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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五月暴動

1998年印尼騷亂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騷亂（印尼語：Kerusuhan Mei 1998），又稱黑色五月暴動，在印度尼西亞也稱為1998年悲劇（印尼語：Tragedi 1998）或簡稱為1998年事件（印尼語：Peristiwa 1998），是指從1998年5月4日-8日和12日-15日印度尼西亞發生的大規模暴力、反政府示威和內亂事件。事件主要發生在棉蘭、雅加達、梭羅等城市。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騷亂
1998年5月14日在首都雅加達，市民燒毀商品。
日期1998年5月4日-8日和12日-15日
地點
 印度尼西亞棉蘭、雅加達與梭羅等城市
起因
方法
結果
衝突方
由梅加瓦蒂支持者和反政府示威者組成的印度尼西亞平民
華裔印尼人平民（其中包括一些反梅加瓦蒂與反蘇哈托人士）

騷亂由政治腐敗、食品短缺和大規模失業等經濟問題引發。 最終導致蘇哈托總統辭職和執政32年的新秩序政府垮台。暴力事件的很大一部分對象是印尼華裔，但大量非華裔印尼死者超出了一般流行的「排華」詮釋框架[1][2][3][4][5][6][7]。

時任印尼總統佐科威於2023年1月正式承認1998年暴動嚴重侵犯人權，並對此表示「遺憾」[8]。

背景

以種族包裝的階級仇恨

針對華裔印尼人的歧視性做法和排他性敘事始於蘇哈托新秩序時期之前。荷蘭殖民統治者以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將印尼華人劃分在印尼社會的社會金字塔中間——低於歐洲人，高於所謂的「土著」[9]。

在印尼，人們習慣將「男性華人面孔」和錢聯想在一起。尤其在東南亞，許多被關注的男性華裔商人慣性地將他們的成功歸功於「中華文化」，集體創造了「華人很會做生意」的迷思[10]。

蘇哈托新秩序政權非常善於利用成功男性華商的刻板印象，作為政府控制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工具。新秩序政權採取機會主義策略，在文化上採取強制同化（英語：Forced assimilation）政策，在公共領域禁止漢字、華文學校、農曆新年等文化表達；在政治上，將華裔印尼人排拒於公部門和政治之外。於此同時，蘇哈托卻與他的華商夥伴密切合作發展經濟。在新秩序時期，有權勢的軍官和華商之間的主雇關係複製到社會各層面，造成濫權、裙帶關係、尋租，也造成華裔印尼人的制度性弱點。新秩序政權利用種族主義建構的政經關係非常成功。一小部分華裔商人（遠小於3％）取得巨大財富，但華裔印尼人作為一個複雜的群體卻陷入體制性的弱勢。成功的華商樂於「配合演出」，導致充斥着種族主義色彩的刻板印象不斷在印尼擴散[11][10][9][12]。

1996年以來，印尼經濟加速發展，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裙帶資本主義、蘇哈托逐漸失去控制力以及權貴之間的鬥爭，牽動了以不同形式呈現的「排華」情緒。尤其1997年中爆發亞洲金融危機，通貨膨脹、食物短缺和失業率飆升，更導致上述問題惡化。當印尼的經濟問題加劇惡化時，軍方和政府官員透過影射，暗指甚至公然指控印尼食物短缺、商人囤積物資、資本外逃和金融危機的原因是「華人控制經濟」[1][13]。

印尼和國際媒體大量報導在印尼發生的暴力事件和大規模逃亡，以「排華」的框架詮釋這些事件的本質。但在黑色五月暴動中，大量非華裔印尼死者超出了一般流行的「排華」詮釋框架。人們在理解1998年5月發生的事時，傾向忽略其中的階級因素,以雅加達的角度將五月暴力理解成基於種族的暴力，使大眾忽視甚至減少對雅加達貧困階級的同情[1]。 賀嚴多（英語：Ariel Heryanto）（Ariel Heryanto）認為「1998年5月的暴動是多種本質不同但互相影響的暴力形式（出於經濟動機、政治動機、即興參與、種族仇恨等等）[14]。」

軍隊與黑幫

 
據調查小組透露，普拉博沃·蘇比安托中將是軍方介入雅加達騷亂事件的關鍵人物。

非政府組織「人性志工團」（Volunteers for Humanity）指出印尼的流氓團體（Preman（英語：Preman_(Indonesian_gangster)））──涉及了這些暴力事件，而「印尼黑幫」往往與軍隊有聯繫。許多暴亂發生時，維安部隊和警察很詭異地選擇袖手旁觀，也不回應人們的呼救[1]。

雅加達新聞雜誌Tajuk在1998年刊出報導，稱當時的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總司令普拉博沃·蘇比安托中將（Prabowo Subianto）和他親近的盟友，也是雅加達區域指揮官的夏弗里．山蘇丁（印度尼西亞語：Sjafrie Sjamsoeddin）少將（Sjafrie Sjamsoeddin）為幕後主謀。Tajuk的報導指出他們煽動暴力，企圖製造混亂，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平定暴動」，藉此躋身更高的位置[1]。

目前主流媒體都認為，這次暴動是有組織且有預謀的暴亂活動，印尼軍方也參與其中。當時蘇哈托為轉移金融危機壓力，緩和印尼國內的民怨，透過軍方情報部門策劃煽動此事件[15]。

暴亂過程

 
特利剎蒂大學（英語：Trisakti University）的學生與警察部隊發生衝突

1998年5月12日發生特利剎蒂慘案。在雅加達的特利剎蒂大學（英語：Trisakti University），4名學生無預警遭到狙擊手擊斃。當時大學校園已經聚集了數千名學生。他們要求蘇哈托下台，呼籲進行政治經濟改革。這4名學生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學生的死激起了大眾的憤怒，也引發一連串搶劫縱火事件[1]。

在1998年5月13日暴亂的消息瀰漫在整個雅加達。此時蘇哈托總統正在埃及出席一個會議，軍方要員則到達東爪哇的瑪琅市參加一個典禮。在5月14日，一場嚴重的暴亂發生在雅加達地區，而此時沒有任何軍隊在街道上。

印尼華人是這場血腥暴亂的主要目標，而印尼軍方無視暴民們對華人的搶劫和對華人婦女的強姦（根據桑迪亞萬神父所言）。最後，超過1,000人死於這場暴亂中，大部分華人被燒死在商業區和超級市場，也有一部分被當場打死或遭到槍殺。一位政府官員稱總計毀損了2479間商業建築，1026間民房，1604間商店，384間私人辦公室，65間銀行，45間工廠，40間大型購物中心，13間市場和12間別墅。不過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華人所在的建築物被破壞。[來源請求]

雅加達人權與婦女研究組織經整理後的報告顯示，5月發生的騷亂中，印尼各地總共發生5000多起暴徒強姦或輪姦華裔婦女的慘案，其中以雅加達每天發生的100多起最為嚴重。有目擊者稱，暴徒穿着軍靴被軍用卡車運送到華人區，他們高呼「宰了中國人，燒死他們，這些中國狗」，然後開始搶劫商店和市場，隨後，他們開始把婦女集中起來進行集體輪姦，印尼警察到場之後，並沒有阻止暴徒的行動。[16]

即便暴亂基本平息後，針對華裔的暴行仍然時有發生，就讀於大學二年級的19歲的華裔孤女愛玲，7月初被三名印尼暴徒強闖入屋內，企圖以掛窗簾的鋁枝插入其陰道內，幸而她極力抗敵，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終其腰背及胃仍被鋁枝刺傷，尿道亦被弄穿，需重新接駁，復原遙遙無期。7月下旬，印尼華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收到恐嚇信，信中稱「祝福」華人「餘下的時日」，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體，以免「弄髒了」印尼男性的陰莖。7月24日，一名華裔女大學生從學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遇三名開吉普的暴徒強行拖落車下，在眾目睽睽下遭強暴。[16]

相較媒體和學界對成功男性華裔商人豐富且頻繁的描述，1998年5月被強暴的華裔女性受害者有的則是縈繞不去的沈默[11]。

棉蘭

棉蘭的暴力事件在1998年5月4日爆發，比雅加達提早大約一週半，且持續了更久──連續5天維安部隊沒有介入。棉蘭的暴力事件和隨後在雅加達和印尼其他地方發生的暴力有著相似的模式，因此印尼政府的調查小組稱棉蘭暴動的模式為「樣板」。

棉蘭的華裔印尼人較多（佔當地人口12%），是當地的第三大族群。棉蘭華人也常常被認為「比較不融入」。學者帕爾迪（Jemma Purdey)認為棉蘭凸顯了華裔印尼人「用錢交換保護」的困境。棉蘭華人常常遭到政府官員、當地軍方、如「潘查希拉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之類「青年團體」以及幫派成員，以提供「安全」或「保護」的名義索取錢財[10][13]。

梭羅

中爪哇的梭羅的暴力事件和雅加達幾乎同時爆發，破壞力十分嚴重。學者帕爾迪（Jemma Purdey)發現梭羅當地人清楚地意識到印尼和全球媒體將雅加達暴動描繪成「排華」暴動。所以許多在梭羅的團體和梭羅人，包括當地的華人，設法將當地的暴力事件塑造成「非排華」事件。然而，他們對暴力事件的解釋卻隱藏了種族主義色彩。譬如，暴民洗劫商店的主要動機是「經濟因素而非仇恨華裔印尼人」的講法，迴避了梭羅人都知道的事實，那就是梭羅80%的商店經營者都是華裔印尼人。學者帕爾迪（Jemma Purdey)認為梭羅這種拒絕承認「排華暴力」的狀況，讓深植印尼體制化的種族問題無法浮上檯面[10][13]。

罪行

實況調查小組收集的有關首都暴力事件人員傷亡的數據相互矛盾。TRUK報告稱，雅加達的火災造成1,109人死亡，27人被槍殺，91人受傷，另有31人失蹤。警方報告稱死亡人數為463人，受傷人數為69人，而市政府只報告死亡人數為 288人，受傷人數為101人[17][18] 。

非政府組織「人性志工團」（Volunteers for Humanity）發布的報告統計，印尼全國共發生168起強暴案件，受害者大多數為華人，年齡從10歲到50歲不等。大多數案件（132件）在大雅加達地區發生。除此之外，超過4,000家商店和賣場遭到摧毀，數千戶民宅和車輛遭到縱火。該報告也記載印尼的死亡人數總計為2,244人，並稱大多數的死者並非華人多為都市中的貧困窮人——他們被誘使前往洗劫商場，但被關在被縱火前商場內[1]。

國際反應

外界的救助與聲援

隨着印尼華人遭襲的消息傳到國際華人圈，這場騷亂被貼上了「反華」的標籤。7月20日，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華僑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權委員會」，開始尋找印尼迫害華人的證據。[16]美國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華人團體發起萬人簽名和示威抗議運動，譴責印尼當局迫害華僑的行動，聲援受難華人，其中著名的組織有「紐約華人抗議印尼虐華事件聯合會」。[16]香港，40多名婦女團體代表及80多名印尼華僑遊行到印尼駐港總領事館示威並且向事館遞交抗議聲明。[16]在英國、新西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等國的華人團體都舉行了抗議活動。[16]加拿大特使會見了強姦受害者，並對時任印尼總統表達了不滿。[來源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於1998年4月訪問印尼[19]，承諾向印尼提供4億美元克服金融危機，使兩國關係空前友好[20][21]，並表示愈發嚴重的社會動盪，以及以當地華人爲目標的種族暴力問題屬於印尼內政，中國不會干涉。[22][23][21][24]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主任張蘊嶺表示在五月暴動爆發之前，北京當局只是單純期望暴亂不會發生。[25]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印尼黑色五月暴動是他國內政，因受波及的多為華裔印尼公民，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中國政府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採取不干涉政策。[26][27][28][29]

從1998年5月13日起，大規模暴亂開始發生。騷亂期間，中國外交部成立24小時值班應急小組，制訂護僑撤僑方案。[30]5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印尼局勢的發展，對滯留於當地包括港澳台公民在內的中國僑民境遇十分關注。[31][19]

暴動發生數個月後，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於8月15日報導，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在騷亂期間曾逐個撥打電話確認300多名登記在冊中國公民的安危，並開車進入騷亂地區將受困者轉移至安全地帶，同時要求航空公司多開三個航班，撤走200餘人。該文也聲稱，騷亂發生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代表中國政府向印尼華人社團做了大量解釋和安撫工作，大使還赴外島華人集中的城鎮慰問，傾聽華人的申訴和求助，並向他們傳達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騷亂事件和華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關心。[32]

不過，當年有暴亂親歷者投書指出，暴亂期間至少有三名印尼華人曾向中國大使館求助，但使館人員詢問得知他們是「WNI」（Warga Negara Indonesia，印尼公民）後便拒絕提供幫助。[33]印尼學者廖建裕、中國學者查道炯、新西蘭學者杜建華、新加坡學者徐本欽等皆指出，暴亂期間中國政府無意爲受害的印尼華人提供救援和保護。在5月排華暴動之前，許多印尼以外的華人就批評中國政府應該保護印尼華人，然而北京拒絕進行干預，因為當時北京和雅加達的關係已經相當融洽，北京不想破壞這種關係。有中國駐美外交官私下表示，中國政府不可能向印尼提出抗議或派遣船隻，因為在印尼的大部分華人都是印尼公民，因此沒有充分理由這樣做。5月排華暴亂的嚴重時期，北京的態度也沒有改變。[34]中國政府確實有對在印尼工作和旅行的中國公民採取撤僑措施，並為尋求幫助的台灣和澳門旅行證件持有者提供領事保護，但與之有別的是，中國政府並不願意介入印尼華人的命運。[35]在公開和正式場合，雅加達的事務都不是北京的關注點。北京政府將華人稱為「印尼家庭的一份子」，並沒有義務保護他們。[36]臨近六四天安門事件週年日或許是北京政府保持低調的原因之一，因爲他們擔心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會被激起，給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帶來壓力，特別是5月排華暴行或許會重新喚醒人民對六四屠殺的回憶。[37]

印尼5月暴亂期間，中國大多數的報紙和電視台都沒有進行相關報道。北京政府反應遲緩，只在國家控制的媒體上簡單提及，不作為外交政策事務來處理。試圖抗議的人則被噤聲，任何相關新聞報導也都被迅速壓制。[38]且直至6月上旬強暴案件被揭露後，雖然事件受到國際社會和各國媒體關注，但中國大陸傳媒的反應依舊滯後。[39]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也於7月5日發表社論，不點名批評中國以不干涉內政為由而拒絕援助印尼華人的態度。[40]

據《國際新聞社》報道，中國直到暴亂發生2個月後才在外界輿論下打破沉默，改變原先「不干涉內政」的政策。[41]7月6日，首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對印尼5月暴亂表態，即是新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陳士球在東加里曼丹考察棕油投資期間接受印尼媒體採訪時所作。[42]他表示中國政府關注暴亂，要印尼政府徹查此事，並希望暴亂不會重演，但同時也表示保護印尼華人屬於印尼政府責任。北京官方沒有提出抗議。[43]

7月28日，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首次刊登印尼排華暴亂的新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政府對印尼華人婦女在5月騷亂中遭強暴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已多次通過外交途徑希望印尼政府徹底查處有關事件，並採取有效措施，避免類似不幸事件的發生。[19][44]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呼籲保護印尼華人的安全和合法權益，嚴懲不法之徒。[45]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在8月東協外長會議期間，要求印尼政府重視此事，盡速查處，確保華僑的安全和合法權益。[32][19][21]與此同時，在8月17日，有約200名北京的大學生組織遊行抗議行動，但被校方和警方勸阻制止。[46][47][48][49][50]

另一方面，從8月份起中國雖然有要求印尼政府徹查暴亂，但同時也對印尼保持了緊密的雙邊經濟聯繫。[51]根據印尼官方《安達拉新聞社（英語：Antara (news agency)）》報道，在8月6日，中國政府同意向印尼出售5萬噸大米。[52]8月15日，中國如約爲印尼提供300萬美元的醫藥援助，同時繼續向印尼提供4月時承諾的2億美元經濟貸款。[53]11月26日，根據印尼《雅加達郵報》報道，中國經貿代表團如期訪問雅加達，以探討中國在印尼的投資項目。[54]

而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於香格里拉酒店會見了印尼總統哈比比。期間，江澤民表示印尼是中國的友好近鄰，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對哈比比積極推動中國和印尼關係發展表示讚賞，同時對印尼華人的處境表達關注，表示華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理應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護；而哈比比也感謝中國向印尼提供的珍貴援助，並表示5月發生的暴亂是犯罪行為，印尼政府將依法處理。[55]江澤民也表示中國絕不會嘗試利用印尼華人來謀取當地的政治和經濟利益。[56]之後，印尼5月暴動的新聞不復見於中國媒體上。[57]

中文謠言

約從2010年開始，中國互聯網上開始大量出現關於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的謠言。其主要內容多為宣稱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派船、分發空白護照，或挨家挨戶造訪等方式，對印尼華人進行強力撤僑和營救，只是印尼華人心向臺灣中華民國政府而拒絕援救，反而向印尼當局告發中國領事官員的行為，結果導致他們慘遭屠殺。其中的例子包括中國著名網評員周小平發佈於《黨建網》的文章[58]。然而，依據時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參贊劉永固的回憶文章[59]，中國政府在1998年排華時期，並未如謠言所說那般派船接人而不被領情，而是僅協調了三架包機，共撤離600人，其中香港人300人，印尼本地華人100人。當時中國政府也僅簽發了40份旅行證和陳述書，可代替護照起到證明文件的作用，但主要受益者爲港台人士；而對成功自行抵達中國的印尼華人，則提供落地簽、學習簽萬餘份，從未有在地上扔空白護照而無人撿的故事；並且當時中國使館人力有限，僅有的一些機動力量也用於救助約百名港台人士，並沒有中國派出官員挨家挨戶動員華人撤離的事跡。有觀點推測這些是爲了掩飾中國政府在排華事件發生時的尷尬地位和冷漠反應，於是便捏造了「海外華人自絕於中華」的各種謠言。[60][需要較佳來源]

  香港

抗議群眾用「黑漆」塗抹位於銅鑼灣禮頓道的「印尼總領事館」大門洩憤。民主黨李柱銘7月寫給繼任的總統哈比比的信中，將暴動比為納粹黨的猶太人大屠殺。[61]:165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烏元彥曾在5月14日表示，目前尚無華商和旅客傷亡消息，還不到實施撤僑時刻。[62]中華民國駐印尼代表陸寶蓀也指出，過去數天發生的動亂沒有特別針對台商或華裔印尼人，目前僅有五、六家台商被波及，沒有人員受傷，因此並不打算撤僑。[63]行政院長蕭萬長則指示外交部和僑委會儘速舉行保僑、護僑的應變會議，務必做到維護當地僑胞與台商的生命財產安全。[64]

5月16日，政府指派緊急指派專機飛往印尼疏散受難者，並且安排5架C-130運輸機於國內待命，以及派遣艦隊至峇里島海域隨時進行撤僑。[65]爲疏運在雅加達機場的數千名台商和僑民，長榮加開的第一班專機在台北時間5月15日上午9時20分起飛，機上載有238名旅客返回。第二班華航專機則在10時許起飛。隨後華航在下午4時30分又開出第二班雅加達加班機，凌晨2時50分再開出第三班加班機。長榮在凌晨1點鐘也加開一班泗水加班機。[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期間有歸僑台商不滿航空公司哄抬票價，以及政府的撤僑行動效率低下。[84][85][86][87][88][89][90][91][92][93][94][95]

5月17日，外交部長胡志強表示印尼政府向台表達希望勿撤資撤僑。[96] 至7月29日，中華民國政府公開召見印尼駐台代表提出「最嚴正的抗議」，並向受害者提供援助。[50]政府也威脅要撤回在印尼約130億美元的投資，以及禁止約1萬5千名印尼勞工入境。[61]:166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駐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拋擲雞蛋抗議印尼華人女性被強暴。[50]8月8日，印尼投資部長韓扎哈茲（英語：Hamzah Haz）飛往台灣提倡投資印尼時，也因此為此事件道歉。[61]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改用大型客機以滿足從雅加達飛新加坡的需求，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達機場協助新加坡人撤離，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順利撤離。[97][98][99][100]

  美國

1998年5月15日，美國聯邦政府敦促在印尼美國公民立即離開該國，理由是該國發生了30多年來最嚴重的政治暴力事件[101]，同時美國與歐洲國家推遲了一項針對印尼價值為14億美元的緊急援助付款，取消了該國高級軍事代表團計劃前往印度尼西亞的任務，並撤離了使館非必要雇員[102][103][104]。美國政府於《1998年印度尼西亞國家人權報告》中指責蘇哈托政府「嚴重侵犯人權」[105]。聯邦政府批准七千名華人的避難請求，並接受了這批華人居留。[106][107]《紐約時報》率先大量報導了排華暴行[108]，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廣為傳播。同年7月開始，華裔美國人於全美各地展開抗議行動。8月7日和8日達到顛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舉行譴責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議行動，近兩萬名華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領館前，要求立即停止排華暴行和嚴懲兇犯等。8月8日上午，在華盛頓特區的印度尼西亞駐美國大使館（英語：Embassy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前，憤怒的口號聲此起彼伏，近千名華裔聚集抗議，並向駐印尼的美國官員遞交抗議信函。[109][110][111][112]

  泰國和  馬來西亞

同年7月後，泰國首都曼谷和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民眾上街示威遊行，抗議印尼反華暴行。[113]

  荷蘭

由於局勢轉差，荷蘭皇家空軍派出KDC-10空中加油機撤走當地僑民（尤其是仍保有荷籍的華人）[114]。

後續事件

  • 1998年7月23日，由政府部門、武裝部隊、非政府機構、婦女組織和一些律師聯合組成的專門調查委員會成立。專門調查委員會主席馬祖基-達魯斯曼聲稱他們將查清雅加達等地發生騷亂的真相，並查出事件的責任人。[115]
  • 1998年11月，事件調查報告公布。當時的哈比比政府在同年12月承認有76起強姦案發生，但否認有人在策劃。[116]
  • 2005年11月，聲稱將於13日重演1998年5月排華暴動的手機短信在印尼雅加達廣為流傳，但未真正發生。[117]
  • 2007年5月10日，印尼人權人士沈愛玲等撰寫的《5月暴亂真相、證據與剖析》出版，該書披露了大量當年事件的一手調查資料，以小時為單位來重現暴亂的實時過程。[118]
  • 2007年5月，印度尼西亞最高檢察官亨達爾曼·蘇班齊日前表示，為了更加有效地處理1998年5月發生在印尼的排華事件，揭發更多的真相，最好的方法是以「普通侵犯人權案」處理，而非「嚴重侵犯人權案」進行處理。[119]
  • 2007年12月6日，印尼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市發生由一起交通事故引發的排華騷亂事件。[120]
  • 2010年1月，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諾將涉嫌策劃「98排華騷亂」的官員夏弗里·三蘇汀由國防部秘書長提拔為國防部副部長，引發爭議。[121]
  • 2023年1月，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罕見對該國過去犯下的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表示遺憾，黑色五月暴動為他列舉的事件之一[122]。

參見

備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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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華).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05-13）. Beijing publicly declared that the violence in Indonesia was a domestic issue and would not intervene. China maintained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treat ethnic Chinese of foreign nationality as citizens of their domicile – any action that would suggest otherwise might provoke suspicions of interference in the region. 
  27.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編.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Indeed, unlike the riots in the 1960s, the May 1998 riots were not anti-PRC. It was targeted at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that it developed into anti-PRC riots. Although some PRC citizens might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riots, the majority happened to be Indonesian citizens. However, under pressure from world opinion, especially from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outside China, Beijing appeared to change its attitude towards the matter. Nevertheless, the main policy of non-intervention remained. 
  28. ^ 張潔. 〈冷戰後印尼對華政策的演變〉. 《當代亞太》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 2005年, (第3期) [2013-10-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29）. 對於中國大陸政府來說，一方面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另一方面仍然十分關心海外華人華僑的安危。1998年5月印尼發生排華騷亂，中國大陸政府多次提出外交交涉並通過其他方式表示關切，要求印尼政府徹底查處有關事件，採取有效措施保護華人正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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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第八章·领事保护工作·第五节·1998年以来重大领事保护案件的处理情况〉. 《中国领事工作》 上冊.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4年. ISBN 9787501246083.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發生騷亂，當地中國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中國外交部及時成立24小時值班應急小組，周密制訂護僑撤僑方案。在中央的統一指揮下，中國駐印尼使館官員冒着生命危險，將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大批中國公民轉移至安全地帶或協助其撤離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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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Non-Intervention: The 1998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A Study of Beijing's Changing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7: 53–68. ISBN 9789814762656. Even before the May 1998 violence, many Chinese outside Indonesia criticized the PRC government, some even suggesting that Beijing should protect the Chinese there. However, Beijing had refused to intervene. Beijing–Jakarta ties had been quite cordial before the May riots and Beijing had no desire to jeopardize the relationship.... Privately, a Chinese diploma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ed that Beijing would not be able to protest or send ships to Indonesia because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do so as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are Indonesian citizens.」... Understandably, the embassy was cautious in doing so as this too might affect Sino–Indonesian relations. When serious anti-Chinese riots took place in Jakarta, Surakarta, and other areas between 13 May and 15 May 1998, Beijing's attitude remained unchanged. 
  35. ^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05-13）. China did take measures to evacuate its citizens (including Hong Kong passport holders) working and travelling in Indonesia and offered consular protection to Taiwan and Macao travel document holders who would seek assistance from its diplomatic missions in Indonesia. The obvious distinction here is that China did not appear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fate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36. ^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華).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05-13）. Publicly and officially, Jakarta's domestic affairs were not the concern of Beijing. Beijing referred to ethnic Chinese as "members of the Indonesian family," whom it had no obligation to protect. 
  37. ^ Shee Poon Kim (徐本欽).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May 1998 anti-Chinese riots in Indonesia. Singapore: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0. ISBN 981-04-2483-3. The timing of the anti-Chinese riots came at 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ho feared that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Beijing would be stirred up,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Jiang Zemin leadership, particularly since the state of the May anti-Chinese riots could rekindle the memory of the 4 Jun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38. ^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華).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05-13）. In May 1998, 1200 OC were killed, dozens of OC women raped, and properties torched as the Suharto regime ended. Beijing was slow to react, and by making only a brief mention in the state controlled media, it did not have to address it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Those who tried to protest were rendered silent, and any news coverage quickly suppressed. 
  39. ^ 馮媛. 〈叙述强暴：突出与遮蔽——媒介如何再现印尼五月骚乱中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 《睡美人如何醒来》.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205–225 [1998年]. ISBN 978-7-80195-701-6. 〈二、滯後和視角——大陸傳媒的報道和切入點〉大陸傳媒對強暴事件的反應總體上是相當滯後的。6月上旬強暴事件被披露出來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媒介都有快速反應，一些國際組織和政界人士也表示了關注和譴責。到7月14日，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首次如此表態：「中方對於印尼華人在騷亂中遭受到的遭遇表示關注和同情。作爲印尼的友好鄰邦，中國政府希望印尼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華人在內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繼續爲印尼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做出貢獻。」這個消息《人民日報》和其他國內媒介沒有報道。直到7月29日，《人民日報》終於在第4版刊登《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中國政府對印尼華人婦女在5月印尼騷亂中遭強暴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同日第6版，還發表了《唐家璇會見印尼外交部長》，談到「今年5月發生的不幸事件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中方對此也是很重視的」，但是並沒有直接提到強暴事件。《人民日報》報道後，大陸傳媒對強暴事件的反應才正式開禁。 
  40. ^ 〈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1998-07-05 [2021-06-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12）. 印尼的暴民排華事件讓當地華人受盡苦難，外表看來是一個國家的內政行為，是清官難審的家務事。有的國家以無權過問為由，對一連串慘劇始終噤若寒蟬。然而縱使外交辭令是如何法理兼顧，無懈可擊，卻顯然有悖人情，而且無法掩蓋歷史的真相，也推卸不了他們對人道主義的承諾和責任。印尼華人的不幸遭遇，實際上是一個民族勢衰下的歷史悲劇的延續，今天散居在海外的華人就猶如出嫁到遠方的女兒，她們當日含淚揮別故鄉，在驚悸與不安中踏上異國的土地，那時她們在不由自主之下，對生命與幸福下的一種賭注。今天，眼看着出嫁的女兒因被搶奪和欺凌而伸出她們無助的雙手時，作為一個有長遠文化淵源並自稱維護正義的「娘家」，難道可以在這個時候漠然關上家門嗎？我們不能只期待女兒的孝敬和回報，卻忘了該對她們付出真誠的關心和祝福。 
  41. ^ CHINA: Beijing Breaks Silence on Racist Attacks in Indonesia. 國際新聞社. 1998年8月19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4-14）. Two months later, Beijing seems to have abandoned its public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42.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編.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The first official reaction of Beijing to the May 1998 riots occurred in late July 1998. However, the first reaction by a PRC official to the incident was on 6 July. Chen Shiqiu, the new Chinese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visited East Kalimantan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investing in the area, especially in the palm oil business. During his visit, he was asked by Indonesia reporters on his view of the May riots. 
  43.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編.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he incident" and wante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horoughly". He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he met B.J. Habibie twice: the first time when Habibie as still vice-president and the second time, when Habibie was president. During the meeting Chen said that he discussed the riots and "hoped that the riots will not recur." Chen clearly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law of the two countries,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own citizens, including the citizens of Chinese descent. " There was no official protest on the part of Bejing. 
  44. ^ 〈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答記者問〉. 《大公報》 (香港). 1997-07-30. 北京28日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今天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政府對印尼華人婦女在今年五月印尼騷亂中遭強暴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有記者問：最近，香港同胞及海外華人對印尼華人婦女在五月騷亂中遭強暴紛紛以不同形式表示義憤，請問中國政府對此有何評論？唐國強答：對印尼騷亂中印尼華人婦女遭強暴和印尼華僑、華人所受遭遇，中國政府一直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我們多次通過外交途徑希望印尼政府徹底查處有關事件，並採取有效措施，避免類似不幸事件的發生。唐國強說：長期以來，旅居印尼的華僑、華人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爲印尼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應該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護，使他們能夠同印尼各族人民一道安居樂業。妥善和公正地處理印尼華人、華僑問題，也有利於印尼自身的穩定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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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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