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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琳切在征服中的作用

16世纪末《特拉斯卡拉史》(History of Tlaxcala)法典插画中的玛琳切和科尔特斯在特拉特洛尔科

证据显示征服者认为玛琳切在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中发挥的作用比其他翻译员更大。参与了征服战争的西班牙老兵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 在他撰写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中多次以恭敬的口吻称呼玛琳切为“伟大的夫人（great lady）”，并表示“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新西班牙语和墨西哥语。”征服者罗德里格斯·德奥卡尼亚 （Rodríguez de Ocaña）和科尔特斯则一致认为玛琳切是继上帝之后征服战争的最大功臣。

并非所有特拉斯卡拉人都视玛琳切为叛徒，当地部分评论和手绘本肯定了她在西班牙征服中的突出作用。他们笔下的玛琳切穿着华丽，是一位“比生命更伟大”[1]，有时比科尔特斯更伟大的女性，在战时与特拉斯卡拉人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尊重并信任玛琳切，战争结束后仍有作品刻画玛琳切。[1]

《特拉斯卡拉史》（Lienzo de Tlaxcala）中有对玛琳切单独的场景刻画，她不再是科尔特斯登场时的随行配角，而是有能力指挥全局的独立个体。迪亚斯表示，如果玛琳切接受过宫廷生活的训练，她与科尔特斯的相处模式应该与当地精英阶层相同，以妻子的身份帮助科尔特斯实现军事及外交目的。[2][3]

如今，历史学家肯定了玛琳切的外交技巧，部分学者“甚至将她誉为墨西哥的真正征服者”。[4]曾参与西班牙征服的老兵对其能力深有体会，她能够让当地土著清楚意识到反抗西班牙军队最终只会是徒劳。然而事实与迪亚斯的早期自述并不相符，在玛琳切的外交手段介入后，西班牙军队再次被迫投入新一轮战争。[5] 西班牙人与墨西哥土著之间的交流在玛琳切的帮助下得以顺利。面对土著时，玛琳切懂得根据不同部落居民的口音和语调进行调整。而面对纳瓦人时，她的言谈则显示出她对局面的高度掌控，运用修辞手法，显得十分正式。这种技巧使得纳瓦人相信她的确身份尊贵，对自己的演讲胸有成竹。[6]

玛琳切的当代形象

 
玛琳切，科尔特斯和其子马丁的雕塑由于民主抗议从科尔特斯家被转至墨西哥城某公园

如今，西班牙语美洲地区的艺术家们以玛琳切为原型将其以各种艺术形式写入神话，其形象深入当地文化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各层面。[7]在现代和各种流派中，人们将玛琳切的勇敢形象与拉丁美洲传说中失去孩子的哭泣女以及墨西哥革命中与男性共同参战的妇女进行比较。 有关玛琳切的身后事众说纷纭，墨西哥人民对这位传奇女性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她是墨西哥的开国功臣，也有人将她视为叛徒。有传说称她有个孪生妹妹逃去了北方，人们称呼其为La Chingada，这一词在墨西哥当地使用的西班牙语中带有贬义色彩，有“极其糟糕”的意思。 20世纪60年代始，女权主义开始介入玛琳切的形象塑造。墨西哥诗人兼作家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Rosario Castellanos）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将玛琳切称作“母亲”，认为她具有双面性和复杂性。[8]之后，卡斯特利亚诺斯在其诗作《La Mallinche》中将玛琳切改写成为一名受害者。[9]墨西哥女权主义者辩称玛琳切夹在两国间悲惨挣扎，才被迫做出了复杂决定。玛琳切最终诞下了第一位梅斯蒂索人。[10]

如今,墨西哥地区使用的西班牙语用“malinchismo”和“malinchista”谴责那些推崇外国文化形式而否定墨西哥本土文化的人。[11]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阿兹特克人统治着墨西哥领土并向当地人强制征收贡品，而玛琳切则从阿兹特克人手中拯救了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感谢玛琳切将基督教从欧洲传入当地，在她的影响下科尔特斯才最终对墨西哥人手下留情。有人则认为科尔特斯是在玛琳切的帮助下才迅速摧毁阿兹特克帝国，使阿兹特克人能够掌握新技术和作战方法。从此角度分析，玛琳切被视为与西班牙人为伍的叛徒。最近，一些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指出这一观点只是把玛琳切当作替罪羊的借口。[12]

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1976年—1982年任职）曾下令为科尔特斯，玛琳切以及他们的孩子马丁（Martin）塑像，该雕像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科尔特斯家的门口。波蒂略卸任后，该雕像被移至墨西哥城的某公园内。[13]

流行文化中的玛琳切

 
墨西哥城内The Monumento al Mestizaje纪念碑上的玛琳切雕像
  • 波兰作家扬·波托茨基（Jan Potocki）在她的小说《The Manuscript Found in Saragossa（意译：萨拉戈萨手稿）》中将玛琳切称作玛丽娜（Marina），因“把良心卖给可憎的海盗科尔特斯”而遭受诅咒。[14]
  • 1893年，英国小说家亨利·莱特·哈葛德在冒险小说《Montezuma’s Daughter（意译：蒙特祖马的女儿）》中曾提及玛琳切。
  • 1947年，亨利·金（Henry King）执导的冒险电影《Captain from Castile（意译：卡斯蒂利亚的船长）》中，墨西哥女演员斯泰拉·因达（Stella Inda）饰演玛琳切一角。
  • 1939年，匈牙利小说家拉斯洛·保舒特（László Passuth）发表的小说《Tlaloc Weeps for Mexico》将玛琳切刻画为一名保护家乡墨西哥人的基督徒。此外，玛琳切在英国小说家亚历山大·巴伦（Alexander Baron）1954年的小说《The Golden Princess》以及澳大利亚小说家科林·法尔康纳（Colin Falconer）2002年的小说《Feathered Serpent: A Novel of the Mexican Conquest》中皆为主人公。美国作家加里·詹宁斯（Gary Jennings）在1980年的小说《Aztec》中则将她描绘成一名奸诈的叛徒。墨西哥小说家劳拉·埃斯奎维尔（Laura Esquivel）2006年出版的某小说中，玛琳切是被历史玩弄的棋子。
  • 1949年，墨西哥舞蹈家约瑟·林蒙（José Limón）以美国导演诺曼·劳埃德（Norman Lloyd）谱写的音乐为背景首次演出了三重奏舞蹈《玛琳切》。这是林蒙基于他儿时对墨西哥节日的回忆，为自己公司创作的第一支舞蹈作品。[15]
  • 1963年，美国短篇小说作家爱迪生·特斯拉·马歇尔（Edison Tesla Marshall）在作品《Cortez and Marina》中讲述了玛琳切的故事。
  • 1973年的墨西哥电影《Leyendas macabras de la colonia》中，玛琳切的肉体被制成木乃伊，由她和科尔特斯的女儿路易莎（Luisa）保有，而她的灵魂则被困在了一幅受诅咒的画中。
  • 1975年，尼尔·杨发行的唱片《Zuma》中收录的单曲《Cortez the Killer》；2015年，法国摇滚乐队Feu! Chatterton的专辑《Ici le jour》都提到了玛琳切。
  • 1982年，动画电视连续剧《The Mysterious Cities of Gold》讲述了一个西班牙男孩和他的伙伴于1532年穿越南美洲找寻失落的黄金国的冒险故事，他们遇到的其中一位危险的对手名叫Marinche。这部剧由日本方制作，后译为英语。
  • 出生于墨西哥城的美国电视作家汉斯·班姆勒（Hans Beimler）在科幻影视系列《星际迷航 (电影)》中以玛琳切的名字命名了宇宙飞船“USS Malinche”，该飞船于1997年《星际旅行：深空九号》第111集亮相。随后贝姆勒和他的朋友，美国剧作家罗伯特·休伊特·沃尔夫以玛琳切为原型创作了剧本《The Serpent and the Eagle（意译：蛇与鹰）》。
  • 2005年玛琳切成为意大利作曲家洛伦佐·费雷罗（Lorenzo Ferrero）创作的歌剧《La Conquista（意译：征服）》中的重要角色。
  • 2011年，Malinalli成为海伦·海斯曼·戈登（Helen Heightsman Gordon）发表的历史小说《Malinalli of the Fifth Sun: The Slave Girl Who Changed the Fate of Mexico and Spain》中的人物。
  • 1950年，西班牙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作品《孤独的迷宫》（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中表示科尔特斯和玛琳切的孩子马丁是混血儿和墨西哥文化的起源。他认为墨西哥文化源于科尔特斯对玛琳切的暴力侵犯，也指出玛琳切的确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墨西哥人不会原谅她。”[16]
  • Malinal出现在英国作家葛瑞姆·汉卡克2013年《War God: Nights of the Witch（意译：战神:女巫之夜）》和2014年的系列虚构小说《War God: Return of the Plumed Serpent（意译：战神:羽蛇归来）》中，小说讲述了科尔特斯远征墨西哥和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故事。
  • 在小说家爱德华·里克福德（Edward Rickford）的《The Serpent and the Eagle（意译：蛇与鹰）》中，玛琳切被称作Dona Marina和Malinze，人物性格刻画受到了其他历史小说家和博主的赞扬。
  • 演员伊什贝尔·鲍帝斯塔（Ishbel Bautista）在亚马逊公司金牌会员(Prime)付费订阅电视剧《Hernán（意译：埃尔南）》中饰演玛琳切。

参考文献

注释

  1. ^ 1.0 1.1 Townsend (2006)，第74-76頁.
  2. ^ Restall, Matthew. Seven Myths of the Spanish Conquest
  3. ^ Mesolore: A research & teaching tool on Mesoamerica. www.mesolore.org. 
  4. ^ Brandon, William.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Lanham, MD: Roberts Rinehart Publishers. 2003: 88. ISBN 9781570984525. 
  5. ^ Brandon, William.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Lanham, MD: Roberts Rinehart Publishers. 2003: 88. ISBN 9781570984525. 
  6. ^ Townsend (2006)，第58頁.
  7. ^ Cypess (1991)，第Intro.頁.
  8. ^ Castellanos, Rosario. Otra vez Sor Juana" ("Once Again Sor Juana"). 1963. 
  9. ^ Rolando Romero. Feminism, Nation and Myth: La Malinche. Arte Publico Press. 2005-01-01: 28–. ISBN 978-1-61192-042-0. 
  10. ^ Don M. Coerver; Suzanne B. Pasztor; Robert Buffington. Mexico: An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History. ABC-CLIO. 2004: 200–. ISBN 978-1-57607-132-8. 
  11. ^ Fortes De Leff, J. (2002). Racism in Mexico: Cultural Roots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s1. Family Process, 41(4), 619-623.
  12. ^ Cypess (1991)，第12頁.
  13. ^ It is time to stop vilifying the "Spanish father of Mexico", accessed 10 June 2019
  14. ^ Potocki, Jan; trans. Ian Maclean. The Manuscript Found at Saragossa. Penguin Books. 1995. 
  15. ^ "Repertory" Limón
  16. ^ chnm.gmu.edu https://chnm.gmu.edu/wwh/modules/lesson6/spanish/octaviopaz.html. [2020-12-09].  缺少或|title=为空 (帮助)

参考资料

  • Townsend, Camilla. Malintzin's Choices: An Indian Woman in the Conquest of Mexico.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6. ISBN 9780826334053. 


早期（1754–1846）

 
18世纪7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省议会大楼

宾夕法尼亚省议会发言人艾萨克·诺里斯对第一口钟并不满意，于是吩咐罗伯特·查尔斯订购第二口钟，想确定制造者托马斯·莱斯特和派克钟表公司是否会回收原本的钟，并将铸钟所用的金属价格记入账单。1754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决定保留两口钟。他们将新钟装在了塔楼[1]上，旧钟则通过投票表决用于“议会日后可能会使用的场合”[1]。钟声用于通知召开议会会议。[2]有关此钟用途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1755年10月16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写给翻译家凯瑟琳·雷的信中提到：“是时候说再见了。钟声响起，我须长眠于墓中，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我的政治生活。”[3]1760年钟声再次响起，标志着乔治三世的即位。[2]18世纪60年代早期，当地有一座教堂尚未建成，议会便允许教堂使用议会大楼并敲钟召集信徒。[3] 此外，此钟还用来召集公民参与公开会议。1772年，一群公民曾向议会投诉钟声响得过于频繁。[2] 尽管有关自由钟的传说日渐增多，但直到1776年7月8日《独立宣言》公开，它才第一次因为美国独立而响起。虽然当时没有关于自由钟声响起的详细描述，但多数当局都表示当天自由钟应该被敲响了。[4][5][6] 然而那时议会大楼的钟楼年久失修，自由钟可能无法使用。约翰·C·佩奇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研究并撰写有关此钟的历史，“我们不知道议会大楼塔楼顶部的坚固程度是否仍能支撑自由钟在当天被敲响，不过我们可以猜测钟确实响了。无论真相如何，自由钟已经作为所有钟声的代表成为了美国宣布独立的象征。”[7] 安德鲁·麦克奈尔是议会大楼的门卫，负责敲钟事宜，因此他很可能就是当时负责敲响自由钟的人。1776年4月至11月期间，麦克奈尔曾两次缺席，所以当时敲自由钟的可能是接替麦克奈尔的新门卫威廉·赫里。[8]1777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一周年，钟声在庆典上再次响起。[5]

 
1908年，自由钟在费城街头再现了1777年它在阿伦敦街头游行展出的情形
 
1777年9月24日，戴维斯·格雷用水彩画重现了自由钟运到北安普敦镇锡安德意志归正教堂的情形

1777年9月11日，乔治·华盛顿在布兰迪万河战役中战败，当时的费城是革命的中心，人们手无寸铁却必须准备应对英国即将到来的进攻。当地人担心自由钟遭到炮火破坏，匆忙将它和其他大钟从塔楼取下，严加守卫并由货车送往伯利恒 (宾夕法尼亚州)。当地的货车司机将钟运到了当时北安普敦镇（现阿伦敦 (宾夕法尼亚州)）的锡安德意志归正教堂，藏在地板之下。[9]随后英国彻底占领费城，自由钟则在1778年6月英国撤出城后被送回，由于议会大楼塔楼尖顶过于破旧（尖顶随后被拆除重建），自由钟被暂时存放起来，直到1785年才再次被拿出来使用。[10] 美国独立之初，自由钟位于议会大楼的某高层，在每年美国独立日，华盛顿生日以及美国选举日当天响起，提醒选民投票。自由钟也用于提醒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到附近的哲学堂上课。1799年宾夕法尼亚州府迁至兰开斯特 (宾夕法尼亚州)时自由钟再次响起，召集立法者与会。[11]宾夕法尼亚弃用议会大楼时提议将大楼拆除，并出售再建，费城便以70000美元（约合如今1,054,529美元）的价格将塔楼以及自由钟一并买下。[12]1828年，费城将莱斯特和帕克所铸的第二口钟出售给圣奥古斯丁罗马天主教堂。1844年，该钟在费城暴动时被反天主教的暴徒摧毁，新钟如今位于维拉诺瓦大学。[13] 人们无法确定自由钟破裂的原因，不过其破裂的时间应该在1817年至1846年。期间许多报刊文章都报道了自由钟，但直到1846年才提及了钟上的裂痕。1837年某反对奴隶制度的出版物提到当时的钟是完整的。1846年2月，《公共分类帐》报道称，自由钟本应在2月22日举办的华盛顿诞辰庆典上敲响，然而当日恰逢星期日，敲钟便延期至2月23日，然而当天自由钟被发现已经遭到破坏，上面的裂痕还有被人修补过的痕迹。报道还称，大概正午时分人们才发现自由钟因为二次敲响裂痕扩大。 “如今这口旧钟被悬于费城的尖顶上，没法被修复也再也无法响起”。[14] 关于自由钟的裂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人们在1835年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逝世时鸣钟导致其破裂。这说法可追溯到1876年，当时美国独立纪念馆的管理志愿者弗兰克·埃廷上校宣称他已经确认此事属实。尽管当时几乎没证据证明他的说法，但关于大法官逝世导致自由钟破裂的传闻早已广泛流传。此外，自由钟破裂还有以下几个版本：1824年美国人民欢迎拉法耶特侯爵凯旋回国时自由钟破裂；1829年英国《天主教救济法》通过时几位受邀的男孩在无意中敲钟致其损坏；大卫·金博尔在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编写的书中则暗示钟很可能在1841年至1845年间某独立日或华盛顿诞辰时遭到损坏。[15] 纽约反奴隶制协会推出的期刊《记反奴隶制》首次将约翰·帕斯和约翰·斯托重铸的钟命名为“自由钟”。1835年的某名为《自由钟》的作品批判了当时费城人民无法为废除奴隶制度做出更多贡献。1837年，杂志《自由》（Liberty）将钟的画像“宣扬自由”四字印于封面。[16]1839年，波士顿的废奴主义组织“自由之友（Friends of Liberty）”创办了《自由钟》杂志。同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美国废奴主义报刊《自由者》上重印了有关废奴主义者的小册子，其中提到了一首叫《自由钟》的诗，诗中提及：尽管当时钟已有铭文，但它并不能真正宣告所有居民的土地自由。[17]

独立的象征 (1847–1865)

 
《敲钟人得知独立宣言的发表》（The Bellman Informed of the Passag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描述了1776年7月4日自由钟敲响的故事

美国作家乔治·利珀德使自由钟成为了如今人们心中宣告美国独立的历史象征。1847年1月2日，他在《周六信使》上发表了作品《1776年7月4日》，讲述了一位年迈的敲钟人于独立日当天坐在自由钟旁，担心第二次大陆会议没有勇气宣布美国独立，然而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男孩出现出现并指示老人敲钟。这一故事随后被收录于利珀德故事集中广泛传播，[18]自此公众便将自由钟与《独立宣言》紧紧地联系起来。[19]1850年，故事的一部分作为史实被历史学家本森·约翰·洛辛重印在《革命画报实地指南》（The Pictorial Field Guide to the Revolution）上，[20]后作为美国校园读本被后代反复阅读。[21] 费城会议厅的一层也被称作宣言室，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修订和签署的场所，[22]因为人们对自由钟的兴趣日渐浓厚，1848年费城决定将自由钟转移此处。费城为自由钟建造了一个华丽的基座，接下来的25年内它立于基座之上，最初上面还雕塑了一只鹰，后被改装在钟的内部。[23]185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参观了费城和自由钟，并宣布自由钟象征着美国革命和自由。[24]当时，美国独立纪念馆也作为法院大楼使用，一家非裔美国人创办的报纸提出异议，认为联邦法官在象征着自由的独立纪念馆举行《1850年逃犯奴隶法》听证会是非常不合适的。[25] 1861年2月美国总统当选人亚伯拉罕·林肯来到费城议厅，并宣布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就职典礼。[26]1865年林肯遇刺身亡，他的遗体被运回议厅受人瞻仰，随后运往位于斯普林菲尔德 (伊利诺伊州)的墓地。由于时间限制，只有小部分人被允许经过棺椁瞻仰遗容，送别者必须保持间距，队伍延长至至少3英里（4.8公里）。[27]尽管条件有限，仍有十二万至十四万的人能经过敞开的棺椁，随后自由钟被小心地安置于林肯头部上方，哀悼者可以阅读上方的铭文：“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26]

注释

  1. ^ 1.0 1.1 Nash, pp. 11–12
  2. ^ 2.0 2.1 2.2 Kimball, pp. 31–32
  3. ^ 3.0 3.1 Paige, p. 13
  4. ^ Kimball, pp. 32–33
  5. ^ 5.0 5.1 Nash, pp. 17–18
  6. ^ Fischer, p. 754
  7. ^ Paige, p. 18
  8. ^ Paige, pp. 17–18
  9. ^ Nash, p. 19
  10. ^ Kimball, p. 37
  11. ^ Kimball, pp. 37–38
  12. ^ Kimball, p. 38
  13. ^ Kimball, p. 70
  14. ^ Kimball, pp. 43–45
  15. ^ Kimball, pp. 43–47
  16. ^ Nash, p. 36
  17. ^ Nash, pp. 37–38
  18. ^ Lippard, pp. 63-70
  19. ^ Kimball, p. 56
  20. ^ Paige, p. 83
  21. ^ de Bolla, p. 108
  22. ^ Nash, p. 47
  23. ^ Nash, pp. 50–51
  24. ^ Kimball, p. 60
  25. ^ Nash, pp. 48-49
  26. ^ 26.0 26.1 Hoch, pp. 59-70
  27. ^ Schwartz, p. 40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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