘉矩的土牛也有可能是被清代的土牛混淆了；当时若有土牛，或许在讨伐事件的边界，顶多是局部设置，且以军事性质居多。明郑统治台湾共22年，1684年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荷兰与明郑时代的“不许混圈土民田地”及“筑土堆以防番害”，延续到清代，成为实行族群治理的基本思维，以避免开垦的土地发生动乱。

台湾纳入版图后，康熙下令制作《皇舆全览图》，委托法国耶稣会士，于1714年来台湾测绘地图，此即《福建省图》中的台湾地图，当时仅测绘台湾西半部，反映当时清廷的观点，东半部视为边疆并不在统治范围之内，西部平原则全部纳入（虽然中北部绝大部分仍是原住民居住地，汉人仅有零星开垦）。当时尚未实际划界，仅是形式上的番界，却预示了番界的雏型。

清代初期的原住民身分主要区分为：土番即向政府纳饷的原住民；以及不在统治下的野番。依据康熙24年(1685)蒋毓英的《台湾府志》：台湾府辖下的原住民共有2304户，分为“土番社三十八社”（台湾县无土番、凤山县4社、诸罗县34社），共征饷7888.7582两；化外野番则稍有认识，“傀儡山内野番七十馀种、南觅社（卑南觅）下通直脚宣（七脚川），...…半线（彰化）以东，上接沙连三十八社（水沙连），鸡笼山后，直接三朝（三貂）以上三十六社。”关于“熟番”与“生番”用语的出现是，康熙55年(1716)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的“提报生番归化疏”，首次同时出现“熟番”与“生番”。康熙56年(1717)周锺瑄“诸罗县志”中，“熟番”与“生番”有清楚的定义：“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成为固定的用法。至此时期，虽说政府不许兵民滋扰生番，而随著生番归化的情节发生，生番范围逐渐变动，后来要划分番界内外，主要都是根据当时“熟番”与“生番”间的边界线。

清初康熙以降，闽南与客家移民逐渐迁徙至台湾，并与平埔族或其他台湾原住民在开垦等事务上产生摩擦，尤与生番（高山区域原住民）冲突最烈，时有汉人侵犯土地，原住民出草抵御的情况。为解决此冲突，清政府决定以番制番的政策治理，承认番民自治地权，自清康熙61年（1722年）起，采汉番隔离政策，官府于入山的重要路口，以立碑、立界方式来规范汉人生活区域，严禁汉人超越其区域；此碑界建物为“原汉界碑”（如：台北市石牌）。并有种种措施来防止汉人侵垦“番地”。此段由台湾番界并入。

沿革

康熙23年(1684)清廷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但康熙帝对台湾态度是，“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满清初期只是有限度招徕大陆移民，以填补明郑军民遣返大陆后抛荒的土地，康熙帝认为，“台湾地方多开田地，多聚人民，不过目前之计而已，将来福建无穷之害，俱从此生”。于是，土地政策不鼓励开垦，“南北路荒地虽多，俱是土番路场，不许土棍人等往南北藉名开垦、扰害土番，方得相安无事”；另一方面，移民管制也越来越严，造成欲来台湾民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持照票来台湾却不入籍，甚至偷渡；而在此情况下，非法移民无法追踪、控管，导致了与原先期待完全相反的结果，康熙60年(1721)爆发朱一贵事件。事件后，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曾建议划界迁民：“台、凤、诸三县山中居民，尽行驱逐，房舍进行拆毁，各山口俱用锯木塞断，不许一人出入。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竹土墙高五、六尺，深挖濠堑，水为定界，越者以盗贼论。”不过，平定变乱的南澳总兵蓝廷珍等却认为此作法，将会扰民费工，恐再激起动乱；觉罗满保才打消此议，只下令立石为界，不准汉民越界，此为倡议原汉隔离的开始。事件发生在台湾县与凤山县交界处（今台南市与高雄市界的浅山丘陵区），为了防范侵垦伴随的动乱，于是在有争议的垦区划出分界线，一方面承认已垦成的土地，将其划入界内，以避免垦民反弹；一方面则将争议地划出界外，禁垦抛荒虚其地，形成与生番的缓冲区。由此可见，清代番界大都是沿著台湾西部平原东侧的浅山丘陵，来划设生番边界。

然而禁垦还需要有配套，即限制移民来台湾开垦。回顾康熙年间朱一贵事件以前，虽然有渡台禁令，但内陆流民来台络绎于途，且多私越番地开垦，“向为番民鹿场麻地，今为业户请垦成为流寓占耕，番民世守之业竟不能存什一于千百”，反映出当时垦殖的情况。事件后，清廷发现凤山县来台移民中有入籍者仅十之二、三，于是加强人口管制，除了严禁偷渡之外，加强保甲户籍管控。但是实际上仍有漏洞，其中对于出力平定朱一贵事件的义民特别通融，指令知县发给“义照”，方便其回籍往返。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以东客庄，因协助官府平乱有功，除一般礼遇外，无照入境的客民就地合法化取得居留身分，甚至扩张开垦范围，越过荖浓溪进入阿猴林区至美浓。此时“不许扰害番人”原则并未规范实际情况，屏东平原原属凤山八社的土地，任由六堆客庄开垦成为既成事实，后来甚至给予特别待遇，往沿山丘陵开垦新土地，逐步成为界内合法开垦土地。温振华整理康熙末年至乾隆末年期间的相关奏疏，整理出清廷“十九世纪番界之议论与处置”表，摘要番界的现象与问题，不外乎民人越界私垦及生番威胁严重。汉人侵垦与生番出草成为清廷治理台湾棘手的问题，除了划界隔离政策之外，土地权利也是稳定经济财源及社会安定需要考虑的因素。

清廷领台初期“任土作贡，课征番饷”，沿袭荷兰时代承认番社产权（番业主权）；初期的低度开垦政策，却无法杜绝汉人偷渡及越界私垦，于是朱一贵事件后，清廷不得不面对已被汉人大量侵垦的熟番土地，“台湾奸民私贌熟番土地者，依盗耕本律问拟，于生番内私垦者，依越渡关塞问拟，田仍归番。”颜爱静与杨国柱整理清代番地政策与律令康熙的演变：康熙44年(1704)“开垦荒埔地须经官府许可并取得‘垦照’；康熙51年(1711)“汉移民移入台湾，由禁止制改采许可制”；康熙61年(1722)的“勘定诸罗、台湾及凤山三县生番界线”。清廷自此正式将台湾土地分成“界外生番地”及“界内熟番地”，分别以“划界隔离”和“贴纳番饷”不同土地政策应对，来保护原住民土地的权利。

在“界内熟番地”方面，雍正2年(1724)覆准蓝鼎元的建议，开放汉人以“贴纳番饷”方式，承租原住民土地从事开垦，但不得典卖。乾隆33年确立番大租制，确保番地业主权永远归社番所有，确保番地不致流失成为民地。虽然官府一再重申禁止典卖原住民土地，但是民间仍照常交易。到了林爽文事件的善后，乾隆53年(1788)闽浙总督福康安鉴于原住民土地典卖日趋频繁，奏文建议解除原住民土地典卖禁令，清廷照准后，开启汉人买卖原住民土地合法化；之后地权型态又逐渐演化，19世纪嘉庆以后，一田二主型态已成型，原住民业主权只是形式上的收租权，而纳租方的田主权才实质上支配土地的使用权。

在“界外生番地”方面，采行“划界隔离”政策。康熙61年(1722)的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在离开台湾后于雍正2年(1724)出版《台海使槎录》，其中“卷八番俗杂记”的“番界”条目记载：“内山生番，野性难驯，焚庐杀人，视为故常；其实启衅多由汉人。如业主管事辈利在开垦，不论生番、熟番，越界侵占，不夺不餍；复勾引伙党，入山搭寮，见番弋取鹿麂，往往窃为己有，已故多遭杀戮。又或小民深入内山，抽藤锯板，为其所害者亦有之。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议凡逼近生番处所相去数十里或十馀里，竖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凤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放索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姜林、六根、茄藤社外之粪箕湖、东岸庄、力力社外之仑仔顶、四块厝、加泵社口、下澹水社外之旧槟榔林庄、新东势庄、上澹水社外之新槟榔林庄、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阳仑、柯柯林、搭楼社外之大武仑、内卓佳庄、武洛社外之大泽机溪口，俱立石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琅峤，亦为严禁。诸罗罗汉门之九荆林、澹水溪墘（墘或墈字之讹）、大武垅之南仔仙溪墘、茄茇社山后哆啰啯之九重溪、老古崎、土地公崎、下加冬之大溪头、诸罗山之埔姜林、白望埔、大武峦埔、卢麻产内埔、打猫之牛屎坑口、叶仔坑口、中坑仔口、梅仔坑山、他里雾之麻园山脚、庵古坑口、斗六门之小尖山脚、外相触溪口、东螺之牛相触山、大里善山、大武郡之山前及内庄山、半线之投拺溪墘、猫雾拺之张镇庄、崩山之南日山脚、吞霄、后垅、猫里各山下及合欢路头、竹堑之斗罩山脚、淡水之大山顶、山前并石头溪、峰仔屿社口，亦俱立石为界。由鸡笼沿山后山朝社、蛤仔难、直加宣、卑南觅，民人耕种樵采，所不及往来者鲜矣。”根据黄叔璥的纪录，福建当局于靠近生番土地，总共竖立界碑五十多处。此时尚未有确实划界的番界，随著汉人积极开垦的脚步，番界不仅具体化还不断异动。

康熙年间立界碑的方式无法阻挡汉人拓垦的压力，番界事件始终不断。乾隆9年(1744)福建布政使高山来台湾勘查后建议，将熟番安顿于界外，利用其人力把守隘口，高山提案获准，此即柯志明所称的“三层制族群分布制度”：“生番在界外内山，汉人限制在界内，而熟番则居间分布于进山的界外平埔。”早先竖立界碑只坐落于分散的地点，若要安插熟番于界外守隘，就必须先勘定边界线。在历经数度波折后，乾隆15年(1750)终于完成定界，是为红线。红线沿用康熙61年(1722)的立碑旧线，仅就当时民番分界碑的实存状态，作必要调整。而幅员辽阔的淡水厅（大甲溪以北），仅由12处界碑增至18处，尚无法连成一线。由于中部彰化县的界线仍飘移不定（位于今台中到南投的麓山带），汉人越界私垦仍层出不穷，需要有明确地形为凭，于是乾隆25年(1760)淡水厅与彰化县重新定界，是为蓝线。蓝线配合硬体设施，在无地形特征处，挖深沟、堆土牛，使界线更明确。另外，清廷落实高山规划的三层制：沿山设置隘寮，派遣熟番把守；原界外土地只保留给熟番，永远不许汉人耕种；彰化县新旧界之间（红蓝线之间）的土地拨熟番收租，作为把守隘寮的口粮。

清代台湾社会的发展，反映著官府与生番、熟番、汉人族群间不断演变的互动关系。乾隆48年，汉人为了争夺界外土地，发生严重械斗杀人事件，官府不得不面对解决。经过清查界外土地后，乾隆49年(1784)拟定一条新界，将发生问题的界外土地纳入界内，是为紫线。这些纳入界内的界外田园，拟定的处理方式：无非是充公，或比照前例（红蓝线之间土地）由熟番收租。由于汉人关说各级官员，企图改变提案，以致悬而未决；随即乾隆51年底（1787年初）爆发台湾清代最大的民变─林爽文事件，界外武装集团造反。事件平定后，清廷将原有的隘番制改为屯番制，挑选随同征剿民变的熟番组织番屯，作为防守边界、维护治安的武力，并将界外近山土地拨给屯番作为养赡埔地自垦自耕，拨充屯番粮饷。官府再度丈量及分配界外土地，乾隆55年(1790)釐定新界，是为绿线。〈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提到，“兹据台湾镇、台湾道等请以此次清查归屯地段为准，或抵山根，或傍坑崁，令地方官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碑界，详开年月地方，大书深刻。并称存称原图，从前以红、蓝、紫色画线为界，今即添画绿线，以别新旧。”绿线几乎将台湾西部耕地都划入界内，依照柯志明的研究发现，在旧界（蓝线）与新界（绿线）之间的田园埔地，未必都保留给屯番自耕，也未禁止汉人移入佃耕，甚至有汉人以业户身分持有土地。官府显然已经没有阻挡汉人的界外开垦，进入十九世纪，陆续出现明目张胆的越界开垦，如兰阳平原和埔里盆地。

清末的牡丹社事件和清法战争等外在压力下，清廷必须将内山也纳入统治，开始施行开山抚番政策，于是废除番界政策，成立抚垦局，意图积极开发界外，却遇到原住民顽强抵抗，直到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开山抚番都成效有限，只得黯然退场，于是番界就此定格在绿线。

明治28年(1895)日本台湾总督府施行民政，沿用清代抚垦局功能，设置抚垦署，积极开发山林，颁布“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于是属于清代界外的“蕃地”成为官有地，高砂原住民（生番）瞬间丧失土地权利，从此只能使用官方指定一小部分的“高砂族保留地”（无所有权）。至于清代界内则划为一般行政区，平埔原住民（熟番）与汉人一视同仁，从此丧失其原住民身分；明治37年(1904)废除大租权，熟番连收租的业主权都无法主张。纵使在番界内外熟番与生番各自命运不同，台湾原住民从此都成了边缘的弱势族群。

地图

清代的舆图与番界图都是山水画法，与现代地图的比例尺画法不同。清末出现来自西方人的台湾地图，包括李仙得绘制的〈福尔摩沙岛与澎湖群岛图〉和长老教会的宣教地图，才出现符合比例尺的番界地图。日本时代1913年编制〈五十万分一台湾蕃地图〉在族群分类、部落位置，及总督府布设的隘勇线、驻在所，也有简要而清楚的呈现。从西方人与日本人所绘的地图，反映出清代的番界大抵定格在绿线，仅有局部的小异动。虽然这些现代地图有呈现出番界的概况，可惜都是小比例尺的地图，无法深入探索番界各地区、各区段的详细面貌。在番界遗落两百年后，才终于出现重新揭开番界面纱的行动，一场横跨三十年的漫长过程，从起头的田野调查与解析开始，历经档案地图的发掘及档案史料的专研，到当代地图科技的应用，终于可以还原清代番界，在地域社会、土地拓垦、族群关系等诸课题中所扮演的角色。

1988年施添福开始在竹堑地区田野调查，研究汉人散村聚落形成的机制，偶然机会于今之桃园市八德区大安里（大湳庄）羊稠仔，“看到实实在在的土牛沟，它的规模，特别是它的长度，瞬间意识到它可能存在的历史意义。竹堑地区散落一地的砖块（聚落），终于逐渐砌造竹堑地区历史地理发展图像的材料。”1990年施添福发表研究成果，以清代乾隆的番界，将清代竹堑地区分成三个人文地理区（由西而东）─汉垦区、保留区、隘垦区，揭开番界研究的序幕。

1991年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发现一幅番界图，图首有段文字：“图内民番界址，以红线为旧定界，以蓝线为新定界。台、凤、诸三属用红线，原其旧也；淡防属向无通身画界，只山口设碑也，今依新定界用蓝线；彰属则于旧界外间置新界，故红、蓝并用。”根据施添福的考证，此幅极可能是乾隆25年(1760)清釐番界时所绘制（以下简称中研图），这是清代土牛红线、蓝线定址的历史佐证，成为清代台湾番界政策研究的重要史料。

柯志明循著施添福“竹堑地区三个人文地理区”的基础，提出“三层制族群分布制度”，来诠释清廷的族群政治，是此时期卓著的研究。从熟番地权切入，将地权的空间分布，关连到清廷的番界政策及执行，探讨在官方的保护政策的消极与积极之间，如何影响熟番地流失给汉人的管道；并针对中部岸里社熟番为案例，作了细致的分析。施添福在竹堑之后，也将其“地域社会”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清代屏东平原，探讨客家人、福佬人如何进入凤山八社领域；对于不同族群间的空间分布及移动及该地区番界的演变，作了钜细靡遗的铺陈。

201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金卫东来台湾，到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台史所）演讲，介绍并展示一张乾隆朝的大型山水画地图复本，原题名“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以下简称“紫线图”）。如前节沿革所述，缘于汉人争夺界外土地，清廷意识到番界的问题，而进行调查勘界，此图即是乾隆49年(1784)清釐界外埔地后所绘制，并划出紫线番界。此图以乾隆25年(1760)的番界图为底，强调沿山界内和界外地区勘界的成果；图上方并有14,000馀字的四县一厅图说，说明了乾隆25年至49年间番界内外开垦的状况。由于紫线图的重点在番界内外的清丈，虽然海岸和平原的部分比较简略，但是番界的部分相当仔细准确，还原了乾隆25年从红线到蓝线的界外开垦状态，更详细注明沿山的界址与变动。紫线图还来不及被清廷认可定案，不久即爆发林爽文事件（乾隆51年），由于紫线图具体反映事件前沿山开垦的状态及番界线，故成为事件后乾隆55年(1790)清廷所施行番屯制的规划蓝图。特别是当前绿线图未获的情况下，紫线图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因此在获得此地图后，中研院台史所特别组成工作坊，来解读及研究“紫线图”，四年后出版“紫线番界：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解读”（以下简称“紫线书”），成为台湾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紫线图出土补充乾隆末年番界开垦状态，提供更多界外私垦的细节，让柯志明补足“三层式族群空间体制”，从红线的肇始、蓝线的落实、紫线的过渡、到绿线的转化，番界演变过程终于有完整的轮廓。柯志明继续过去的研究基础，充分运用其解读史料的能力，针对紫线图番界内外各地区，以土地连结到人事，来述说汉人各阶层、熟番各社群之间多元族群互动的精彩历史故事，写成番界开垦史的“熟番与奸民”三巨册，为台湾历史书写树立一个里程碑。柯志明还运用中央研究院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GIS中心）的“台湾百年历史地图”[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将番界图的研究成果叠合到现代地图─“乾隆台湾番界”图层（全称为“乾隆台湾番界地理资讯系统”，以下简称“番界GIS”）；并将清代老地名连结到当代聚落，提供给研究者可按图索骥。

紫线图另一重要资讯是，乾隆末年番界开垦状态，有当时官方土地清釐的成果。因此，前面提到的紫线书，整理了乾隆49年(1784)各厅县（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彰化县、淡防厅）的界外侵垦和界外准垦土地，将各块土地的座落、面积甲数、垦户名和所属番社，整理成表格。另外，紫线书也分别针对各厅县的原图的图说文字，以印刷体重新排版作对照，以及解读其内容和地名所在；地图的部分，包括重绘地图且图中文字改以印刷体呈现，很容易与原图对照，并附上现代GIS地图，并标出番界线和所有出现的地名。紫线书将原图庞杂的资讯有效地摊开到读者眼前，很容易阅读及查阅。

2013年出现一幅长卷轴番界地图（这是旅法侯家的收藏，可能购自法国旧书摊，来源已无法追踪。），卷轴上贴有题笺─“御制平定台湾□□地理指掌全图”（中间两字脱漏，以下简称“御制图”），从纸质和内容来看，是真品无误，于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开研究，经判读、转译后成书出版─“十八世纪末御制台湾原和界址图解读”（以下简称“御制书”）。研判这幅地图的内容，所描绘的番界是介于乾隆46年至52年间的最新状态，虽然只画红线与蓝线且没有紫线，与紫线图的红蓝线非常相近，两者是可用来互相交叉比对的史料。御制书的主要内容是，将御制图的所有地名，加以转译到现代地图，并且制作表格，与中研图、紫线图的地名作对照，也提供今址作参考。

二十一世纪资讯与网路科技，给历史人文带来新工具，柯志明利用现代的地理资讯系统，将乾隆台湾番界不同时期的红线、蓝线与紫线，套入现代地图，如前所述的“番界GIS”；除此之外，柯志明还利用日本时代地籍图套叠现代GIS地图，并配合实地勘查，考证并确认乾隆25年官定的“清釐台属汉番边界地图”上标示及注明的16处土牛沟位址。综合紫线书、御制书和番界GIS，可追溯康熙61年界碑、乾隆25年红蓝线到乾隆49年紫线，由旧地名到现址可相互参照，揭露各段番界不同时期的面貌。

设施

随著清代地图陆续出土，每一块拼图都有助于拼出满清时代的社会图像。由于番界绿线图尚未出土的情况下，目前紫线图（乾隆49年/1784）最能呈现清代番界政策的总成果，且具体反映了当时的政策规划状况；较早的中研图虽有缺漏，仍多少反映了红线（乾隆15年/1750）、蓝线（乾隆25年/1760）时期的状态；御制图绘制时间推测在这两幅地图之间，可补充红线、蓝线变迁的过程。综合这三幅番界图可观察到番界上的设施有：界碑、土牛、望楼、隘寮，这些设施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随著番界上局势的演变，清廷在政策不断地修正补充下，逐步建置番界设施，付予所需的边防功能；而且随著台湾由南而北的开垦进程，番界设施的布局会因地而异，并非同时实施且因地制宜。

康熙年间的开垦政策相对消极，在朱一贵事件后，只是划界立碑、隔离生番。随著开垦范围扩大引起番害，雍正年间虽然仍以划界隔离为止，但增强法律手段，“更定严例，划定生番界，不许番民出入贩卖物件”；若有违反，“置以重典”，以期能明确归责于民或番。既然定了界线、有了刑罚，就需要巡逻稽查来执行。由于台湾兵力有限，官府不得不善用民间丁壮；乾隆9年(1744)以前，当时民壮系由巡检带领，巡察沿山、沿海地带；由于汛兵仍不敷分拨，在乾隆9年12月(1745)福建布政使高山密奏“台郡民番现在应行、应禁事宜”，奏准之后番界事务有更具体的措施。台湾官府可能就此开始实施，“请令该处营汛弁兵、各土目、通事，加谨巡察。”不久之后，朝廷认为划界一事，台湾府虚应故事，要求进行勘界，当时基于“民番接壤之地，原无关隘可以限制，不过就山麓草埔，意为区划……必按山川之形势，视道里险易，扼塞居要，使汉民实有不能偷越之势。”此议似成为接下来依地理形势做为划界的原则，首先划定红蓝线，并依地形顺势立界碑、筑土牛。乾隆19年(1754)“今岁镇、道督令文武馀生番出没隘口多搭寮舍，拨熟番防守，复于附近安设弁兵监督，以熟番防生番，以官兵制熟番，使不致互相勾结为患。”这可能是熟番守隘自此开始施行于各地，各地设隘并非同时施行。自此之后，清廷的番界政策逐步迈向制度化，乾隆49年(1784)紫线以前官府的作为，有助于了解番界的演变过程。

乾隆40年至43年间(1775-1778)担任台湾知府的蒋元枢留下珍贵文献─“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以下简称“蒋图说”），记录了任内的建设。其中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图说”，虽然是属于凤山县的隘寮建设，但这是有具体隘寮规制的宝贵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番界设施的布局；蒋图说中另外还有全台湾各县厅的望楼建设，这是更早就有的防御设施。蒋元枢建设的时间是落在红蓝线与紫绿线两时期之间，不仅建置了番界上的硬体设施，强化番界的边防政策；另一方面，这些施政也影响到番界内外的土地利用及族群关系。以下利用蒋图说并配合前节的番界图，来呈现番界上的诸项设施，包括望楼、隘寮、通事寮、土牛和界碑。

清代于贴近生番隘口或民庄，设立望楼，由熟番与汉民轮流前往巡察，已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建议设置望楼的官方文献，是乾隆11年(1746)。望楼不只建于番界，蒋元枢将其纳为全台防务建设的一环，选择地势险要、僻路旷地、或依山傍水等处，兴建作为防御设施。依照蒋图说，全台望楼建设总共有：台湾县26座、凤山县18座、诸罗县51座、彰化县48座、淡水厅25座（未说明此为新建或改建）。台湾县、凤山县和诸罗县的望楼规制：“四围筑石围墙，各高八尺环雉堞，中设望楼高五尺馀，楼下各盖草寮以避风雨。”彰化县的望楼：“周围石墙各高丈二，中实以土砌砖楼于其上，较台凤诸三县更称完固。”淡水厅望楼“规制更胜于彰邑，而派丁轮巡则与各县同。”望楼是番界上的较早的设施，例如枋寮隘望楼。在番界图上的望楼图案，有些是单独出现，有些则是与隘寮名称搭配汉人民居图案并立，都表示这是属于防御设施。

隘寮是更完备的防御设施，在各幅番界图中的图像，有的是砖石或木栅所围的民居，有的是民居与望楼并立，也有只绘望楼图案者；不同图案有可能是表示不同的部署（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沿用不同绘制阶段的图层）。最早出现隘寮可能是在乾隆19年(1754)前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有提到“北路一带，每岁秋冬之间，内山生番逸出焚杀，为害商民，今岁镇、道督令文武于生番出没隘口多搭寮舍，拨熟番防守，复于附近安设弁兵监督，以熟番防生番，以官兵制熟番，使不致互相勾结为患。”清代隘寮的设置可能就由此开始。

依照蒋图说所言，在他上任前凤山线段番界已有隘寮，推估大约建于乾隆19年(1754)至乾隆42年(1777)之间。乾隆42年(1777)蒋元枢所推动的番界改革规划，与之前不同的是，为熟番建造住屋，并付予免税旱园耕种，有建立永久庄社的意图（也有可能有些是既有庄社）。根据蒋元枢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图说”，于凤山县番界所兴建的隘寮，“除旧有之粪箕湖、巴阳庄、新东势等四隘，仍照旧址改建外，其山猪毛隘移于双溪口、武洛隘移于佳腊埔、枋寮隘移于毛狮狮，并添建大路关、毒口溪等三隘，新旧共计十座。……外则砌筑石墙，阔五尺、高八九尺及一丈不等，周围约计一百二十丈及一百四五十丈不等，中盖住屋五六十间，亦有八九十间者，俱照社番居屋建盖，仍拨凤邑所辖之阿猴、武洛、上淡水、下淡水、搭楼、茄藤、力力、放索等八社熟番住守，并按地势之险夷，酌派番丁之多寡，连眷同居，以坚其志，附隘埔地，听其垦种，以资衣食，分立界址，以杜占争。”如此庞大的聚落建设，经费来源并未在文献留下记录，但是图说有提到“衿民乐从，捐银输料，争先恐后”，亦即有民间捐输，此讯息透露出番界的土地开发可能有经济利益。

在历史上的清代隘制经常会与熟番连结，但是不能忽略不少区域早有汉人开垦，官府也有利用汉人防守边界的作法。在蒋元枢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图说”中画了五座汉人“通事寮”，而且画在界外。蒋图说有提到，另建通事寮房六所（于界外），“周围以木为栅，栅内盖屋四五六十间不等，令生番通事携带壮丁守御，与熟番互为声援；又令近山居民大庄则设望楼二座，小庄一座，每楼派三四人，日则远眺，夜鸣锣柝，每月自朔至晦预期泒定大书望楼之上以专责成，如有生番踪迹，即行鸣锣各庄闻锣互相救援。……明订生番交易日期，则透漏自绝，实于杜绝生番之中，兼寓防奸除弊之意。”当时已有庄勇与官兵共同防守番界的作法，这固然是要以民间力量弥补官方兵力不足；不过，在番界上设隘的目的，与其说是与生番攻防的战线，其实更像是汉番交易的通道。整体番界边防布局的构想在蒋图说中也有说明，“既分地以裕隘番口食，复竖界以息隘番纷争，番散难驭，设隘首以归约束，丁众难防，住通事以专稽察，且稽察汉奸牵娶番妇，则诸弊可杜。”官府提供经济诱因，搭配适当的管理措施避免动乱，来达到官民合作边防的目的。蒋图说是目前所见清代番界边防布局最深入的描述。

蒋元枢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图说”也有提到土牛：“从前虽以山根溪沟为界，但山形起伏不一，水沟冲徙无常，日久恐有混淆，应照北路规制，建立土牛，俾民番永遵。”由此可见，土牛是从北路开始辟建，为解决当地界外私垦问题。乾隆23年(1758)官方开始查勘北路的彰化县和淡防厅“原定旧址，并民人侵越私垦处所”，针对界外已开垦的土地，若是“迫近生番”则划为界外；除非是“无生番出入”之地才划入界内；土地如果被划为界外，民人田园需立即迁入界内。当年淡水厅和彰化县田园、埔地遭划出界外者，包括拳头母山官庄的内凹、暗坑仔、七张犁、五块厝、内湖、雾里薛埔等处和水沙连的清水沟，都是距生番20至30里不等，此距离可视为“迫近生番”的标准。

乾隆26年(1761)终于完成土牛界线工程，即习称的蓝线。彰化县的土牛“于车路、旱沟之外相距不远，把各有溪沟水圳及外山之根，均离生番所居内山五、六十里不等，向无生番出入，堪以永远划界。其与溪圳不相连接处，则挑挖深沟、堆筑土牛为界，永不致再有侵越”；淡水厅则“酌量地处显要，于依山傍溪之处，即以山溪为界；其无山溪处，亦一律挑沟堆土，以分界限。”依照柯志明换算结果，官定沟牛的构筑标准：沟宽3.84 公尺，牛阔3.2 公尺；利用现代地籍图推估，构成土牛的间隙地横宽可达8公尺，沟宽可达4公尺，但遗迹的实际宽窄不一。官府明订界线后，“凡淡水厅、彰化县二属逼近生番内山之各地方悉行划出新界之外，其田园埔地尽皆退为荒埔还番，听该番自行管业，永不许汉人贌垦及巧借雇工名色招徕汉人代为耕种”，于是形成熟番专属中间地带，即是后来划为熟番守隘的养赡埔地，大多位于蓝线与紫线之间的地带。

上述的土牛其实都未标在各幅番界图中，只有御制图在凤山县番界有标出土牛。乾隆46年(1781)有奏报，依蒋元枢的建议，按照北路规制，南路土牛沟与隘寮完工：“应行添建改设各隘寮木栅共十六处，同应筑土牛八十一座，及挖挑宽深溪沟，督饬各委员赶办完竣，业已拨番分住，给地垦种。”在紫线图中凤山县并未绘出土牛，或有可能紫线图的重点在清釐界外土地，因此省略了凤山县新完成的土牛；又或者凤山县的土牛并未完成，御制图所呈现只是规划。无论如何，由于没有其他地图与文字佐证，现地也找不到遗留，目前尚无法考查凤山县番界的土牛之位址、长度及规模。

从黄叔璥的界碑，过渡到红蓝线的土牛与隘寮，最后到紫绿线的番屯，番界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康熙61年(1722)的番界线仅立石为界；乾隆15年(1750)定界的红线（由凤山县到彰化县）沿用康熙年间的界线，由南路凤山县往北只划到彰化县；乾隆25年(1760)的蓝线，在彰化划出新界线，彰化县以南的红蓝线相同没变，彰化县以北则只有蓝线。这是从紫线图中可以观察到红蓝紫线的情况。如果再看紫线图上的番界址：只在中南部的红线所标的是“界碑”，只在中北部的蓝线所标的则是“旧定界”，而紫线则标为“新定界”。紫线图是以过去的番界图为底图，所以各县厅的格式不一，例如诸罗县就只有标“界址”二字，未注明地名。可能此时界碑已不是划界的主要工具。由于紫线图专注在清釐土地，包括蓝线与紫线之间及界外的土地，所以仅针对蓝、紫线标出旧、新定界。图中的红蓝线或许并非当时制图的重点，仍可供我们参考，配合其他史料作交叉比对之用。或许蓝线时期（乾隆25年）以后，土牛与隘寮逐渐成为辨识番界址的主要地貌。

18世纪初左右之清乾隆时期，由于福建与广东省东部开发已饱和，大量闽南人和客家人移民蜂涌来台，与高山族原有碑界已经不能区隔汉人与原住民的边界，整个民族界线已经向东方移动，清朝衙门决定另加以新的天然山川为新界线，又在交通要冲而山川不明显之地另外“挖沟推土”方式，构成新的原汉界线，这便是“土牛红线”。土堆俗称“土牛”，加上深沟，故称为“土牛沟”。除此，又因地图上，常以红线延伸其土牛沟所设置区域，因此又称为“土牛红线”，简称“土牛线”。在台湾，也有多处地方直接以土牛作为地名，代表乾隆早期位于土牛界沿线。土牛界线做为分界的原初构想，以西为汉人、以东为归化的平埔族、再往东自山脚起则为未归化的族群。乾隆时期，土牛界线随著汉人的拓垦资及清廷的开放，曾多次调整，所以在1750年画出红线后，乾隆中晚期，1760年另外又画出“蓝线”、1784年画出“紫线”（紫线只见规划，未曾定案）、1790年画出“绿线”来取代土牛红线。而往内山移动新画出的界线调整为以西为汉人、归化的平埔族与移住的屯番。^:47-49到了嘉庆年间以后，朝廷不再画线，汉原界线往往另以台湾各地“隘勇线”取代了前述的各条旧界线。台湾清代的土地拓垦系由南而北展开，各地区的原汉互动关系，会与当地土地开发深浅状态和人员投入多寡热度有关，而官府的番地政策也因应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而逐步调整，于是各县厅有不尽相同的发展历程，例如隘寮和土牛反而在北路先于南路施行。以下就各县厅来看番界的变动以及设施的建置状况。此段由台湾番界并入。

今台湾桃园市杨梅区或台中市石冈区等地仍可见土牛界线遗迹。另外，许多地名且与土牛界线有关，如：新北市土城区、桃园市平镇区土牛沟、新竹县竹北市隘口里、苗栗县头份市及西湖乡、台中市石冈区土牛里、台中市东区十甲里及东信里也有土牛的地名。 关于土牛沟的现址考证方法，另有学者李宗信，利用日本时代的土地申告书与GIS软体进行地理编码(GEOCODING)，取得更精确的现址考证论说。此段由台湾番界并入。

纪事

台湾清代的土地拓垦系由南而北展开，各地区的原汉互动关系，会与当地土地开发深浅状态和人员投入多寡热度有关，而官府的番地政策也因应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而逐步调整，于是各县厅有不尽相同的发展历程，例如隘寮和土牛反而在北路先于南路施行。以下就各县厅来看番界的变动以及设施的建置状况。

凤山县

凤山县的番界位址，大抵沿著现在屏东县的沿山公路（185县道）西侧，由南而北沿路经过枋寮乡、佳冬乡、新埤乡、潮州镇、万峦乡、内埔乡、高树乡到美浓镇，以楠梓仙溪为凤山县与台湾县的分界线，溪对岸的旗山隶属台湾县。紫线图中此段番界的格式与其他县厅不同：有密集的界碑、隘寮和望楼之图案，各地点并标出“离山X公里”；御制图更有标出土牛。此段的红蓝紫绿四线大部分段落都重叠，即番界线少有异动，但不意味著番界布局没有变化。

乾隆42年(1777)蒋元枢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建设（参考前节），将原有的无居所六隘，扩增成十座且兴建隘寮住所。李文良观察到，其中枋寮隘本为放索社把守，移建于毛狮狮却交给茄藤社；其实后来的紫线图中枋寮隘望楼依然存在，枋寮始终都是放索社的势力范围；而茄藤社很可能早就在毛狮狮那片土地拓垦，才有此安排。另外，蒋图说的毛狮狮隘与紫线图未出现的茄藤埔隘，都画在放索社的南边；而在紫线图中，毛狮狮隘又与新出现的加匏朗隘并排，移到偏北的万巾庄隘南边。苏峯楠观察到，毛狮狮隘与姜埔林隘无论是隘丁数和垦地都是此区域最多的，所以此期间的变化隐含著番界守隘的更新调配，甚至可能是因应越垦行为所作调动。因此，凤山县番界看似红蓝线重叠没有变动，其实在社群移动开垦与官府调整守隘配置之间可能有关连，甚至各番社群间可能有此消彼长现象。以下再从凤山县番界上的设施布局，来观察凤山八社从红蓝线到紫绿线时期的过程。

从红蓝线（乾隆25年）到紫线时期（乾隆49年），凤山县番界已逐渐形成聚落。虽然原有的枋寮隘被毛狮狮隘取代，但是枋寮隘望楼却仍出现在紫线图中，枋寮已经由守隘发展成庄社。清代台湾沿山地区的“隘口”做为治安防守的功能，大都位于河川从山区进入平原的位置，而非深入番地山顶制高点（如日本时代的隘勇线及其驻在所系攻击前进作用）。清代设置边防的“隘口”位址，出现在官方文献的经常是，例如“枋寮口”（士文溪谷口）、“双溪口”（口社溪注入隘寮溪处）。清廷于台湾番界设隘寮及望楼作为边防功能，在经费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由“庄民与熟番共相守御，而文武员弁各督兵役，梭织巡查”，成为地方治理的作法。然而凤山县的“隘”与其说是临时性的边防驻军，其实更像是将聚落建置成防御体系，无论是强化既有聚落或建立新聚落，似有拓垦的意图。这套“隘制”模式还运用到紫线时期的番界土地规划，后来发展成紫绿线的番屯制。

施添福在紫线图出土之前，已针对屏东平原番界的建立及演变过程，作了详细的考查，以下搭配紫线图，来说明凤山县番界的演变过程。康熙61年(1722)立石划界封山，屏东平原近山有19处，此时禁止汉人越界，不过此界线却绕过客家义民已垦地，同时又切断客家在武洛溪以南继续发展。雍正2年(1724)官员曾积极进入界外，招徕生番归化，总共招徕山后65社愿附版图；雍正3年下半年起，却发生多起傀儡番出山扰害事件，地方官员动员番壮进剿，但雍正帝认为根本之道是，应该避免族群混杂。雍正7年官府“照原立石碣，督令裁插莿桐、莿竹”，将“立石”扩充成“竹界”，成为全台第一段实体番界；自此以后，直到清末开山抚番，未再出现大军入山剿惩生番的事件。雍正12年还拟定更周全的办法，严格审查入山工匠身分、人数，明定伐木数量和运出额数，同时与生番“公平讲定价值，或需银两、或需盐布，任番所欲，照数给发。”雍正7年所施行的划界隔离政策，即放弃剿抚，改成为以明确番界线，防止生番或汉人越界。

雍正10年(1732)北路的大甲西社事件，南路吴福生乘机竖旗造反，官方借用客家民团平乱，于是乾隆元年(1736)官府允许义民林丰山等招佃入垦界外弥浓河谷平原（今高雄市美浓区），但需付给熟番垦底银做为条件；此安排导致了康熙61年(1722)原定边界向东推移，这是屏东平原在乾隆55年(1790)绿线设屯前，唯一的番界移动。乾隆初期喀尔吉善担任闽浙总督时，彻底执行族群隔离政策：乾隆11年(1746)为了抑制客家势力“连结亲故，侵夺番地”，奏请“将携眷过台之处，勒限一年，永行停止”，避免其继续扩张；乾隆12年致力于清釐边界，全岛立界共73处，其中有43处位于屏东平原，开始全面性的划界隔离。乾隆15年止所确立界址，即为红线，屏东平原的番界未有变动（蓝线时期所清釐的番界区域都不在屏东平原），亦即凤山县的蓝线与红线相同。

乾隆19年(1754)前后，喀尔吉善有提到“北路一带，每岁秋冬之间，内山生番逸出焚杀，为害商民，今岁镇、道督令文武于生番出没隘口多搭寮舍，拨熟番防守，复于附近安设弁兵监督，以熟番防生番，以官兵制熟番，使不致互相勾结为患。”隘寮的设置就此展开。乾隆22年喀尔吉善故世，会勘民番界址及清釐台属边界的工作仍持续进行；乾隆26年在北路开挖土牛沟和堆筑土牛。此期间南路屏东平原究竟何年开始以熟番守隘，目前出土的文献尚无答案；依据《重修凤山县志》对乾隆25年疆界的描述，屏东平原番界由北而南的地点：旗尾溪、弥农山、中坛庄、龙肚庄、龟仔头、阿拔泉、大泽矶、大路关、高朗朗、槟榔林、加走庄、粪箕湖、枋寮；沿著这条番界东侧，乾隆20年以后，陆续派凤山八社，进入冲积扇带，在谷口附近搭寮守隘。此一连串措施令凤山八社进入客家地域东侧的冲积扇带守隘，也使得客家难于向东扩张，只能困守在康熙末年所建立的固有领域。乾隆40年蒋元枢任台湾知府所施行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已如前所述：屏东平原沿山一带，广建隘寮，派拨凤山八社携眷同居；并配给隘埔，让其自耕自食；逐渐形成平埔熟番新聚落。

针对乾隆49年紫线图的隘寮布局，施峯楠比对紫线图与蒋图说，前节已有讨论，十座隘寮中有异动的是毛狮狮隘、加藤埔隘、加瓠朗隘等三座隘寮，在蒋图说（乾隆42年）中前两者皆在最南端，即姜埔林隘南方，约今屏东县枋寮乡新开、天时、内寮、隆山等村一带。在紫线图（乾隆49年）中，毛狮狮隘移到万巾庄隘与粪箕湖隘之间，而加藤埔隘不见了。根据紫线图的图说，毛狮狮隘由茄藤社把守；苏峯楠认为，原先蒋元枢规划由枋寮隘移建的毛狮狮隘和加藤埔隘，皆由茄藤社把守，后来两者整并合一，往北调整到同样由茄藤社把守的粪箕湖隘北边，而凤山县番界的最南端则变成由姜埔林隘防守，毛狮狮隘与姜埔林隘或多或少有继承消失的加藤埔隘之员额。另一个新增的加瓠朗隘与其北方的万巾庄社都是由力力社把守，亦即力力社往南增加一座新设隘寮。从蒋图说到紫线图的差异，反映出此期间官府所作的调整。

乾隆51年(1786)林爽文事件后，清廷实施番屯制，挑平埔熟番四千名为屯丁，并将界外土地拨给屯丁作养赡埔地；乾隆55年正式实施。其中南路屯的放索社大屯、塔楼社小屯和新港社小屯，由凤山八社和台湾县的新港社、卓猴社和大杰颠社等11社组成，共有屯丁一千名。施添福整理出，凤山县内的屯丁组成及其分配的养赡埔地之所在和面积[1]，这些土地大都分布在屏东平原沿山地带。紫线图所清釐出来的界外私垦地，分成界外禁垦和界外准垦两部分。施添福的整理系运用日本时代的调查资料，来推测清末（十九世纪末）的地权状态；紫线图是乾隆49年(1784)清釐土地的结果，两者所涉及的地区应该在同一区域，但是两相比对，无论是地名或土地，其中仅两笔相同，其他很难一对一对应，落差很大，还需要更多研究。从乾隆42年蒋元枢的隘寮布局，继而乾隆49年紫线图的土地规划，最后才成为绿线时期的番屯区。紫线后发生林爽文事件，之后推动番屯制时，至少界外禁垦土地有作分派，此即绿线；又经过了百年，期间此区域应该还有不少变动，才成为日本时代生番界的起点。

台湾县

台湾县的番界位于古称罗汉门的地区。康熙61年(1722)的朱一贵事件，罗汉内门（今高雄市内门区）是反抗分子的主要藏匿地区，事件后清廷驻扎重兵，并将原驻台湾府城的台湾县丞移驻此地，做为台湾县边区的行政中心，于是发展成凤山县与诸罗县的交会地带，使得此段番界可说是特例。在红蓝线时期的番界界址只有九荆林和澹水溪墘，以罗汉外门（今高雄市旗山区）的淡水溪（楠梓仙溪）为界；而位于淡水溪西岸的内门旗山北半部，则因应朱一贵事件而被划出界外，包括西边的二仁溪也在禁垦之列。但是进入乾隆后期，开垦区域已分别由二仁溪和楠梓仙溪流域的各支流往上游扩张，番界遂沿溪往北、往东移至紫绿线界。

罗汉门清代初期原属于诸罗县。此地区系由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区）往东越过新化丘陵后通往内山生番地的要地，成为护卫台郡的边防要地，往北可通诸罗县的大武垅，往南可通凤山县的阿猴林。康熙61年(1722)的朱一贵事件，罗汉内门是反抗分子的主要藏匿地区，雍正初年官府派汛兵50名驻在内门的内埔庄。雍正3年(1725)由于从诸罗县治出发至此，沿途经常“夏秋水涨，坑堑皆平，则迷津莫度，与诸邑声息隔绝”，奏准改归台湾县管辖；雍正9年鉴于罗汉门僻处台湾县边区，形势日益紧要，于是将原驻台湾府城的台湾县丞移驻罗汉内门；雍正11年，罗汉门西方大岗山一带发生吴福生事件，乱事平定后增强防务，由“千总一员带兵八十名驻防罗汉门”，与移驻的罗汉门县丞，其衙门和营盘皆设于中埔和观音亭附近（今高雄市内门区观亭里）；直到乾隆54年(1789)裁撤县丞为止，内门人口并不足以构成街市，却形成罗汉门人口与资源汇集的地区，成为培育出“八秀才三贡生”的文教中心，形成汉人聚集地区，原居于此的大武垅社群逐渐往南移住蕃薯寮（罗汉外门，今高雄市旗山区旗山）。

乾隆51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罗汉门县丞署被攻破；事件后，清廷于内门东边的外门添设蕃薯寮汛（今旗山），将原县丞改置巡检（今高雄市内门区观亭里衙门口），内门经过六十年发展，已成社会治安稳定的边区。而罗汉外门蕃薯寮一带日渐开发，汉番、闽粤争执日多，于是清廷于嘉庆15年(1810)将罗汉门巡检移驻蕃薯寮，取代内门成为罗汉门地区的形势要地。基于此历史背景，罗汉门在官民合力经营下，发展的顺序是：先从内门南半边开始发展，接著往东南边推展到旗山，然后各自再沿著溪谷上游往北发展，到了紫绿线时期，今之内门和旗山遂全境都划入界内。以下分成西边的二仁溪和东边的楠梓仙溪流域，分别叙述从红蓝线到紫绿线的变化。

先看罗汉门西半边的二仁溪流域（今内门区西部）。根据《台海使槎录》的〈番界〉，当时台湾县的番界红线立石处只有淡水溪墘（台凤交界的淡水溪，今楠梓仙溪）。进入乾隆年间才陆续立界碑，苏峯楠从乾隆20年官府的示禁碑：“本县勘详，东方木、烧庚寮一带，与内门之头二三重埔及龙潭口，金交椅等处埔地（以上位于今内门区北半部），一体禁恳，仍于外门大崎脚之北、六张犁山顶（位于今旗山区永和里）、幷蕃薯寮庄之附近淡水溪，与凤邑之旗尾山禁地相对处所，内门新兴庄之北，与头重埔接壤地方，补立界石，永远重禁”；将此碑文与“紫线图”红线上的“界址”比对，分别是位于：大崎脚北边（与六张犁隔口隘溪相望）、蕃薯寮庄东淡水溪右岸（隔楠梓仙溪与左岸旗尾山对望）、新兴庄北边（隔二层行溪接壤头重埔），此外紫线图还有一红线上的“界址”在檨仔脚（今旗山区大山里一带），则未出现于示禁碑。这是罗汉内门红蓝线时期的番界线。此段红蓝线将今内门区和旗山区的南半部划入界内，亦即从今内门区三崁店往南，沿著今台3线省道，直到旗山区市区南边的旗山桥边，以西皆属界内。

乾隆33年(1768)黄教事件，新港社土目大里挠、大里观、机振芳等集聚番丁，协助官军剿捕抗官份子，途经罗汉门界外乌山脚三重埔一带，知府认为是藏奸出没之处，新港社大里挠等“遵谕，经以集聚星散社番，在地设栅堵御，剪除荆棘，开辟种作，以资口粮。”事件后乾隆35年，此地区即罗汉内门之头二三重埔、文果林、水蛙潭等处（今内门区西北部），该处埔地，例听新港社熟番耕作，不许汉民私垦。”大里挠后来改汉姓为“戴”，乾隆55年清廷设番屯时，其子戴光位以“曾经打仗出力，素为番众悦服”，被举充为南路屯把总，兼辖放索一大屯、搭楼、新港二小屯。头二三重埔于今内门区北半部的中埔、内丰、三平、木栅、永吉等里，新兴庄位于内门区内门里三崁店一带；依照紫线图的图说，内门木栅北方的浔仔寮（今台南市南化区东和里）一带也划归新港、卓猴二社，南化区的菜寮溪流域六村，在紫绿线时期，一并纳入紫线界内。

再来看东边的罗汉外门楠梓仙溪流域。在康熙四十年代以前，“罗汉内门、外门田，皆大杰巅社地也”；从康熙后期到雍正年间，大杰巅社民逐渐往外门集中。官府为了安置大杰巅社民，乾隆27年(1762)，官府授权大杰巅社利用把守六张犁隘口，取得恳耕番界一带荒埔的权利，包括口隘、中隘（今旗山区中正里）、尾庄（今旗山区大林里）及沟坪溪流域（今内门区东北部）。[4]

“紫线图”在台湾县有绘出四座望楼，苏峯楠由地方志书获得其设置缘由：“乾隆三十一年，知县赵爱议详：向来罗汉内门牛稠仑、更寮仑，及外门土地祠崎顶，并六张犁山脚，共设望楼四处。今于牛稠仑、更寮仑适中之石门坑，添建火砖望楼一座；又将六张犁、土地祠原筑望楼二座，改筑火砖。仍派大杰巅社番丁带眷重地，驻守巡防。”其中前四座与紫线图一致，设置时间在乾隆31年(1766)以前；当年则扩建火砖望楼，包括新建一座和改建两座，则未反映在“紫线图”。这些由大杰巅社防守的望楼，应属蓝线定界下，拨派熟番守隘的一环。乾隆31年的望楼改建，官府将守隘任务交给大杰巅社民，而非汉人庄民。

乾隆31年，大杰巅社守隘的配置，其中六张犁（范围参考前述）和石门坑（今内门区石坑里，位于二仁溪支流）原位于界外。[5]罗汉门的番界变动，系沿著二仁溪和楠梓仙溪两溪往上游支流往北发展：内门西半部二仁溪上游的头二三重埔已如前述；由内门东半部进入二仁溪上游东门溪的石门坑；由旗山（罗汉外门）口隘溪上游沟坪溪的田螺堀（内门区永吉里）；由旗山跨过口隘溪往北沿楠梓仙溪右岸的六张犁（与左岸凤山县月眉庄皆划入紫线界内，今杉林区月眉里和月美里），今台21线省道跨楠梓仙溪的月眉桥大约是台湾县番界的北端。台21号省道继续往北即沿著楠梓仙溪左岸，到达最北端芎蕉脚（今高雄市甲仙区甲仙），此段属于诸罗县的番界，整个楠梓仙溪中游的开垦已越溪至东岸河阶地，开发抵达山脚（属于玉山山脉延伸的内英山脉西麓），新订为紫绿线番界。

关于红蓝线与紫绿线之间的土地开垦，林玉茹研究“紫线图”发现，台湾县的界外开垦是由汉人与熟番同时展开，但汉人取得绝大优势，垦成田园大约是熟番的三倍有馀。熟番是以大杰巅社和新港社为主，且集中于六张犁（高雄市旗山区）、头重埔、二重埔及三重埔（高雄市内门区）。台湾县的新垦区共有8笔，即番界由红蓝线往东推向紫线的区域，是由六张犁到浔仔寮的区域，大概从今高雄市旗山区北边到台南市南化区，台21线和台3线的沿线聚落；偏东边内山的旗山溪流域上游、沟坪溪流域，即高雄内门区南部和东部、旗山区北部、杉林区等六笔新垦区，全属于大杰巅社社域；二仁溪上游，即高雄市内门区的头重埔、二重埔及三重埔及台南市南化区，则是新港社社域。其中，以垦民耕田园是番耕田园的三倍多，且除了六张犁、田螺堀等地之外，汉人都是主力拓垦者。新港社的大里挠则开垦内门的头重埔、二重埔及三重埔，为番业番佃的纯番地权垦地。

根据日本时代明治42年(1909)蕃薯寮厅所作的平埔户口调查资料，罗汉门地区的平埔族，在番界内外各街庄的分布状况，有九成五左右居住在番界外的五个庄头，仅占半成不到的平埔族分布在番界内的三个庄中，可见得番界在罗汉门地区族群区隔的作用显著。

罗汉门地区的开垦行动，并未局限在楠梓仙溪右岸，在楠梓仙溪东岸的山杉林和甲仙埔原属生番地界，在乾隆51年的林爽文事件时，山杉林原住民（称为内优六社，属于诸罗县）为政府效力，部分“出山，薙发化熟(番)，集居于四社山杉林各庄”。内优六社与四社熟番当时皆被划归诸罗县，于下节再述。

诸罗县

诸罗县[1]番界，在乾隆初期的红蓝旧线大致沿著今台3线，到了乾隆中叶往东新开垦的区域，扩张出相当的面积，构成新的紫绿线边界；此新垦区由南而北依序，从高雄市杉林区、甲仙区，经台南市南化区、玉井区、楠西区、东山区、白河区，经嘉义县中埔乡、番路乡、竹崎乡、梅山乡，到云林县古坑乡和南投县竹山镇。（参考“台湾百年历史地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点选“图层：乾隆台湾番界”）诸罗县番界所涵盖的范围大，又涉及到多个不同区域的熟番族群，以下分成几段叙述。

最南段系接续自台湾县，即旗山、内门的部分，沿著今高雄市杉林区台21县省道，跨过楠梓仙溪上的月眉桥以北，分布在楠梓仙溪中游谷地的两岸河阶地，往北直到甲仙区甲仙市区为止。在乾隆中叶以前此区域原是内优六社归化生番的生活领域，因此紫线图的图说将这片土地归给内优社报陞，换句话说，允许内优化番佃给汉人或熟番开垦，于是紫绿线番界推进到楠梓仙溪东岸的山脚。

直到乾隆中叶红蓝线时期（乾隆25年、1760年代），清廷清釐沿边番界都指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界限上的番界，并无私越，番民历久相安；到了乾隆晚期紫绿线时期（乾隆55年、1790年代）的番屯制下，此地区归屯而为新界，期间越界私垦者，可能是熟番，例如南边台凤交界区的新港社（参考台湾县一节），而台诸交界区则是大武垅熟番。洪丽完以“抚番租”来解读熟番与生番的族群互动关系，于楠梓仙溪中游地区，即内优社化番与大武垅熟番之间的业佃关系。“抚番租”的运作方式，例如：由熟番业主抽出议定比例的租税，购买生番地主所需物品，入山招抚；或者“见物则抽”，出佃的化番到租佃的熟番村落带走所见物品的惯习。在抚番租的运作下，生熟番之间同时发展出交易盐、酒、烟等生活用品的关系。这类模式在新移民进入原居民的的生活领域时，以安抚番租做为双方协调后和平相处的代价。

大武垅社群原居于台南市玉井、楠西一带，包括噍吧哖社、(大武垅)头社与二社，木冈社、芋匏社、茄茇社、芒仔芒社和霄里社。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往番界外扩散，到了乾隆末年的林爽文事件，协助官方平乱的有茄茇、头社、芒仔芒与霄里等四社，被称为“四社番勇”，于是“四社番”成为移住的大武垅熟番的统称。大武垅社群往番界外移住地分布相当广：往北有白河区六重溪（于九重溪流域）；往东南的南化区后堀溪流域；再往东越过乌山，到甲仙区和杉林区的楠梓仙溪流域；继续往东越过内英山到达东麓的六龟区，则是属于荖浓溪流域。其中六龟区位于界外，不在本条目讨论之列：白河区的六重溪待稍后的白河区再论。

就玉井、南化、甲仙到杉林一线，大武垅社群的移住地，与紫线图勘丈土地做比对：三埔即头二重埔（玉井区三和里）、北寮即四埔与南寮即五埔（南化区北寮里）、竹头崎（南化区玉山里）、芎蕉脚（甲仙区大田里）、匏仔寮（甲仙区宝隆里）、蜈蜞潭和白水际（杉林区木梓里）、八张犁与十张犁（杉林区集来里）、山杉林与粪箕湖（杉林区杉林里）、旧匠寮（杉林区上平里）、新庄（杉林区新庄里）。此大武垅移住区域，系大武垅越出红蓝线番界外开垦，并以上述的“抚番租”方式与内优社和平共处。在戡定紫线时，官方将其划归给内优社，似默许了此类熟番生番的互动方式，同时也是官府出面保障内优社的权益。

此外，大武垅社往东越界移住到更深入界外的今高雄市六龟区，属于官府还管不到的界外，也是以相同模式进行生熟番间的交流互动模式，成为界外的规则与惯习。此情形等到汉人进入开垦后，熟汉竞争态势升高，特别是刘铭传的清赋政策施行“减四留六”后，忽略了抚番租的原意，以致出现形同双重课税的情况，于是越来越容易产生纠纷。

番界往北来到玉井段，这是是大武垅社群的原居地，乾隆中叶的红蓝线划界，系沿著大武垅社群原住地的东侧，由南而北经过芒仔芒社、噍吧哖社和茄茇社等三个社，亦即大武垅属于界内熟番；此段番界到了乾隆末期的紫绿线，并没有变动。不过，大武垅社群从乾隆中叶到末期，不仅往东南扩散到内优社的社域，已如前述；还越过乌山往西北移住到哆啰啯社的社域（今台南市东山区和白河区），此区域在18世纪陆续有萧垄社和大武垅族群及汉人移入。西部平原的熟番，受到汉人开垦而土地压缩下，有社民往东进入沿山地区移住及开垦的现象，而仍有社民留在原居地，或可解读为熟番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拓展领域的动机；由于平原熟番的往西扩张的影响下，带动沿山的熟、生番也加入这场拓展社域的风潮，大武垅社群即是一例。

此段番界在18世纪康熙末年，黄淑璥的台海使槎录所记的立石地是，“哆啰啯之九重溪、老古崎、土地公崎、下加冬之大溪头”，之后的红蓝线图和紫线图反而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依照洪丽完的研究，老古崎（于今东山区岭南里）和土地公崎（于今东山区林安里）位于十八重溪（今龟重溪流域），最晚18世纪初已有客民以“代番纳社饷”进入此社域，主要村落为大埔庄（东山区东原里东原，又称前大埔庄）；18世纪中叶移入吉贝耍庄（东山区东河里）的萧垄社人，曾有付“山租银”给十八重溪内哆啰啯社的纪录。

东山区北邻是白河区南部九重溪─“十八重溪外九重”（白河区六溪里六重溪，曾文溪流域支流），最晚1760年代大武垅社群溯湾里溪（今曾文溪）进入九重溪流域，形成五个小村落，称大武垅派社；此区即康熙年间立石的“九重溪”，于紫线图中标于硫磺碣山南侧山脚，硫磺碣山与北侧的枕头山皆绘出界外（即今关仔岭地区）。此段哆啰啯番界从红线到紫线期间并无变动。生活于界内一侧的哆啰啯社群，在平原熟番（萧垄社和麻豆社）与沿山熟番大武垅社群移入的空间压缩下，于乾隆中叶（18世纪中叶）往北移住到白水溪流域（急水溪支流），东边关仔岭以东是阿里山社的社域，白水溪流域成为哆啰啯社群最后的落脚处。位于西边清代的下茄苳北堡的大排竹庄（白河区大竹里）是台南市白河区最早的聚落，既是官府控管番地的重要地点，也是军事重地；而位于东边平原东侧尽头山脚、白水溪北岸的埤仔头庄（白河区汴头里），应该是康熙末年番界的“大溪头”界碑立石的地区。

诸罗县的番界，在紫线图图说中，除了前述的南段（今高雄市杉林区、台南市南化区和玉井区）之外，北段其界外则都归“阿里山番”，对应到当今地区由南而北包括：（以下台南市）楠西区、白河区、（以下嘉义县）大埔乡、中埔乡、番路乡、竹崎乡、梅山乡、（以下云林县）古坑乡、（以下南投县）竹山镇等境内东缘沿山地带。“阿里山番剽悍，诸罗山、哆啰啯诸番皆畏之”；虽然汉人也视阿里山社群是剽悍的民族，但是从18世纪初康熙末期汉人已进入阿里山社群的领域开垦，系以如前述的“抚番租”方式，来维持汉番关系。在18世纪中叶乾隆中期的红蓝线番界时期，依照官府说法却是“并无私越”，“番民历久相安”，但是红线番界却划在这些开垦土地的西边，而非东边，直到乾隆末期的紫绿线番界时期才往东移。依照洪丽完的研究，阿里山番租有多种不同形式，包括番食租和大社油香租，可能也有番大租，这个主题仍有待更多的研究，实已超出本条目的范围，读者只要略知诸罗县番界上民间惯习是以此类方式来界定汉番关系；民番相安无事，所以在官府眼中，诸罗县番界似无划定明确界县的急迫性。

阿里山社群中卢麻产社早期的居住地，住在最接近嘉南平原的地理位置，亦即阿里山社群中是最靠近诸罗县治（今嘉义市）的部落，“康熙五十六年，瘴疠死亡甚众，遂徙居于阿拔泉社”。与卢麻产社有关、流传至今的地名有：（以下皆在嘉义县竹崎乡）旧社（升平村）、鹿麻产内埔（内埔村）、新社坑（义隆村）、新社坑溪（塘兴村），分布于牛稠溪的支流─浊水溪和清水溪；另外，在芦麻产旧社北方，此二支流汇入牛稠溪所冲积成的河谷平原，于乾隆中叶(1760)时已发展成市街─鹿麻产街（鹿满村）。其中鹿麻产、新社坑、内埔仔于康熙年间已成为汉人居住空间。由于汉人的垦殖活动进入社域，并带来的传染病，于是部落往内山迁徙，卢麻产社于康熙年间灭社，并并入阿拔泉社。纵然如此，从现存契字可见，其在今竹崎乡境的生活空间如半天藔、内埔村一带，直到光绪13 年(1887)仍是阿里山社收取“番食租”的范围。

康熙61年(1722)立石为界时，卢麻产内埔是立石地之一；然而乾隆中叶番界图和乾隆后期紫线图的红线，都画在金校椅山西边，亦即将鹿麻产内埔及清水溪、浊水溪冲积平原上游划出界外；直到紫线图时期，才纳入紫线界内成为准垦地。另外，今日的中埔乡邻接清代诸罗县城东南边，比竹崎乡更早有汉人开垦（包括著名的吴凤家族），垦地分布在八掌溪支流赤兰溪流域；同样地，在红线时期其大部分土地也都被划出界外[2]，直到紫线图才画在界内。依照紫线图的图说，以下区域“请垦”有两则：“姜母寮，连小地名社寮前、社寮后、竹林脚、崁仔脚、番仔坑、陈臣崎、新庄、沄水溪等（以上皆位于嘉义县中埔乡）…以姜母寮山脚立为新界，归阿里山社番报陞”；“密机庄（台南市楠西区），连小地名大埔庄（嘉义县大埔乡）、石头埔、番仔路、埔尾、啄口（以上位于嘉义县番路乡）、白狗寮、桃仔园、金交倚、金狮寮、阿拔泉、山猪塭（以上位于嘉义县竹崎乡）等处…归阿里山社番报陞，于大埔庄后立定新界。”以上各地之详细今址，请参考林玉茹的紫线书和柯志明的GIS，在此不详列。

沿著番界继续往北，来到今云林县古坑乡和嘉义县梅山乡的浅山丘陵区域，此区的开垦地大都位于北港溪流域的三叠溪上游各支流的河谷地。依照日治初期的调查，清代阿里山番租的分布范围，除了前述的地区之外，还有打猫东顶保（今云林县古坑乡、嘉义县梅山乡）和鲤鱼头保（今南投县竹山镇西部）。此外，有契字还显示大武垅龟丹庄、盐水坑等地（今台南县楠西乡），也是阿里山社收取番食租的范围，属于番界外，在此不论。鲤鱼头保属于浊水溪分支清水溪流域，位处于诸罗县最北段的番界，稍后再述。以下先就打猫东顶保范围内来看，紫线图中的垦地请禁状况及其番界设施。

在紫线图的图说中所列官方清釐的土地中，有一则抄封地原属界外开垦土地：“（以下于今梅山乡大南村）大草埔，连小地名小草埔（今址不详）、南势坑（南势坑）、跌死猴（坑口）、九芎坑（永兴村九芎坑）、（以下于今古坑乡）大湖内（华山村）、尖山坑（荷苞村）、（以下于今梅山乡）新庄（梅山）、黄竹坑（半天村）等处…现在已于翁云宽抄封案内入官估变。”在紫线图中，这些地名旁边皆标有“早经报陞”，属于官府准垦且有征税的红线时期界外土地。乾隆47年(1782)彰化县发生漳泉械斗事件，善后处理后成为翁云宽家族被抄封的土地，嗣后由官府招佃征租，乾隆49年(1784)悉纳入紫线番界内。

在新紫线界上标有“大草埔新定界与新设隘寮”，这是云嘉两县的仅有的三个“新定界与隘寮”之一，前两个是南边的姜母寮和大埔庄。在今大草埔庄东边仍存有一隘寮地名（于大南和永兴两村边界上），在东方不远处，今于梅山乡太平三十六弯的第32湾旁产业道路内，有发现一方乾隆33年(1768)所立的“乾隆民番界碑”，从碑文内容推断涵盖的区域，位于嘉义县梅山乡太平村到云林县古坑乡一带；另外，古坑乡华山村的福华宫前，也有一座由残片拼成的民番界碑，碑石刻字和年代都与梅山太平的完全一样，两碑所定的界址皆“以大山脊分水为界，山前属民，山后属番。”

从康熙末年的立石为界及乾隆中叶红线番界，由南而北的界址：叶仔坑（民雄乡东兴村叶仔寮）、中坑（大林镇中坑里中坑）、梅仔坑（梅山乡梅山）、麻园山脚（古坑乡永光村大湖口）、庵古坑（古坑乡古坑）和尖山（古坑乡尖山坑）（参考“台湾百年历史地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点选“图层：乾隆台湾番界”）；到了乾隆中末叶，界址与开垦地已经往山区推进相当的距离，“大山脊分水”系指位于今云嘉投交界的大尖山，就成为紫线番界的天然界线。”

回到云嘉交界区域西边的红线番界处，对照番界图与当今地图，从古坑到斗六，红蓝线番界上还有“斗六东山”（斗六丘陵；斗六东位于林内乡林茂村）和“尖山”（尖山坑位于今古坑乡荷苞村）两座“生番界碑”，以及紫线图中有一“原碑无存碑痕尚在”文字，但是此二界碑与康熙年间的立石点─“小尖山脚”和“外相触溪口”，似无对应关系。

依紫线图图说，此区域只出现两则“请垦”，其中之一偏在南边：“中坑庄（大林镇中坑里中坑）、直坑后（梅山乡过山村开元后）等处…归阿里山番报陞，均以大草埔山脚为界。”此两块相邻土地皆坐落在浅山丘陵，靠近西边的红线番界边，可能是早期越界开垦的土地，在乾隆49年清釐土地时（紫线定界时），标为“请垦”，并归为阿里山社的番大租。

另一则“请垦”则位于诸罗县最北边：“（以下斗六市湖山里）南势坑（南势坑溪一带），连小地名湖山岩（湖山岩）、枋树湖（枫树湖）、何全寮（今址不详）等处…鲤鱼头山脚为界，归阿里山社番报陞。”这数块土地都坐落在今斗六市东方的浅山丘陵区。斗六门的开发很早，清初（十八世纪初）即已成庄，成为南来北往的市镇，往东越过清水溪进入林杞埔，即今南投县竹山镇；往北越过浊水溪进入旧彰化县，详于下一节。

依照紫线图，由斗六门番界往东推进，越过与清水溪的分水岭─斗六丘陵，隔山东侧的清水溪两岸即是诸罗县的番界最北段，属于清末的鲤鱼头保范围，地理区域进入浊水溪中游及其支流清水溪流域。在紫线图的图说中，此地区有四块土地皆位于今之南投县竹山镇，两块请禁、两块请垦：(1)“军工寮（可能是今竹山镇大鞍里）…该处逼近生番，应请禁垦，以大溪（清水溪）为界”；(2) “加走寮，连小地名二坪、三坪等处…该处逼近生番，应请于三坪山脚设立新界，界外永行禁垦”（可能是今竹山镇坪顶里）；(3)“(以下今竹山镇鲤鱼里) 熬酒桶庄、炭窑、过溪、木瓜潭、诏安寮、湾角潭、(以下今竹山镇瑞竹里) 溪洲、芊蓁仑、东势坑等处…以三坪山根为界，归阿里山社番分别报陞”；(4)“(以下今竹山镇福兴里) 不知春，连小地名柴寮、泉州寮、田仔内(今竹山镇田子里) 、德化寮(今址不详)、柯仔坑(今竹山镇德兴里) 、鲤鱼尾(今竹山镇鲤鱼里) 等处…以鲤鱼头山根为界，归阿里山社番报陞”。以上此区域各地名考证，请参考紫线书。乾隆后期，官府将此区域仍归为阿里山社的领域。

总结诸罗县的番界。除了中间有一段由大武垅（台南市玉井区）、茄拔后（台南市楠西区）到哆咯啯（台南市东山区），红、紫两线重叠没有变动之外，南边和北边番界则大幅向东移动。南边与凤山县接壤处，由山杉林（高雄市杉林区）、芎蕉脚（高雄市甲仙区）到头埔新定界（台南市南化区、玉井区），产生不少新垦区，划为内优社社域，今被归类为南邹族。在诸罗县北半部，在康雍乾年间，汉人拓垦了大量原属于阿里山社生活领域的沿山地区，包括今即今嘉义大埔乡、中埔乡、番路乡、竹崎乡、梅山乡、云林县古坑乡至斗六市，大致是沿今台3线建立汉庄，直抵最北端的今南投县竹山镇的清水溪两岸，接上旧彰化县南界。诸罗县新垦区的民耕田园是番耕田园的十馀倍，特别是阿里山社社域内的垦区，几乎均成为番业汉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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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爽文事件后，1787年诸罗改名嘉义，为了行文方便，以下仍以旧名诸罗县称之。

[2] 此段番界位于今日的中埔乡和番路乡境内。在康熙年间的番界立石有三处：埔姜林、白望埔和大武峦埔；乾隆中叶红线只存两处：埔姜林（今中埔乡金兰村或社口村）、枋仔岸（今番路乡番路村）；到了乾隆后期的紫线，仅有一处新定界及隘寮─姜母寮（今中埔乡触口村）。以上界址的今日位址可参考前注洪丽完的文章和柯志明的GIS“乾隆台湾番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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