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

沃里尼亞與東加利西亞地區的種族滅絕

二戰期間烏克蘭反抗軍在沃里尼亞的種族清洗
此條目介紹的是二戰期間的烏克蘭-波蘭內戰。關於一戰期間的波蘭-烏克蘭戰爭，請見「波烏戰爭」。

沃里尼亞與東加利西亞地區的種族滅絕，又稱伏林大屠殺，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極端派）的軍事組織——烏克蘭反抗軍在德國占領下的沃里尼亞發動的種族清洗行動，始於1943年3月並於1944年末結束。該組織試圖在蘇德戰爭的亂局中，用暴力手段讓烏克蘭得到獨立地位。大屠殺在1943年7月至8月，烏克蘭反抗軍指揮官德米特羅·克里亞奇基夫斯基下達了屠殺所有十六歲至六十歲波蘭男性的命令之後，屠殺活動達到巔峰，儘管命令殺害的是壯年波蘭男子，但是很多受害者為波蘭婦孺。大屠殺導致沃里尼亞四至六萬波蘭人死亡，而在東加利西亞這個數字大約是兩萬五千至四萬。在大屠殺期間，波蘭人受到攻擊同時，烏克蘭人也遭到了報復，相對來說，烏克蘭人遇害者要少的多，死亡人數大約為一萬人左右，但波蘭人對在波蘭境內烏克蘭人的報復行動一直持續到戰後的1947年。

沃里尼亞與東加利西亞的種族屠殺
二戰期間東部戰線部分區域
圖片為1943年在沃里尼亞利普尼基村（波蘭語：Lipniki (województwo wołyńskie)）發現的被烏克蘭反抗軍殺害的波蘭遇難者遺體
位置沃里尼亞
東加利西亞（英語：Eastern Galicia）
波利西亞
盧布林省
日期1943–1945
死亡50,000–100,000人[1][2][3][4]

歷史背景

波蘭第二共和國時期

1939年蘇聯與德國聯合入侵波蘭之前，沃里尼亞曾經是波蘭第二共和國的一部分。按照東歐歷史學家史奈德的觀點，在1928年至1938年之間，沃里尼亞地區在東歐地區實施種族及宗教政策最寬容的地區[5]。當時的波蘭領導人約瑟夫·畢蘇斯基通過支持該地區自治和烏克蘭東正教文化等政策，期望實現烏克蘭人對波蘭國家的忠誠以及削弱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1936年畢蘇斯基去世之後，隨著烏克蘭民族激進主義的抬頭，這種政策被逐漸放棄。

1929年，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在奧地利維也納成立，這是一個包括烏克蘭法西斯聯盟和極右翼組織聯合激進組織[6]。該組織成立之後在波蘭發起了恐怖活動，其中包括暗殺波蘭知名政治家，如內政部長布羅尼斯瓦夫·皮耶拉茨基以及甚至對烏克蘭持溫和立場的政治外交家塔德烏什·霍洛夫科（英語：Tadeusz Hołówko）等人。

這些恐怖活動和內亂導致波蘭警察對當地的烏克蘭人採取了壓制政策，拆除烏克蘭社區中心和圖書館，沒收財產和農產品，並毆打抗議者。為禁止烏克蘭人參選，波蘭警察監禁了烏克蘭議員，為此當地選民在恐嚇之下投票給了波蘭候選人[7]。為此烏克蘭當地的局勢引起了國際聯盟的關注，波蘭當局的行為受到了歐洲各國的指責，波蘭的政策加劇了該地區的族群分裂。

沃里尼亞是暴力衝突最嚴重的地方，衝突雙方的一方是波蘭警察，另一方是得到許多對波蘭政府不滿的烏克蘭農民支持的西烏克蘭共產黨。共產黨人組織了罷工，在1935-1936年至少殺死了31名涉嫌向警方告密者，並開始暗殺當地的與波蘭國家合作烏克蘭官員，警察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據說1935年有18名共產黨員被殺，在1936年期間，至少有31人在槍戰和逮捕過程中被殺[8]。

從1937年開始，波蘭政府在沃里尼亞推行了去烏克蘭化的運動，這主要體現在宗教方面，拆除了190多座東正教堂，150座被改為天主教堂[9]，以迫使烏克蘭人皈依羅馬天主教。到了1939年8月，最後僅存的最後一座東正教教堂也被改為羅馬天主教教堂。

從1921年到1938年，波蘭當局鼓勵大批的波蘭人和退伍軍人去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定居。根據1931年人口普查，東加利西亞的52%居民說烏克蘭語、40%居民說波蘭語、7%的居民講意第緒語，在沃里尼亞，68%居民說烏克蘭語、17%居民說波蘭語、10%居民說意第緒語，2%居民說德語、2%居民說捷克語、1%居民說俄語。新增加的外來定居者引發了當地烏克蘭人的反波蘭情緒[10][11]。波蘭實施的嚴厲政策可以看作是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暴力行動的回應，這促成了兩個民族之間關係的進一步惡化。1934年至1938年期間，在波蘭其他地區發生了一些列針對烏克蘭人的暴力事件。

在伏林省，一些新政策的實施導致了對烏克蘭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壓制，對立情緒也隨之升級[12]。儘管該省約68%的人口以烏克蘭語為第一語言，但幾乎所有的政府和行政職位，包括警察，都被波蘭人占據。美國東北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傑弗里·鮑茲[13]認為，二戰期間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爆發的對波蘭人進行的種族清洗，其根源就在這一時期醞釀而成。烏克蘭民眾對當時的波蘭政策極為憤怒，二戰開始後，加入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的積極分子已經達到兩萬多人，而且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

二戰期間

1939年9月1日二戰爆發，根據《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議定，德國進攻波蘭西部，蘇聯進攻波蘭東部。沃里尼亞被蘇聯占領，蘇聯將其分為兩個州，即：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羅夫諾州和伏林州。蘇聯占領該地區之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開始有計劃消滅以波蘭人為主的中上階層，包括社會活動家和軍隊將領。1939年至1941年期間，20多萬波蘭人被蘇聯當局驅趕到西伯利亞[14]，許多波蘭戰俘被送到東烏克蘭，其中兩萬多波蘭軍官在卡廷被處決。在這期間，估計有120萬至170萬波蘭人離開此地[15]，要麼被送往蘇聯的西伯利亞，要麼逃到德國占領區。

蘇聯占領該地區之後，儘管有些地方行政部門由烏克蘭人和猶太人取代了波蘭人的位置，但是蘇聯隨即對烏克蘭獨立運動採取了壓制政策，所有當地的烏克蘭政黨都被取締。大約有20,000到30,000名烏克蘭政治活動家逃到了德國占領區，大多數沒有逃出來的人遭到逮捕。例如：溫和的左傾民主黨派烏克蘭民族民主聯盟（英語：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的領導人和戰前波蘭議會中的烏克蘭代表團團長德米特羅-列維茨基（Dmytro Levitsky）等人被捕，被送往到莫斯科之後杳無音信[16] 。由於蘇聯清除了烏克蘭社會中代表溫和或自由政治傾向的政黨和社會活動家，使處於地下活動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極端主義組織成為唯一在西烏克蘭中具有影響力的重要組織[17]。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德國占領了這片地區。OUN的成員隨即配合德國占領軍，1942年組建了烏克蘭警察[18]，接受德軍武器以及軍事訓練，在德國占領期間，烏克蘭警察協助德國黨衛軍屠殺了居住在沃里尼亞的大約20萬猶太人。在這過程中烏克蘭警察從德國那裡學到了如何進行種族滅絕的方式方法，1943年開始了對當地的波蘭人實行有計劃的集體屠殺[12]。

屠殺經過

策劃屠殺

OUN雖然是一個右翼民族主義的獨裁政黨，但是後來內部分為兩個派系，一個是以安德烈·梅爾尼克為代表的相對溫和派，這派傾向墨索里尼式的獨裁方式；而另一派則以斯捷潘·班傑拉為代表的極端派，這派極力仿效納粹黨衛軍的方式，在沃里尼亞對波蘭人實行屠殺的主要是以斯捷潘·班傑拉為代表的極端派組織。

在OUN成立時，烏克蘭人中最受歡迎的政黨是烏克蘭民族民主聯盟（英語：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它反對波蘭的統治，但呼籲以和平民主方式實現從波蘭的獨立。所以當中發生的暴力活動遭到了烏克蘭主流社會人士的譴責，比如：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領袖安德烈·謝普蒂茨基在給統一組織領導人的信中寫道：「誰讓我們的年輕人道德敗壞，誰就是罪犯和我們的敵人」[19]。但是這些因素並沒能阻擋極端派勢力的增長和權力壟斷，最終導致了大屠殺的發生。

蘇德戰爭爆發後，波蘭流亡政府和烏克蘭OUN的極端派都想到了這種可能性，即：德國和蘇聯在相互消耗同時，該地區會成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衝突的熱點。波蘭流亡政府曾計劃迅速武裝接管該領土，作為反德起義的一部分，並以此將收回該地區。但是這種意圖與OUN為代表的烏克蘭民族獨立的立場發生衝突，因此雙方不可能達成和解。

在東加利西亞，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的對立在德國占領下愈演愈烈[20]。由於當地的波蘭人認為烏克蘭人在1939-1941年與蘇維埃政府合作，然後又與德國人合作，所以普遍認為烏克蘭人應該被趕出該地區。1942年7月，在利維夫從事地下活動的波蘭救國軍的一份備忘錄中，建議將100萬至150萬的烏克蘭人從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驅逐到蘇聯或者分散到波蘭各地[20]，而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救國軍也考慮對烏克蘭實行有限自治的建議，但是這個建議在當地的波蘭人當中得不到支持，儘管到了1943年波蘭地下抵抗組織開始考慮與烏克蘭人和解的可能性，但是由於雙方都不願意犧牲各自的利益，因而最終無果。

在戰前，OUN就堅持以獨裁專制方式實現統一民族主義的理念，按照這個理念。烏克蘭的國家地位需要民族同化，只有把波蘭人趕走，才能打敗其他敵人，在OUN強硬派來看，猶太人已經被消滅，俄國人和德國人在烏克蘭是暫時的。因此，趁著德國控制該地區時，OUN強硬派認為必須抓緊行動，以防止未來波蘭在這裡重新恢復戰前邊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強硬派）在1943年3月舉行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會議確定了目標為從未來的烏克蘭國的領土中清洗所有的非烏克蘭裔居民。實際上，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激進派）的活動並沒有限制在清洗波蘭族平民的範圍之內，他們還希望清除所有在該地區的所有持久性的波蘭居民曾經存在的痕跡。1944年一份烏克蘭反抗軍的命令宣稱：「要清除所有與波蘭人有關的痕跡。毀壞所有天主教堂和其他波蘭禮拜堂的牆壁。摧毀果園和庭院裡面的樹從而使當地沒有任何人生活的跡象。……要注意一點事實，當這片土地上有任何與波蘭有關的東西存在，波蘭人就有藉口重新占有這片土地。」

從波蘭和烏克蘭的地下報告中可以看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最初唯一擔心的是在該地區活動的強大蘇聯游擊隊。這些團體主要由蘇聯戰俘組成，最初專門襲擊當地的定居點，這讓OUN和當地的波蘭自衛隊感到不安，因為他們擔心這會遭至德國的殘酷報復。而這種擔憂後來成為現實，德國軍隊開始對沃里尼亞的村莊進行掃蕩，以削弱蘇聯游擊隊的勢力。波蘭歷史學家將這個事實歸咎於OUN，但這些行動實際上是在德國人的直接指揮下由烏克蘭輔警部隊配合行動的[21]。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42年11月13日至14日對盧茨克的一個村莊Obórki的掃蕩。大多數行動都是由烏克蘭職業警察執行的，但死亡的53名波蘭村民是由指揮行動的德國人親自槍決的[22][23]

在1942年的幾個月之內，OUN強硬派無法控制沃里尼亞的局勢，為對付德國，除了蘇聯游擊隊之外，還有許多獨立的烏克蘭自衛團體也開始出現。1942年秋天，第一批OUN強硬派的軍事組織在沃里尼亞組建，其目的是控制其他團體。到了1943年春，OUN從德國人手中獲得了對沃里尼亞農村的控制權之後，開始了對波蘭人採取了大規模屠殺行動。

沃里尼亞地區

1939年至1943年期間，沃里尼亞的波蘭人已經減少了大約20萬人，降到該地區人口的8%左右。蘇聯的入侵，摧毀了波蘭的軍隊和警察，因此當地的波蘭人失去了保護，很多人被迫流落到廣大鄉村。

1943年2月9日，一個由叫做赫里霍雷·佩雷希尼亞克（Hryhory Perehyniak）所指揮的烏克蘭反抗軍小隊扮裝成蘇聯游擊隊，襲擊了薩爾內的一個村落，這是在沃里尼亞地區發生的第一件屠殺案，也被認為是大屠殺的前奏，在這次襲擊中，受害人估計149人至173人不等[24]。1943年屠殺行動有組織地從東向西進行，3月先是在科斯托皮爾和薩爾內開始。4月擴展至克列梅涅茨、羅夫諾、杜布諾和盧茨克地區[25]。到了4月初，烏克蘭反抗軍殺害了大約7,000多名手無寸鐵的男子、婦女和兒童。

4月22日至23日晚上，由伊萬·利文丘克（Ivan Lytwynchuk）指揮的烏克蘭武裝組織襲擊了雅諾瓦-多利納（Janowa Dolina）村莊，殺害了600人，並燒毀了整個村莊。製造了雅諾瓦-多利納大慘案（英語：Janowa Dolina massacre）[26]。在利普尼基村 （Lipniki），大約有180多村民遇害，作為倖存者，後來成為波蘭唯一太空人的米羅斯瓦夫·赫爾曼謝夫斯基的全家幾乎被殺害[27]，其中還有波蘭當代作曲家克爾熱西米爾·德布斯基（英語：Krzesimir Dębski）的祖父母遇害。少數倖存者是因為得到了友好的烏克蘭家庭的庇護。

在紹姆斯基（Szumski）地區的庫季和韋伯斯基地區的諾瓦-諾維察（Nowa Nowica）（今烏克蘭伊凡諾-法蘭科夫斯克州）的波蘭居民因為與德國當局的合作而遭到烏克蘭反抗軍的報復[28]，當烏克蘭反抗軍進攻庫季村莊時，當地波蘭的自衛武裝組織了抵抗，在戰鬥中至少有53名波蘭人被打死，之後德軍抵達了庫季村，在德軍的保護之下，其餘的村民決定撤離村莊。烏克蘭反抗軍指揮官馬克西姆·斯科魯普斯基（Maksym Skorupskyi）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從我們在庫蒂的行動開始後，每天黃昏時分，天空都沐浴在火光之中，整個波蘭村莊在燃燒[29]。」

到了1943年6月和8月，屠殺區域蔓延到了科韋利、弗拉基米爾-伏林斯基區、戈羅霍夫以及留波姆等地[30]。在此期間，烏克蘭反抗軍高級將領德米特里·克里亞奇夫斯基（英語：Dmytro Klyachkivsky）發布了以下的秘密指令：

我們應該採取大規模的行動來清理波蘭人。隨著德國軍隊的撤退，我們應該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清除16至60歲的全部男性。我們不能輸掉這場戰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削弱波蘭軍隊。坐落在大片森林旁邊的（波蘭人）村莊和定居點，應該從地球上消失[31]。

然而實際上，受害者有不少婦女和兒童。1943年7月11日被認為是大屠殺中最血腥的一天，有許多關於烏克蘭反抗軍對波蘭人的襲擊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的報道。[85] 在這一天，烏克蘭反抗軍包圍和襲擊了分別位於科韋利、弗拉基米爾-伏林斯基區、戈羅霍夫三個地區的波蘭人居住的村莊，總共襲擊了167個城鎮和村莊[32]，當地的波蘭人幾乎沒能來得及逃離而遭到屠殺，屠殺過後的村莊被焚燒成廢墟。在一個被稱為古羅村大屠殺（英語：Gurów massacre）的慘案中，同村的480個村民僅有70人倖存下來；在奧爾熱津的一個波蘭人定居點，當地的340人中有306人遇害；蘇多瓦村，600多波蘭村民僅有20多人倖存下來；在扎加耶村大屠殺（英語：Zagaje massacre）中，350多村名中僅有少數倖存。

東加利西亞地區

 
皮德卡明修道院塔樓上的彈痕。1944年3月12日許多波蘭人逃到這裡避難，修道院遭到攻擊

1943年至1944年初，很多居住在沃里尼亞地區的波蘭人被迫逃離，衝突蔓延到了東加利西亞地區。在沃里尼亞地區很多波蘭人居住的村落在沒有被警告的情況下，突然遭到了襲擊，而在東加利西亞，烏克蘭反抗軍則首先發出警告，勸說波蘭人離開，之後再採取行動。因而波蘭人有機會逃離屠殺，或者組建自己的武裝組織保護自己。因而東加利西亞地區的遇難人數低於沃里尼亞地區。但即便如此，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東加利西亞地區採用的屠殺手段與沃里尼亞地區無異。1944年2月28日，在Korosciatyn村，135名波蘭人被殺害[33]，戰後出生的波蘭神父塔德烏什·伊薩科維奇·扎列斯基（英語：Tadeusz Isakowicz-Zaleski）的父親揚·扎列斯基（Jan Zaleski）目睹了屠殺，他在日記中寫道：「屠殺幾乎持續了一整夜。我們聽到到處是可怕的哭聲、牛群被活活燒死的吼叫聲和槍聲」。

1944年夏天結束時，為了將波蘭人驅趕到桑河西岸，在東加利西亞地區發生的針對波蘭人的大規模恐怖行動中，有25,000多波蘭人被殺害，波蘭歷史學家格熱戈日·莫蒂卡（英語：Grzegorz Motyka）估計遇難者為3萬至4萬不等。

到1944年秋天，針對波蘭人的屠殺行動停止了，但是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烏克蘭反抗軍在特諾皮爾地區進行了以此最後大規模的屠殺活動，1945年2月5日至6日烏克蘭武裝組織襲擊了布查奇附近的波蘭人村莊巴利什（Barysz），有126名波蘭人被殺，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幾天之後，2月12日和13日兩天，在彼得羅·哈姆丘克（Petro Khamchuk）的指揮下，波蘭人定居點Puźniki再次遭到洗劫，大約100多人遇害，倖存者逃到了今天波蘭境內的臨近普魯德尼克和西里西亞涅米斯沃維茨（英語：Niemysłowice）。

波蘭人的自衛武裝

烏克蘭反抗軍對波蘭人的大屠殺促使波蘭人在1943年4月開始組織自衛，在沃里尼亞地區大約組建了100多個武裝組織。最初，武裝組織從德國人那裡獲得武器，但是後來德國軍隊收繳了武器並逮捕了武裝組織的領導人，於是武裝組織轉而依靠來自波蘭國內武裝和蘇聯游擊隊方面的武器提供[34]。

1943年夏天，波蘭自衛組織開始了對烏克蘭平民的報復性屠殺，其中包括並沒有參與屠殺的烏克蘭無辜村民。在報復過程中，伏林地區被屠殺的烏克蘭平民總數估計為2000-3000人。7月20日，波蘭國內抵抗軍隊召波蘭自衛隊接受其指揮，之後並宣布在沒有波蘭人口的領土上支持烏克蘭獨立，並要求停止對平民的屠殺。1943年8月26日指揮官卡齊米日·邦賓斯基（波蘭語：Kazimierz Bąbiński）在寫給當地波蘭自衛隊的一封信中，譴責了對鄰近的烏克蘭村莊的焚燒和殺戮行徑。

德國占領軍的態度

德國占領軍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衝突，但是卻樂見雙方彼此大打出手，甚至慫恿雙方對對方實施報復[35]。由於為德國占領軍效力的烏克蘭警察經常開小差，於是德國人就用波蘭人取代他們的位置，當地波蘭人之所以協助德國占領軍，是為了自我保護和對烏克蘭人進行報復。德國人要求這些加入警察部隊的波蘭人對開小差的烏克蘭警察和家人格殺勿論，並摧毀他們的村莊。因此，這些活動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們用來對波蘭人實施種族屠殺的理由[36]。

遇難人數

研究東歐歷史的美國阿拉巴馬大學歷史教授喬治·利貝爾（George Liber）[37]指出：

對廣泛流傳的死亡人數的估計，應持謹慎態度......。它很容易將高估數字和低估數字之間的差異分割開來，或者利用平民受害者的高估人數來為種族滅絕的說法進行合理化......。根據波蘭和烏克蘭受害者的人數與居住在霍爾姆地區、西沃里尼亞和東加利西亞的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的總人數相比，這場波蘭和烏克蘭之間的暴力活動代表了一場廣泛而激烈的民族衝突，無論是烏克蘭反抗軍還是波蘭武裝都對對方的平民實施了暴行。

波蘭人死亡人數

對沃里尼亞地區被殺害的平民死亡數字至今仍在研究中，據迄今為止的估算，在當地的波蘭人當中至少有10%的人遇害。這些遇害者人數約占戰前烏克蘭反抗軍活動區域內波蘭人口的1%，占烏克蘭和波蘭整個波蘭裔民族人口的0.2%[38]。戰前的波蘭東部領土先後遭到蘇聯和德國的入侵，烏克蘭反抗軍對波蘭人的屠殺以及戰後蘇聯對波蘭人的驅逐，使得波蘭人在該地區幾乎消失殆盡，倖存者離開了沃里尼亞地區，大部分遷移到鄰近的盧布林和下西里西亞地區。

據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估計，大約有多達10萬多波蘭人遇害，其中沃里尼亞地區至少有4萬至6萬遇害者、東加利西亞有3萬至4萬多遇害者、小波蘭省有4,000多遇害者，當中包括海烏姆地區的2,000多遇害者。對遇害者數字估計也有來自其他方面不同的說法，有認為遇害者數字為25,000至40,000之間[39]，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估計兩個地區的波蘭遇害者總數在60,000至80,000之間[40]，波蘭歷史學家格熱戈日·羅索林斯基-利貝（英語：Grzegorz Rossoliński-Liebe）認為的遇害者數字則在70,000至100,000之間[41]。

波蘭作家埃娃·希瑪茲科（英語：Ewa Siemaszko）根據收集的倖存者口述，記錄了33,454名波蘭受害者，其中已得知遇害者姓名的有18,208人[42]，2010年她對統計數字做了修正，將記錄的遇害者人數增加到38,600人，其中已知姓名者達到22,113人[43]。

1994年6月7至9日，作為推廣普及波蘭和東歐歷史知識的非政府公益性組織卡爾塔基金會（英語：KARTA Center）（波蘭語：Ośrodek）在波德科瓦萊希納舉辦了有史以來首次關於1943年烏克蘭-波蘭種族屠殺的歷史研討會，與會者有近50多名波蘭和烏克蘭學者參加，研討會上對沃里尼亞地區的50,000多人波蘭遇難者的數字估計做出了確定性的結論[44]。此外，這些數字還包括在庫季被殺害的波蘭籍亞美尼亞人[45]。2011年的研究活動引用了得到確認的全部地區的91,200名遇害者，其中已知姓名的有43,987人[46]。

烏克蘭人死亡人數

對大屠殺期間，關於遭到波蘭自衛武裝的報復[47]而遇害的烏克蘭人死亡數字，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瑞典裔美國歷史學者佩爾·安德斯·魯德靈（英語：Per Anders Rudling）估計，在沃里尼亞地區遭到波蘭人報復的烏克蘭遇害者大約2,000人-3,000人，波蘭歷史學家格熱戈日·羅索林斯基-利貝認為二戰期間和戰後被波蘭人殺害的烏克蘭人包括烏克蘭反抗軍和平民人數為10,000-20,000人[41]，英國伯明罕大學研究俄國和烏克蘭政治歷史的卡塔琳娜·沃爾丘克（Kataryna Wolczuk）教授[48]認為在1943年至1947年期間烏克蘭受難者人數達到10,000至30,000人[49]。

研究波蘭-烏克蘭關係史的波蘭歷史學者格熱戈日·莫蒂卡（英語：Grzegorz Motyka）認為沃里尼亞地區烏克蘭遇害者人數為2,000-3,000人，從1943年-1947年期間所有的衝突地區烏克蘭遇難者大約為10,000-15,000人，這其中大部分發生在戰後的波蘭境內（大約8,000-10,000人，包括1944-1947年被殺的5,000-6,000烏克蘭人）[50][51]

歷史學家提摩希·D·史奈德指出，烏克蘭受害者中也包括因為同情波蘭受害者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視為叛徒而遭到殺害[52]。

影視作品

波蘭電影導演沃伊切赫·斯馬喬夫斯基執導的電影《伏林大屠殺（英語：Volhynia (film)）》於2016年公開上映，該影片再現了這場慘絕人寰的歷史畫面。

參考資料

  1. ^ The exact number of ethnic Polish fatal victims is unknown. Most estimates vary from 50,000 to 100,000 depending on the source used, though lower and higher numbers are occasionally cited too (wh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perpetrators are included). A neutral halfway point between the most often cited numbers that was mentioned in an IPN conference of Polish and Ukrainian scholars is 85,000 deaths
  2. ^ Volhynia Massacre. Retrieved 2018-03-10. [2022-09-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21）. 
  3. ^ J. P. Himka. Interventions: Challenging the Myths of Twentieth-Century Ukrainian historyUniversity of Alberta. 28 March 2011. p. 4
  4. ^ Ahonen, Pertti (2008). Peoples on the Move: Population Transfers and Ethnic Cleansing Policie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Bloomsbury Academic. p. 99
  5. ^ Timothy Snyder. (2003)The Causes of Ukrainian-Polish Ethnic Cleansing 1943,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02
  6. ^ "The OUN, the UPA and the Holocaust: A Study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Historical Myths". [2022-09-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30）. 
  7. ^ Subtelny, Orest (2000). Ukraine,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430
  8. ^ The police also reported wounding 20 communists in 1935 and in one case wounding at least seven people while being attacked by a large group armed with sickles and clubs. The communists retaliated against those who failed to participate in strikes. From: Timothy Snyder (2007). 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37, 142
  9. ^ Timothy Snyder. (2005). 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167
  10. ^ Subtelny, O. (1988). Ukraine: a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g. 429. ISBN 0-8020-5808-6
  11. ^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wartime accounts of the activities of OUN-UPA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 Vol. 36. No.2. December 2006. pp. 163–179
  12. ^ 12.0 12.1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2022-09-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9-12）. 
  13. ^ 存档副本. [2022-09-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9-12）. 
  14. ^ To Resolve the Ukrainian Question Once and For All: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Ukrainians in Poland, 1943–1947 Snyder, Timothy (2001).Working Paper #9. Yale University. (PDF). [2022-09-1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2-02-19）. 
  15. ^ Poland's Holocaust, Tadeusz Piotrowski, 1998 ISBN 0-7864-0371-3 p. 13
  16. ^ John Armstrong (1963). Ukrainian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g. 65
  17. ^ Ukraine: A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 455–457.Orest Subteln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1988）
  18. ^ The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the Ukrainian Police, and the Holocaust. [2022-09-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3-28）. 
  19. ^ Bohdan Budurowycz. (1989). Sheptytski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after 1914 (chapter). In Paul Robert Magocsi (ed.). Morality and Realit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drei Sheptytsky. Edmonton, Alberta: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lberta. p. 57
  20. ^ 20.0 20.1 Christoph Mick. "Incompatible experiences: Poles, Ukrainian and Jews under Soviet and German occupation 1939–4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11. Vol. 46, Issue 2. pp. 355, 357, 360
  21. ^ Ray Brandon; Wendy Lower (2008). The Shoah in Ukraine: History, Testimony, Memorializ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102
  22. ^ Sowa, "Stosunki ...", p. 171
  23. ^ Feliks Trusiewicz, "Zbrodnie – ludobójstwo dokonane na ludności polskiej w powiecie Łuck, woj. wołyńskie, w latach 1939–1944, cz. 1" in "Na rubieży" nr 5, 1997, pp 36–39>
  24. ^ Tadeusz Piotrowski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Genocide and Rescue in Wolyn: Recollections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ist Ethnic Cleansing Campaign Against the Poles During World War II, McFarland & Company, 2000
  25. ^ 波蘭國家犯罪公訴委員會；Referat dotyczący ustaleń śledztwa w sprawie zbrodni popełnionych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Wołyniu na ludności narodowości polskiej w latach 1939–1945（波蘭文）
  26. ^ G. Motyka, "Ukraińska partyzantka...", p.316-317
  27. ^ Bogusław Paź, Słowo wstępne [in:] Prawda historyczna a prawda polityczna w badaniach naukowych. Ludobójstwo na Kresach południowo-wschodniej Polski w latach 1939–1946, Bogusław Paź (red.), Wrocław 2011, p.12
  28. ^ Snyder, Timothy (2003).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Yal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300-10586-X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9. ^ G. Motyka, "Ukraińska partyzantka...", p.321
  30. ^ Zając, Polish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波蘭文）
  31. ^ 塔德烏什·彼得羅夫斯基（英語：Tadeusz Piotrowski (sociologist)）《Poland's holocaust. Published by McFarland. Page 247》
  32. ^ The Reckoning Begins
  33. ^ Grzegorz Motyka, Ukraińska partyzantka 1942–1960, p. 383
  34. ^ Institute of Ukrainian History,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and the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Chapter 5, p. 264Written by Ihor Ilyushin
  35. ^ Jurij Kiriczuk, Gazeta Wyborcza 23.04.2003. [2022-09-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5）. 
  36. ^ Timothy Snyder, The causes of Polish and Ukrainian Ethnic Cleansing, "Past and Present, 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number 179, p. 224
  37. ^ 存档副本. [2022-09-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9-16）. 
  38. ^ Katchanovski, Ph.D., Ivan. "Terrorists or National Heroes? Politics of the OUN and the UPA in Ukraine". 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7
  39. ^ Jan Kęsik. Ogólny bilans strat ludności w wyniku ukraińsko-polskiego konfliktu narodowościowego w latach II wojny światowej [in:]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9. Warszawa 2002. p. 41
  40. ^ The War of the World,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06, page 455
  41. ^ 41.0 41.1 G. Rossolinski-Liebe. Celebrating Fascism and War Criminality in Edmonton. The Political Myth and Cult of Stepan Bandera in Multicultural Canada. Kakanien Revisited. 29 December 2010
  42. ^ Władysław Siemaszko, Ewa Siemaszko, Ludobójstwo dokonane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ludności polskiej Wołynia 1939–1945, Warsaw 2000, p. 1050
  43. ^ Biuletyn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nr 7-8/2010 (116–117)July–August 2010; Komentarze Historyczne: Ewa Siemaszko, "Bilans zbrodni." (PDF – 1,14 MB)
  44. ^ Polish-Ukraine: A Difficult Answer. Documentation on the Meetings of Historians (1994–2001), Chronicle of Events in Volhynia and Eastern Galicia (1939–1945). Warsaw: Head Office of State Archives (NDAP) and the KARTA Centre. 2003
  45. ^ "21 kwietnia 1944 roku w dniach 19–21 kwietnia Ukraińska Powstańcza Armia (UPA) dokonała masakry około 200 Polaków oraz polskich Ormian w miejscowości Kuty » Historykon.pl
  46. ^ Per Anders Rudling, WARFARE OR WAR CRIMINALITY? Volodymyr V』iatrovych, Druha pol’s』ko-ukains』ka viina, 1942–1947 (Kyiv: Vydavnychyi dim 「Kyevo-Mohylians』ka akademiia,」 2011). 228 pp
  47. ^ Timothy Snyder."A Fascist Hero in Democratic Kiev"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YR Daily. Bandera aimed to make of Ukraine a one-party fascist dictatorship without national minorities.... UPA partisans murder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oles, most of them women and children. Some Jews who had taken shelter with Polish families were also killed.
  48. ^ 存档副本. [2022-09-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9-20）. 
  49. ^ Kataryna Wolczuk, "The Difficulties of Polish-Ukrainian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2002
  50. ^ Grzegorz Motyka, Od rzezi wołyńskiej do akcji "Wisła". Konflikt polsko-ukraiński 1943–1947. Kraków 2011, p.448
  51. ^ 1943-1947年的波兰-乌克兰冲突（波兰文）. [2022-09-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24）. 
  52. ^ Timothy SnyderA Fascist Hero in Democratic Kiev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YR Daily. Bandera aimed to make of Ukraine a one-party fascist dictatorship without national minorities.... UPA partisans murder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oles, most of them women and children. Some Jews who had taken shelter with Polish families were also killed.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沃里尼亞與東加利西亞地區的種族滅絕&oldid=8511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