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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波蘭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波蘭文化遭到了佔領波蘭的納粹德國與蘇聯的打壓——兩國對於波蘭的人民與文化傳統均持敵意態度。[1][2]兩國制訂了文化滅絕政策，成千上萬的學者與藝術家為之喪命；無數的文化藝術品被盜竊或摧毀。[3]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寫道：「對於波蘭人的虐待是納粹與蘇聯統治癒發相似的諸多方面之一。」[4]

佔領者劫掠、摧毀了波蘭的許多文化與歷史遺產，同時迫害乃至殺害波蘭的文化精英。大多數波蘭學校被關閉，而仍在開放的學校的課程遭到大肆修改。

儘管如此，波蘭人與波蘭地下組織——尤其是著名的波蘭地下國——保留了許多波蘭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儘可能多地救助了文化機構與文化藝術品。天主教會和富有的個人設法讓一些藝術家和藝術作品保留下來。儘管納粹德國與蘇聯極力打壓波蘭的地下出版、音樂會、戲劇、教育以及學術活動，波蘭的地下文化活動仍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

背景

主條目：瓜分波蘭、波蘭戰役、波蘭歷史 (1939-1945年)（英語：History of Poland (1939–1945)）和納粹德國和蘇聯對波蘭的佔領

1795年，作為主權國家的波蘭滅亡。整個19世紀，波蘭仍被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帝國以不同程度瓜分。直到一戰結束時，波蘭才重獲獨立，人民得以再度團結在一起——儘管國界的劃分仍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波蘭僅保持了21年的獨立就再度被外國瓜分。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開始；同年9月17日，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入侵波蘭。波蘭隨後再度被瓜分，在戰爭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處於佔領狀態。[5]到了10月1日，德國與蘇聯已經完全佔領波蘭；但是波蘭政府從未正式投降，而服從於波蘭流亡政府的波蘭地下國也很快成立。10月8日，納粹德國吞併了戰前波蘭的西部地區，在佔領區的其餘部分成立了波蘭總督府。由於德國的入侵，蘇聯一度被迫放棄在1939年佔領的波蘭領土；但蘇聯在1944年利沃夫-桑多梅日攻勢後奪回了該部分領土，戰後永久吞併了這一區域的絕大部分。戰爭使波蘭損失了20%的戰前人口。[6]

破壞波蘭文化

德國佔領

政策

德國對波蘭民族與文化的政策隨戰爭的進程而變。起初，許多德國官員與軍官沒有得到任何關於處置波蘭文化機構的明確指示；這一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7]入侵波蘭之後不久，納粹德國政府實施了東方總計劃的第一階段，即所謂的「小計劃」。[8]柏林種族政策辦公室（英語：Office of Racial Policy）在《從種族-政治角度看前波蘭領土居民的處置問題》中概述了基本政策。[9]生活在戰前德國邊境東側的斯拉夫人將會被德國化、奴役或是被消滅。[9]具體的處置取決於他們是生活在被德國直接吞併的土地，還是生活在波蘭總督府的土地上。[7]

1939年10月31日，納粹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與波蘭總督府總督漢斯·法郎克在羅茲會面，制訂了大量關於德國對波蘭文化的政策。戈培爾宣稱「波蘭民族不配稱為有文化的民族」。[7][10]他和法郎克一致認為，應該嚴格限制波蘭人體驗自己文化的機會：波蘭人不得進入劇院、電影院或歌舞廳；不能接觸廣播或新聞；不能接受教育。[7]法郎克提議，波蘭人應當定期觀看展現第三帝國成就的電影，最終只能接收來自大喇叭的通知。[7]在接下來的幾周中，波蘭中等職業學校及更高等級的教育機構被關閉，劇院和許多其他文化機構也被迫關門。佔領區內出版的波蘭語報紙被關停，開始有波蘭知識分子遭到逮捕。[7]

1940年3月，波蘭總督府人民教育與宣傳部（Abteilung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掌握了所有文化活動。該部於次年更名為「總宣傳部」（Hauptabteilung Propaganda）。[10]該部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頒佈了進一步的命令，體現了法郎克和戈培爾1939年秋季會面時勾畫的政策。[11]該部最早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未經部門事先批准擅自組織文化活動，只有「原始的」活動不受該規定限制。[7][10]「低劣」的演出——包括色情的演出——也不受規定限制；這類演出反而得到推廣，從而取悅民眾、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波蘭文化、營造「德國允許波蘭人表達自己」的假象。[11]德國宣傳專家從中立國邀請評論家觀看特別組織的「波蘭演出」。這類演出專門編排成無聊或是色情的樣子，被德國專家介紹成典型的波蘭文化活動。[12]波蘭與德國合作的文化事務——如聯合公演等——遭到嚴格禁止。[13]1940年8月，當局引入了作家和藝術家的強制登記計劃。[7]當年10月起，當局禁止出版波蘭語新書；既有的書刊遭到審查，通常遭到撤銷或沒收。[7]

1941年，德國政策進一步擴大，要求徹底摧毀納粹口中的「次等人類」波蘭人。德國計劃在十到二十年間徹底清除佔領區的波蘭人，由德國殖民者定居佔領區。[9][14] 在德國佔領的最後階段（1943年—1944年），德國在對蘇戰線不斷敗退，對波蘭的政策有所鬆動。[15]德國希望更為寬鬆的文化政策可以緩解社會動盪，削弱波蘭抵抗運動。[16]波蘭人重新獲准參觀為德國宣傳和教條背書的博物館：比如新建的蕭邦博物館，強調了波蘭作曲家子虛烏有的德國根源。[16]波蘭教育、戲劇和音樂演出的限制也得到寬鬆。[16]

由於二戰前的波蘭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英語：Historical demographics of Poland），[17]德國政策和宣傳意圖挑撥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加劇波蘭人—猶太人衝突與波蘭人—烏克蘭人衝突。[18][19]在羅茲，德國人逼迫猶太人協助摧毀波蘭英雄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的一座紀念碑，並拍下了猶太人摧毀紀念碑的過程。不久後，德國人對一座猶太會堂放火，拍攝了圍觀的波蘭人，在宣傳稿中將他們描繪成「復仇心切的暴徒」。[19]德國的分化方針還體現在佔領區的教育政策中：德國人摧毀了波蘭人的教育系統，但又對烏克蘭的學校制度表現出相對的寬容。[20]大區長官埃里克·科赫（英語：Erich Koch）解釋稱：「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讓波蘭人遇到烏克蘭人時就想殺死那個烏克蘭人，而烏克蘭人也反過來想殺死那個波蘭人。」[21]

劫掠

更多資訊：納粹對波蘭的劫掠（英語：Nazi plunder in Poland）
 
1944年夏天，德國人洗劫華沙扎切塔國家美術館

佔領區政權於1939年建立時，納粹沒收了波蘭的國有資產和大量的私人財產。[22][23]納粹按照在入侵前就已經制訂好的計劃，將無數藝術品劫掠至德國。[24]在劫掠行動中，黨衛隊祖先遺產學會別動隊的專家負責監督藝術品的劫掠，普通物件則由東方信託總辦（英語：Haupttreuhandstelle Ost）的專家負責。[23]納粹劫走的重要物品包括克拉科夫聖母大殿祭壇畫（英語：Altar of Veit Stoss），拉斐爾、倫勃朗、列奧納多·達·文西、加納萊托與巴恰雷利（英語：Bacciarelli）的畫作。[23][25]納粹在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間便「保管」了絕大多數藝術珍品；1942年末，德國官員估計波蘭原有的藝術品中「超過90%」已被德國佔有。[23]一些藝術品被運往德國的博物館，如在林茨規劃中的元首博物館（英語：Führermuseum）。其他藝術品則成為納粹官員的私人收藏。[23]德國從波蘭劫走了超過51.6萬件藝術品，其中包括2,800幅歐洲畫家的畫作、1.1萬幅波蘭畫家的作品、1,400件雕塑、7.5萬件手稿、2.5萬幅地圖、9萬本圖書（其中超過2萬本19世紀之前出版的圖書）、以及數十萬件具有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其他物件。[24]就連動物園的珍稀動物都被德國人帶走。[26]

破壞

參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破壞的波蘭城市列表（英語：List of Polish cities damaged in World War II）

學校、高校、圖書館、博物館、劇院和影院等許多學習與文化場所被納粹關閉，或是指定「僅限德意志人（英語：Nur für Deutsche）」。25家博物館和許多其他機構在戰爭期間被摧毀。[24]根據一項估計，戰爭結束時波蘭教研機構有43%的基礎設施被毀，14%的波蘭博物館毀於戰火。[27]另一項研究則顯示，波蘭戰前的175家博物館中僅有105家倖存，其中僅有33家可以重新開放。[28]波蘭戰前的603家科研機構半數化為烏有，只有極少數在戰爭期間相對保持完好。[29]

 
《年輕男子的肖像》，由拉斐爾繪於約1514年。該作品可能是拉斐爾的自畫像；[30]如果該畫確實為拉斐爾作品，那麼該畫作將是納粹從波蘭擄走的單件價值最高的藝術品。[25]畫作原藏於克拉科夫的恰爾托雷斯基博物館，如今下落不明。

納粹展開了一系列運動，逮捕與迫害了許多波蘭教授、教師、藝術家、作家、神職人員和其他知識分子，或是將他們送到集中營。其中，AB行動導致了臭名昭著的克拉科夫特別行動[31]與利沃夫教授大屠殺。[22][32]二戰期間，波蘭損失了39%至45%的醫師與牙醫，26%至57%的律師，15%至30%的教師，30%至50%的科學家與大學教授，以及18%至28%的神職人員。[2][33]猶太知識階層蕩然無存。一位納粹大區長官明確闡釋了滅絕政策背後的原因：「在我的轄區，顯得有知識的波蘭人會被槍斃。」[22]

為了打壓波蘭文化，德國納粹試圖摧毀波蘭的基督教，尤其是羅馬天主教會。[34][35]在德佔波蘭的一些地區，波蘭人參與的宗教儀式受限，或是遭到徹底禁止。與此同時，納粹沒收了教會的資產、禁止在宗教儀式中使用波蘭語、廢除天主教會的附屬組織、禁止公開演出某些宗教歌曲、乃至禁止公開朗讀聖經的某些段落。情況最為糟糕的是瓦爾特蘭大區：納粹把這裏當成了反宗教政策的試驗場。[34][35][36]波蘭神職人員和宗教領袖在知識分子的滅絕行動中首當其衝。[34]

為了確保受教育的波蘭人不再出現，德國官員下令將波蘭兒童的教育限制為幾年的基本教育。海因里希·希姆萊在1940年5月的一份備忘錄如此寫道：「這種教育體系的唯一目標就是只教他們簡單的算術，不要教超過500的數字；讓他們學會寫自己的名字；還有為他們灌輸教義：『服從德國人』是神聖的法則。我不認為應該教他們閱讀。」[22][37]漢斯·法郎克對此附和道：「波蘭人不需要大學和中學；波蘭的土地將會變成知識的荒漠。」[2]波蘭總督府之外的德佔波蘭領土被直接併入第三帝國，那裏的情況尤為糟糕。[38]總體而言，這些地區完全沒有波蘭語教育；具體政策因地而異。德國的政策旨在將該地區的民眾快速日耳曼化。[38][39][40]當局解僱波蘭教師，其中一些受邀出席新當局的「方針會議」，結果在會上被立即逮捕或是當場處決。[38]一些波蘭學童被送到德國學校；另一些則被送到特殊學校，在大多數時間作為免費勞力工作。特殊學校的學童往往在德國人經營的農場做工；說波蘭語會遭到嚴厲的懲罰。[38]波蘭兒童應在12歲至15歲時完成初等教育，之後便會開始工作。[40]在東方的比亞韋斯托克區（英語：Bezirk Bialystok）、東方總督轄區和烏克蘭總督轄區，納粹關閉了許多小學，教學大多以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或立陶宛語等語言進行。[38]比亞韋斯托克區86%的小學在德國佔領的頭兩年關閉；這一數字在德國佔領的第三年底上升至93%.[38]

 
蕭邦最早的肖像，由梅羅謝夫斯基（英語：Ambroży Mieroszewski）繪製於1829年。1939年9月在華沙被毀。

波蘭總督府境內的小學的情況相對較好。[38]不過到了1940年底，只有30%的學校仍在運作，28%的波蘭兒童仍在上學。[41]1943年8月的一份德國警察備忘錄對當時的情況描述如下：

學生們擠坐在一起，沒有必要的教材，通常沒有熟練的教員。此外，由於缺乏煤和燃料，波蘭學校每學年的10個月裏至少要關閉5個月。1939年以前，波蘭有二三十座寬敞的教學樓，如今只有最差的兩座仍在使用……學生每天不得不輪班學習。在這種情況下， 每天通常5個小時的上課時間被削減到1小時。[38]

波蘭總督府剩下的學校隸屬於德國教育系統，其中的波蘭教職工數量和質量穩步下降。[39]到了1940年年中，總督府關閉了所有的大學和大多數中學，相當部分的學校在德國入侵之後就立即被關閉。[9][39][42]1940年末，職業學校以上的波蘭正式教育機構均已停止運作；剩下的職業學校只教授納粹經濟必需的基本技術訓練和交易訓練。[38][41]基礎教育為期7年，但教育項目的最後兩年被限定為每周僅一天的會面。[41]學校沒有冬季取暖的經費。[43]當局合併學校和班級、解僱波蘭教師，將省下的經費用來資助為德意志裔少數民族開設的學校，或是修建德軍士兵的營房。[41][43]當局沒有培訓新的波蘭教師。[41]學校課程遭到審查，移除了文學、歷史和地理等科目。[38][39][44]當局沒收了舊教科書，關閉了學校圖書館。[38][44]德國對波蘭人的教育新目標之一是說服他們波蘭民族已經無可救藥，教育他們尊敬並順從德國人。為了實現該目標，納粹實施了一系列蓄意的策略：警察突襲學校、檢查學生的物品、大規模逮捕學生和教師；將學生用作強迫勞動者，通常作為季節性工人運送到德國。[38]

 
16世紀的博納王后皇家珠寶盒，德國人在1939年將其劫走，之後被毀

德國人對摧毀猶太文化尤為積極，摧毀了幾乎所有木質猶太會堂。[45]猶太文學在全波蘭境內禁止銷售。[46]

與之類似的是，德國吞併的波蘭領土禁止銷售波蘭圖書（英語：Polish literature）。[46]納粹公開銷毀的波蘭圖書不僅包括圖書館的藏書，還包括沒收的私人藏書。[47]1943年，最後一批尚未被禁止的波蘭書刊被收回；連波蘭語的祈禱書也被沒收。[48]佔領開始後不久，大多數圖書館被關閉；在克拉科夫，約80%的圖書館被立即關閉，而剩下的藏書大量毀於審查。[10]佔領當局摧毀的波蘭藏書包括波蘭眾議院和參議院藏書、普熱捷斯基莊園圖書館、扎莫伊斯基（英語：Zamoyski family）莊園圖書館、中央軍事圖書館、以及拉珀斯維爾藏書（英語：Polish Museum, Rapperswil）等。[22][49]1941年，德佔波蘭境內僅剩的一座波蘭公共圖書館在華沙關門。[48]戰爭期間，華沙各圖書館損失了約100萬捲圖書，占館藏的30%；[50]其中超過80%直接毀於納粹的文化清洗，而非毀於戰爭衝突。[51]總體而言，波蘭國立圖書館和各機構據估計約有1000萬捲圖書毀於戰爭期間。[27]

納粹沒收了波蘭國旗等波蘭的象徵物（英語：symbols of Poland）。[11]納粹對波蘭語發起鬥爭，拆毀波蘭語的標牌，禁止在公共場合說波蘭語，[52]辱罵乃至毆打在街上說波蘭語的人。地名德語化之風盛行；[2]波蘭民族英雄的紀念館、紀念標牌和紀念碑（如亞當·米茨凱維奇紀念碑（英語：Adam Mickiewicz Monument, Kraków））等大量波蘭文化瑰寶毀於一旦。[48][53]托倫的波蘭語紀念碑和標牌全部遭到拆除。[28]納粹還計劃將城市徹底夷平（英語：planned destruction of Warsaw）。[2][37][48]

審查與宣傳

 
1941年克拉科夫，佈告欄中通知了紡織會館舉行的藝術展：《德國藝術家眼中的波蘭總督府》

德國人禁止出版波蘭語寫作的圖書、文學研究和學術論文。[22][48]1940年，幾家德國控制的出版社在波蘭開始運營，出版波蘭語—德語字典、反猶太小說和反共產主義小說等出版物。[54]

當局最先審查的是「重要」的書籍，如科教書籍、可能宣傳波蘭愛國主義的文字；審查只允許沒有反德色彩的小說。[10]當局查禁的作品包括地圖集、英語和法語的出版物，連字典也不能倖免。[11]納粹為禁書編寫了數個不公開的列表，宣佈有1,500多名波蘭作家「危害德意志國家與德意志文化」。[10][46][50]第三帝國查禁的作家（英語：List of authors banned during the Third Reich）包括亞當·密茨凱維奇、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斯坦尼斯拉夫·維斯皮安斯基、博萊斯瓦夫·普魯斯、斯特凡·熱羅姆斯基、約瑟夫·伊格納齊·克拉舍夫斯基（英語：Józef Ignacy Kraszewski）、瓦迪斯瓦夫·雷蒙特、斯坦尼斯拉夫·維斯皮安斯基、尤利安·圖維姆（英語：Julian Tuwim）、科內爾·馬庫申斯基（英語：Kornel Makuszyński）、利奧波德·斯塔夫、艾麗查·奧若什科娃以及瑪麗亞·科諾普尼茨卡。[50]僅僅是持有這些人的圖書就算是非法，可被判監禁。納粹禁止上門推銷圖書；[10]需要執照才能運營的書店[10]不是關門就是被清空。[46]

 
1939年9月，格丁尼亞的德意志國防軍士兵清除波蘭政府的徽章。

波蘭人禁止持有收音機，違者可處以死刑。[55]波蘭原有的2,000家出版社僅有少數幾家仍在運作，均由德國人審查。[53][55]波蘭所有的戰前報社均停止運營。戰爭期間少數仍在出版的報紙由德國人創辦，受德國人完全控制。對出版業如此徹底的摧毀史無前例。[56]官方唯一能提供的閱讀材料是德國佔領當局散發的宣傳報刊。[48]波蘭的電影院由德國的宣傳部門完全掌控；節目由納粹德國電影主導，影片前播放宣傳用的新聞短片[10][57]只有少量的波蘭電影獲准上映，占節目的20%；影片中的波蘭國家象徵及相關內容被剪輯，猶太演員和製片人被移除。[10]納粹宣傳部門拍攝了幾部波蘭語的宣傳電影，[10]不過1943年以後波蘭語電影就不再上映了。[10]波蘭電影院的所有收益都被用於德國的戰時生產，因此波蘭地下組織勸人們不要去影院。地下組織有句標語：「豬才看電影」（Tylko świnie siedzą w kinie）。[10]波蘭的劇院有類似的處境：德國人禁止波蘭劇院上演「嚴肅的」劇作。[10]實際上，納粹為戲劇舞台創作了許多宣傳作品。[58]戲劇作品因此也遭到地下組織抵制。地下組織還阻止演員演出納粹劇作，警告稱不服從的參演者將被歸為通敵者。[10]然而，猶太人隔都里的文化演出卻相對不受限制。德國人希望分散隔都居民的注意力，以防他們意識到自己將被屠殺的結局。[59]

文化活動中，音樂受到的限制最少。漢斯·法郎克自以為是嚴肅音樂的愛好者，第一時間下令在總督府的首都克拉科夫創立波蘭總督府交響樂團。[10]咖啡廳和教堂獲准舉行多種音樂演出，[10]波蘭地下組織只抵制宣傳性的歌劇。[10]畫家和雕刻家等視覺藝術家被德國政府勒令登記。除非作品體現了納粹宣傳的主題，否則地下組織通常會容許他們的作品。[10]偶爾舉辦的藝術展取代了停止營業的博物館，展出往往展現宣傳部門的主旋律。[10]

德佔波蘭境內的納粹宣傳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起初的工作目的是抹黑戰前的波蘭，[18]後來的工作重點則是培養反蘇、反猶太和親德國的態度。[18]

蘇聯佔領

參見：蘇聯對波蘭平民的迫害 (1939年-1946年)（英語：Soviet repressions of Polish citizens (1939–1946)）

繼德國入侵波蘭後，蘇聯於1939年9月17日入侵波蘭，吞併了原波蘭第二共和國的東部領土。蘇聯吞併的波蘭領土佔地20.1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330萬。[60]希特拉和斯大林的共同目標是抹殺波蘭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這樣一來，按照歷史學家尼奧爾·弗格森的說法，波蘭將 「作為一個地方不復存在，作為一種概念也不復存在」。[4]

 
1939年至1941年間，納粹德國和蘇聯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瓜分波蘭

蘇聯當局認為為戰前的波蘭政府效命屬於「破壞革命罪」[61]與「反革命活動」，[62]逮捕了大量波蘭知識分子、政客、公務員、學者、以及有威脅蘇聯統治嫌疑的平民百姓。超過100萬波蘭平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英語：Sybirak），[63][64]許多在古拉格集中營中度過數年乃至數十年之久。2萬名波蘭軍官在卡廷大屠殺中被殘酷殺害。[65]

蘇聯人在佔領區快速推行蘇維埃化政策，強制實行集體化。蘇聯當局將波蘭的國有和私有資產沒收、國有化並再分配。[66][67]在這一過程中，蘇聯人查禁政黨和公眾組織，組織領袖作為「人民公敵」遭到監禁或處決。[68]當局根據反宗教政策迫害教會和宗教組織。[69]1940年2月10日，內務人民委員部針對蘇占波蘭的「反蘇分子」發動了一項恐怖行動。運動的目標包括經常出國的人、參與海外聯絡者、世界語使用者、集郵家、紅十字會工作者、難民、走私者、牧師和教徒、貴族、地主、富商、銀行家、實業家、酒店和餐館老闆(發配至西伯利亞)。與希特拉一樣，斯大林致力於根除波蘭社交界。[70]

蘇聯當局設法移除佔領區內所有與波蘭歷史相關的蛛絲馬跡。[65]當局禁止「波蘭」這一名稱，[67]拆除波蘭紀念碑，關閉了已遭肢解的第二共和國名下的所有機構（包括利沃夫大學）。蘇聯隨後重新開啟了這些機構，但將絕大多數領導換為俄羅斯人。[65]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全部教學中至高無上。蘇聯當局終止了波蘭文學和語言研究，用俄語和烏克蘭語取代波蘭語。當局燒毀了波蘭語的書籍，連小學的圖書也未能倖免。[65]波蘭教師不得在學校供職，許多教師遭到逮捕。學校以白俄羅斯語、烏克蘭語和立陶宛語授課，教授新制訂的親蘇課程。[38]波蘭裔加拿大歷史學家彼得·弗羅貝爾（英語：Piotr Wróbel）引用英國歷史學家米高·R ·D·福特（英語：M. R. D. Foot）和安·C·B·迪爾（英語：I. C. B. Dear）的說法稱，大部分學者相信「在蘇聯佔領區，條件只比德國佔領區的情況稍好一些。」[2]1939年9月，許多波蘭猶太人向東逃亡；在蘇聯佔領區生活幾個月後，其中一些猶太人想回到西部的德佔區。[71]

 
由蘇聯授意在利沃夫出版的波蘭語諷刺畫，刊登於1940年9月。畫作痛斥波蘭的「國家公敵」：商人、軍官和貴族。

所有的出版物和媒體均遭到審查。[67]蘇聯人設法招攬有志合作的波蘭左翼知識分子。[67][72][73]蘇聯入侵後不久，蘇維埃烏克蘭作家協會便在利沃夫成立了本地分會；當地還有一家波蘭語劇院和波蘭語廣播電台。[72]明斯克和維爾紐斯的波蘭文化生活則較缺乏組織。[72]文化活動受到蘇聯當局的嚴加限制，必須以正面角度描繪新的蘇維埃政權，且要貶損原波蘭政府。[72]

然而，蘇聯宣傳推動的波蘭語文化活動與官方的俄羅斯化政策產生了矛盾。蘇聯先是試圖逐步淘汰波蘭語，為此禁止在學校中、[65]路牌中、[74]以及其他生活場合使用波蘭語。這一政策時有反覆——比如1939年10月選舉之前，[74]以及德國征服法國時。1940年10月，利沃夫的波蘭人紀念亞當·密茨凱維奇去世85周年。[75]不過不久之後，斯大林就再度決定推行俄羅斯化政策。[73]但是在 德國入侵蘇聯之後，蘇聯需要波蘭語的親蘇宣傳，因此斯大林再度撤回了他先前的決定。斯大林批准成立波蘭東方軍團（英語：Polish forces in the East），後來決定成立共產主義的波蘭人民共和國。[72][73]

許多波蘭作家與蘇聯勾結，撰寫親蘇的宣傳材料。[72][73]其中包括耶日·波列伊沙（英語：Jerzy Borejsza）、塔德烏什·博伊-熱倫斯基（英語：Tadeusz Boy-Żeleński）、卡齊米日·布蘭迪斯（英語：Kazimierz Brandys）、雅尼娜·布羅涅夫斯卡（英語：Janina Broniewska）、揚·布若扎（英語：Jan Brzoza）、特奧多爾·布伊尼茨基（英語：Teodor Bujnicki）、萊昂·赫維斯泰克（英語：Leon Chwistek）、蘇珊娜·金謙卡（英語：Zuzanna Ginczanka）、哈利娜·古爾斯卡（英語：Halina Górska）、梅奇斯瓦夫·雅斯特倫（英語：Mieczysław Jastrun）、斯特凡·英德里霍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萊茨（英語：Stanisław Jerzy Lec）、塔德烏什·沃帕萊夫斯基（英語：Tadeusz Łopalewski）、尤利烏什·克萊納（英語：Juliusz Kleiner）、揚·科特（英語：Jan Kott）、雅魯·庫雷克（英語：Jalu Kurek）、卡羅爾·庫雷盧克（英語：Karol Kuryluk）、利奧波德·萊溫（英語：Leopold Lewin）、阿納托爾·米庫科（Anatol Mikułko）、耶日·潘斯基（英語：Jerzy Pański）、萊昂·帕斯特納克（英語：Leon Pasternak）、尤利安·普日博希（英語：Julian Przyboś）、耶日·普特拉門特（英語：Jerzy Putrament）、耶日·拉維奇（Jerzy Rawicz）、阿道夫·魯德尼茨基（英語：Adolf Rudnicki）、沃齊米日·斯沃博德尼克（英語：Włodzimierz Słobodnik）、沃齊米日·索科爾斯基（英語：Włodzimierz Sokorski）、埃日別塔·謝普林斯卡（英語：Elżbieta Szemplińska）、阿納托爾·施特恩（英語：Anatol Stern）、尤利安·斯特雷伊科夫斯基（英語：Julian Stryjkowski）、盧茨揚·申瓦爾德（英語：Lucjan Szenwald）、利奧波德·蒂曼德（英語：Leopold Tyrmand）、旺達·瓦西列夫斯卡、斯坦尼斯瓦夫·瓦西萊夫斯基（Stanisław Wasilewski）、亞當·瓦日克（英語：Adam Ważyk）、亞歷山大·魏因特勞布（英語：Aleksander Weintraub）與布魯諾·威納維爾（英語：Bruno Winawer）等。[72][73]

另一些波蘭作家拒絕蘇聯的勸誘，轉入地下出版：其中包括雅德維加·切霍維丘夫娜（Jadwiga Czechowiczówna）、耶日·霍爾登斯基（英語：Jerzy Hordyński）、雅德維加·甘姆斯卡-韋姆皮茨卡（波蘭語：Jadwiga Gamska-Łempicka）、赫爾米尼亞·納格列洛娃（英語：Herminia Naglerowa）、貝婭塔·歐貝滕斯卡（英語：Beata Obertyńska）、奧斯塔普·奧爾特溫（英語：Ostap Ortwin）、塔德烏什·佩珀（英語：Tadeusz Peiper）、特奧多爾·帕爾尼茨基（英語：Teodor Parnicki）、尤利烏什·佩特里（英語：Juliusz Petry）等。[72][73]也有的像瓦迪斯瓦夫·布羅涅夫斯基（英語：Władysław Broniewski）這樣的作家，和蘇聯合作幾個月後轉入反蘇陣營。[72][73][76]亞歷山大·瓦特（英語：Aleksander Wat）起初贊同共產主義，後來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流放哈薩克斯坦。[73]

地下文化

資助人

戰時的波蘭文化仍在地下教育（英語：Education in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地下出版、乃至地下戲劇中延續。[2][77]波蘭地下國有自己的教育與文化部，由斯坦尼斯瓦夫·洛倫茨（英語：Stanisław Lorentz）領導。該部門是波蘭文化的地下資助者之一；地下國資助者還包括揚科夫斯基（英語：Jan Stanisław Jankowski）的勞工與社會保障部（後來轉由斯特凡·馬泰亞（波蘭語：Stefan Mateja）領導），以及奧爾謝夫斯基（波蘭語：Antoni Olszewski）與多莫斯瓦夫斯基（波蘭語：Bronisław Domosławski）領導的消除戰爭影響部。三家部門負責監督讓國家和私人收藏的藝術品免於劫掠和破壞；最為人稱道的行動是在整個戰爭期間藏匿揚·馬泰伊科的巨幅畫作。[78]這些部門還編纂了被掠奪和被毀作品的報告，為藝術家和學者提供了繼續工作和出版的手段，還援助他們的家庭。[49]因此，他們贊助了地下出版活動（英語：bibuła），出版了溫斯頓·丘吉爾和阿爾卡季·菲德勒（英語：Arkady Fiedler）的作品、一萬冊波蘭文小學初級讀物。此外，他們還委託藝術家創作抵抗藝術作品，然後由N行動（英語：Operation N）等活動傳播。[49]秘密的藝術展、戲劇演出和音樂會也偶爾得到贊助。[49]

波蘭的天主教會也是重要的文化贊助人；像是紅衣主教亞當·斯特凡·薩皮耶哈和前政客亞努什·拉齊維烏（英語：Janusz Radziwiłł (1880-1967)）等波蘭貴族也贊助了文化事業、資助藝術家、保護波蘭文化遺產。[49]奧索林斯基出版社、茲比格涅夫·米茲納（波蘭語：Zbigniew Mitzner）等私人出版商會為將來在戰後付梓的圖書提前向作者支付稿費。[79]

教育

更多資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波蘭教育（英語：Education in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為了回應德國審查和關停波蘭學校，波蘭教師中的抵抗運動立即開展了大規模地下教育活動（英語：Education in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最為矚目的地下教育組織——秘密教育組織（英語：Secret Teaching Organization）（Tajna Organizacja Nauczycielska, TON），早在1939年10月就已成立。[80][81]此外還有許多地方性的教育組織。1940年後，地方的教育組織逐漸歸屬TON並由其協調。1941年秋，TON的創始人切斯瓦夫·維采赫（英語：Czesław Wycech）成立了波蘭地下國文化教育部，與各教育組織通力合作。[81][82]地下課程有的以官方允許的活動為掩護，有的在私人住家或是其他場館舉行。1942年，約150萬名學生參與了地下初級教育；1944年時，地下國的中等教育系統涵蓋了10萬名學生。有1萬名學生出席大學級別的課程；作為比較，戰前的1938/1939學年波蘭約有3萬名在校大學生。[9][83][84]1943年至1944年間，9萬餘名中學生參加了總督府四個區（ 華沙、克拉科夫、拉多姆和盧布林）近6000名教師舉辦的地下學習班。[85]總體而言，在總督府統治時期，每三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接受地下組織的某種教育；到了上中學的年齡，這個數字上升到70%左右。[86]據估計，在一些農村地區，教育覆蓋率實際上較戰前有所提高；很可能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逃離城市或被驅逐的教師組織了課程。[86]與戰前的課堂相比，戰時的波蘭課堂顯著缺少猶太學生。波蘭猶太學生被納粹德國人限制在隔都；不過隔都有猶太地下教育，活動組織通常得到TON等波蘭組織的支持。[87]地下學校的學生往往也是波蘭抵抗組織的成員。[88]

 
波蘭家鄉軍的暴風行動（英語：Operation Tempest）服務獎章

華沙有70多所地下學校，2000名教師，2.1萬名學生。[85]地下華沙大學教育了3700名學生，頒發了64個碩士學位和7個博士學位。[89]佔領下的華沙理工大學教育了3000名學生，頒發了186個工程學位、18個博士學位和16個特許任教資格學位。[90]亞捷隆大學共頒發了468個碩士學位和62個博士學位，聘請了100多名教授和教師，每年為1000多名學生服務。[91]戰爭期間，波蘭上下還有許多其他大學和音樂、戲劇和藝術等高等教育機構繼續授課。[92] 波蘭著名哲學家瓦迪斯瓦夫·塔塔爾凱維奇（英語：Władysław Tatarkiewicz）和語言學家澤農·克萊門謝維奇（英語：Zenon Klemensiewicz）等人甚至做出了一些學術研究。[48][93]近千名波蘭科學家獲得了地下國的資金，得以繼續研究。[94]

德國波蘭總督府對地下教育的態度和德國直接吞併的地區有所不同。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德國人在1943年左右就已經意識到波蘭地下教育系統的規模。但是，德國缺乏人力來結束這一系統，可能是優先將資源用於對付武裝抵抗。[95]在總督府，關閉地下學校和高校通常並不是德國人的首要任務。[95][96]德國1943年的一份教育報告承認，由於波蘭抵抗軍的活動、缺乏人力和交通不便，學校的教學內容很難控制，管控農村學校的內容尤其困難。[96]一些學校不顧德國當局的反對，半公開地教授未經批准的科目。[97]漢斯·法郎克在1944年指出，雖然波蘭教師是德國國家的「死敵」，但不可能立即全部處分掉。[96]在德國直接吞併的波蘭領土上，地下教育問題被更為嚴肅對待，因為它阻礙了德國化的進程。在德國吞併的領土上參與地下教育，比起在總督府更有可能被送到集中營。[95]

出版

更多資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波蘭文學（英語：Polish literature during World War II）

波蘭有超過1000種地下報紙，[98]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波蘭家鄉軍的《消息公報（英語：Biuletyn Informacyjny）》和波蘭政府代表團（英語：Government Delegation for Poland）的《波蘭共和國（英語：Rzeczpospolita Polska (magazine)）》。除了出版截獲的西方電台廣播新聞外，還有數百種地下刊物專門討論政治、經濟、教育、文學（如《藝術與民族（英語：Sztuka i Naród）》）等話題。[16][99]記錄的最高出版量是一期《消息公報》，印數達4.3萬份；大型出版物的平均印數為1,000-5,000份。[99]波蘭地下組織還出版了來自假想的反納粹德國組織的小冊子和傳單，目的是在德國人中散佈虛假信息和打擊士氣。[100]地下組織有時還出版書籍，[16]以及愛國主義海報；他們還偽造德國當局的佈告，命令德國人撤離波蘭，或是叫波蘭人登記家貓。[100]

兩個最大的地下出版商是家鄉軍的信息與宣傳部（英語：Bureau of 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和波蘭政府代表團。[101]耶日·魯特科夫斯基（英語：Jerzy Rutkowski (activist)）的秘密軍事出版社（英語：Tajne Wojskowe Zakłady Wydawnicze）（從屬於家鄉軍）可能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出版社。[102][103]除了波蘭語報紙外，作為N行動（英語：行动N）的一部分，家鄉軍還印製了虛假的德國報紙，意圖打擊德國佔領軍的士氣。[104]波蘭的地下印刷廠大多位於被佔領的華沙；到了1944年夏天華沙起義，德國人發現了超過16家地下印刷廠，其工作人員通常被處決或送往集中營。[105]波蘭的第二大地下出版中心位於克拉科夫。[101]在那裏，作家和編輯面臨着類似的危險：例如，地下諷刺報紙《耳邊（波蘭語：Na Ucho）》的編輯人員幾乎全被逮捕，主編於1944年5月27日在克拉科夫處決。《耳邊》創刊於1943年10月，出版了20期，是波蘭的地下諷刺報紙中出版時間最長的。[104]地下印刷廠得到了大量活動家的支持；除了在印刷廠值班的工作人員外，還有數十名地下信使派發出版物。據一些統計，這些信使是最常被德國人逮捕的地下組織成員。[104]

在德國佔領下，波蘭記者和作家的工作機會近乎完全消滅，因為他們幾乎沒有機會發表作品。地下國家的文化部贊助了各種項目和個人，使他們能夠繼續工作，並幫助他們出版。[49]小說和文集由地下出版社出版；戰爭期間，地下出版社出版了1000多部作品。[106]地下組織還舉辦了文學討論；這一時期在波蘭工作的著名作家有克日什托夫·卡米爾·巴欽斯基（英語：Krzysztof Kamil Baczyński）、列斯拉夫·巴特爾斯基（英語：Leslaw Bartelski）、塔德烏什·博羅夫斯基（英語：Tadeusz Borowski）、塔德烏什·博伊-熱倫斯基（英語：Tadeusz Boy-Żeleński）、瑪麗亞·東布羅夫斯卡、塔德烏什·加伊齊（英語：Tadeusz Gajcy）、蘇珊娜·金謙卡（英語：Zuzanna Ginczanka）、雅羅斯瓦夫·伊瓦什基耶維奇（英語：Jarosław Iwaszkiewicz）、切斯瓦夫·米沃什（後獲得諾貝爾獎）、索非婭·納夫科夫斯卡（英語：Zofia Nałkowska）、揚·帕蘭多夫斯基（英語：Jan Parandowski）、利奧波德·斯塔夫、卡齊米日·維卡（英語：Kazimierz Wyka）、以及耶日·扎維耶斯基（英語：Jerzy Zawieyski）等。一些作家講述了戰俘營或是隔都中的艱苦條件，如康斯坦蒂·伊爾德方斯·高琴斯基（英語：Konstanty Ildefons Gałczyński）、斯特凡·弗魯科夫斯基（英語：Stefan Flukowski）、萊昂·克魯奇科夫斯基（英語：Leon Kruczkowski）、安傑伊·諾維茨基（英語：Andrzej Nowicki (writer)）和馬里安·皮哈爾（波蘭語：Marian Piechal）。甚至有些作家在集中營里寫作：比如揚·吉斯蓋斯（英語：Jan Maria Gisges）、哈利娜·戈夫喬娃（Halina Gołczowa）、索非婭·古爾斯卡（英語：Zofia Górska）、塔德烏什·霍烏伊（英語：Tadeusz Hołuj）、卡齊米日·安傑伊·亞沃爾斯基（英語：Kazimierz Andrzej Jaworski）和瑪麗安·庫比茨基（波蘭語：Marian Kubicki）等。[107]許多作家沒能活到戰後：瓦茨瓦夫·貝倫特（英語：Wacław Berent）、塔德烏什·博伊-熱倫斯基、塔德烏什·加伊齊、蘇珊娜·金謙卡、尤利烏什·卡登-班德羅夫斯基（英語：Juliusz Kaden-Bandrowski）、斯特凡·基耶真斯基（英語：Stefan Kiedrzyński）、雅努什·科扎克、哈利娜·克拉赫爾斯卡（英語：Halina Krahelska）、塔德烏什·霍倫德（英語：Tadeusz Hollender）、維托爾德·胡萊維奇（英語：Witold Hulewicz）、費迪南德·安東尼·奧先多夫斯基（英語：Ferdynand Antoni Ossendowski）、沃齊米日·彼恰克（英語：Włodzimierz Pietrzak）、萊昂·波米羅夫斯基（波蘭語：Leon Pomirowski）、卡齊米日·普熱爾瓦-泰特馬耶爾（英語：Kazimierz Przerwa-Tetmajer）和布魯諾·舒爾茨等。[106]

視覺藝術和音樂

 
波蘭地下國《消息公報（英語：Biuletyn Informacyjny）》1943年7月15日號，報道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的死訊，並宣佈全國哀悼一天。

隨着針對波蘭戲劇的審查以及波蘭電台與電影工業實質中止，[108]地下劇院得以成立。這些劇院主要位於華沙和克拉科夫，表演在多個地下場所舉行。[59][77][109]1940年起，劇院有秘密戲劇協會（Secret Theatrical Council）協調。[109]戰爭期間有四大劇團和超過40個小劇團活動，甚至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和蓋世太保的華沙帕維亞克監獄（英語：Pawiak）也有劇團；地下表演學校也得以成立。[109]許多地下演員平日有其他的本職工作，比如卡羅爾·沃伊蒂瓦（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等。猶太人隔都[59][110][111] 和波蘭戰俘營也有活躍的劇院。[112]

波蘭的音樂事業——包括交響樂團——也轉入了地下。[113]波蘭的頂尖音樂家和指揮家在餐廳、咖啡館和私人住家演出，最為大膽的則在街頭邊躲避德國巡邏邊演唱愛國民謠（英語：sung poetry）。[113]戰爭期間一批愛國歌曲（英語：Polish national songs）應運而生， [16]比如華沙最為流行的歌曲《斧頭、鋤頭（英語：Siekiera, motyka）》。[113]地下劇團還排演了愛國木偶戲。[16]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等猶太音樂家和藝術家在隔都乃至集中營中演出。[114]儘管其中大多數人死於戰爭，也有些成功逃到海外，如逃到美國的亞歷山大·湯斯曼、逃到蘇聯的埃迪·羅斯納（英語：Eddie Rosner）與亨里克·瓦爾斯（英語：Henryk Wars）等人。

地下藝術界同樣有視覺藝術。咖啡館、餐館和私人住宅被改造成了畫廊和博物館；其中一些遭到關停，其主人、工作人員和顧客受到騷擾、逮捕甚至被處決。[115]波蘭的地下藝術家包括埃里克·利平斯基（英語：Eryk Lipiński）、斯坦尼斯瓦夫·梅扎-托馬謝夫斯基（英語：Stanisław Miedza-Tomaszewski）、斯坦尼斯瓦夫·奧斯托亞·赫洛托夫斯基（英語：Stanisław Ostoja-Chrostowski）、以及康斯坦蒂·瑪麗亞·索波奇科（英語：Konstanty Maria Sopoćko）[115]一些藝術家直接為波蘭地下國工作，偽造假幣和文件、[116][117]繪製反納粹的海報和諷刺畫、繪製帶有波蘭愛國象徵（如波蘭戰鬥標誌）的藝術品。這些作品被地下出版社翻印，打算公開展示的作品則張貼或是塗鴉在牆上。[115]這些藝術活動許多由家鄉軍信息與宣傳部（英語：Bureau of 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的N行動（英語：Action N）協調。1944年，藝術家成功在華沙的公共場所展出了3個高達6米的，用來諷刺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的人偶。[115]一些藝術家記錄了佔領下的波蘭的生與死；儘管德國禁止波蘭人使用相機，但還是有人拍下了照片甚至電影。[108]雖然運營地下電台絕無可能，但波蘭人錄製地下節目的試聽，並引入德國的收音機或揚聲器系統中。[108]地下組織還設計發行郵票。[115]由於波蘭人的體育活動同樣被德國人禁止，地下體育俱樂部應運而生；華沙、克拉科夫和波茲南組織了地下足球賽乃至錦標賽，不過這些比賽通常被德國人驅散。[115]所有活動均得到地下國文化部的支持。[113]

華沙起義

 
波蘭英文廣播
一期講述華沙起義期間每日戰況的英語新聞節目，由波蘭起義者「閃電電台（英語：Błyskawica radiostation）」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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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至10月的華沙起義期間，在波蘭控制的領土上，人們努力重現以前的自由的波蘭國家的日常生活。軍人和平民的文化生活都很活躍，人們開展戲院、電影院、郵局、報社之類的的活動。[118]第十屆地下賽詩會在起義期間舉行；由於年輕一代的波蘭詩人大多也是抵抗組織成員，比賽獎品是武器裝備。[107]在 安東尼·波捷維奇（英語：Antoni Bohdziewicz）的領導下，家鄉軍的新聞和宣傳局甚至製作了三部新聞短片和超過3萬米的膠片來記錄起義。[119] 歐根紐什·羅卡伊斯基（英語：Eugeniusz Lokajski）在遇難前拍下了近千張照片；[120]塞爾韋斯特·布勞恩（英語：Sylwester Braun）拍下了約3000張，其中有1500張保存下來。[121]耶日·托馬謝夫斯基（英語：Jerzy Tomaszewski (photographer)）拍攝約1000張，其中600張倖存。[122]

文化流亡

波蘭藝術家還在德佔歐洲以外的地方工作。阿卡迪·菲德勒（英語：Arkady Fiedler）與波蘭西方軍團（英語：Polish Armed Forces in the West）一同駐紮在英國，描寫了第303波蘭戰鬥機中隊（英語：No. 303 Polish Fighter Squadron）的情況。梅爾基奧爾·萬科維奇（英語：Melchior Wańkowicz）描寫了波蘭人在意大利戰場卡西諾戰役的貢獻。其他的海外波蘭作家包括揚·萊洪（英語：Jan Lechoń）、安東尼·斯沃尼姆斯基（英語：Antoni Słonimski）、卡齊米日·維任斯基（英語：Kazimierz Wierzyński）和尤利安·圖維姆（英語：Julian Tuwim）等。[123]藝術家為波蘭的西方軍團（英語：Polish forces in the West）和東方軍團（英語：Polish forces in the East）表演。音樂家亨里克·瓦爾斯（英語：Henryk Wars）和伊雷娜·安德斯（英語：Irena Anders）等人在「波蘭巡遊」歌舞廳為波蘭第2軍演出。[124]《卡西諾山的紅罌粟（英語：Czerwone maki na Monte Cassino）》是盟軍的波蘭士兵中流傳最廣的歌曲，由費利克斯·科納斯基（英語：Feliks Konarski）和阿爾弗雷德·許茲（波蘭語：Alfred Schütz (kompozytor)）作於1944年。[125]在東線和西線戰場均有波蘭劇院。[112][126]有幾位波蘭畫家在戰爭期間堅持創作：他們大多是波蘭第二軍的士兵。其中包括彼得·波特沃洛夫斯基（英語：Piotr Potworowski）、亞當·科索夫斯基（英語：亚当·科索夫斯基）、馬里安·克拉托赫維爾（波蘭語：马里安·克拉托赫维尔）、博萊斯瓦夫·萊特蓋貝爾（波蘭語：Bolesław Leitgeber）和斯特凡·克納普（英語：Stefan Knapp）等。[127]

對戰後文化的影響

參見：華沙起義的文化表現（英語：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arsaw Uprising）

戰時破壞波蘭文化的企圖可能反而強化了波蘭文化。諾曼·戴維斯在《上帝的遊樂場（英語：God's Playground）》中寫道：「1945年，作為對無盡犧牲的獎勵，倖存者對本土文化的依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128]同樣，從小學到大學，組織嚴密的地下課堂也以其高質量著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教師對學生的數量比增加。[129]然而，戰爭產生的文化和戰間期的波蘭文化（英語：culture of interwar Poland）有多處不同。波蘭猶太社區毀於戰火，戰後的領土變化（英語：territorial changes of Poland after World War II）和人口遷移使波蘭失去了歷史上的少數族裔——波蘭不再是一個多民族國家。[130]

二戰的經歷給一代波蘭藝術家打上了烙印，他們被稱為「哥倫布的一代（英語：Generation of Columbuses）」——該稱謂指的是波蘭1918年恢復獨立後不久出生的一代波蘭人，他們的青春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藝術創作中，他們「發現了一個新波蘭」，一個被二戰暴行和隨之而來的共產主義波蘭政權永遠改變了的國家。[131][132][133]

多年來，近四分之三的波蘭人強調二戰對波蘭民族認同的重要性。[134]許多戰後創作的波蘭藝術作品以戰爭事件為中心。譬如，塔德烏什·博羅夫斯基（英語：Tadeusz Borowski）、阿道夫·魯德尼茨基（英語：Adolf Rudnicki）、亨里克·格林貝格（英語：Henryk Grynberg）、米龍·比亞沃謝夫斯基（英語：Miron Białoszewski）、漢娜·克拉爾（英語：Hanna Krall）等人的著作；安德烈·華依達的電影《一代人（英語：A Generation）》、《下水道》、《灰燼與鑽石》、《洛托納（英語：Lotna）》、《德國之戀（英語：A Love in Germany）》、《科扎克（英語：Korczak (film)）》、《卡廷慘案》；電視劇《四個坦克兵與狗（英語：Czterej pancerni i pies）》、《大於生命的賭注（英語：Stawka większa niż życie）》等；《華沙起義（英語：Powstanie Warszawskie (album)）》等音樂作品；甚至還有漫畫書——這些形形色色的作品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面貌。波蘭歷史學家托馬什·沙羅塔（英語：Tomasz Szarota）在1996年寫道：

教育和培訓計劃特別強調二戰時期和外國佔領。與戰爭有關的事件和個人在電視、廣播和平面媒體上無處不在。在文學和學習中，在電影、戲劇和美術中，這個主題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元素。更何況政客們不斷地利用它。可能沒有別的國家會如此頻繁或如此隆重地紀念與二戰事件有關的紀念日。[134]

參見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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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Wróbel, Piotr. The devil's playground : Poland in World War II. Montreal, Quebec: Canadian Foundation for Polish Studies of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 Sciences. 2000 [2020-10-24]. ISBN 0-9692784-1-1. OCLC 4406896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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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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