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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

产自青藏高原的一种羚羊

藏羚羊（學名：Pantholops hodgsonii；藏語：གཙོད་，威利轉寫：gtsod，藏語拼音：Zö），學名藏羚，是偶蹄目牛科羚羊亞科藏羚屬的唯一物種。對藏羚羊最早的科學描述由英國博物學家克拉克·阿貝爾（Clarke Abel）於1826年作出，但他還未來得及為其命名便於同年11月去世，後由英國博物學家布萊恩·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於1834年命名。

藏羚
保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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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危（IUCN 3.1）[1]
科學分類 編輯
界： 動物界 Animalia
門： 脊索動物門 Chordata
綱： 哺乳綱 Mammalia
目： 偶蹄目 Artiodactyla
科： 牛科 Bovidae
亞科： 羊亞科 Caprinae
族： 羊族 Caprini
屬： 藏羚屬 Pantholops
Hodgson, 1834[2]
種：
藏羚 P. hodgsonii
二名法
Pantholops hodgsonii
(Abel, 1826)

藏羚羊背部呈紅褐色，腹部為淺褐色或灰白色。成年雄性藏羚羊臉部呈黑色，腿上有黑色標記，頭上長有豎琴形狀的角用於禦敵。雌性藏羚羊沒有角。藏羚羊的底絨非常柔軟。成年雌性藏羚羊身高約75厘米、體重約25～30公斤。雄性身高約80～85厘米、體重約35～40公斤。藏羚羊2歲性成熟，雄性壽命一般不超過8歲，雌性壽命一般不超過12歲，人工飼養可達將近10年。藏羚羊的棲息地海拔3250～5500米，最適應海拔4000米左右的平坦地形。

藏羚羊是中國的特有物種，根據德裔美籍野生動物學家喬治·夏勒的研究大致可分為若干不遷徙種群和四大遷徙種群。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和新疆阿爾金山一帶，分佈區域大致以藏北高原（羌塘）為中心，南至拉薩以北，北至崑崙山，東至西藏昌都地區北部和青海西南部，西至中印邊界，偶爾有少數由此流入印控克什米爾的拉達克地區。尼泊爾直到19世紀上半葉仍有藏羚羊分佈，後滅絕。藏羚羊1975年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II物種，1979年更被列入嚴禁貿易的附錄I物種，1988年發佈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確立其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藏羚羊被公認為青藏高原動物區系的典型代表和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指示物種。

進化過程

 
頭部

藏羚羊是很古老的物種，藏羚羊的祖先可追溯到晚中新世（約2500萬年前）分佈於柴達木盆地的庫羊（Qurliqnoria），這種動物化石具有類似藏羚羊的直而向上的角心。與藏羚羊同屬的更新世滅絕種Pantholops hundesiensis化石曾在中印邊境尼提山口的高海拔地區被發現[3]。中國古代神話《山海經》中記載的「酃羊」，其狀與藏羚羊十分相似。現代藏羚羊的體形比千萬年前的祖先們大得多。1000萬年前，喜馬拉雅山脈迎來了強烈的造山運動，藏北地區的森林消失，各種動物或四散逃命或加速演化，原生物種藏羚羊、野氂牛、藏野驢則一直堅守於此。距今1萬年的時候，藏北地區海拔再度抬升，氣候更加酷寒乾燥，藏羚羊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無論形態還是機體方面都表現出適應高寒低氧環境的特性。如今，地處亞熱帶緯度的藏北高原，海拔高、光照足、空氣稀薄，藏羚羊成為這裏的優勢物種。為了呼吸到更多的氧氣，藏羚羊的口腔發育很寬大，鼻腔擴大並且兩側鼓脹，以增大空氣接觸面。藏羚羊絨毛的品質為世界所公認，也由此成為它們被盜獵的主要原因。那些結構中空的絨毛密密層層地覆在身上，陽光下可以隔熱，暴風雪時可以擋風防寒。每年6-10月，開始漫長的換毛期，製造出冬暖夏涼的節奏，如同自帶了毛毯型空調。為了躲避狼、猞猁、雪豹等食肉動物，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平均可到每小時80千米，尤其是小藏羚羊出生僅三天後骨質鈣化，就可以跑得比狼還快。另外藏羚羊慣於結群行動，尤其在季節性遷徙過程中往往幾千頭羊共同進退，這也能減少被捕食的危險[4]。

生長環境

藏羚羊主要棲息於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草甸、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荒漠草原及高寒荒漠，均為人跡罕至的地方。那裏植被稀疏，主要生長有針茅草、苔蘚和地衣類植物，這些是藏羚羊賴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在自然界中，狼、棕熊、猞猁、雪豹、金雕和高山兀鷲是他們主要的天敵。在高原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為尋覓足夠的食物和抵禦嚴寒，經過長期適應，藏羚羊形成了集群遷徙的習性，而且身體上生長有一層保暖性極好的絨毛。藏羚羊與野氂牛、藏野驢並稱為藏北高原的「三大家族」，是青藏高原的一個旗艦物種[5]。

食性

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藏高原生物進化與適應重點實驗室於2005年7月和2006年1月在可可西里國家自然保護區內收集藏羚羊的新鮮糞樣各33份和55份，並利用糞便顯微分析法分析了該地區藏羚羊的食物構成及其冷季(1月)和暖季(7月)的變化。結果表明，在藏羚羊糞便中鏡檢到的可識別植物碎片為15科24種(屬)植物，其食物譜構成主要包括禾本科、豆科、菊科、檉柳科及玄參科植物；禾本科是藏羚羊全年的主要食物,它在食物組成中所佔的比例為60.5%；莎草科、豆科、菊科、檉柳科及玄參科植物是藏羚羊全年都取食的主要食物，其所佔比例分別為16.7%、9.2%、6.4%、4.9%及0.9%。藏羚羊在冷季和暖季的食物構成有顯著變化，莎草科和檉柳科在冷季所佔比例較低，分別為7.7%和0.8%。而禾本科、豆科和玄參科在冷季所佔比例較高，分別達到了70.4%、12.6%和2.4%[6]。

生活習性和相關科考

藏羚羊的活動很複雜，某些藏羚羊會長期居住一地，還有一些有遷徙習慣。雌性和雄性藏羚羊活動模式不同。成年雌性藏羚羊和它們的雌性後代每年從冬季交配地到夏季產羔地遷徙行程300公里。年輕雄性藏羚羊會離開群落，同其它年輕或成年雄性藏羚羊聚到一起，直至最終形成一個混合的群落。藏羚羊群的構成和數量根據性別和時期不同會有所變化。雌性藏羚羊在1.5～2.5歲之間達到性成熟，經過7～8個月的懷孕期後一般在2～3歲之間產下第一胎。幼仔在6月中下旬或7月末出生，每胎一仔。交配期一般在11月末到12月之間，雄性藏羚羊一般需要保護10～20隻雌性藏羚羊。藏羚羊善於奔跑，最高時速可達110公里。藏羚羊生存的地區東西相跨1600公里，季節性遷徙是牠們重要的生態特徵。因為母藏羚羊的產羔地主要在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烏蘭烏拉湖、可可西里湖、太陽湖等地，每年四月底，公母羚羊開始分群而居，未滿一歲的公仔也會和母羚羊分開，到五、六月，母羊與牠的雌仔遷徙前往產羔地產子，然後母羚又率幼子原路返回，完成一次遷徙過程[7]。全球至少有24個有蹄類物種和亞種曾經或正在進行大遷徙，其中6種有蹄類的大遷徙已經消失：南非小羚羊、黑角馬、白臉牛羚、彎角大羚羊、斑驢，以及蒙古野驢。現存的有蹄類大遷徙，非洲有9個物種，北美洲4個，歐亞大陸6個。由於蒙古原羚在中國境內幾近滅絕，藏羚羊遷徙是中國境內僅存的有蹄類動物大遷徙，也是全球最為壯觀的三種有蹄類動物大遷徙之一（另外兩種為角馬和馴鹿）[8]。但科學觀測發現，並不是所有母藏羚羊都參與大規模遷徙產仔。例如，西藏那曲地區申扎縣、尼瑪縣南部以及藏北湖泊色林錯周邊總共4萬餘只母藏羚羊就地產仔，在交配期、產羔期、哺育期，都堅守原棲息地而不參與遷徙活動[9]。

2006年7月1日，全長1956公里的青藏鐵路全線建成通車，陝西省動物研究所（西北瀕危動物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吳曉民及其團隊承擔了該鐵路運營期野生動物通道的監測與評估工作，並從2007年起對藏羚羊的季節性遷徙規律進行系統性的科學研究。2007-10年，吳曉民及其團隊首次藉助衛星定位跟蹤技術研究藏羚羊遷徙，在三江源可可西里一帶為10隻藏羚羊佩戴了衛星定位項圈[10]。2013年起，又對西藏羌塘地區的藏羚羊種群開展了持續的、系統性的科學研究，同年12月到2014年1月初還在該地區進行了中國科學家對藏羚羊的首次冬季科考行動，研究羌塘種群藏羚羊的越冬地、求偶與交配和伴生動物的冬季棲息等[11]。吳曉民2011年7月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節目採訪時表示：中國境內的藏羚羊分為四個大的地理種群：西藏羌塘，新疆阿爾泰山，青海三江源、可可西里，其中以西藏羌塘種群數量最多，且根據分佈區域進一步分為西羌塘種群、中羌塘種群、東羌塘種群。而到了每年六、七月的繁殖季，新疆阿爾泰山、青海三江源、以及一部分西藏羌塘種群的藏羚羊都要向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方向遷徙，產羔後返回原棲息地，其中以三江源種群的回遷路線最複雜，需要過五大阻礙（卓乃湖東岸的沼澤、可可西里雪山、楚瑪爾河、青藏公路和青藏鐵路）。吳曉民團隊經研究發現，卓乃湖在七月上旬的藏羚羊產羔高峰期，天氣條件惡劣、植被條件也不好，藏羚羊偏好到此地產羔的原因成謎[12]，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院蘇建平認為這種遷徙可能源自幾千萬年中形成並固化的「種群集體記憶」，但尚無確證[13]。吳曉民通過長期對卓乃湖邊羊群活動規律的觀察研究，發現各地理種群的藏羚羊抵達卓乃湖後並不是完全按照原棲息地群體活動，而是重新進行有序的組合。例如，母羊只在卓乃湖東西南三面產羔，而湖北面沒有；只有產羔後的母羊會帶着小羊到岸邊兩公里內的區域活動，未產羔的母羊只在距岸邊兩公里外的山坡上或者山溝里的草地上活動，原因未知[12]。

2013年和2016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藏羚羊產羔回遷期，中國科學家在可可西里卓乃湖和西藏羌塘地區中部進行了針對藏羚羊的大規模科考行動。科考行動由國家林業局發起，科考人員由陝西省動物研究所（西北瀕危動物研究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航天科技集團九院772所相關專家組成，中央電視台對科考活動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科考團隊先後採用北斗衛星跟蹤技術（捕捉15隻藏羚羊並佩戴「北斗」定位項圈後放生[14]）、無人機航測技術、遠程紅外自動拍照等手段，對分佈在西藏羌塘的藏羚羊種群進行了持續的定位跟蹤和實地考察。這是北斗系統首次應用於野生動物研究，藉助該系統和其他先進科技手段，科考隊通過實地調查和分析，發現並確認北羌塘地區甜水河及色吾雪山一帶（位於西藏那曲地區尼瑪縣北部）存在着青藏高原上最大的一個藏羚羊產羔區，其中心區域面積達80-100平方公里，且植被條件良好，聚集了超過10萬隻的母藏羚羊，而且60%以上已經產羔[15]。科考團隊利用電動固定翼無人機航測技術這一先進手段，對西藏羌塘藏羚羊遷徙過程進行了航拍，獲取了該遷徙種群的密度、數量和年齡結構等數據，獲得了覆蓋範圍超40平方公里，解像度達到5厘米的高清影像，可以從影像上清楚識別出剛出生的小羊羔[16]。2013年的科考確認西藏羌塘保護區色吾雪山產羔地有15萬隻以上的藏羚羊。吳曉民在接受中央電視台《2013我們與藏羚羊》科考行動節目組採訪時說，在色吾雪山和甜水河產羔地出生的羊羔中約有一半經多條回遷路線成功南返棲息地，遠高於可可西里產羔地的約三成[17]。2016年夏，科考隊發現回遷羊群數量較三年前更多，僅經瑪依雪山腳下的草原瑪依塘、阿日塘和江愛藏布河回遷的藏羚羊就超過5萬隻。吳曉民在接受中央電視台《2016我們與藏羚羊》科考行動節目組採訪時說由於水草長得比往年都好，小羊也較往年長得更好[18]。

2018年12月中旬-2019年1月初，西藏林業和草原局、陝西省動物研究所（西北瀕危動物研究所）、西北工業大學共同組織開展了針對藏羚羊等高原珍稀野生動物及棲息環境保護的最大規模冬季科考行動，主要目的是對藏羚羊種群在冬季交配季的行為進行系統性研究。中央電視台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西北工業大學「魅影」團隊研發的小型太陽能無人機「魅影6」參與了科考活動，該無人機配備了紅外航拍設備，可以協助統計一個區域內的藏羚羊數量[19]。科考團隊在尼瑪縣發現的藏羚羊大規模交配地就有十幾個，僅達折錯湖畔四周的交配地，就動態監測到藏羚羊3萬隻左右[20]。

保護狀況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規模非法盜獵

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於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的影響，除了生存所需的狩獵外，牧民很少進入藏羚羊生活的高寒地帶，捕獵以及對藏羚羊羊絨的需求極少，根本不會危及到藏羚羊種群的生存，只有在飢餓和寒冷的時候，漫山遍野的藏羚羊、野氂牛等野生動物才會作為果腹充飢的食物和禦寒用品進入他們的視野。上世紀60年代的老測繪隊員們，回憶起當時在可可西里的情景時充滿了惋惜和留戀：成群結隊的各類野生動物，隨處可見，一個湖泊，一條河邊有成千上萬的藏羚羊、黃羊、野氂牛、棕熊等合群飲水，即使有人開槍，它們也不怕，也不傷害人，完全是一種混沌初開天人合一的原始狀態。1984年馬蘭山金礦發現，從那時起，馬蘭山每年大約有3萬名非法採金者湧入。最初的屠殺是無意識的,「以前皮子不值錢的時候，我們只是偶爾打羊，為了吃點肉。...那時候的羊也不像現在（見人就跑），幾千隻、幾千隻聚集在一起。」[21]淘金者們貪婪的目光大都集中在砂金等礦產資源上面，他們到處亂挖濫採砂金資源，幾乎所有的大小河流和谷地都被挖了個底朝天，該地區的砂金資源和大片植被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這種採金直到2000年才被禁止[22]。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國際市場的刺激，收購藏羚羊皮的商販出價越來越高：根據環保活動人士楊欣在紀錄片《平衡》中提供的數據：一張藏羚羊皮在中國境內的收購價高達500元人民幣，運到中印邊境後更能賣到1500元人民幣。淘金者發現打羊比淘金來錢來得快也更加容易，許多人從淘金改行為偷獵，專門從事獵殺藏羚羊的犯罪活動。大部分偷獵者為青海、甘肅的農民，由於當地經濟極為落後，當時很多人抱着發財的幻想加入淘金的狂潮。當看到獵殺藏羚羊可以發財時，這些人又瘋狂地加入了偷獵者的行列。他們往往以「湊股」的方式組成團伙，每人每次至少要湊上萬元，很多人是變賣家產來湊份子的。到後來，盜獵團伙已經形成黑色體系，主犯自己根本不在現場，而是遙控指揮。另外還有一些人則不直接參與偷獵，而是在銷贓環節牟利：可可西里的五道梁位於無人區南緣，是從格爾木進可可西里最難走的一站，很多過往司機和行人都會在這裏加油和休息。隨着人流增多，各式賓館和飯店也開了起來，「這些飯店除了提供吃飯外，背後就向過往路商收購藏羚羊皮，收購之後就開始成堆成堆地從西藏運往印度。」[21]儘管中國政府於1981年1月加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之際就鑑於藏羚羊為附錄I（包括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貿易影響而有滅絕危險的物種）物種而嚴格禁止了一切貿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產品的活動，並在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頒佈後旋即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中將藏羚羊確定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嚴禁非法獵捕，但根據有關部門歷年來查獲的藏羚羊皮、絨數量和各有關單位在藏羚羊分佈區發現的藏羚羊屍骸情況分析，2000年以前每年被盜獵的藏羚羊數量平均在兩萬隻左右。而盜獵對藏羚羊種群繁衍和活動規律造成的影響，更是無法計量。尤其是每年的六、七月份，正是藏羚羊產羔期，偷獵者們要的只是母羊的羊絨，剛剛出生的小羊羔們即使不被打死，也逃脫不了凍死、餓死的命運[22]。

根據當年的盜獵者事後的回憶，九十年代盜獵活動之所以猖獗也跟青海部分地區治安環境差、非法販制槍支泛濫有關：「當年在青海西寧和化隆，買槍跟買菜一樣容易，1200塊錢，連槍帶1箱子彈，大約1500發。」[23]青海化隆縣與貴州松桃縣以及廣西合浦縣是中國的三大黑槍基地，其中化隆縣更是中國的「黑槍之都」。這個位於青海省西南部的國家級貧困縣，曾經是民國期間「青海王」馬步芳的兵工廠所在地，最先製造民間黑槍的人就曾是馬步芳部隊中的軍械師。由於化隆生產的槍支質量上乘，「化隆造」甚至還一度成為中國黑槍質量的代名詞[24]。

可可西里志願巡山隊隊員曾回憶其親眼目睹的慘況：「散亂的藏羚羊屍體足有一個足球場的面積，繁殖地變成了屠宰場。更使人觸目驚心的是那些小藏羚的屍體，其絕大多數都慘死在媽媽的腹中，甚至中了槍彈，未出世就夭折在罪惡的槍彈下；一小部分因母羚逃生劇烈奔跑而早產或流產，生下來就沒命了，少數倖存者頑強地站立起來，卻又活生生地餓死在媽媽那被扒了皮的屍體旁，其景象真使人目不忍睹。」另有隊員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幕：「一天夜裏，我們看到一處被偷獵者洗劫的場面，成百隻被剝了皮的藏羚羊的屍體赤裸裸地躺在草地上。我們的車燈晃過。突然，有一隻羊從死羊堆中騰空而起，衝着我們的車就飛奔過來。它渾身上下已經沒有皮了，偷獵分子的槍聲只是震暈了它。也就是說，它是被活活剝皮的。我看見它的眼神，很驚恐。但是它已經沒有眼皮了，想閉一下眼睛都是不可能的。我當時坐在駕駛位上都有點抖了，眼看着它從車邊奔過去，沒有500米，就又倒在地上，抽搐着。我們不能目睹這樣慘烈的場景，趕快開走了。」[22]

由於藏羚羊在上千萬年的進化過程中形成了成群行動的習性。當它們之中出現「傷員」時，大隊藏羚羊就會減慢前進的速度來照顧它們，以防止猛獸吃掉負傷者。正是這個習性往往被盜獵分子所利用。每當夜晚，盜獵者開着汽車，朝即將臨產的雌性藏羚羊群橫衝直撞，同時瘋狂地開槍掃射。一旦群體中出現傷者，整個群體誰也不願獨自逃生，寧肯同歸於盡。在盜獵現場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數百頭藏羚羊全部被屠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常有這種場面：倒在血泊中的藏羚羊媽媽，身懷未產出的胎兒，旁邊還有一個正在吮乳的「孩子」，幼小的藏羚羊羔仍在粘滿鮮血的、已經剝下皮的紅色乳頭上吸取乳汁，羚羊媽媽的鮮血染紅了小羚羊的嘴巴、鼻子和它那憔悴的面頰。失去母親關愛的小羚羊過不了多久即被老鷹、狼群吃掉。盜獵分子只取藏羚羊皮，剩下的屍體被狼群、禿鷲等食肉動物吃掉，腐肉的惡臭味逆風能臭幾十里[22]。

藏羚羊與血腥的沙圖什貿易

主條目：沙圖什

盜獵分子獵殺藏羚羊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得藏羚羊的底絨，即最貼近羊皮的那部分羊絨（每隻成年藏羚羊身上約有140-150克底絨）。藏羚羊肉寄生蟲很多、藏羚羊皮製革性能差等原因，不存在對藏羚羊肉、皮、頭骨、角等進行貿易性開發利用的潛力，中國歷史上沒有利用藏羚羊絨的傳統習俗，至今也沒有藏羚羊及其產品的需求市場。未加工的藏羚羊生絨的唯一加工地是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羊絨在那裏加工後成披肩、圍巾等織品後由貿易商銷往新德里，再從那裏出口到歐美市場[25]。藏羚羊絨貿易給盜獵分子帶來巨額利潤。大量藏羚羊被獵殺取絨後，一部分絨被走私分子藏夾在棉被、羽絨服中或藏匿在汽油桶、車輛和羊絨中，矇混通過中國西藏的樟木、普蘭等口岸出境；而另一些走私分子則人背畜馱到邊境秘密交易點進行交易。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1999年的調查報道「藏羚羊之死」中引用印度官方的數據稱，1992年有超過4400磅藏羚羊生絨被從中國非法走私到印度，約合13000隻成年藏羚羊。環保人士楊欣在紀錄片《平衡》中稱，1998年3月在海口召開的亞洲生物多樣性論壇上，尼泊爾環保部長曾親口告訴他，該國1994年查獲800公斤藏羚羊絨，全部來自中國。2000年左右，1公斤非法走私到印控克什米爾的藏羚羊生絨價格可達1,000～2,000美元，而一條用300～400克藏羚羊絨織成的圍巾在國際市場上售價高達5,000～30,000美元[26]。

藏羚羊的底絨極為纖細，其測量直徑約為11.34微米，是克什米爾山羊羊絨的四分之三，是人髮的五分之一，但保暖性卻極強，因而有「羊絨之王」和「軟黃金」之稱。用純藏羚羊底絨製成的沙圖什披肩相當輕巧，重量僅有百克左右，因將其穿過戒指是沙圖什販賣者用來證實沙圖什真偽的一個傳統，所以又叫"指環披肩"，但保暖性卻超強，有一個誇張的說法，說用沙圖什包起一個鴿子蛋，就可以孵出小鴿子，或者這個蛋會被捂熟。沙圖什（shahtoosh）來自於古代波斯語，"shah"意為皇帝，"toosh"則是羊絨，"shahtoosh"意為"羊絨皇帝"。沙圖什通常來說，是指所有由藏羚羊底絨加工的產品，但主要是指一種用藏羚羊底絨編織成的純羊絨披肩。一個沙圖什純羊絨披肩的價格在印度國內可賣幾千美元，在國際市場上售價則過萬美元，例如在英國，售價高達1.1萬英鎊[13]。幾個世紀以來，印度北部的幾個邦有一種習俗，就是攢錢為女兒購買一條沙圖什作為最珍貴的嫁妝。17世紀60年代，首先到達克什米爾的法國人François Bernier第一次把"沙圖什"介紹到了歐洲。18世紀70年代起，歐洲的婦女開始在她們的肩頭上披上羊絨披肩，越輕軟越珍貴，產自克什米爾的"沙圖什"則更是顯赫地位的象徵，成為歐美等地貴婦、小姐顯示身份、追求時尚的標誌。在印度北部，沙圖什就像中國老媽媽的金戒指一樣，是作為母親送給女兒的嫁妝而世代相傳的。女式披肩通常為2米長，1米寬，重約100克，男式披肩通常為3米長，1.5米寬，織一條女式披肩需要大約300克到400克藏羚羊底絨，相當於3隻成年藏羚羊的底絨；而一條男式披肩則需要消耗5隻成年藏羚羊的生命[27]。

沙圖什加工技術出自克什米爾地區，玄奘的遊記中就提到過克什米爾出產一種極柔軟的披肩，據推測就是沙圖什。沙圖什的製作為純手工，往往是家庭為單位的手工作坊，生羊絨的分揀、清洗，染色、紡線、織造都有專人各司其職，只有手藝精湛的熟練織工才能紡織沙圖什。該行業從業人員多為女性，貿易商向她們免費提供生羊絨，支付加工費後拿走成品。沙圖什行業的絕大部分利潤都被各級貿易商賺走，他們支付的加工費十分微薄：根據印度野生動物基金會（WTI）2001年12月發佈的調查紀錄片《死亡披肩：藏羚羊與沙圖什貿易》，清洗生羊絨的工資為1印度盧比/克，一個工人每天大約能賺50-100印度盧比（約合1.25-2.5美元）；紡線工人的工錢則為1印度盧比/團（每10根9英寸長的羊絨線為一團），一個工人每天大約能賺200-300印度盧比（5-7美元）[28]。2002年8月23日，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印度查謨-克什米爾邦通過修訂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全面禁止沙圖什的生產。當地政府與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印度野生動物基金會等組織合作，鼓勵原先從事沙圖什生產的織工轉而使用帕什米納山羊絨[29]。但違法生產、銷售、走私沙圖什的案件仍有零星發生[30][31]，印度國內也仍有部分政治勢力企圖推翻沙圖什禁令[32]。

德裔美籍野生動物學家、後成為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首席科學家的喬治·夏勒於1984年成為第一個得到中國政府批准，進入羌塘無人區開展研究的外國人，並由此開始了他在藏北高原長達十幾年的調查。起先他的研究對象為大熊貓，1988年8月，56歲的他和妻子凱伊來到位於西藏阿里地區北部的阿魯盆地調查，開始研究藏羚羊和青藏高原上的其他大型草食動物。1992年、2001年、2005年，夏勒博士通過實地研究完整地了解了藏羚羊西羌塘種群的交配地、遷徙路線和產仔地。在夏勒博士等國內外專家建議下，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資助當地林業部門，在進出南疆地區西崑侖山地的狹長山谷設立檢查站，保護藏羚羊西羌塘種群的遷徙路線[33]。2007年，新疆林業局設置西崑侖保護區。

喬治·夏勒對藏羚羊這一物種保護的貢獻甚至比他在藏羚羊科學研究方面的成就更大。早在1975年，藏羚羊就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II物種（沒有立即的滅絕危機，但需要管制貿易情況以避免影響到其存續的物種），四年後被列入附錄I物種（受到滅絕威脅而禁止國際間貿易的物種）。按公約中的規定，藏羚羊的各部分及其衍生物被禁止進行國際間的貿易。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從事沙圖什貿易的商人一直在給歐美消費者洗腦，謊稱原料為每年藏羚羊換毛季時，當地人搜集脫落下來的羚羊絨而來，以掩蓋沙圖什背後對藏羚羊血腥的屠殺。夏勒博士1999年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節目記者王志採訪時說：1985年他在西藏發現有人為獲取羚羊肉和羚羊角而盜獵公藏羚羊；1988年他在西藏發現有人殺羊取絨後意識到藏羚羊絨已經成為主要的盜獵動機，但他當時並不了解這些羊絨的用途。1990年一位旅居印度、從事沙圖什披肩貿易的美籍毛皮商人主動寫信給夏勒博士了解藏羚羊的情況，兩人開始通信並交換信息，夏勒博士這才了解到殺羊取絨背後的利益鏈條。通過這位商人提供的信息，夏勒博士給幾乎所有從事這項生意的美國籍商人寫了信，告訴他們這是非法的[34]。1992年夏勒博士在歷經兩年的跟蹤調查後向全世界公佈了他的研究結果：製造沙圖什的唯一原料為藏羚羊的底絨，這些底絨全部來自中國，而採集這種底絨的唯一辦法是先把藏羚羊殺死。他在一份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看到牧民們從羚羊皮上揪下羊絨賣給當地的零售商。在一個零售商的院子裏，有幾大袋羊絨正準備被走私到尼泊爾西部，並從那裏再到克什米爾。在克什米爾，這些羊絨將被織成披肩和圍巾。」[35]根據收集到的文獻資料和實地的調查，夏勒博士對藏羚羊的數量進行了估算：1986年冬季在青海西南部調查到藏羚羊分佈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2～0.3隻，1991年羌塘自然保護區東部藏羚羊分佈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2隻，並且還能看到集群數量超過2000隻的藏羚羊群。1994年在新疆崑崙山進行的一次調查，估算該區域藏羚羊數量約43700隻。夏勒博士認為到1995年，藏羚羊種群數量只剩65000～72500隻，而1950年約有一百萬隻藏羚羊。這就是說由於沙圖什貿易，超過90％的藏羚羊在短短的幾十年中消失了。夏勒博士的努力促使歐美國家禁止血腥貪婪的沙圖什貿易，推動了對藏羚羊的保護[36]。

中國政府和民間的反盜獵努力

主條目：傑桑·索南達傑和奇卡·扎巴多傑

可可西里是中國最大一片無人區，總面積23.5萬平方公里，其中在青海省境內的面積為8.4萬平方公里（大部位於治多縣境內），野生動物、野生植物和礦產資源豐富。從1984年發現馬蘭山金礦直到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五、六萬人進入可可西里淘金；20世紀90年代初，隨着藏羚羊絨紡織製品「沙圖什」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里每年約有2萬隻藏羚羊遭到獵殺。1992年7月，中共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治多縣委為「保護和開發可可西里的資源」撥款5萬元啟動資金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員會（簡稱「西部工委」），由中共治多縣委副書記傑桑·索南達傑任書記。成立西部工委的最初目的是打擊非法採礦，尤其是非法淘金，而非保護野生動物，運營經費也主要來自向在可可西里無人區內從事開採金礦、鹽礦等生產經營活動者收取的資源管理費。根據索南達傑助手才仁當智的回憶，有一次索南達傑開着43-00519牌號的吉普車，帶領秘書哈希·扎西多傑、韓維林和才仁當智進入可可西里巡山途中路過卓乃湖西北角休息吃飯時，才仁當智尋找支爐灶用的石頭時發現一隻近似山羊大小的動物屍體。索南達傑讓原封不動地放着，好讓丟肉人找見它。他們後來才明白，這裏就是可可西里地區藏羚羊重要的繁殖地帶之一，是藏羚羊的產羔區。他們發現的肉就是被盜獵分子獵殺剝皮後遺棄的藏羚羊屍體[37]。隨着非法盜獵活動日益猖獗，西部工委的工作重心逐漸向反盜獵轉移，西部工委實際上成為了中國第一支武裝反偷獵隊。據索南達傑秘書哈希·扎西多傑回憶，最初進入可可西里時，索南達傑身上帶着《工業礦產開發》；後來，他口袋裏的書變成了《瀕危物種名錄》[38]。

1994年1月8日，索南達傑這位玉樹州運動會跳高和小口徑步槍射擊雙料冠軍從格爾木出發，第12次進入可可西里無人區。1月9-13日，他和秘書哈希·扎西多傑、兩位工委工作人員靳炎祖、才扎西，嚮導韓維林和兩名隨行司機查獲了三起非法盜獵沙狐，查處了兩個非法淘金窩點，沒收233張沙狐皮和20餘張狐狸皮，收繳3支小口徑步槍、1支改裝的半自動步槍、1支火槍、3600發子彈、以及一些用來捕殺野生動物的毒藥，扣留了一輛東風卡車和該車司機[39]。

1月16日，索南達傑一行在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區交界處的泉水河附近抓獲了兩批共20名盜獵分子（分別為由青海化隆籍王乙卜拉亥買、韓乙子日帶領的8人盜獵團伙和由化隆縣人韓忠明、馬忠孝、馬青元帶領的12人盜獵團伙；12人團伙此前剛在新疆阿爾金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鯨魚湖（已經出了可可西里）附近的藏羚羊過冬地用4把小口徑槍和1把半自動步槍在九天九夜裏瘋狂屠殺了1000多隻藏羚羊，剝下的藏羚羊皮把整輛東風車的後廂全部塞滿），繳獲了5輛汽車（含2輛東風卡車、3輛北京吉普車）和整整兩大卡車、1800多張藏羚羊皮。當晚抓獲12人盜獵團伙時，其中兩名盜獵者有肺水腫和槍傷，此時慢性腸胃炎發作的索南達傑命令哈希·扎西多傑和才扎西連夜把兩人送往格爾木治療。臨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輕巧的79式手槍換下了哈希·扎西多傑不好用的54式，自己則與其他人負責押運剩餘的18名盜獵者[37]。

1月18日，索南達傑等人已經幾天沒有吃飯，充飢的只有現燒的熱水。當天下午4時許，在押解盜獵者至馬蘭山、太陽湖南岸休整時，被抓後就密謀策劃搶劫被收繳的槍支和藏羚羊皮潛逃的韓忠明、馬忠孝、馬青元趁索南達傑乘坐的卡車發生爆胎修理之機打暈並捆綁了靳炎祖與韓維林，將工委扣押的車輛全部控制，馬成虎與李海青等數人旋即駕車逃竄。隨後馬生華搶奪了工委的「五四」式手槍1支，王乙卜拉亥買搶奪了工委的「七九」式衝鋒鎗兩支。韓忠明、馬忠孝、馬青元又組織預謀捆綁索南達傑。索南達傑趕到現場後，馬忠孝、韓索忙乃、馬學平、馬黑麼上前捆綁索南達傑，索南達傑反抗中將馬忠孝當場擊斃，將韓索忙乃擊傷。韓忠明指揮馬生華將汽車燈向索南達傑方向打開並下令所有人開槍射擊，隨後韓忠明、馬生華、王乙卜拉亥買等人駕駛搶劫的汽車潛逃[38]。次日天剛亮，當雙手凍僵的靳炎祖兩個指頭捏着一把馬刀再回現場時，索南達傑已成冰雕。一顆價值兩毛錢的小口徑步槍子彈擊中了索南達傑大腿和小腹之間的動脈，血凝結在他的黑色皮褲里。他俯臥在地，雙眼圓睜，短鬚和頭髮上滿是灰塵，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動扳機的姿勢，只是那把54式手槍已掉在地上。後經法醫鑑定，索南達傑腹部貫通槍彈創傷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靳炎祖和其他倖存者試圖將索南達傑遺體運出荒漠，但車陷泥河。因通訊不便，治多縣公安局22號才接到報案。25日公安救援人員趕到時，索南達傑遺體在車廂里躺了四天四夜，覆蓋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40]。

索南達傑是新中國第一位為保護藏羚羊而犧牲的黨政官員，他的殉職震驚了全國，客觀上喚醒了中國社會對藏羚羊這一物種生存狀態的關注。1995年10月，青海省政府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省級自然保護區（1997年12月升格為國家級保護區）。1996年5月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建立第一個自然保護站，命名為「索南達傑保護站」。他的事跡後成為2004年陸川執導的電影《可可西里》的素材，片中主角日泰便是以索南達傑為原型創作的。1996年11月，國家環保局和林業部聯合授予他「環保衛士」稱號。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的先驅」傑桑·索南達傑等100人被中共中央授予「改革先鋒」稱號[41]。

1995年5月，索南達傑的妹夫、時任玉樹州人大常委會委員兼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奇卡·扎巴多傑受其事跡感召，主動辭職並接替索南達傑生前的職務，重新組建西部工委，並於同年10月在青藏公路八工區一頂帳篷內成立了一支專職武裝反偷獵隊伍[42]，後因扎巴多傑1998年在北京各高校演講時說「不惹我們時我們很溫和，惹火了就像野氂牛」而被媒體冠以「野氂牛隊」的名號[43]。根據扎巴多傑在紀錄片《平衡》中的受訪敘述，治多縣除在該隊第一次進可可西里巡山時給隊裏的車加了300塊錢的汽油外，沒有提供任何經費，但允許該隊保留所有罰沒收入作為經費。該隊人員大多是從社會上招募的退伍軍人和待業青年，甚至有被感化的前盜獵人員，但缺乏正規裝備，正規途徑配備的只有一把衝鋒鎗和三把手槍，其餘的槍繳自犯罪分子[44]。

該隊從建立到撤併的五年裏巡山上百次，抓獲盜獵藏羚羊團伙92個，收繳藏羚羊皮八千多張，幾乎占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區全部藏羚羊反盜獵成績的一半[40]，但也存在執法不規範、擅自放走抓獲的盜獵者、私販繳獲的藏羚羊皮（近7000張藏羚羊皮不知去向）並瓜分贓款、向一些採金者和捕撈鹵蟲者大肆發放許可證等問題[44]並因此遭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處相關領導的舉報[43]。8名原「野氂牛隊」隊員甚至於2001年被格爾木市檢察院以涉嫌貪污罪逮捕[45]，但該隊長期得不到穩定財政支持也是事實。由於經費全部來自罰款，工作成績越大，偷獵越少，反而經費來源也越少，經常發不出工資，更缺乏巡山經費。扎巴多傑1998年秋在北京多所高校作報告時曾表示「目前西部工委內外共欠款86萬元」，被迫賣繳獲的藏羚羊皮籌措經費讓他「內心很痛苦」[46]。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傑從北京出差返回玉樹州的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顆七七式手槍子彈近距離擊中頭部身亡，公安機關調查後認定其為自殺[47]，真正死因至今存疑[48]。

彭輝執導、2002年出品的紀錄片《平衡》顯示，扎巴多傑在北京出差期間曾言辭激烈地對玉樹州各級政府長期不給西部工委和野氂牛隊落實編制和經費，卻花費大量經費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處等新機構，試圖甩開、邊緣化、甚至撤併西部工委表示不滿，自稱「心裏有點不平衡」，還表示「我辭職總可以，甚至開除以後我還是幹這個環保事業，我絕對要幹下去」。2000年底，西部工委和野氂牛隊解散，副科級人員回原單位，其餘人員併入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但無人被分配保護藏羚羊的工作[49]。中國民間也對野氂牛隊開展反盜獵行動提供大量物質支持。僅1998-2000年間，該隊共接受了社會上捐助的價值80餘萬元的錢物。捐助物資包括吉普車、汽車配件、通信設備、賬戶等，其中國內最大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和國際愛護野生動物基金會也曾給予野氂牛隊以資金、設備方面的很大支持。來自二十多個省份的數百名人士也請求「自願加入英雄的反盜獵隊」。扎巴多傑和「野氂牛隊」的事跡被記錄在2002年彭輝執導的紀錄片《平衡》中。

1999年4月，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局組織了可可西里反盜獵「一號行動」，這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打擊非法盜獵藏羚羊的行動，行動抽調了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區100多名幹警組成反盜獵隊伍，兵分四路進入可可西里腹地進行撒網式發盜獵大搜捕，野氂牛隊也參加了此次行動。2004年4月，又組織了「高原二號行動」[50]。1997年以後，隨着可可西里、羌塘、阿爾金山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建立，系統性的反盜獵巡查成為可能。1998-2004年，400餘名保護隊員在約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巡山行程累計上百萬公里，破獲盜獵藏羚羊等高原珍稀野生動物和非法捕捉、盜賣、運輸野生動物產品的各類案件900餘起，抓獲犯罪嫌疑人和違法人員900餘人，共收繳藏羚羊皮8000餘張和大量其它野生動物活體、屍體和產品，各類槍支180支，子彈近5萬發，汽車140餘輛[51]。

1994年8月，在長江源探險的楊欣受索南達傑感召，由一個探險家、攝影師蛻變為一個環保活動人士。1995年，他發起了「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活動並多次前往可可西里地區進行考察，並於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一個反盜獵的前沿陣地——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這也是保護區內第一個自然保護站。他還跟札巴多傑連絡，共同討論保育藏羚羊的事宜，並尋求國際援助[52]。 截止2011年底，從全國各地赴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義務服務的志願者累計超過三百人，其中一名志願者於2002年底犧牲在保護站外10公里處。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是可可西里地區建站最早、名氣最大的的保護站，主要任務是接待遊客與救治藏羚羊[53]。2003年索南達傑保護站從志願者手中移交給青海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

1997年12月，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記者奚志農深入可可西里無人區對「野氂牛隊」進行了20天的跟蹤拍攝，採集了大量關於藏羚羊盜獵和反盜獵的影像資料，並製作成記錄片在《東方時空》播出。奚志農是第一位深入可可西里報道反偷獵事跡的電視記者，其照片及錄像被國內外媒體廣泛使用，有力地推動了藏羚羊保護。1998年6月和12月，他又兩次進入阿爾金山保護區拍攝藏羚羊，多次發表文章、接受採訪、赴高校演講，呼籲保護藏羚羊並組織大學生志願者建立藏羚羊網站[54]。他還參與策劃拍攝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的調查報道「藏羚羊之死」並在其中出鏡。

建立自然保護區及現狀

主條目：青海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為了更好地保護藏羚羊和其他青藏高原的野生物種，青海省政府於1995年成立了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兩年後升格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區面積4.5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過4600米，是目前中國建成的面積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動物資源最為豐富的自然保護區之一。2015年，可可西里被列入中國世界遺產預備名錄。2017年7月7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1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上通過終審，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1項世界遺產[55]。可可西里世界遺產提名地位於玉樹藏族自治州治多縣、曲麻萊縣境內。提名地面積約為370萬公頃，緩衝面積為230萬公頃，總面積約600萬公頃。地域面積涵蓋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全部、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索加-曲麻河保護分區一部分[56]。

國家林業局多次組織新疆、青海、西藏三省（區）聯手開展打擊盜獵藏羚羊的專項行動。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自2006年以來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內再沒有聽到盜獵的槍聲[57]（但也有非官方媒體報道2007年曾破獲一起小規模的盜獵藏羚羊的案件。盜獵者是青海海東市化隆縣人，繳獲60多張藏羚羊皮，抓到的2名盜獵者分別被判刑13年和5年，另有一名盜獵者在逃[58]；另2012年在可可西里與新疆交界地帶發生一起小規模盜獵案件，11隻藏羚羊被割去四肢和頭顱，盜獵分子被抓獲[59]），自2009年以來未再發生任何既遂的盜採沙金案件，保護區內的藏羚羊種群數量從最初不足2萬隻，恢復到7萬多隻[60]。此外，國家林業局和西藏、青海、新疆等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在藏羚羊重要分佈區規劃並建設了西藏羌塘、色林錯、扎日南木錯濕地、洞錯濕地，青海可可西里、三江源，新疆阿爾金山等多處自然保護區，成立了專門保護管理機構和執法隊伍。青藏公路沿線先期於1996年、2001年分別建立了索南達傑和不凍泉自然保護站。之後可可西里保護區管理局又利用青藏公路沿線部隊、道班的廢舊房屋和臨時帳篷陸續建立了楚瑪爾河、五道梁、二道溝和沱沱河等自然保護站。可可西里管理局過去每年巡山12次，如今只在每年5月到10月（藏羚羊產羔的時間）進行4次巡山，職責也逐漸從反盜獵、反盜採沙金為主轉變為保護三江源種群的藏羚羊每年往返繁殖地的遷徙路線和現場救助藏羚羊為主。五道梁自然保護站負責護送藏羚羊每年兩次安全穿越車流量日漸增多的青藏公路，目前該站安裝了360度高清旋轉攝像頭，視頻終端連接青海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61]。儘管如此，藏羚羊穿越青藏公路時被車撞死、撞傷的情況仍時有發生[62]。如果沒有工作人員攔車，很少有駕駛員會主動減慢車速，讓藏羚羊通過公路[63]。青藏鐵路唐北段和唐南段分別設置了野生動物通道25處和8處，通道形式有橋樑下方、隧道上方及緩坡平交3種形式。其中橋樑下方通道13處、緩坡平交通道7處、橋樑緩坡複合通道10處、橋樑隧道複合通道3處。藏羚羊群主要採取從橋樑下方和路基緩坡通過的通道形式[64]，且已基本適應[65]。2010年9月，可可西里保護區腹地第一座固定保護站—卓乃湖保護站建成並投入使用[66]，該站為利用幾個集裝箱簡易搭建的季節性保護站，每年5月至8月承擔着藏羚羊產羔期卓乃湖及周圍產羔區的現場保護和救助[67]。該站每年都會救助幾隻剛生下來就失去母羊、跟母羊走失或被母羊拋棄的小藏羚羊，並送到索南達傑保護站於2004年開設的野生動物緊急救助中心暫養後放歸種群[68]。

2006年以後，隨着禁牧、退牧還草、生態移民、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以及草原鼠蟲害防治等一系列草地生態保護建設工程的陸續實施，高原草場和濕地退化得到了遏制，草原生態系統得到恢復[69]。與此同時，每年6-7月藏羚羊遷徙產羔期間，青海可可西里和西藏那曲等地的林業部門依據遷徙路線，安排大批野保員全天候巡邏，密切關注羊群遷徙動態；當地森林公安也加強了巡護力度，嚴防非法盜獵[9]。2018年8月7日，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在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五道梁保護站舉行首支由40名生態管護員組成的藏羚羊遷徙護航隊成立授旗儀式，還啟動了「2018·歡迎藏羚羊回家」護航行動[70]。

一系列有效的保護措施使得新生小藏羚羊的成活率有所提高，藏羚羊種群得以較快地恢復增長。根據國家林業局的統計，中國境內的藏羚羊種群數現已超過三十萬隻[71]。僅總面積近30萬平方公里的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就生活着超過20萬隻藏羚羊[72]。2016年9月，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其《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將藏羚羊從「瀕危」降為「近危」[73]。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妥善的保育措施不僅使藏羚羊種群數量得到恢復，也使得青藏高原上其他珍稀野生動物，如野雙峰駝、西藏野驢、野氂牛、藏原羚、普氏野馬、普氏原羚、白唇鹿、馬鹿、滇金絲猴、黑頸鶴、雪豹等物種的數量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74]。

雖然種群數量有所恢復，吳曉民等一些藏羚羊保護專家仍然認為「由於青藏高原生態脆弱、極端氣候多、盜獵等因素威脅，導致藏羚羊種群數量現在只是恢復性增長趨勢，還未達到穩定性增長的水平。建議加強保護區功能區（（核心區、緩衝區、試驗區））劃調整，使藏羚羊的保護更加科學合理。加強保護區內移民搬遷、畜牧部門的協調管理機制，減少藏羚羊棲息地及遷徙地的危害。」[16]另外，專家們認為「草原圍欄等草原保護措施的設定，必須慎重考慮對藏羚羊等野生動物的影響。西藏羌塘、青海可可西里、青海三江源、新疆阿爾金山四大藏羚羊保護區之間應建立聯合協作機制並制度化，爭取國內和國際的合作與資金支持」[75]，而藏羚羊遷徙通道上的網圍欄則應拆除，避免其棲息地破碎化、網格化、島嶼化。2018年5月，西藏自治區林業局首次在尼瑪縣榮瑪鄉啟動高海拔地區生態搬遷試點，兩個行政村262戶、1102名牧民搬遷到拉薩市郊區居住，並通過物質獎勵推動這些牧民將自家牛羊儘早出欄並禁牧還草，目前已拆除了2.5萬米網圍欄[76]。

2017年11月，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爾金山和西藏羌塘三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聯合公佈《關於禁止在可可西里、阿爾金山、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進行非法穿越活動的公告》。公告稱：近年來，部分戶外運動探險者擅自組織，隨意進入三大保護區核心區、緩衝區，嚴重破壞了脆弱的高原生態環境和野生動物棲息地，而且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為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維護青藏高原生物多樣性，保障珍惜物種棲息地不受威脅，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禁止一切單位或個人隨意進入三大自然保護區開展非法穿越活動。三大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將對非法穿越活動進行嚴厲查處，對因非法穿越造成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將追究責任，造成人身傷亡等事故，責任由開展活動的單位或個人承擔[77]。

全球變暖可能產生的影響

全球變暖使得青藏高原氣候呈現明顯的暖濕化趨勢：青海省氣象監測結果顯示，1961年至2014年間，由於印度洋季風逐年增強，可可西里平均年降水量呈現出每10年增多20.7毫米的趨勢，近10年平均年降水量比近30年平均年降水量偏多兩成。同時可可西里氣溫也顯著升高，年平均氣溫每10年升高0.32攝氏度[78]。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數據表示，青藏高原冰川過去30年的退縮幅度相當於以前200年。由此，帶來冰川融水急劇增加，近30年來青藏高原年平均冰川融水徑流量由615億立方米增至795億立方米[79]。降水量增加導致入湖水量相應增加，再加上冰川消融補給及湖周凍土含水層融化補給，可可西里腹地的各個鹽湖均出現湖面擴張、水體淡化。可可西里保護區東部靠近青藏公路的鹽湖，面積從2011年的45.89平方公里已經增至2017年5月的156.6平方公里[80]，不僅對其周邊草地生態環境產生破壞，還可能影響到十幾公里外的青藏公路、青藏鐵路、蘭西拉通信光纜、石油管線等基礎設施產生腐蝕[81]。藏羚羊重要產羔地卓乃湖由於水位上漲超過湖盆容量，自2009年9月起湖水向東南方向外溢；2011年8月22日之前的兩次強降水過程和之後的持續降水致使2011年9月14日發生東南湖岸大潰決，衝出一個寬約30米至50米的潰口，大量外泄水量向東徑流並連通了其他幾個內流湖泊。湖水外泄導致卓乃湖湖面急劇下降，2011年至2015年間湖面面積減小了近100平方公里[82]，致湖岸線退縮，並產生大片的沙化土地，惡化了藏羚羊的產仔環境[83]。也有氣候專家預測，未來50年間三江源地區降水量的增加有利於植被生長，山地植被可能有森林化趨勢。這些變化將對藏羚羊種群造成何種影響仍有待觀察。2019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卓乃湖專家諮詢會上，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原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副研究員盧善龍、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劉樹坤、中科院寒旱所風沙物理室主任屈建軍、中科院寒旱所凍土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俞祁浩、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魏鑫麗、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魏鐵錚、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植物生物學與生態學系副教授何興東、中國環境科學院副研究員常江、橫斷山研究會會長、科考探險家楊勇等與會專家基本認可：應該高度關注卓乃湖流域正在發生的一系列新的生態危機，不能放任其荒漠化，並提出通過在卓乃湖新舊潰口處建攔水壩和在卓乃湖未恢復退水區及下游潰壩形成的沖溝區域，實施原生草種播種、秋季覆蓋防沙網或灑水冰封、種植苔蘚地衣類植物等措施，幫助當地生態系統自我修復[84]。

文化體育中的藏羚羊主題

 
迎迎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吉祥物之中，福娃迎迎是以藏羚羊為藍本，以讚揚藏羚羊機敏靈活、馳騁如飛，能在嚴酷環境中生存的頑強生命力，表示挑戰極限的精神，更以「羊」字的諧音意喻「喜氣洋洋」[85]。

2019年1月9日，由青海省演藝集團京劇團和浙江京劇團共同合作的原創現代少兒京劇《藏羚羊》第1000場演出在北京梅蘭芳大劇院舉行。該劇將青海特色文化資源與京劇藝術相結合，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人類保護珍稀動物藏羚羊的感人故事，闡述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保主題[86]。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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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維基物種上的相關資訊：藏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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