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弗列·屈里弗斯
阿弗列·屈里弗斯(法語:Alfred Dreyfus,法語發音:[alfʁɛd dʁɛfys];1859年10月9日—1935年7月12日)是一名法國猶太裔軍官,1894年他被誤判為叛國,導致屈里弗斯事件。
阿弗列·屈里弗斯 Alfred Dreyf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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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法國米盧斯 | 1859年10月9日
逝世 | 1935年7月12日 法國巴黎 | (75歲)
墓地 | 巴黎蒙帕納斯公墓 (48°50′17″N 2°19′37″E / 48.83806°N 2.32694°E) |
母校 | 巴黎綜合理工學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
效命 | 法國 |
軍種 | 法國陸軍 |
服役年份 | 1880–1918 |
軍銜 | 中校 |
部隊 | 炮兵 |
參與戰爭 | 第一次世界大戰 |
獲得勳章 | 法國榮譽軍團騎士級勳章(1906) 法國榮譽軍團軍官級勳章 (1918) |
親屬 | Raphael Dreyfus (father) Jeannette Libmann (mother) Lucie Eugénie Hadamard (wife) Pierre Dreyfus (son) Jeanne Dreyfus (daughter) |
簽名 |
生平
屈里弗斯出生於法國米盧斯,他是家裏的第九個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名米盧斯的猶太人紡織業企業家。1871年普法戰爭後阿爾薩斯被併入德意志帝國。屈里弗斯的父母當時(與市內其他上層人士一樣)決定保留他們的法國國籍。1872年他們和家裏的部分人移居巴黎。屈里弗斯在巴黎中學畢業,1878年考入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當時該學院主要培養技術軍官,比如炮兵的軍官。他成為炮兵職業軍官。1890年他加入軍事學校培訓。同年他與一名富有的鑽石買賣商的女兒結婚。兩人有一子一女。數學家雅克·阿達馬是他的舅子。 1893年時屈里弗斯已經晉升到上尉,他被召入總參謀部。[1]
屈里弗斯事件
1894年9月法國情報機構據稱通過一名打入德國大使館的間諜獲得了一份手寫的文獻。在該文獻中一名顯然消息靈通的未知名內部人士向德國武官說,他要為德國提供秘密軍事情報,尤其是法國炮兵情報。炮兵軍官阿弗列·屈里弗斯很快就被懷疑,原因是因為他是猶太人,而且他的家庭過去來自德語地區。而且他在一年前因為父親的葬禮去米盧斯,也就是說去了德意志帝國領土。
10月31日初步調查已經結束,一天後在媒體屈里弗斯就已經被稱為叛徒。11月3日他在雷恩的軍事法庭上被告叛國罪,但三份專家鑒認認為屈里弗斯的手跡與那張告密紙上的手跡不同。此外,儘管著名人類學家和偵探學家阿方斯·貝蒂榮在辨認手跡方面沒有經驗,但是法官卻聽取了貝蒂榮的意見。貝蒂榮認為兩份手跡相同的鑒認被作為判屈里弗斯有罪的主要證據。 1894年12月22日法國一致判處他有罪並判處他終身流放和關押到魔鬼島。1895年1月5日在法國軍校的校園內,他於一個非常侮辱人的儀式中被剝奪軍銜,此後不久被運往魔鬼島。同年4月他到達那裏並被單獨監禁。
平反
1902年左派在選舉中獲勝後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屈里弗斯事件又開始被討論。最後上訴法院把後來的那次審判也否定了。1906年7月12日對屈里弗斯的判決被取消,屈里弗斯被平反。此後立即舉行的一次儀式中他重新攬入軍隊,晉升為少校,獲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但是他沒有再被召入總參謀部。他在巴黎附近的萬塞訥和聖但尼兩處炮兵營任了短期的指揮官。1907年10月他以健康為理由提早退伍。
1908年,左拉的骨灰移葬到先賢祠中去時,屈里弗斯是護衛靈柩的人之一。觀眾中有人開槍襲擊屈里弗斯,導致他受傷。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屈里弗斯重新回到軍隊並上前線。他晉升為中校。戰後他以這個軍銜退伍。
1943年,他的外孫女瑪德萊娜·萊維因參與抵抗運動在圖盧茲被法國警察逮捕,1944年1月瑪德萊娜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死於斑疹傷寒,年僅25歲。[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屈里弗斯逐漸演化為共和國的象徵。1988年在杜樂麗花園中為他立了一塑像。
2006年7月12日是屈里弗斯平反100周年日,在巴黎軍校舉行的紀念典禮上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親自致詞,在場的還有法國總理和四名部長,向屈里弗斯「莊嚴致國家之敬」(l'hommage solennel de la Nation)。
雖然多次有人建議把屈里弗斯的遺骨改葬到先賢祠去,但是至今為止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傑·馬丁·杜·加爾在他1913年發表的小說《讓·巴洛瓦》中非常深刻地描寫了屈里弗斯事件。在1937年的電影《埃米爾·左拉之生》中屈里弗斯事件也是一個中心事件,但是電影把反猶太主義隱飾掉了。威廉·迪亞特爾是該電影的導演,保羅·穆尼飾左拉,約瑟夫·希爾德克勞特飾屈里弗斯。
參考資料
- ^ YuMuseum. [2017-10-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3-06).
- ^ EXCLUSIF Docteur Jean-Louis Levy, petit-fils d’Alfred Dreyfus : « J’étais médecin. Je soignais un prêtre. Un jour, sa mère m’a posé cette question: ‘Alors ce Dreyfus, il était coupable ou non ?’ ». Crif - Conseil Représentatif des Institutions Juives de France. 2006-06-22 [2018-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07) (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