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麟趾
戴麟趾爵士，GCMG，MC，DL（英语：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1915年6月2日—1988年12月4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曾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1964年4月15日至1971年10月19日任第24任香港总督，任内香港工业长足发展，但期间因为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香港亦受影响而爆发了左派领导的六七暴动。六七暴动后，戴麟趾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如发展基建、小学六年义务教育等。
| 戴麟趾爵士 Sir David Trench GCMG MC D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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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属香港第24任总督 | |
| 任期 1964年4月15日—1971年10月19日 | |
| 君主 | 伊丽莎白二世 |
| 辅政司 | 戴斯德 祈济时 罗乐民爵士 |
| 前任 | 柏立基爵士 |
| 继任 | 麦理浩爵士 |
| 第3任所罗门群岛总督 | |
| 任期 1961年3月4日—1964年6月16日 | |
| 君主 | 伊丽莎白二世 |
| 前任 | 约翰·古 |
| 继任 | 罗伯特·西德尼·福斯特 |
| 第20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 | |
| 任期 1961年3月4日—1964年6月16日 | |
| 前任 | 约翰·古 |
| 继任 | 罗伯特·西德尼·福斯特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15年6月2日 英属印度奎达 |
| 逝世 | 1988年12月4日（73岁） 英国英格兰多塞特郡先令史东 |
生平
早年生涯
戴麟趾在1915年6月2日出生于英属印度奎达（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会），父母亲分别名叫威廉·朗斯洛特·克罗斯比·特伦特，CIE（William Launcelot Crosbie Trench，1881年7月22日—1949年6月2日）和玛格丽特·施芬妮·赫德尔斯顿（Margaret Zephanie Huddleston，c.1886年—1934年10月30日），夫妇两人在1910年3月19日结婚。
戴麟趾在1925年入读位于肯特郡汤布里奇的汤布里奇公学（Tonbridge School），后来入读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并在那里取得文学硕士资格。
殖民地生涯
大学毕业不久以后，戴麟趾在1938年加入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的殖民地政府，出任见习官。未几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戴麟趾遂应募入伍。在1941年的时候，他曾被指派担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的副手，到翌年，日军正式入侵群岛，戴麟趾亦转而加入英属所罗门群岛防卫军（British Solomon Islands Defense Force），期间曾经参与不少防卫战事，更曾大胆的前往敌方防线的后防，结果在1944年分别获英国和美国颁授军功十字勋章和军功勋章（Legion of Merit）加以表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同年戴麟趾仍取得了陆军中校军衔。战后戴麟趾一直留在英属所罗门群岛防卫军，至1946年才退役。
在1947年，戴麟趾重新回到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政府任职秘书，到1949年获送到位于白金汉郡的英国联合参谋学院（Joint Services Staff College）深造一年，此后在1950年派往香港政府，在布政司署内担任副防卫司助理秘书，至1956年获擢升为副财政司。在1957年，戴麟趾改任劳工及矿务专员（Commissioner of Labour and Mines），到翌年再次被派回英国深造，而这次则是帝国国防学院。
自1959年至1960年，戴麟趾获委任为香港的副辅政司，后来自1961年至1964年更获擢升为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到1964年4月15日，戴麟趾正式宣誓，接替柏立基爵士，就任第24任香港总督兼驻港三军总司令。由于戴麟趾曾长期在香港政府供职，因此对香港事务并不陌生。
香港总督
供水工程
香港在整个1960年代都受到供水不足所困扰，有原因为当时天气，更大原因在于中国大陆的难民涌港，令香港人口剧增。 1960年代当中，在1963年的时候更遇上一次严重的大旱。至于在戴麟趾任内，香港亦曾经在1967年夏天发生严重的旱灾。与1963年旱灾一样，戴麟趾曾于1967年一度宣布实施制水，实行“四天供水四小时”的政策。
为了解决供水不足的问题，前任总督柏立基爵士早已在1960年动工兴建船湾淡水湖，以增加香港的储水，应付越来越多的需要。而戴麟趾上任后不久，政府便正式与中国大陆当局于1964年4月22日达成协议，确认自1965年3月起，中国大陆的供港水量将由1960年的每年50亿加仑，增加至每年不少于150亿加仑，折合即每天供水约6,200万加仑，而售价则为每1,000加仑1.06港元。后来在1967年，港府又在狮子山凿洞，引水自船湾淡水湖至市区以防范旱灾，而到1968年，船湾淡水湖落成，香港的水荒才得以暂时舒缓。
1970年时，戴麟趾又斥资2,800万，加高船湾淡水湖的堤坝高度，以及扩建沙田滤水厂，使沙田滤水厂的滤水量由每日的8,000万加仑增至1.75亿加仑。这两项工程在戴麟趾离任后，到1973年方才完成，使香港的淡水供应量进一步得到保证。
人口急升
由于中国局势不稳，后来又在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触发大量人口在1960年代从中国大陆涌入香港，再加上战后婴儿潮的影响，更使香港人口有急速上升之势。据统计，香港1960年的人口约为300万，而到1971年，却已经暴增至400万。在人口急速增长的情况下，为香港带来了充足的劳动人口，连带使香港的制造工业有长足的发展，当中又以纺织、胶花、假发和玩具的制造最为蓬勃。
人口的急升，使住房供应成为了当时港府的一大考验。在戴麟趾任内，他继承了前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的“廉租屋计划”，大力兴建廉租屋。在1964年至1971年间，香港一共兴建了12个廉租屋村，总计有101座廉租屋，大大舒缓香港的住房压力。
贪污成风
随着一波又一波中国大陆难民潮，香港人口的剧增，所带动的劳动人口亦急速上升，除有利香港工业快速发展，贪污也随之成为了戴麟趾任内的一大问题。而当中又以公务员贪污的情况最为严重，因警队等纪律部队吸收大量华裔成员，以便服务新增人口引发的治安等问题，令公务员质素参差，引致整个团队出现互相贿赂，同时亦向市民收片（意即收受贿赂），令普罗大众深受其害。
在1960年代，公务员贪污可谓司空见惯，理由大堆，由资源不足到风水迷信也有，如救护员送病人入院前谎称人手问题要征收“茶钱”，消防员救火前又因为制水要收取“开喉费”，公营医院内的服务员也利用迷信意识向病人要求“打赏钱”，各种团队相习成风，以至不行贿便无法得到应有服务。甚至于市民要办理轮候公屋和申请入学等等的公共服务，都先要贿赂有关的公职人员。
此外，当时警队内的贪污问题更是各政府部门之中最严重的，警队充斥极大量的受贿警员，除了市民的应有服务受阻，他们还透过包庇各种犯罪活动来收受大笔利益，由贿款到服务的免费使用权利（如娼妓），甚至于主动威胁拒绝贿赂的人士，串连三合会和唆使弱势社群（如越南船民、中国大陆难民等），作出更多罪恶以便收受利益，使社会治安和风纪大坏，吸收华人以便服务华人的原意无疑大受挫折。
戴麟趾在任期间面对日益越下的情况，未能对社会上下严重的贪污风气作有效打击，只能以继续提供大量基础资源，建设和教育计划来舒解民怨。戴麟趾卸任后，新任港督麦理浩爵士矢志打击贪污，并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ICAC），贪污风气才得以肃清。廉政公署成立后，先后揭发了前新界总华探长韩森于1971年携款415万多元移居加拿大（韩氏在警界任职31年，历年总收入不过19万多元），和前九龙总华探长吕乐收受贿款达800多万元，由此可见戴麟趾任内的贪污风气有多严重。
社会动荡
戴麟趾任内的最大考验是连番的暴动。早在1966年4月，香港就曾经因为天星小轮被获准加价而触发在九龙出现大规模的暴动，期间戴麟趾更曾宣布实施宵禁。到1967年，香港又爆发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六七暴动，动乱更持续达大半年，对香港的社会治安和金融经济构成严重的打击。
1966年中国共产党发起“文化大革命”，“文革”风潮席卷香港和澳门，1967年1月澳门左派在一二·三事件成功夺权，香港左派份子也蠢蠢欲动，而香港落后的劳工保障制度亦使左派有机可乘[1]。六七暴动最先始于1967年4月尾在新蒲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发生的一宗劳资纠纷，当时员工由于不满资方剥削员工，又无理解雇近100名员工，引发人造花厂工潮，左派介入工潮，利用劳资纠纷打响“反英抗暴”的暴动，矛头直指以戴麟趾为首的英国殖民地政府。由于先前在1967年3月和4月数宗由左派发起的工潮，在资方退让及警方冷处理下未有进一步发酵，所以戴麟趾并不愿意由政府介入事件，即使5月6日新蒲岗的工潮发生肢体冲突后，仍然采取克制的手法避免事件激化及扩大，直到5月11日工人冲击工厂区的厂厦，工潮演变为暴动，才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到新蒲岗平乱。
5月16日以工联会骨干成员组成的斗委会宣布成立，左派与罢工工人到中环一带示威，期间除了高呼口号外，更在督宪府门外大举张贴大字报，当中除表示不满警方镇压暴动和拘捕滋事份子外，又不乏题为“警告戴麟趾”和“抗议戴麟趾的血腥暴行”等等的海报。到5月21日和5月22日，在中环的示威演变成严重的暴动，又有人以公审为名烧死电台主播，在连串事件中，警察拘捕了167人，而戴麟趾亦在当晚开始实施宵禁。但是在入夜后，大批市民仍然与警察对峙，防暴警察更出动催泪弹进攻“左派”的据点，情势极为严峻。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罢工的范围亦进一步扩大，至5月23日，香港的巴士公司、电车公司、煤气公司和天星小轮等等都先后已出现了定时罢工，后在6月24日和6月27日，工会更发动了规模庞大的罢工和罢市。但是戴麟趾的态度仍然强硬，除表示要解雇参与工潮的公务员外，更呼吁其他企业跟随。连串的罢工行动一直到同年的7月初才告终结。
虽然广泛的罢工在7月初告终，但这并不代表局势降温，反而更有升温之势。自1967年7月起，“左派”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又打劫建筑地盘的危险品仓库盗取硝酸甘油炸药[2]。“左派”除了袭击警察和政府合署，就连一般的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也屡次遇袭，后来更扩展为炸弹袭击平民的恐怖活动。“左派”的炸弹袭击持续至同年12月，期间在香港放置了8,074枚真假炸弹，当中有1,167枚是真炸弹[3]。“左派”的土制炸弹除了导致警务人员死伤，更有数百名香港市民被土制炸弹所伤，甚至被炸死[4]。当时亦传闻暴动人士得到来自中国大陆当局的武器支援，并于7月8日有中国军队越境攻击香港警岗引发沙头角枪战[5]。港府在土制炸弹布满香港的期间，港府除了多次搜查“左派”的据点外，又在7月12日再度宣布宵禁。8月4日港府得到英国皇家海军协助，由当时访港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派出三架直升机将香港警队人员空降到北角侨冠大厦的天台，与从陆路进攻的警察夹击“左派”的巢穴[6]。
戴麟趾在6月尾的时候曾称病离港休假，一直至同年10月才返港，期间一直由辅政司祈济时署理港督职务，并主持香港立法局会议。当时曾有人批评戴麟趾不主持大局，更有传闻指英国将撤出香港。但最后这些传言没被证实，下一任港督更隔后接任。
在10月以后，香港乱事开始有缓和的迹象，同时，戴麟趾亦宣布关闭连接中国和香港两地的文锦渡关卡，并大肆搜捕左派份子在港的领导人物。后来由于中国大陆的“革命”风潮愈演愈烈几近失控，中国大陆难民仍然前仆后继地涌入香港境内，香港西北面海岸更出现企图偷渡的难民尸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于是在12月下令香港“左派”停止对抗殖民地政府的活动，乱事方告平息[7]。
挽救民心
经历六七暴动以后，港府认为暴动的发生某义上是因为政府忽略工人权益，官、民之间并没有良好的沟通渠道，以及年轻人对香港缺乏归属感等因素所致，因此戴麟趾在六七暴动后推动了不少政策以求疏导民怨和安抚民心。
在工人权益方面，戴麟趾在任后期着手改革香港的劳工法例，其中在1971年的时候，他通过了每天8小时，一周48小时的工作制，准许女性职工享有产假，以及调高工伤赔偿额。此外，戴麟趾计划设立了劳资审裁处，作为解决劳资纠纷的机构。另外，在1968年5月，戴麟趾推行“民政主任计划”，将港、九划成10区，每区设立民政处，内置民政主任，以期收集民意，接受投诉，并向市民提供咨询服务，从而改善官民关系。
在1969年12月，港府举办了规模庞大的“香港节”，以增加港人的归属感。当中除举行了一系列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主题的文娱活动外，又有各式各样的邮票、古董、书画和花卉等展览，以及嘉年华会、舞会、时装表演、歌唱比赛和选美比赛等节目，场面可谓十分盛大。后来在1971年，戴麟趾曾第二次举办香港节，不过规模要比1969年的要小。
另一方面，戴麟趾亦继续专注于社会基本建设。他除了继续兴建廉租屋外，又大力发展交通网络，既有在1966年开通的九龙山脉公路龙翔道和呈祥道以及1967年开通的狮子山隧道外，又在1969年动工兴建香港首条海底隧道。至于在教育方面，戴麟趾一直对大学教育特别关心，曾先后在1964年和1966年设立专上教育特别委员会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后来他更开香港强迫义务教育之先。在1970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戴麟趾宣布在1971年起推行六年强迫小学义务教育，此外更立法对不送子女上学的家长予以惩罚。建基于戴麟趾的小学义务教育，麦理浩后来于1978年推行“九年强迫免费教育”，使香港教育进一步普及化。
戴麟趾在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骚乱结束后，便委任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爵士、律师黄秉干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成因及预防措施，委员会撰写的《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提到青年人缺乏适当途径发泄精力和情绪，建议增加康乐活动及康体设施，戴麟趾在1967年3月成立“郊区的运用和保存临时委员会”研究将郊野与康乐政策互相配合，不过未及制定政策落实措施，香港已经发生六七暴动，而在六七暴动中参与纵火以至炸弹袭击的被捕者不乏是被斗委会或左派学校煽惑的学生及青少年。戴麟趾在平息六七暴动后，加紧推动青少年政策，除了在社区设置球场和游泳池，也尝试利用郊野设置郊游及康体设施，并于1971年由以其命名的“戴麟趾爵士康乐基金”拨款，由渔农处（今渔农自然护理署）试行在城门水塘设立公共烧烤场及露营地点[8]，结果受到市民欢迎，并由接任的麦理浩正式设立郊野公园[9]。
三度延长任期
戴麟趾的五年港督任期原定于1969年4月届满，英国政府在1968年8月宣布延长戴麟趾的港督任期至1970年4月[10]，香港各界代表包括83个宗亲同乡社团对戴麟趾延任发表祝贺[11]。1969年10月再获连任半年至1970年10月[12]。1970年5月29日戴麟趾返英述职期间，英国外相表示戴麟趾同意再延续任期一年至1971年10月，这是他第三次延长港督任期[13]。 戴麟趾在1971年10月19日任满返英，结束其7年半的港督生涯，总督一职由麦理浩爵士接任。
晚年
戴麟趾卸任后返回英国，而且仍热心于地方事务。自1973年至1981年，戴麟趾是多塞特郡市议会的议员;自1973年至1982年出任多塞特地区医院管理局主席；自1972年至1979年则在卫生及社会福利部的卓越奖项顾问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另外在1972年起，至临终之前他一直出任多塞特郡圣约翰救伤队会长，后在1977年，戴麟趾更获委任为多塞特郡副郡尉（Deputy Lieutenant）。
戴麟趾与妻子晚年退居于多塞特郡先令史东（Shillingstone），曾在1984年重临香港访问，最后于1988年12月4日卒于家中，享年73岁。戴麟趾逝世后，全体香港立法局议员曾在1988年12月7日的会议上默哀一分钟，以示悼念，而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对戴麟趾有以下的评价[14]：
……戴麟趾爵士一生成就卓著。在他任职殖民地事务部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香港服务，而该段时间亦是他一生事业的全盛时期。戴麟趾爵士出任总督期间，香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均须面对很多困难，但在他沉着冷静和临危不乱的英明领导下，把困难一一克服。因此香港在步入七十年代时，便更有信心能够应付各种问题，同时作好准备，使香港发展为今天这个现代化的国际城市……
家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麟趾认识了被美军派到所罗门群岛，任职护士的美籍女子玛嘉烈·古尔德（Margaret Gould），两人后来更于1944年8月18日在斐济的苏瓦结婚。戴麟趾夫妇俩育有一名女儿，名叫凯瑟琳·伊莉莎伯·特伦特（1956年12月28日－2017年3月23日）。[15]戴麟趾爵士夫人晚年居于先令史东，1993年去世，女儿则定居伦敦。[16]
此外，戴麟趾是爱尔兰的阿什敦男爵（Baron Ashtown）家族的一支远系分支，他的一位远亲，尼格尔·克罗斯比·特伦特爵士（Sir Nigel Clive Cosby Trench，1916年10月27日—2010年3月6日）也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曾任英国驻大韩民国大使以及英国驻葡萄牙大使，后来于1990年袭取阿什敦男爵爵位。
荣誉
荣誉法学博士
命名事物
相关条目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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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英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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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立法局会议记录（英文）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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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高级专员 1961年–196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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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者： 戴斯德（署理） |
第24任香港总督 1964年–1971年 |
继任者： 罗乐民爵士（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