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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驅漢事件

1911年西藏衝突事件

第一次驅漢事件又稱辛亥拉薩動亂[1]（藏語：ཆུ་བྱི་དམག་འཁྲུག་，威利轉寫：chu byi dmag 'khrug），指宣統辛亥年（1911年）因為漢地發生辛亥革命所引發，雖名為驅漢，但主要是駐西藏拉薩地區的清朝軍隊譁變和混亂下對藏族僧俗的劫掠，隨後流亡英屬印度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回來穩定局面，領導西藏僧俗驅逐清朝官員及駐藏軍隊，並返回拉薩重新執掌西藏政教大權[2][3]。

拉薩兵變

清末新政時期，清廷治藏政策多有失誤，駐藏大臣聯豫處理失當，加上英國的幕後活動，西藏噶廈與清廷的關係嚴重惡化，導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10年2月出走英屬印度[3]。而以鍾穎為統領的約二千名川軍（屬於新建陸軍，簡稱「新軍」）從四川省抵達西藏拉薩駐紮，從而使清朝在拉薩的駐軍形成「營兵」（舊駐藏軍）與「新軍」共駐的局面[4][3]。清政府採納了聯豫的建議，革除了十三世達賴的名號，使矛盾更加激化，拉薩城內空氣緊張[3]。

1911年8月至9月間，四川省發生「保路運動」，四川政局自此陷入動盪[3]。1911年10月10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藏曆第十五饒迥鐵豬年）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在清朝內地各省陸續發生，在革命黨和立憲派主導下，內地十餘省紛紛宣布獨立，脫離清朝統治[3]。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一度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排斥滿族，在內地十八省建立漢族的民族國家（後來孫中山改而主張「五族共和」）。在政權更迭過程中，邊疆非漢族聚居地方產生動盪和騷亂，清帝國出現分崩離析的危險，尤其在尚未建省的蒙古和西藏等地分別在俄國、英國支持下出現分離傾向。

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拉薩後，「當時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番指藏人），藏、漢矛盾進一步加劇。更嚴重的是，駐藏的清軍滿、漢官兵及清朝駐藏官員各立山頭並率先內訌，發生拉薩兵變，隨後在西藏各地的清軍均發生兵變[3]。

拉薩兵變（又稱「壬子事變」）[4]，其實質是部隊鬧餉與駐藏官員爭權的結合，由部隊中的哥老會勢力與部分駐藏官員共同發起。起初，駐軍鬧餉因聯豫令鍾穎允以立即發放而平息，但右參贊錢錫寶勸說聯豫不予發餉，致駐軍「遂復譁變」。另據《藏亂紀略》稱，「錢錫寶先得內地消息，於九月二十三日即上欽署，勒令聯大臣率兵勤王，伊代欽差，限午時決斷。聯豫答以事體重大，須三日乃決。錢大憤恨而出，至二十五日而亂作矣。」可見兵變發生前，錢錫寶便有意讓聯豫率軍出藏勤王，而由自己留藏代理駐藏大臣，但聯豫以事關重大為由未當即同意，這引起了錢錫寶的不滿[5]。

兵變以「勤王」（效忠清朝）為口號發起。憂患餘生《藏亂始末見聞記》記載，當時哥老會袍哥勢力「遂隱相號召在藏各路軍隊，謂川亂不得回家，若能劫欽差，取庫餉，以勤王為號，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挑唆駐藏各路軍隊。駐藏大臣聯豫後來曾提到「初言起勤王軍」，鍾穎也稱「聲言起勤王軍」，可見兵變是以「勤王」為名。《聯豫駐藏奏稿》中稱，亂軍於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三四日連劫兵備處及使署所儲槍械子彈糧米，並庫存餉銀十八萬餘兩，薄據表式，均一律焚毀。……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城營次，初言勤王……」可見九月二十五日（1911年11月15日）亂軍以「勤王」為名將駐藏大臣聯豫劫持到札什城軍營[5]。

兵變發起者葉綸三、範金、李維新在兵變開始階段即被殺，而嚴步雲、何光燮、郭元珍等人因是欽差參贊近人而未遭處置。其中，何光燮、郭元珍都是駐藏官員，何光燮是欽差秘書，郭元珍既是欽差衛隊長也是哥老會首領[5]。

《藏亂始末見聞記》稱，欽差被劫後「右參贊錢錫寶自稱代理，在署中搜印，數次未獲」，《藏事陳略》稱「兵變起時，共舉錢錫寶為欽差，錢以代理名義出示安民」。英國檔案中有錢錫寶以代理欽差名義張貼安民布告的記載，該布告是由西藏民眾大會交給英國駐錫金政務官的，布告署有「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即聯豫被劫持的次日。但布告未提到一天前亂軍劫持聯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是聯豫自稱要率軍「返」（該字有誤，本意應為離開）拉薩，責成參贊錢錫寶行使在藏全部職權；後一部分是錢參贊稱已接此令，將服從並履職，申明部隊軍紀嚴明、作風優良、絕對不會傷害漢藏商民，希勿懼怕、逃亡，要安居樂業勿信謠言。西藏民眾大會給英方的信息中還提到兵變時間是「二十五日夜」而且「錢錫寶已被任命為代理安班，並已掌印」，並提到「中國軍隊」「將大臣聯豫推倒，並劫掠他所有財物，嗣後擁戴錢錫寶作他們的領袖」。安民布告說是因聯豫要率軍離開拉薩才責成錢錫寶代理欽差，而事實上是聯豫遭亂軍劫持，可見錢錫寶不但未救援聯豫，反而謊稱聯豫要率軍離開拉薩，而且亂軍也沒反對錢錫寶代理欽差。《藏亂紀略》稱，有人說「亂起先劫聯署者，即嚴步雲其人」。嚴步雲是錢錫寶的衛隊長，他在兵變時率先劫持聯豫，而後推錢錫寶為代理欽差。所以可推知錢錫寶參與策劃了兵變並居要位，他和亂軍間有密切關係。故宮博物院《西藏起義清方檔案》記載，聯豫獲釋回駐藏大臣衙門後，錢錫寶「因赴江孜辦理夷務，關防交靖西馬同知，競行出關」。此舉顯示錢錫寶可能是恐事情敗露而逃跑，《藏亂紀略》稱「錢錫寶藉故潛逃，惟以嚴步雲護之以出」[5]。

拉薩兵變發生後，清朝在後藏江孜駐軍十月初一返拉薩，波密等地駐軍至拉薩則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史料作「十一月望間」），這些部隊打著響應辛亥革命發動「大漢革命」的名義，號稱欲回拉薩取聯豫、鍾穎的首級，但其實是鬧餉，經鍾穎招撫答應發餉後平息[5]。

駐藏陸軍與西藏民軍開戰

公議局攻打色拉寺

 
1938年的色拉寺全貌

駐藏陸軍與西藏民軍開戰始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23日（農曆二月初五）公議局攻打色拉寺，結束於1913年4月中華民國政府西藏辦事長官鍾穎出藏[5]。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遜位。在拉薩的駐藏陸軍隨之在農曆十二月二十七日（1912年2月14日）後的「臘月間，聞內地共和告成，遂於藏中設立公議局一所」（見馬師周電）。公議局是亂軍成立的機構，意圖奪取原清朝駐藏機關的權力，其後在其轄下發生了一系列無法無紀的行為。公議局成立後，亂軍「兵丁結黨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賭，無所不為。甚至圖財害命，尋仇報復，幾無日無之」（見馬師周電）[5]。亂軍「聲言勤王，全軍回川，向藏人索取路費銀十萬兩。藏人本不願陸軍駐藏，今聞回川，幸出望外，即慨然送給。乃得銀竟不回川，日事賭博、仇殺，藏人既大悔恨，復恐餉盡再事劫掠，遂暗集番兵以圖防衛。」[3]影響更大的是公議局為搶劫更多財物而攻打色拉寺[5]。

公議局攻打色拉寺的主要藉口是民國元年（1912年）3月10日（農曆正月二十二日）江孜傳來求援警報，公議局以支援江孜為由要求拉薩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支應烏拉差役，遭色拉寺拒絕後，3月23日（農曆二月初五）強攻色拉寺，由此挑起了拉薩戰事。公議局攻打色拉寺是西藏局勢的轉折點，從此導致公議局及駐藏陸軍自身難保，更無法援助江孜。亂軍強攻色拉寺的發動者見釀成大亂「均藏匿無蹤」，而公議局亦因進攻色拉寺「反招番邊圍攻」而遭到群起指責，到最後「每日無一人到局」，而已大權旁落的「聯、鍾之勢為之一振」[6]:125[5]。

達桑占堆民軍反攻

駐藏陸軍與西藏民軍之戰
日期1912年3月23日至1913年4月
地點
西藏拉薩等地
結果 西藏民軍獲勝，駐藏陸軍被驅逐出西藏
參戰方
駐藏陸軍
駐藏辦事大臣衛隊
丹傑林寺僧眾
清真寺百姓
哲蚌寺僧眾
後藏僧眾		 西藏民軍
色拉寺僧眾
指揮官與領導者
1912年3月23日至4月：
公議局
1912年4月至1913年4月：
 鍾穎
 聯豫		 1912年3月23日至4月：
色拉寺
1912年4月至1913年4月：
 十三世達賴
 達桑占堆（西藏民軍總司令）
 攝政策墨林·阿旺羅桑丹貝堅贊
 謝國樑（清朝駐藏陸軍土兵營管帶，拉薩民軍統領）

1911年1月，英國派軍隊侵占中國雲南省西北部的片馬地區。又趁中國辛亥革命政局動盪、混亂之機，於1911年12月，武裝入侵西藏洛隅、察隅地區，吞占西藏屬部。[3]。

在公議局攻打色拉寺期間，流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通過西藏噶廈發出《告民眾書》，「通告全藏之營官喇嘛攻擊各地漢軍」。由於亂軍此前內訌和劫掠擾民行為已引發西藏僧俗強烈不滿，達賴的通告產生了巨大影響力。西藏攝政策墨林活佛以「川軍殺戮過甚，招募士兵萬餘，以謝國樑為統領，日與鍾穎酣戰。」達賴派回的親信達桑占堆也迅速組織起萬餘民軍，作為衛藏民軍總司令指揮民軍進攻駐藏陸軍。江孜、日喀則等地駐藏陸軍在達桑占堆民軍圍攻下，由英國駐亞東商務委員大衛·麥克唐納（法語：David Macdonald）調停，先後「將槍枝賣於番官，逃亡印度」。達桑占堆民軍不久便進抵並包圍拉薩[5][3]。

此時，拉薩大部分亂軍士兵雖已重歸聯豫、鍾穎掌握，但戰爭已無法停止。且自達賴發表通告後，戰爭已從原先的西藏地方軍民抵抗亂軍搶劫，變成了達賴在英國人支持下展開的目的在於將全體駐藏陸軍驅逐出藏的大規模戰爭。「三月癸卯，番兵數萬人，進圍拉薩」，當時拉薩由鍾穎主事，率軍迎戰。駐藏陸軍在拉薩占據的範圍「西至第穆寺，東至工布塘，南至巡警總局」，鍾穎「居中調度」，形成「四路策應」。但鍾穎兵力極其有限，僅有「手下馬牟二十餘人，郭建勛馬隊百餘，趙本立兵百餘，張文華之士兵數十」，另有「均極奮勇」但武器僅有「刀矛」的「清真寺百姓」，其他還有「第穆寺僧眾，劉榮武、張子青、張鴻升、王久敬、甘秉臣」，但他們平日「均賦閒」，當此危急「始出一戰」。而且就在這一危急時刻，郭元珍公口的管事謝天喜卻「組織敢死隊」，以「保護何、郭為目的」，不聽鍾穎調度，「毫無布置」。該敢死隊此時仍以保護何光燮、郭元珍為使命，可見二人在變亂初期沒被鍾穎處置乃因他們手下這部分力量的存在[5]。

「開戰之先，漢人毫無準備，以為有錢可恃」，不料被包圍後，藏方斷絕供糧，駐藏陸軍「食物無出」、「糧無購處」，幸而拉薩河「南岸廟中有糧甚多，夜間偷渡攻取」，故不至於「食人食犬」。但是被圍困的漢藏民眾卻因只能夜間到南岸挖取野菜，而「或為飛彈所中，或食之中毒，死者日有所聞」，「與拉薩交通為番兵阻隔，子彈時虞缺乏」，「幾無以應敵」。但鍾穎仍為中央政府「誓死戍守」，戰時「其精神人所不及，應付各處 糧彈，分撥戰守，日夜報告或百起。蓋自二月初五至七月和局成，固未能一夕安枕。」但駐藏陸軍糧彈短缺，且「漢番百姓之在圍中者，日往聯、鍾兩處痛哭，祈早議和」。同時, 鍾穎得到袁世凱北洋政府於民國元年（1912年）7月3日發出的電報稱「鍾長官穎可勸達賴就範……可極力扶綏，不可一味殺戮，玉石同焚。」聯豫、鍾穎等人乃於7月26日致電十三世達賴「力主和平，顧全大局」，並提到「現在川、滇、甘肅三路進兵，銳不可當」，而且「番邊亦困疲」（指藏方也已困乏疲倦），故交戰雙方於8月1日（農曆六月十九日）在英方指派的廓爾喀駐藏官員的調停下初次議和。但是「番官謂非收槍及漢人出藏，和局無從議起」，收槍和駐藏陸軍出藏是達賴的最終目的，該目的此前已在江孜、日喀則等地實現，所以也希望在拉薩實現。但拉薩不比江孜、日喀則，沒有中央命令，中央政府駐藏高級官員鍾穎、聯豫等人都不敢離藏，因此對藏方條件「屢行辯論」，但「迄無寸效」，「遂復開戰」，初次議和失敗[5]。

《藏亂始末見聞記》載，「陰曆六月二十四」（1912年8月6日）何光燮、郭元珍被殺，隨後汪文銘「汪則逃亡番邊議和，後索還。迨二次開戰後，汪欲內應亦殺之。」[5]

初次議和

雙方再次開戰後，至農曆七月始成和局（《藏亂始末見聞記》）。鍾穎及聯豫行權宜之計，由英方指派的廓爾喀駐藏官員噶卜典調停，締結和約[5][3]。《藏區政治史》與藏人行政中央記載和約以漢、藏、尼三種文字寫成，由三方代表蓋章，共三款：[7][8]

  1. 川軍交出所有槍砲、彈藥由西藏政府封存保管。在十五天之內槍砲移送到朗頓·貢嘎旺秋（達賴喇嘛侄兒）府第，子彈、火藥移送到多仁家族莊園（位於大昭寺廣場以南），由廓人守衛。
  2. 中國官員和士兵在十五天之內分三批出發離開西藏，由藏方派員護送並提供駝獸與給養到邊境。
  3. 次日川軍撤離朗頓·貢嘎旺秋府第，藏軍撤離多仁家族莊園，以便在兩處存放槍砲彈藥。聯豫、鍾穎各准留槍三十支與彈藥自衛。

中方要求對於留在拉薩的物品應予補償，藏方同意了。

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記載和約共四款：

  1. 川軍槍彈交廓人手，封藏藏中，後無漢廓藏三面人齊，不得擅取；
  2. 陸軍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國，其欽差、糧台、夷情各官，仍照舊駐藏；
  3. 欽差准留槍三十支，統領准留槍六十支；
  4. 漢兵出關後，所有前次兵變失損財產房屋，須照實議賠[5][9]:29-30。

《西藏六十年大事記》還轉錄了「又見於英報記載」的該和約內容，與上文略有異同：

  1. 辦事大臣暨其文武屬僚（約三十名）駐紮拉薩；
  2. 該大臣仍照舊制隨帶華兵二百名，藉資護衛；
  3. 現時中國戍兵之在西藏，有超過前項之兵數者，當棄其兵器彈藥，使之回國；
  4. 棄下之兵器彈藥，儲藏拉薩，其儲藏室之門，由辦事大臣、西藏行政總機關、及尼泊爾（即廓爾喀）駐紮官，會同加印封固；
  5. 此次事件不問僧侶與非僧侶，凡左袒華軍之藏人，雖用無論何等之名目，將來當不以此受禍[9]:29-30。

《西藏六十年大事記》所載和約第二款顯示達賴的主要目的是驅逐駐藏陸軍，而仍同意「欽差、糧台、夷情各官，仍照舊駐藏」，顯示此時達賴仍承認中央政府對藏主權（藏方和約沒有任何官員駐藏內容，藏方後來也不許官員駐藏）。議和後，按第一款規定，「迨和局成而各處交來子彈，乃達萬數顆」，這些子彈「均為各有錢人深匿，不戰之兵所儲積，以備守衛其財賄」，可見有錢百姓和不參戰的士兵都藏匿了大量子彈。9月7日，馬師周向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轉呈聯豫、鍾穎署期為8月28日（農曆七月十六日）發出的關於和局己成的電報。鍾穎在請馬師周轉呈其致中央的電報時，還有電報致馬師周稱「退伍官兵十八日啟程抵邊，時需銀購糧」[5]。規定經印度回中國內地是因駐藏陸軍要求經康區回內地，但由於當時康區還有川軍，藏方不同意這條較短的路線[10]。

關於和約達成時間，有不同記載。藏人行政中央與R. Rahul等認為是1912年8月12日，並在英文著作中廣為流傳[11][12][8]。1978年夏格巴《西藏政治史》引用英屬印度總督的電報時也稱是8月12日[10]。1913年親歷者「憂患餘生」所著《藏亂始末見聞記》的記載是「蓋自二月初五至七月和局始成」，根據9月7日馬師周致袁世凱電報可知，和約達成具體時間應是在七月初一至七月十六日（1912年8月13日至28日）之間。1925年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記載為1912年7月30日，但該書是後來之作，而且沒有區分陽曆與農曆，日期的準確性不如《藏亂始末見聞記》[5][13]。

議和成功後，9月3日（農曆七月二十二日）鍾穎得知自己已在5月9日被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任命為西藏辦事長官，乃以等同於前清駐藏大臣的中華民國政府西藏辦事長官身份留駐拉薩，而聯豫則在議和後於9月14日（農曆八月初四）離開拉薩。9月8日《鍾穎為出任西藏辦事長官並已到任事給代理商上札》稱：「照得本年九月初三日，案准駐藏辦事大臣聯移送接准內務部咨開：中華民國元年五月初九日臨時大總統令，任命鍾穎為西藏辦事長官。」但「番邊以鍾系陸軍統領，陸軍既出藏，統領即應出藏」，要求鍾穎出藏。對鍾穎被任命為西藏辦事長官一事，藏方稱「只知欽差，不知長官為何物」，此後又「反覆曉諭，決不承認」，且「屢行來文，促鍾起程」，中華民國政府乃於9月16日電令聯豫、鍾穎等人「申明堅持條約，保全領土主權。該辦事等萬勿遽離藏境，致蹈自棄疆土之咎。」所以鍾穎針對藏方反覆催其出藏的情況，特在9月17日致代理商上稱，「照得和局既成，陸軍已實行退伍，槍枝亦俱交存，乃番邊近日行為，殊無情理可言」，並稱「本長官既奉命駐藏辦事，決無復行出藏之理」，且說明自己「無兵無槍又無糧亦不能戰」，「只有任番邊所為，本長官候死而已」，「後來無論有何禍患，決不後悔等語」。雙方再陷僵局[5]。

再次開戰與議和

直到9月24日（農曆八月十四日）午後，雙方再度開戰。此時駐藏陸軍官兵1300人已在議和成功後離開拉薩赴亞東，在拉薩的僅餘保衛欽差的200名士兵。由於是第二次被圍，生還希望渺茫，所以駐軍「無不死力抗拒」，但「人少糧缺」，「狗馬已食盡，飛鳥無至者」，只好「終日四望遠山，惟盼援兵」，但是援兵「終不果來」。開戰近兩個月後，兵士不顧一切攻占堯西（瑤昔），從而得以在農曆九月末十月初與藏方再度議和，11月14日（農曆十月初六）收槍完畢。此次議和「藏番要求鍾及軍兵盡數退出」，而「漢民去留均聽其便」，可見達賴的目的仍舊是軍兵退出西藏，對漢民則無強制要求。鍾穎只好撤離拉薩，於民國元年（1912年）12月12日（農曆十一月初四）抵達靖西，「意擬駐靖候命」。但達賴得知鍾穎從靖西來函表示「意在久居在彼」後，於1913年2月18日在復袁世凱電中稱，對於鍾穎久居靖西，「闔藏人等大有意怨，亦系漢番相爭之由，應請令其速退」，旨在將鍾穎等官兵驅逐出藏。袁世凱回電讓達賴勿迫鍾穎離藏，但並沒效果。3月13日鍾穎致電袁世凱稱藏人「仍行驅追出境」，而且廓爾喀駐藏官員也稱「如不啟程，戰事即在目前」。4月中下旬，鍾穎不得不出藏。鍾穎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首位西藏辦事長官，也是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唯一駐西藏辦事的高級官員，但他未獲達賴認可而不得不出藏，此後北洋政府的歷任西藏辦事長官在西藏反對及英國阻攔下再未進入西藏。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才重新派出官員駐西藏[5]。

學界關於事件性質的爭論

亂軍與色拉寺交戰是亂軍劫掠與拉薩藏族僧俗反抗，當受英國支持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表《告民眾書》後，他成為整個戰爭的總指揮，使鬥爭規模波及整個西藏，戰爭變為對駐藏陸軍展開全方位進攻，旨在將中國駐藏官兵全部驅逐出藏。對於拉薩動亂是否為「漢藏」衝突，達賴的驅逐行動是否是「驅漢」事件，學界有不同看法。達賴喇嘛的《告民眾書》是「漢藏」分明的，他說：

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人遞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著藍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惟烏拉仍當照舊供給。漢兵既不能保護我藏民，其將以何方法鞏固一己之地位，願我藏人熟思之。……惟漢人官吏軍隊，猶欲任意進藏，總覽我政權耳，夫漢人不能依據舊約，撫我藏民，是其信用既以大失，猶復恣為強奪，蹂躪主權，坐令我臣民上下，輾轉流離，逃竄四方，苛殘惡毒，於斯為極。推其用意，蓋使我藏人永遠不見天日矣，孰使之，皆漢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之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

——《西藏六十年大事記》[9]:27-28

清朝駐藏的官員王久敬，於1912年12月向民國政府的報告說：「漢番構釁」。[3]聯豫與鍾穎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文件裡，以「漢番」定調中國與西藏的關係，達賴喇嘛致北洋政府的電文，也使用「至今漢番違背，皆由漢軍所致」、「漢番善後事誼」來稱呼中、藏之間的往來。所以「漢」是指中國。[14]部分中外學者認為是「漢藏」衝突，將驅逐駐藏陸軍的行為定性為「驅漢」事件，如《藏族簡史》稱「驅漢事件」，《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及《個中原委——中國邊疆諸問題》稱「驅漢叛亂」，《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稱「驅漢活動」，《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1911-1947）》稱「達賴驅漢得逞」，《民國藏事通鑑》稱「第一次驅漢事件」。《西藏通史·民國卷》也稱「驅漢事件」，但在行文中則稱「驅逐當地漢官和軍隊」或「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官員及軍隊被迫離藏」。也有不少學者將驅逐的對象明確為駐藏陸軍、官員，而不稱「驅漢」，如孔慶宗《辛亥革命中駐藏川軍起義始末》稱「驅逐滿漢官兵」[15]，《清末民國時期川藏關係研究》稱「驅逐駐藏川軍」，《達賴喇嘛傳》 稱「驅逐川軍」，《元以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稱達賴派人「護送前朝駐藏官員及武裝人員取道印度返回內地」[5]。張召庸、喜饒尼瑪主張，並非所有漢人都被驅逐出藏，也並非所有官兵均被驅逐，被驅逐的對象確切地說是參與搶劫作亂及與藏軍有敵對行為的官兵。此外，藏文檔案中當時使用的藏語詞彙是「驅漢軍」而非「驅漢人」。所以不能籠統地以「驅漢」 事件稱之[5]。

梅爾文·戈爾茨坦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指出在達賴1913年回到拉薩時，拉薩是從十八世紀以來首次沒有中國的官員或軍隊。[16]

後續

1912年12月中旬，十三世達賴回到拉薩，重掌西藏政權。原親漢勢力遭到排擠和鎮壓，丹傑林寺被解散，哲蚌寺規模最大的洛色林扎倉遭到鎮壓（1921年又因內部爭端而遭清算）[17]。英國人麥克唐納記載，十三世達賴「進入布達拉宮後，第一步便是沒收皇家丹吉林寺，並解散其僧侶。這寺院從那以後，便改作郵政電報局了。」[18][頁碼請求]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載：「漢兵既由拉薩赴印度，從前助漢之喇嘛，亦有相隨而行者，達賴甚恨，故暗殺其折蚌寺之大堪布元典喇嘛於彭多宗。」[9]:33[18][頁碼請求]達賴還讓親信達桑占堆繼承了戰爭期間因傾向駐藏陸軍而被殺的噶倫擦絨·旺秋傑布的財產[18][頁碼請求]，並開始逐漸壓制九世班禪[17]。此後西藏事實上形成了脫離中國政府控制的獨立地位，北洋政府所派西藏辦事長官等駐藏官員一直未能進入西藏[5][17]。1913年，達賴發表《水牛年文告》開始推行新政。同年達賴要求英國於1913年召開西姆拉會議劃定中藏邊界，並且發動了康藏戰爭（川邊戰爭）進攻四川康區（川邊）[17]。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國務院令甘肅督軍張廣建派李仲蓮、朱繡入藏，會晤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取得了川藏停戰及聯絡感情的成果[19]，加上不久前達賴派三大寺堪布駐京，西藏同北洋政府的關係才開始逐漸恢復[20]。1924年，達賴派貢覺仲尼赴北京充任西藏駐京總代表[21]，並派代表觀察（後改為參加）了中華民國國會參眾兩院會議。

 
動亂後川軍撤離拉薩

回中國內地的駐藏陸軍官兵中，鍾穎1915年因在藏期間左參贊羅長裿被殺案而被大總統袁世凱處決。其他重要將領還有劉弼良（一營管帶）、潘文華（亂軍一營管帶）、陳渠珍（三營管帶）、張子青（亂軍三營管帶）、張鴻升（馬隊管帶）等。謝國梁（土兵營管帶）後也回內地。在西藏被鍾穎處決的有汪文銘（亂軍馬隊管帶）等人。

另外此次動亂發生前正在被駐藏陸軍圍剿的波密土王後在1928年被西藏噶廈剿滅。

參見

參考文獻

引用

  1. ^ 历史（汉文部分）——民国及当代.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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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陳慶英、高淑芬，主編. 西藏通史.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第七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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