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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

发生于1971年的，导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身亡的坠机事件

九一三事件亦稱林彪事件，是自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及國家主席存廢的爭論引發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其副手暨接班人林彪關係惡化後，於1971年9月13日發生的空難。當日凌晨，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林彪的司機楊振剛、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張延奎、特設師邰起良共9人搭機飛離山海關機場，向北飛越中蒙邊境，最終墜毀於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省首府溫都爾汗附近的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蘇布拉嘎盆地），機上人員全部死亡[2]。

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
與涉事飛機相似的另一架三叉戟客機 (注意飛機較低的機翼位置)
事件概要
日期1971年9月13日
摘要有爭議：
燃油耗盡
可控飛行撞地
被擊落
地點 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蘇布拉嘎盆地）
47°38′54.10″N 111°11′37.00″E / 47.6483611°N 111.1936111°E / 47.6483611; 111.1936111
飛機概要
機型霍克薛利三叉戟1E[1]
營運者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
註冊編號B-256
起飛地 中國秦皇島山海關機場
目的地 蘇聯伊爾庫茨克（推測）
乘客5
機組人員4
死亡9
生還者0

失事的256號專機為英國霍克薛利航空公司（英語：Hawker_Siddeley）於1960年代中期生產的三叉戟1E型中短程噴氣式客機，在巴基斯坦國際航空服役期間註冊編號為AP-ATL[1]。1970年，巴基斯坦將該同型號的4架飛機作為還款的一部分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被分配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三十四師作為專機使用，編號分別為250、252、254和256[3]。

事件背景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1971年毛澤東南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存廢之爭
 
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在1970年8月舉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葉群、吳法憲等人聯合汪東興試圖打倒張春橋，但由於毛澤東的強烈反對而失敗[4]。陳伯達被隔離審查，林彪雖未被點名批判，但其集團的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以及汪東興均被毛澤東要求做出檢討[5]。會議後，毛澤東通過各種方式要求林彪作檢討，林彪卻不為所動[a]，兩人的矛盾逐漸加深[7]。毛澤東開始採取「甩石頭」、「摻沙子」和「挖牆腳」的方法對付林彪集團[b]。在1971年2月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毛的侄子毛遠新甚至公開宣稱：「廬山會議是一次『未遂政變』。」[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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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共官方史料稱，1971年3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個計劃」[d]，林立果在上海同其組建的秘密組織「聯合艦隊」主要成員於3月下旬擬出《「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起義」之諧音，即武裝起義。「五七一工程」名稱為林立果所定）之草稿[11]:281。

1971年4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向毛澤東提交檢討後，毛澤東接見了他們並表示：「這件事到我這裡，就算是處理結束了。」但之後毛澤東從熊向暉處得知，1970年「批陳整風」匯報會文件中的黃、吳、李、邱四人的檢討書被軍委辦事組扣下了許多，60多份只發了7份，傳達範圍非常有限[7]。5月1日晚上，天安門城樓上舉行觀燈晚會，林彪原本拒絕出席，後在葉群、周恩來催促下才勉強參加，過程中和毛澤東幾無交流[12]。

1971年8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開始到南方巡視，向湖北、河南、湖南、廣東等地的黨、軍負責人打招呼[e]，批評軍委辦事組及林彪。毛澤東談到「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發言內容明確指向林彪，之後更明確對林彪進行點名，說[13]：「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f]「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個人結論，但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此外，毛批評了地方黨委把他們的決定交送部隊黨委批准的做法，並將以前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口號後加上了「解放軍學全國人民」[13]。

8月23日，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把毛澤東在武漢講的不要讓自己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辦公室主任的內容，透露給林彪侄子林漢雄[15]。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灣對「林辦」工作人員王淑媛說[15]：「寧可逃跑也不像劉少奇那樣被抓住坐牢，實在不行就上山打游擊。」毛澤東的南巡談話內容被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得知，成為「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索。

人物關係

林彪及其家庭成員：

 
林彪及葉群、林立果、林立衡
 
葉群和林立果

林彪集團軍委辦事組成員：

 
左起：李作鵬、邱會作、葉群、吳法憲、黃永勝

林立果「聯合艦隊」成員：

  • 江騰蛟，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空軍政委。
  • 王飛，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
  • 劉沛豐，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
  • 於新野，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副處長、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
  • 周宇馳、劉世英，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
  • 李偉信，時任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
  • 程洪珍：時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

林彪辦公室工作人員：

  • 李文普，林彪辦公室警衛秘書（衛士長），掛職軍委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
  • 劉吉純，掛職8341部隊警衛科副科長，負責協調林彪辦公室和8341部隊，進行保衛工作。
  • 張恆昌、陳占照，林彪內勤，負責照顧林彪的日常生活。
  • 楊振剛，林彪的專車司機。

8341部隊成員：

  • 張宏，中央警衛團副團長，當時北戴河地區8341部隊的負責人。
  • 姜作壽，中央警衛團二大隊大隊長，當時率領160餘名二大隊士兵在北戴河負責外圍警衛，保護林彪、葉群等人的安全。

其他

  • 潘景寅，256號三叉戟飛機駕駛員，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34師副政委。

事件經過

九一三事件的經過存在較多爭議。當事人林彪、葉群、林立果和潘景寅等人均死於空難，因此事件的許多細節無法得知。1971年的10月至12月間，林立衡寫下了一份交代材料《對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後的回憶》，距離事件發生僅有一個半月，該材料對事件的描述較為清晰和準確，並且能夠與其他人員的回憶材料相互印證。因此，一些學者認為該材料具有較高的可信度[17]。

9月13日前

1971年7月17日，林彪、葉群乘坐專列前往中直北戴河療養院避暑，入住96號樓。到北戴河後，林彪閉門不出，情緒低落[18]。

9月5日

上午，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團長吳振宇由長沙抵達武昌參觀。招待會後，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到李作鵬處，將毛澤東接見中南各省負責人的談話內容透露給李。李當即意識到毛澤東講話的矛頭非常明確地指向林彪，感到十分緊張[9]:683。

當晚，在北京的周宇馳打電話給廣州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同舟，得知廣州軍區正在向師以上幹部傳達毛澤東同廣州軍區負責人丁盛、劉興元談話的精神[h]，於是要求顧同舟聽完後向其傳達。23時30分，周宇馳讓於新野打電話給顧同舟，對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做了15頁的記錄[20]:155。

9月6日

上午，李作鵬陪同吳振宇等返回北京。下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人民大會堂同朝鮮軍事代表團進行會談。會後，李作鵬將劉豐透露的信息告訴了黃永勝、邱會作[9]:684[i]。當晚，黃永勝將消息告知葉群[22]。

下午3時許，周宇馳駕駛雲雀直升機從北京到北戴河金山嘴，將於新野記錄的毛澤東同廣州軍區負責人談話要點送給住在57號的林立果[18][20]:155，但周宇馳並未見林彪[18]。

晚上10時許，葉群親自給林立衡打電話，要林立衡和張清林當晚立即去北戴河。林立衡推託身體不好，過幾天再去。葉群說[15]：「你這麼大架子，爸爸請你，你都不來。現在他病得快死了，還沒有見過張清林。見到你們的事定下來了，他的病就會好了。」最終林立衡答應第二天早上前往北戴河[17]。此外，葉群讓林立衡把林立果的對象張寧也帶去，並詢問林立衡能否瞞過邱會作的老婆胡敏。葉群還表示吳法憲夫婦都不知道這次去，讓林立衡不要告訴空軍[21]:1169。

9月7日

早上，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遞交了毛澤東南巡在武漢、長沙的談話記錄稿，並告訴周恩來：「主席要我回北京，只同你一個人談。」並提出，主席的講話要向總理詳細匯報，希望總理約個時間詳談[23]。

上午10時許，林立衡、張清林、張寧、楊森（空軍政治保衛部副處長、負責保衛林立衡）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於中午11時抵達海軍航空兵第五師管轄的山海關機場。12時，林立衡一行到達北戴河療養院，林立衡被安排住林立果住所57號對面的56號[24][18]。去見葉群前，林立果同林立衡談話（周宇馳在場，劉沛豐把門）[17]，林立果說：「現在情況很緊急，昨晚主任（指葉群）要乘三叉戟飛機逃到蘇修去，首長（指林彪）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們硬要我調飛機，我藉口來不及調，推遲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馳從北京找來商量怎麼辦。首長見了周宇馳，抱着他哭，說：『我們一家老小都交你了。』[j]」，「如果我不告訴你這件事，你今天乘坐的三叉戟把你帶到蘇修了，你還不知道呢！」，「現在就是我下不了這個決心，聽聽你的意見，到底跑不跑？」林立衡詢問為何要逃跑，林立果回答：「因為主任幹了很多壞事，怕把她抓起來，在國內呆不下去了。」林立衡表示葉群一貫喜歡造謠，不可輕舉妄動。見葉群後，林立衡將林立果的情況告知了張清林、楊森[17]。

下午2時許，林立衡、張清林、林立果、張寧前往96號見林彪、葉群。見面只持續了十幾分鐘[22]，林、葉稱讚張清林、張寧都不錯。之後，林立果再次找林立衡單獨談話，稱：「主席最近在南方各地，直接找各大軍區頭頭打招呼，要在「人大」之前突然召開三中全會，在會上要批判「夫人專政」，並要把軍委辦事組葉、黃、吳、李、邱都整掉，主席還說事先要絕對保密，瞞過中央。」；「這次連劉興元、丁盛、曾思玉都被主席拉過去了，沒給我透露消息。還是武漢的劉豐透給李作鵬傳出來的，還有廣空司令王璞派人送密信給我」[k]，「總理一貫和稀泥，這次也來告急，說：『現在要保副呀！就怕保不住了。』」林立衡詢問是否能跑成，林立果回答：「這個我有把握。今天飛機來，吳（法憲）就不知道。」[17]

當天下午，周宇馳自己駕駛直升飛機從北戴河飛回北京，前往江騰蛟家中，讓江看了毛澤東南巡期間的談話記錄。周宇馳對江騰蛟說：「現在看來要對我們下手了。我看還是先下手為強。他（指毛澤東）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過國慶，路過上海時可以動手。我們不動手，將來別人上了台，我們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25]

晚飯時間，林立果再次找到林立衡，表示：「我們研究決定今天不跑了。現在主任老纏住我鬧，我先說服首長不跑，叫首長對主任保密，然後再說服她。跑不跑，這一個禮拜是關鍵，再晚就怕跑不成了。」晚上，林立衡找到警衛科副科長劉吉純談話，稱林立果、葉群要挾持林彪到外地去，讓其提高警惕。二人商定林立衡在內，劉吉純在外觀察動靜，注意林立果等人的動向[17][26]。

9月8日

上午，林立衡詢問李文普（林彪警衛員）北戴河最近的情況，李文普表示葉群最近很緊張，和林立果最近經常到林彪處，不知道說些什麼[17]。

下午，林立果告訴林立衡：「首長已經同意不跑了，我現在還要去上去說服主任。我們又決定了一個新的方案：現在主席在上海一帶，在我們四軍（指空四軍）手裡，只要我批准，江騰蛟就動手暗殺主席，王維國也要參加干。」林立衡勸阻，林立果表示要栽贓給張春橋、姚文元，並說：「這個方案是最理想的，那時我就掌權了。」在之後的談話中，林立衡詢問：「首長（指林彪）也知道暗殺主席嗎？」林立果「遲疑了一下」，說：「他也同意。」[17]

晚9時，毛澤東突然下令將專列離開杭州筧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鐵路的支線上停放[27][20]:157。

當晚，林立果稱要飛回北京到301醫院口腔科看牙齒[15]，臨行前告知林立衡：「情況有變化，主席已離開了，原來的行動計劃都要改變。我們準備在『十一』後行動。」[17]

晚9時40分，林立果與周宇馳乘三叉戟專機從北戴河到達北京西郊軍用機場，11時許，林立果、周宇馳在西郊機場的秘密據點「工字房」召集江騰蛟、李偉信（空軍黨委辦公室副處長）開會。林立果拿出一張手令拿給江騰蛟看，手令上寫道：「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 九月八日」[11]:288[25]。關於此手令是否為林彪本人親自署名尚存在較多爭議[15][28]。中共官方史料稱：林立果指示江騰蛟負責在上海襲殺毛澤東[29]，方法包括用火焰噴射器、四〇火箭筒打毛澤東乘坐的專列；用炸藥炸蘇州附近的碩放鐵路橋；派飛機炸火車；炸毀專列在上海停車點附近的油庫，乘混亂之機殺害毛澤東；或由王維國乘毛澤東接見時動手[l][29]。

本日，於新野從北京到杭州、上海與陳勵耘、王維國分別談話。官方史料稱於新野向陳勵耘[29]、王維國[30]:191-194布置了襲殺毛澤東的行動。

9月9日

凌晨1時許，毛的專列轉到了靠近紹興的專線上停放[27]。

凌晨1時，林立果從西郊機場前往空軍學院，秘密召集「聯合艦隊」的成員王飛、劉沛豐、劉世英、程洪珍、李偉信等人開會，稱：「現在有人反對林副主席！我們要誓死捍衛！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當前是要用我們的時候了。你們要全力以赴，一個人頂幾個人、十幾個人用。」並向眾人傳閱「林彪手令」[25]。林立果指示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負責在北京指揮攻打釣魚臺國賓館（江青、張春橋等人住處）[29]。

上午，葉群、林彪讓林立衡等人暫時不要走，過幾天帶他們去大連。下午，林立衡找到李文普，讓其注意防止葉群和林立果出事。李文普表示現在沒有什麼大的反常現象，要出事總是有跡象的，讓林立衡放心[17]。林立衡又去找劉吉純了解情況。劉說林彪要他去大連看房子，葉群不同意。葉群要北京捎布料、皮鞋和冬衣等東西來。劉還告知林立衡周宇馳從來沒有到過林彪處[22]。

下午5時，顧同舟讓其妻子乘飛機到北京，給林立果送毛澤東與廣州軍區負責人的詳細談話記錄，記錄稿長達50頁[22]。

9月10日

上午，張清林、張寧到秦皇島山海關遊玩。林立衡因身體不好沒有去，到林彪處談話 。林彪說要全家一起去大連，時間要等林立果回來後再定。之後林立衡找到內勤陳占照、張恆昌詢問情況，並告知二人：「萬一葉群、林立果要害首長，你們要保衛首長，根據我掌握的信息，他們可能要逃跑」，「他們真要跑時，給我通個消息，我通知8341部隊。」陳、張二人答應[17]。陳、張說林立果、葉群和林彪談話的情況很秘密，並告知林立衡：周宇馳來北戴河肯定沒有見過林彪[22]。

中午，劉沛豐乘飛機從北京到北戴河，帶着材料去見葉群，二人談話約20分鐘，劉沛豐未吃午飯又匆匆坐飛機離開[31]:21。

下午4時，毛澤東乘專列離開杭州，傍晚6時10分專列抵達上海[19]:402虹橋機場附近，王維國、王洪文上專列與毛澤東談話[32]約兩個小時，談話包括「國慶節前開三中全會，重提二中全會上的問題，國慶後開四屆人大」，「軍委辦事組應當檢討」等內容[33][m]。

晚10時許，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李偉信（空四軍秘書處副處長）到空軍招待所。林立果、周宇馳同他們專門從洛陽叫來的43軍127師政委關光烈（原「林辦」秘書）密談。林立果說：現在上頭鬥爭很激烈，要開人大了，開人大之前要開三中全會，找你來是請你調部隊解決釣魚臺問題。他給關光烈看了放在塑料夾子中的林彪「九八」手令。關說：個人調不動部隊，必須要總參下令才可以調動。林立果說，黃永勝再過幾天也沒權了，我們都不敢找他[22]。

本日，葉群與在北京的黃永勝通話5次[19]:402。

9月11日

凌晨，周恩來約見華國鋒談話，並把毛澤東談話記錄稿退給華國鋒。華國鋒向周恩來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談話過程，包括談話時的神態、情緒，談話記錄是如何整理的。周恩來知道了林彪問題的發展程度和毛澤東態度，交了底。這次談話歷時1個半小時，凌晨4時半結束[23]。

上午，林立衡找內勤陳占照，要他偷聽林彪和葉群的談話。陳說：「我在走廊聽過主任哭時說：『現在人家說我是特務，我要逃走』。首長說：『我有什麼辦法，你走就走吧！』我們不敢進臥室偷聽。被抓住不得了。」[17]

上午，在專列上，毛澤東同許世友、汪東興、王洪文、馬天水談話。談話結束後毛澤東下令不通知許世友等人，立即發車，先發前衛車。下午1時12分，毛澤東專列離開上海，直返北京[19]:403。

據官方公布的「魯珉的親筆供詞」稱[29]：「九月十一日晚約八點半鐘，我被江騰蛟用汽車拉到西郊機場的平房裡，林立果看到我就說：現在要進攻啦，副統帥有命令，拿出來給他們看看，周宇馳就拿來一張硬白紙，林立果遞給了我，我看到是用紅鉛筆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的命令辦　林彪　月　日。林立果說：『現在情況很緊張，馬上要召開三中全會，會一開林副主席就不占優勢了，副統帥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江騰蛟你這個殲-七在上海打頭陣，爭取在上海搞掉（指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魯部長的第二次攻擊了，有的是炸藥，在鐵路上一放，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讓陳勵耘派伊爾-10轟炸』。」 晚10時左右，林立果接到王維國電話，告知毛澤東已經離開上海[19]:403。林立果接電話後告知魯珉：「情況有變化，剛才講的全部作廢，就當沒講過，你們回去什麽也不能說……」[34][n]

晚上，林立衡找到李文普，詢問：「葉群和林立果會不會跑？」李文普回答：「現在沒有什麼跡象，真有事，我們都會在飛機上跟他們拼！我也在觀察這些事，有事我負責。部隊我和劉吉純都可掌握。」[17]

9月12日

下午1時10分，毛澤東的專列抵達豐臺車站[19]:404，在專列上，毛澤東與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等談話，內容包括：「我同林彪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了頭嘛」、「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締造的人就不能指揮呀！」、「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黑手後面還有黑手。」，後又單獨指示李德生將38軍調一個師到南口[19]:405。4時05分專列抵達北京站[35]，毛澤東回中南海休息[11]:289。

下午，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機場得知毛澤東已經返回北京[o]，刺殺計劃失敗。林立果電話告知葉群，並讓空軍第34師師副參謀長胡萍等人安排了三叉戟256號專機，準備返回北戴河[20]:160。

15時許，葉群突然叫林立衡、張清林去見林彪。葉群提出要他們當天晚上就結婚，林彪也表示贊成。林立衡沒有思想準備，表示堅決反對，遂改為訂婚儀式。17時許，在林彪、葉群面前，林立衡、張清林二人訂婚。晚飯後，在96樓走廊放映香港電影《甜甜蜜蜜》，後又加放了《假少爺》，林立衡、張清林、張寧等和工作人員看電影[17]。

19時40分，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等人[22]乘潘景寅駕駛的256號專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四十分鐘後，即晚上20時20分，抵達山海關機場[36][37]。

20時許，葉群又去林彪處談話。林立衡從看電影處出來，偷聽林、葉談話，聽到葉群說：「許世友也是那邊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望也不高……。」沒有聽到林彪的聲音[17]。

21時許，林立果、劉沛豐從山海關機場來到北戴河，在走廊上碰到林立衡。林立果對林立衡說：「明天早上六點行動！」，林立衡詢問到哪去，林立果說：「以後再跟你說，我馬上到首長那去！」，之後緊張地跑到林彪處與林彪、葉群密談。林立果、葉群從林彪處來回進出多次。不久，內勤張恆昌告知林立衡：「我聽到主任說：『去廣州不行，到香港也行呀！』立果說[31]:27：『到這時候，你還不把黃、吳、李、邱都交給我！』沒聽見首長的聲音」[17][38]。

22時30分前，林立衡找到李文普，讓李阻止林彪上飛機，並將情況報告8341部隊。李文普表示他沒有理由不讓首長上飛機，且不同意自己去報告8341部隊。林立衡又找劉吉純，說服他一起去8341部隊報告[17]。

約22時30分，林立衡、劉吉純來到58樓將情況告知姜作壽、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並托其報告中共中央，隨即返回96樓[17][18]。張宏、姜作壽隨即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報告了情況[18]，張耀祠打電話報告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東興將情況報告在人民大會堂內正在開會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20]:161，報告內容是：張宏從北戴河打來電話，稱林彪女兒林立衡來部隊報告，明天早上6點，葉群和林立果將「挾持」林彪出逃，先去廣州，再去香港，今晚20點已經調來了林彪專機[36]。周恩來震驚之下難以相信，又將一同開會的黃永勝叫出來，詢問「林立衡是不是又和家裡鬧矛盾了？」[39]

北戴河處，林立衡返回96樓，這時還不到晚上11點，林立衡來到葉群的房間，發現葉群正在整理林彪的卡片。葉群告知林立衡：「明天早上帶你們到大連去」，並要求林立衡通知張寧、張清林[17]。

約23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突然打電話問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是不是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吳對此十分茫然，一無所知。吳法憲隨後詢問空軍第34師師長時念堂，方知三叉戟專機被師副參謀長胡萍未經吳法憲許可調到山海關，胡解釋是飛機改裝後試飛，吳法憲命令胡萍把飛機立即飛回，但隨後胡萍回復發動機出現故障，正在維修中。吳法憲指示飛機修好後立刻返京，並將情況回復周恩來，周指示飛機飛回時不准帶任何人到北京[16]:862[40]。

23時整，周恩來打電話給李作鵬，詢問其是否知道今天下午有一架飛機飛到山海關機場（機場由海軍管轄，故周打電話給海軍政委李作鵬），李表示不知情，周恩來隨即指示其查明情況後匯報。23時10分，李作鵬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情況，周恩來指示李作鵬：飛機需要周恩來本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同意才能起飛[9]:694。

23時22分，周恩來與葉群通電話，詢問葉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專機，葉群先說不知道，後承認有一架專機，並稱要去大連。周恩來表示晚上飛行不安全，別飛了，需要的話，周親自去北戴河看林彪。葉群急忙勸周恩來不要來[30]:212-213[41]。葉群放下電話機，立刻打電話給黃永勝家裡，卻無人接聽（黃永勝此時正在人民大會堂）[36]。

23時30分左右，張恆昌告知林立衡「他們現在就要走」。林立衡隨即找到李文普，要其拖時間。李文普表示：「現在還是要上飛機，不行再拼！」林立衡隨即出來準備報告8341部隊，正好撞見林立果，問：「怎麼樣？」林立果答說：「現在就走。到廣州去！軍閥割據！」邊說邊往林彪房間跑去[17]。不久，葉群叫停播放，聲稱周恩來已經同意林彪今晚飛往大連[6]:793，對林立衡等人說：「今天晚上就到大連去。你們馬上回去準備。楊森留下來看東西。」林立衡在葉群走後，與楊森一同到58樓將情況報告張宏。在58樓中央警衛團部隊處，林立衡責問張宏：「兩小時以前，我就對你說了，你為什麼還不調動部隊，你快帶部隊，快上！……」張宏對林立衡說：「中央指示你們跟着上飛機，跟着走。飛機上有我們的人，你們放心好了。」（當時楊森、張清林也在場）[37]林立衡不同意，張宏遂給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打電話，報告林彪等人正調動汽車準備出走[20]:161，張耀祠指示林立衡[21]:1182：「你們還是跟着走，不要驚動他們。」林立衡仍不同意，雙方僵持[17]。

23時40分左右，林立果打電話給正在北京家裡的周宇馳，通知周宇馳取消第二天一早去廣州的計劃，並告訴他，自己將與林彪、葉群等立刻北逃蘇聯。要周宇馳也趕快設法找飛機北逃，以後在境外會合[36]。

23時55分左右，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李文普乘坐楊振剛駕駛的大紅旗轎車從96樓向山海關機場出發。李文普回憶：「楊振剛駕駛三排座大紅旗防彈車，林彪第一個走進汽車坐在後排，葉群第二個走進汽車，坐在林彪身邊。他們坐定了，中間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個上車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個上車的是劉沛豐，坐在葉群的前面，我最後上車，坐在前排司機旁邊。身後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17]

在58號樓的張宏、林立衡等人旋即從多個渠道得知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已經乘車離開[17]。此時，林彪等人乘坐的紅旗轎車已經開到8341部隊駐地58號樓附近，遭到姜作壽等人的攔截，但並未被攔下。駛過58號樓不遠，紅旗轎車又突然停下，李文普從車上下來，隨即一前一後響了兩槍，李文普受傷。8341部隊士兵追過來，六中隊長蕭奇明使用765式手槍又對紅旗轎車右側連開兩槍，打在後座車窗上，並未擊穿防彈玻璃。紅旗轎車隨即啟動，加快速度向山海關機場方向駛去，8341部隊在後乘車追趕[18]。

9月13日

9月13日零時[42]，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等人乘紅旗轎車急速由北戴河駛往山海關機場。周恩來又打電話告訴吳說：「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吳法憲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專機駕駛員潘景寅，命令：「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決不能起飛，不管什麼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潘景寅口頭答應[16]:863。

零時06分，李作鵬再次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調度室，指示飛機要經過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同意才能起飛。不久機場站長潘浩回電話詢問：「如果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回答：「可直接報告周總理。」[9]:696[43]

零時2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紅旗轎車到達山海關機場停機坪[17][36][41]，葉群下車即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們要走了」[43]，這時兩輛加油車和256號三叉戟飛機的三名機械師正在加油，飛行員潘景寅也已經登機。而載着登機梯的卡車還沒有調來，8341部隊二大隊副大隊長於仁堂和機場地勤人員看到，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不及了，慌慌張張從工作人員的小鐵梯往飛機上爬。林彪爬得非常吃力，司機楊振剛在下面托着他，才勉強爬進機艙。林立果拿着手槍，斥責油車司機「快開走」，他最後一個上了飛機[44]。飛機滑行過程中右側機翼撞上加油車罐口蓋，刮掉了機翼上的鋁皮，撞碎了機翼上的綠色玻璃燈罩[43]。山海關場站的參謀長佟玉春朝天連開三槍，機場隨即緊急燈光管制，一片漆黑[18]。

零時32分，林彪等人所乘三叉戟飛機在機場熄燈、導航關閉、沒有夜航燈光照明以及機組人員不到位的情況下強行滑出並起飛[45]。隨即山海關機場副站長趙雅輝報告李作鵬飛機已經強行起飛[43]，李作鵬報告給周恩來[9]:697。周恩來命令李德生前往空軍司令部，監視飛機動向；楊德中隨吳法憲去西郊機場；紀登奎去北京空軍司令部作戰室，指示他們掌握情況，隨時報告[46]。隨即周前往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匯報，毛從周那裡得知林彪等出逃之情況[11]:291。

三叉戟256號專機起飛後，向西飛行，後慢慢轉彎向西北飛去，飛行高度保持在3000米左右[47]:194-195，吳法憲指示用報話機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未收到任何回答[16]:863-864。當飛機至有中方殲擊機的赤峰附近，吳法憲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把飛機攔截回來[16]:864。周說：「這要請示毛主席」。毛澤東答：「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19]:405[16]:864，隨即周將毛的答覆告知吳法憲[30]:215。

凌晨1時50分[48]，三叉戟256號專機飛越中蒙邊境414號界樁，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不久從中方雷達監控中消失[16]:864。飛機飛越邊境前在內蒙古的貝勒廟上空盤旋了一周[47]:198。

凌晨2時許，周恩來致電對吳法憲下令：「絕不准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緊接着周在毛澤東同意後下令全國飛機一律禁飛[19]:405[16]:864，並將毛澤東秘密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南側之118室[11]:291。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通報林彪外逃情況並研究處理措施[19]:405。

凌晨2時25分[49]，三叉戟256號專機墜毀於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省首府溫都爾汗（東經111°15′、北緯47°42′）附近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蘇布拉嘎盆地）處，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林彪的司機楊振剛及機組人員共九名機上人員全部身亡[2]，無一生還。墜毀前飛機航速約500-600公里每小時[49]。

凌晨3時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通報了林彪乘飛機出走的情況，周恩來指出：「犯路線錯誤的頭子沒有一個好下場。」並提醒到會者：「飛機消失了，可能是真的墜毀了，也可能是耍陰謀，要注意他萬一得逞後，在國外發表聲明之類的東西。」隨後周恩來親自給各大軍區和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打電話說：「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着老婆、兒子叛國逃跑了！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2]。

凌晨3點15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乘坐飛行員陳士印、陳修文駕駛的3685號直-5直升機從沙河機場起飛。6時47分直升飛機迫降在懷柔沙峪，陳修文被周宇馳開槍打死，陳士印被於新野打傷，之後周宇馳、於新野自殺，李偉信被民兵抓到[47]:139-140。

當日凌晨，留守北京毛家灣的中央警衛團二大隊副大隊長蔣廷貴執行張耀祠的命令，布置守衛毛家灣的中央警衛團二大隊上了房頂，占領了毛家灣的制高點；北戴河的96號樓也被警衛嚴密封鎖[15]。

晚22時15分，空軍司令部向周恩來報告稱[50]：「9月13日18時04分，蒙古國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說，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作戰飛機在溫都爾汗東北方向60公里處着火掉下來了，按照國防部長命令從18時起進入一等戒備。」周恩來將該情報轉報給毛澤東[19]:406。

9月13日後

9月14日上午8時30分，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中國駐蒙大使許文益，通報有一架中國噴氣式飛機墜毀於溫都爾汗附近，機上9人全部死亡，許文益通過電報報告外交部[51]。

9月14日下午，周恩來確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飛機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11]:292-293。當晚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宣布了林彪等人的死訊，張春橋特意買了一瓶茅台酒請眾位政治局委員慶祝[6]:798，葉劍英表示沒有什麼可以慶賀的，稱[9]:703-704：「共產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叛國逃跑，在國內、國外將產生什麼影響？」周恩來隨後與汪東興一同前往毛澤東處匯報，後汪東興返回政治局會場，向眾人表示：「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興！還與我們碰了杯，並且說了『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6]:798

9月15日下午，駐蒙大使許文益等中方人員來到墜機現場，和蒙古官員就屍體埋葬達成一致意見，沒有進行屍體解剖[52]，次日屍體下葬[51]。據記者漢納姆採訪前蘇聯克格勃特工描述，蘇聯特工從溫都爾汗掘墓，取回疑為林彪的頭骨，結合林之前在蘇聯的病歷，從槍傷、牙齒和肺上的鈣化點印證死者就是林彪[53]。

9月24日，毛澤東決定對林彪集團重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實行隔離審查[11]:293。

和往年不同，1971年「十一」當天天安門前慶祝集會和遊行以及晚上焰火晚會都被取消，理由是「節省開支」和「戰備需要」，是建國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從此毛澤東再沒有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城樓[11]:294。

10月3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後，中共中央發出兩個《通知》：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10人組成，下設由紀登奎、汪東興領導的辦公機構；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等10人組成[11]:295。

中央專案組在審查過程中採取了「逼、供、信」的辦案手段[54][55]，例如逼迫、誘導吳法憲承認「八八政變」；讓黃永勝的警衛費四金交代9月12日當天黃永勝會見了林立果，參與了林彪的政變計劃等。但曾負責專案日常工作的紀登奎也表示：「不能證明黃、吳、李、邱知道謀害毛澤東，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知情。」[55]

中共官方認同林立衡有向中央告發的行為，但只一筆帶過[2]。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後被中央專案組長期關押審查，至1974年7月才在毛澤東的指示下被解除「監護」，下放到開封某部隊的農場勞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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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0日－次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特別法庭併案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判定林彪為「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判定林彪等人有企圖謀殺毛澤東等「反革命」罪行，對當時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在世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判刑。

新聞報道

不同於劉少奇、彭德懷等人倒台後的即時報道、批判，為了防止林彪死亡對解放軍以及各地擁林勢力產生不良影響，林彪事發喪命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共以及中共官媒（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新華社）都沒有播發任何消息。境外媒體方面，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後，也只有部分香港媒體報道了中共飛機墜毀於蒙古的消息，但對於具體情況並不知悉。

1971年9月下旬，由於中國大陸曾因林彪出逃禁止民航機飛行三天，且周恩來超過一周沒有照例會見外賓，連十一國慶閱兵與群眾大會也突然取消，港台地區開始出現中共內部發生巨變的傳聞[56]，不過彼時的猜測集中在毛澤東病重或病故，中共權鬥激化，而非已經出事的林彪。[57]9月27日，早些時候突然來華的美國心臟病專家懷特與狄蒙在離華之後對外表示，此行不是為毛澤東治病，也沒有聽說有關毛澤東病危的消息。同一天，朝日新聞也發文表示，國慶慶祝活動取消是早有準備的事，中國大陸並沒有發生變化。[58]

1971年10月1日，九一三事件之後的第一個國慶日，中共僅舉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慶祝活動，《人民日報》也罕見的沒有刊登毛澤東與林彪的相片，此類反常表現引起了新的猜測。[59]此時，開始出現林彪病逝或病重的說法。[60]10月7日，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華，毛澤東時隔多日終於露面，林彪卻沒有出現[61]，中共的官方文件，也開始刪去林彪的名字[62]，這使得林彪去世的傳聞開始流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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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香港《每日快報》首先披露了林彪出逃敗亡的消息，該報在報道中稱，「林彪於九月十二日發覺消息已走漏，於是當夜夥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率領他們的衛隊包圍毛某在北平的住處，可是他們竟發現那只是空屋一座，林彪至此知道他的計劃告吹。於是在吳法憲的伴同下，在北平機場登上一架運輸機，以圖逃往東北，伺機再起，他的飛機由於油料告罄，在蒙古境內緊急着陸時而告墜毀」。[64]但這一說法僅被看做是眾多傳聞中的一種，《星島日報》稱林彪重病，《觀察家報》則稱由於林彪威脅到正在改善的中美關係，毛澤東打算由周恩來、林彪、姚文元以及康生一同作為自己死後的接班團隊，而不是由林彪一人接班。[65]此後一段時間，關於林彪的猜測持續不斷，更有媒體聲稱林彪在權鬥中失勢後自殺。11月25日，地下短波電台「解放軍之聲」播發了林彪垮台的消息，被香港各大媒體轉載。[66]11月27日，《華盛頓郵報》發表報道稱，相信林彪已經死亡，但不是死於蒙古墜機事件[67]。而在此時，中國大陸範圍內已經逐步完成了傳達林彪「叛逃」事件的過程，同時展開針對林彪及其殘餘勢力的揭發與整肅，但媒體並未提及林彪相關的消息，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共官方依然沒有對林彪的去向做出對外的說明。

1973年8月，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共首次對外正式公開了林彪出逃墜機死亡的消息，此時距離九一三事件發生，已經過去接近兩年。

爭議

林彪是否被挾持

  • 林彪之女林立衡認為：林彪在9月12晚服用了安眠藥，並不清醒；林彪「在北戴河上汽車都是兩個人扶着上去的」[6]:794；林彪是被林立果、葉群挾持上飛機的[17]。作家舒雲亦持有相同看法，其《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中》中引用林彪內勤張恆昌的採訪稱：「首長吃了安眠藥，比平常晚睡了15分鐘，是從床上拽起來的。穿衣服時還迷迷糊糊的，沒有一點自主動作，完全由我們擺布。」[68]
  • 林彪貼身警衛李文普認為林彪具備清醒的意識，根據其說法：9月12日晚11時許，林彪親口對李文普說：「反正今晚也睡不着了，你準備一下，現在就走」；紅旗轎車開到56號樓，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31]:29。李的說法成為中共官方各種出版物都引用的「證據」，並就此認定林彪為「主動叛逃」[69]。
  • 李晨對李文普說法提出異議，「李文普一開始並沒有揭發林彪在車裡問過『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這句話，只是中央專案組將他單獨關押，審訊時，他才迫於政治壓力向紀登奎交代了這句『關鍵性』的話，並改口說他的傷是林立果開槍打的」 「反正汽車裡的人全死了，他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一切都是『死無對證』，連個『旁證』都沒有」[37]。
  •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披露[70]：「迫於政治壓力，李後來只好改口，迴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車這一情況，而把它說成是在聽到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後他本人要求停車，以換取保留他的黨籍、軍籍和不株連家人的寬大處理。」
  • 周敬青、余汝信等學者根據林彪上飛機時是自己爬上去的等證據，認為林彪並非被挾持，外逃出走是林彪、葉群、林立果的一致抉擇[17][71]。

李文普是否自傷

  • 據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描述：「車到56樓時，我突然聽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林立果說：『不遠，很快就到。』汽車開到58樓時，中央警衛團姜作壽大隊長站在路邊揚手示意停車。」李稱他聽林彪說要去伊爾庫茨克，便決心下車，大喊一聲停車，司機楊振剛把車停下來，李立即開門下車，李轉身朝58樓喊一聲：「來人哪！」與此同時，李聽到了車門響聲和槍栓聲，林立果就向李開槍。「當時距離很近，只一米左右，我側着身，手揚着，所以子彈從前胸擦向左臂」[31]:30。
  • 據林立衡描述：「很快，我聽到距離很近的地方有一聲槍響，接着又是一聲槍響——後來聽說是蕭奇明（2大隊6中隊）中隊長在大隊部門口的哨位上用手槍朝汽車後面開了一槍，另一槍是李文普在離58號樓大隊部門口約三十米處從紅旗車上下來時槍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傷。作為外科醫生，張清林當着8341部隊衛生員的面親自為李文普包紮了左臂傷口」[37]。
  • 姜作壽認為李文普受傷是其自己的槍走火造成的，證據為：林立果開的一槍彈痕在右車門搖把上，不可能擊中搖把又打中李文普左肩膀；二大隊軍醫陸正武告訴姜作壽李文普這一槍很奇怪，像是他自己打的，槍很近，擦胸部而過[18]。

飛機墜毀原因

  •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派出的李耀文將軍和楊德中為首的調查組，作出油少迫降，機腹着地，殘油致燃的結論，這個結論成為中共官方結論[72][73]。中方駐蒙古大使館代辦孫一先以及256號原副駕駛的認為：飛機在迫降時沒有完全按照迫降要求耗光機翼油箱內的燃油，加上迫降時飛機彈跳，摩擦地面的火花引燃剩餘燃油發生爆炸解體而致；機上人員大都在爆炸中昏迷，最後窒息而死[72]。
    • 作家舒雲對以上兩種說法提出異議，認為三叉戟飛機機翼與機腹幾乎在一個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機翼摩擦到地面，從而引燃機翼內的剩餘燃油。當時的駕駛員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帶油迫降是自尋死路[74]。
  • 作家高文謙認為飛機到達蘇聯境內時突折返中國，而在蒙古上空因油箱爆炸引發大火，致機上全部人員死亡[75]。
  • 許多證據表明飛機在墜落前已經起火，而非墜落後[76][77]。2013年出版的中共官方史料《毛澤東年譜》亦更正了《周恩來年譜》中模稜兩可的表述以及《毛澤東傳》中的「迫降爆炸」說，稱飛機是從空中着火而最終墜毀的[19]:405-406。
  • 接到蘇聯安德羅波夫的指令，全權負責林案現場調查的第一當事人，後來的蘇聯情報九局局長給出了專機飛出國境後的飛行路線：飛機飛抵蘇、蒙邊境，距蘇聯赤塔50公里處，幾乎是180度向南折回。它的油料不僅足夠飛到赤塔，而且飛抵伊爾庫茨克和烏蘭巴托都沒有問題。雷達從飛機一起飛，就捕捉到目標，而且全程跟蹤[78]。
    • 有學者質疑這樣的飛行路線意味着三叉戟專機在35分鐘內從中蒙邊界飛至距離赤塔50公里處，又折返至溫都爾汗，航程超過1000公里，非常不可信[79]。
  • 曾陪同駐蒙大使許文益前往墜機現場的孫一先認為三叉戟的黑匣子被蘇聯人取走[80]（有人[79]質疑三叉戟1E型飛機並無配備黑匣子）。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大使館人員帶回的一張照片顯示機翼上有一洞孔，引發導彈擊落論。
    • 飛行員王海根據周恩來指示，成立調查組論證林彪專機出事原因，認為如果導彈擊落，則洞孔應當穿透，而所謂洞孔實際是呈單面炸開，而鋁刺外翻，從這一點推斷該洞孔並非導彈所致。洞孔是機翼中電路起火引起（油箱）爆炸[81]。
    • 作家肖思科反覆請教了彈道和導彈專家，他們都認為當時中國大陸導彈要把飛機打下來幾乎不可能，因為當時裝備的導彈還到不了200公里的射程，而中國離溫都爾汗則有1100多公里[82]。
    • 周恩來在廣州一個高級幹部會議上說：「我再說一遍，林彪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82]。

林彪是否參與政變及「林彪手令」

  • 中共中央組織的特別法庭判定林彪等人有企圖謀殺毛澤東等「反革命」罪行，對當時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在世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判刑。中共官方文獻稱：「9月7日，林立果就向他的『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命令。次日，林彪下達了武裝政變的手令。」[83]
  • 舒雲指出，實際上存在着兩份不同版本的「手令」，一份橫寫，一份豎寫，林立果和周宇馳各執一份。「文革後林彪幾乎很少動筆，文件圈閱也常常由秘書代筆，怎麼可能一連寫兩張『手令』？就是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寫兩個。就是寫了兩個，也會毀掉一個，不可能讓林立果把兩個都拿走。『手令』上寫兩個人的名字，與『手令』有兩個不同版本，對誰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夠，因為林立果和周宇馳要分開活動，需要一人拿一個當『聖旨』，於是再『創造』一份。那麼一模一樣不更好嗎？或許是忙，沒想到那麼多的細節？也可能是先寫了一個『橫的』，不太像，再模仿一個『豎的』。模仿也不那麼容易，所以『橫的』『豎的』都沒捨得丟掉。林立果卻沒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綻。」原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直指「這個『手令』是假的，打着林彪旗號[84]。
  • 楊繼繩認為：林彪如果搞武裝政變，為什麼不動用軍委統帥部的指揮機構？為什麼不動用他的親信黃、吳、李、邱？林彪是大軍事家，在他指揮的戰爭中總是十拿九穩，務求必勝，林立果等搞的那一套像兒戲，和林彪作戰的風格完全不同[85]。
  • 陳曉寧認為：「當局給出的這些證據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對於這些證據來說，要麼，其本身就是明顯錯誤的；要麼，單憑這些證據無法得出『確定性』的、『確鑿無疑』的結論」。他進而提出了林彪未曾參與謀殺毛澤東之「政變」的幾大證據：如林立果與葉群在9月8日就林立果回京一事上對林彪的欺瞞；真正掌握軍隊的幾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對所謂「政變」毫無所知；林彪為何一反常態對所謂「政變」不聞不問，對所謂林立果「小艦隊」未給予任何指示等等。這些都說明林彪根本就沒有涉入這場所謂「陰謀政變」當中[86]。

南下廣州另立中央

  • 1981年1月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中稱：「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謀殺計劃失敗後，林彪隨即準備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到他當時準備作為政變根據地的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87]
  • 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在自己的回憶中說：「我今天有責任說，我當時是廣州軍區主要負責人之一，我是司令，劉興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們都是政委、副政委，還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絕對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麼想，這個我們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我向中央負責，向全國人民負責！廣州軍區領導就是不知道林彪南逃。你們搞了這樣多的大的運動，翻箱倒櫃，七四年、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搞得這麼厲害，你們搞到什麼證據沒有啊？沒有任何證據。這樣多的人有人知道沒有啊？領導沒有知道，有人說他知道，後來他又翻供了，他說他不知道，他是逼的。那麼我們怎麼會知道呢？」[88]

對出走的其它解讀

  • 據林立果未婚妻張寧描述：「老董搞專案有一套經驗。他在現場聽了一個星期，居然得不到一點林彪策劃『謀殺毛主席』及『叛逃』的證據。也清理不出林彪指揮四大將黃、吳、李、邱圖謀『政變』，『另立中央』的蛛絲馬跡」[89]。
  • 據《紐約時報》報道：「毛澤東告訴斯里蘭卡和法國的外國外交官，林彪政變企圖失敗以後，準備逃往他國，並在飛機失事中摔死了。在客人們驚疑未定之中，毛告訴他們林要謀害的是他本人[90]。」
  • 據《亞洲周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報道：「林彪在文革初期即對自己的處境有所擔憂，並且秘密派人與台灣國民黨方面聯繫，台灣方面對林的態度表示歡迎，但聯繫隨後中斷，此事與林彪倒台和出走的關係尚不清楚」[p]。據前蘇聯特工漢那姆的調查，林彪的飛機起飛後，首先是向東南方、台灣的方向，而證諸林彪早在1966年11月就託人帶親筆信向在台灣的蔣介石輸誠，他有可能是想飛往台灣[91]。

事件影響

黨內政治

參見：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

林彪死後，王洪文一度被選為毛澤東的繼任者[92]，林在政治局和軍隊裡的盟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解放軍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職務被解除，並被捕接受審判，同時林立果的聯合艦隊的倖存者也被清除。十大元帥之一葉劍英主持改組後的中央軍委[93]。

1971年10月3日成立中央專案組，全面審查林陳（伯達）反黨集團（1972年6月始改稱「林彪反黨集團」），打擊範圍巨大，有說軍級以上涉案者近千人，其他人員則以十萬計[94]。十大閉幕後中央軍委提出軍委委員63人名單方案：原軍委委員49人保留28人、增補35名委員。未續任軍委委員的21人中林彪、葉群、王秉璋、王輝球、劉豐、李作鵬、李雪峰、吳法憲、邱會作、鄭維山、袁昇平、梁興初、黃永勝、溫玉成14人均涉林案。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亦有數十人被整肅[94]。

中共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提前一年召開，迫切的問題是給林彪集團定罪，以及主要成員的組織處理，即8月20日政治局批准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永遠開除林彪、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的黨籍[94]。

葉劍英說：「以林彪在軍事上的成功，如果不是在家庭這個看似盤根末節的政治上犯錯誤，就會順利越過70年障礙，那麼被清洗打倒的就是總理、我、向前等將帥，然後在主席逝世後……主席可以講是以錯破黨，沒有領袖魄力難做到」[95]。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指出：「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9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96]隨即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

毛澤東在事件後健康狀況急劇變差，疑心加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皆是懷疑對象，他定下老帥、將軍可以出來掛個職，但不准帶兵的決定[97]，使江青等更加得勢[98]。而他對周恩來的疑心，加上周恩來健康狀況變差，促使他批准鄧小平復出，但鄧小平復出後卻傾向於周，在周恩來去世後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後，復又被毛澤東再次打倒[99]。

思潮

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引起全國人民的震驚，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人們普遍開始懷疑「文化大革命」[100]。英國《泰晤士報》評論說：林彪之事的政治負效應很快會對中國被愚弄、欺騙的一代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他們自己行為的反思很快就要開始。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布坎南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題為《九·一三事件與中國政治》的專評。他認為：「一向手舉紅寶書、萬歲不離口的林彪，被毛親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被憲法欽定的黨內二把手，突然叛逃外域……僅憑這一點，人們就很難接受，昨日的領袖，一夜之間又成為千古罪人，這一大起大落的背向行為，不僅使中共的宣傳機構難以自圓其說，而且一般的平民也會對毛選定的接班人這件事的本身產生質詢，並會演繹成大規模的反思毛澤東這個偉人的一切……」[101]

批林整風宣傳中一再將粉碎林彪集團歸結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這種結論與事實的尖銳對立，造成人們現實思想和行動中許多難以解脫的矛盾。力求正確解答這些矛盾的不斷思索，促使已開始變化了的人們的認識又進一步發展、深化[102]。

1972年11月，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被披露後，在人們心頭引起了更大的震動，1976年4月初四五運動期間，天安門廣場上的一首有名的詩寫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103]這首詩從思想到文字受「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影響很明顯。

參見

注釋

  1. ^ 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曾通過葉群向黃永勝傳達三條意見：一、自我批評本來是我們黨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麼可自責的。全會開幕上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才會說『不要奉命講話，要講自己的話，才能講好』我就是本着這個精神講話的。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麼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鬧了幾天，還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前者是老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6]:779-780
  2. ^ 「甩石頭」指批轉北京軍區所屬的三十八軍的報告等文件進行批陳整風；「摻沙子」指選派忠誠毛的人參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機構，如1971年4月7日，紀登奎和張才千被任命為軍委辦事組成員；「挖牆腳」指改組北京軍區，將李雪峰、鄭維山調離原職，任命李德生為司令，謝富治、紀登奎為政委[8]。
  3. ^ 李作鵬、邱會作均認為毛遠新的發言代表了毛澤東的看法。[6]:749-750[9]:681
  4. ^ 此說法來自李偉信於1971年10月13日的交代材料，見《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這只是林立果對李偉信等人的說辭，林彪是否知情存在爭議。
  5. ^ 湖北劉豐；河南劉建勛、王新；湖南華國鋒、卜占亞；廣東劉興元、丁盛，廣西韋國清；江蘇許世友；福建韓先楚；江西程世清等人。
  6. ^ 事實上林彪講話前和毛澤東商量過[6]:775，毛指示「不要點名」。[14]
  7. ^ 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應葉群要求，將林立果提拔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並在之後對林立果說：「你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可以指揮一切。」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空軍內部擴散了該口號，並藉此在空軍掌握了極大的權力。[16]:770-774
  8. ^ 這是丁盛、劉興元根據毛澤東8月30日談話中的指示向下傳達的。[19]:397
  9. ^ 邱會作聽後也非常緊張，回到西山家裡，對妻子胡敏說：你儘可能別給葉群打電話了，能躲就躲吧。現在打電話嘻嘻哈哈，如有什麼事就哭不完了。[21]:1167
  10. ^ 「首長見了周宇馳，抱着他哭，說：『我們一家老小都交你了。』」這句話之後證明是假的。
  11. ^ 送信的實為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林立果此處有誇大。
  12. ^ 這些指控的真實性受到一些質疑，例如王維國本人稱從未接受到林立果或周宇馳的指示要殺害毛澤東。火箭筒或火焰噴射器的殺傷力也並不足以殺害專列中的毛澤東。
  13. ^ 中共官方史料刻意隱去9月10日王維國曾與王洪文一同上專列和毛澤東談話的事實，王維國並未有任何刺殺毛澤東的舉動。
  14. ^ 中共官方史料上隱去此段情節。
  15. ^ 林立果從何處獲知毛澤東到達北京至今尚未公開披露。
  16. ^ 據一些文章描述，林彪在文革爆發後不久，從陶鑄處獲悉毛澤東對自己關於「政變」的講話有所猜疑。林彪與陶鑄在1966年末密派黃埔四期同學蕭正儀赴香港，密晤居住香港的前國軍華南補給區中將司令週遊（同林、陶、蕭三人一樣，周也是黃埔四期的學生），並轉交一秘函，林彪在函中傾訴自己「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枯，詭變莫測，因思校長（蔣介石）愛護學生無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機，或不責已往之錯……」。該函由週遊在1966年11月送交國防部特呈蔣經國。台灣方面對此做出了秘密回應，表示歡迎，但台北與林彪之間的聯繫隨後中斷。據陶希聖描述，林彪死訊傳到台北時，蔣中正曾為此而落淚。參見《聽到林彪死的消息時，蔣介石曾經流淚》；鄭義《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論國民黨為什麼敗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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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維基新聞中的相關報導：中國海軍前第一政委李作鵬逝世
  •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蒙古起草，中方未簽字）
  • 《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熊華源、安建設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ISBN 978-7-5073-0267-7。
  • 《中國1971：風雲「九·一三」》張聶爾，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ISBN 978-7-5065-3666-0。
  • 《林彪元帥叛逃事件最新報告》赤男（肖思科）、明曉（高德明）等，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年2月，ISBN 9789628572342。
  • 《謀害毛澤東的黑色「太子」》明曉、赤男，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年2月。
  • 《丁盛回憶錄》丁盛（時廣州軍區司令）口述、金光整理，自印本，2001年2月。
  • 《重審林彪罪案》丁凱文主編，明鏡出版社，2004，ISBN 978-1932138207。
  •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舒雲，2006年8月，明鏡出版社，ISBN 1-932138-42-0。
  • 《「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評》丁凱文，2007年第3期《當代中國研究》。
  • 《百年林彪》丁凱文，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11月版，ISBN 9781932138542。
  • 《折戟沉沙溫都爾汗》王海光，九州出版社，2012，ISBN 9787510814051。
  •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余汝信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ISBN 978-988-155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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