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6](又称土木之变或己巳之变),是指明朝正统十四年[注 1]八月十五日(公元1449年9月1日),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后退途中,于北直隶宣府镇土木堡(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遭遇瓦剌军袭击,惨败被俘的事变。同时也是正统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十五日期间,明朝和瓦剌在大同、宣府两地爆发的一系列军事冲突的统称。
土木堡之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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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蒙战争、瓦剌攻明之战的一部分 | |||||||
土木堡之变示意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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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大同守军: 辽东守军: 甘州守军: 明英宗亲征军: 留守京师: 郕王朱祁钰 驸马都尉焦敬 |
宣府进攻军: 甘州进攻军: 阿乐[3] | ||||||
兵力 | |||||||
阳和之战:
| 约九万[4] | ||||||
伤亡与损失 | |||||||
明英宗亲征军: 不少于10万[5],大量官员战死。 明英宗被俘虏。 | 万余 |
明英宗遭俘后被拘往北方囚禁,因此明朝史学家在史书中将该事件讳之为北狩。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对外政策开始由攻势转为防御的标志性事件。[7][8]
背景
明朝朝廷的派系斗争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宣宗的儿子英宗继位时年仅八岁,不谙世事。太皇太后张氏为其选定了前朝重臣五人,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并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然而,小皇帝对五位大臣的经筵、政务毫无兴趣,反而重视身边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王振入宫前本是个颇知诗书的儒学教官,进宫后负责教小太监读书识字,故人称“王先生”。他为人乖巧,善察言观色,作为英宗的贴身宦官,经常安排英宗游猎骑射、巡幸西苑,讨得英宗欢心。有了皇帝作靠山,王振渐渐染指朝廷事务,但因太皇太后张氏全力支持三杨辅弼朝政,一切政务皆归三杨处理,王振忌惮太皇太后威望,不敢公然干政,朝廷风气尚不至于败坏,《明史》称正统初年“天下清平,朝无失政”。正统五年(1440年),三杨中的杨荣去世,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王振利用明英宗亲政的机会,开始独断朝纲,擅操权柄,侵占内阁职权。然而杨士奇、杨溥束手无策,既不敢拼死上谏,也不愿与其和衷共济,仅仅划清界限,明哲保身。张辅一介武夫,毫无执政经验;胡濙虽是礼部尚书,但并无政绩才情可言,期间“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最后被劾入狱,“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上始宥之[9]”,此二人与三杨并立顾命大臣实乃滥竽充数[10]。至正统十一年,三杨尽皆去世,而新任阁臣曹鼐、张益等又无法钳制王振权力,“内阁权一归振[11]”。
明朝地方动乱和西南边患
正统年间,农民土地被封建大地主侵吞、兼并,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征发、层层加码的税款折磨苦不堪言,旱灾、水灾、蝗灾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成为流民。流民又形成造反起义的主要力量,正统十二年至十四年间,闽、浙、粤、赣、贵等地纷纷爆发农民运动,其中以叶宗留、邓茂七、黄宗养等人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发展至数万人,明廷边剿边抚,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军疲于应付。
在西南边陲麓川,又有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思任发父子起兵作乱,以黔国公沐昂、兵部尚书王骥为首的主战派认为西南边患已久,反复无常,“在所必诛”。太监王振亦从旁鼓吹战争。而身为顾命大臣的大学士杨士奇为求自保,态度暧昧,既不敢公开反对,也没有力主抚边。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下令发兵征剿,是为麓川之役。此役导致双方深陷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泥潭,王骥三征麓川,征发近50万兵力,亦未能完全剿灭思任发势力,最终与其幼子思禄约定,双方金沙江边立石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12]”。思禄听命,王骥班师。明廷因此耗费大量军资,“府库为竭”,国力斫损。为弥补财政空虚,又加大了对其他地方的征税,进一步激化了地方矛盾。为镇压南方各地的农民运动及叛乱,大量军队调往南方作战,削弱了北方守备力量。
明朝北方边防的松弛
明朝建立后,北边蒙古仍然反复骚扰,严重威胁明廷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多次北征,沉重打击了蒙古游牧势力,为巩固边防,又设立九边重镇。初设立时,常驻军的给养大多依赖军屯,自给自足。然而至宣德年间,侵占军屯的情况便十分严重,时任陕西巡按张勗反映“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军饷严重不足,只能由国家财政支出,军饷问题成为明朝中后期统治者无法解决的死结。
在军队卫所服役的士兵生活异常艰苦,月粮过低,又常被军官克扣,难以养家,军心涣散。因此军队逃兵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有士兵“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13]”。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兵部奏报“清勾军士共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今止清出六万一千二百人。其未清出之数,较之已清出之数殆十倍之。”地方各级军政长官对逃兵问题不予约束,甚至故意放纵,既侵吞了原来士兵的军饷,又能借此勒索逃兵及其家属,中饱私囊。正统年间,山东巡按御史李纯视察某百户所,竟发现规定的120人行列,仅剩1人未逃。除了逃兵问题,士兵被军官占役的情况亦屡禁不止,既荒废了军事操练,也影响了军屯的收入。大量士兵俨然成为了军官的家丁,被军官指挥“出境捕鱼”“造私居第”,边备废弛。 而士兵武备的不堪,更严重影响了卫所军的作战能力。正统初年,陕西沿边卫所官军反映“缺少军器以千万计”,陕西副都御史向英宗报告称“军士披执器械皆不坚利”。工部也上奏称打造盔甲军器六万四千余件,将士反映“多不如法”,镇守蓟州总兵官都督同知报告沿边守关官军缺衣少甲。原因除了财政不支,更多的是各级军官工匠克扣物料、分润自肥。边军作战能力低下,也是导致土木堡之变的重要原因。
瓦剌壮大与也先即位
12-14世纪,由所谓“林中百姓”(hoi-yin irgen)演化而来的斡亦剌(即后来的瓦剌)部是蒙古西北部[注 2]的重要部族[15],他们曾与铁木真家族联姻[15],但长期作为蒙古的附属存在,直到十五世纪初才有反客为主的契机。
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首领脱懽死,其子也先嗣位。脱懽在位时,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等部,统一了瓦剌,立蒙古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懽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也先继位后,实力进一步壮大,自称太师淮王。经过脱懽及其子也先的经营,瓦剌势力强盛,时刻窥伺中原地区。也先不从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分别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承认和接纳,分别给予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不断扩张其势力,骚扰明朝北方边境。[16][6]
瓦剌对明朝边境的骚扰
自正统九年(1444年)起,瓦剌便在积极准备大规模进攻明朝,并对明朝北部边境外的部族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17]。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攻入哈密卫,次年征服兀良哈三卫,再次年又攻入沙州卫、赤斤蒙古卫与罕东卫等嘉峪关西三卫[17],彻底控制了蒙古漠南、漠西、漠北,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明廷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正值王振擅权,也先因而与王振结纳,王振对明朝边境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而也先则“每岁以良马等物资”贿赂和报答王振和郭敬。[8]
起因
正统十三年十二月(1448年),也先和诸蒙古首领遣使向明朝贡马,虚报人数以冒领明廷赏物。其中,属于脱脱不花汗的使臣号称有471名,实际上只有414名,也先使臣号称2,257名,实际只有1,358名,买卖回回号称有870名,只有752名,加起来实际使臣数量共计2,524名,比号称的少了1,074名[18]。司礼监王振核实使者人数后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将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
也先贡使称:“此聘礼也(供马为迎娶明朝公主聘礼),”明廷答复:“诏无许姻意(没有许婚这回事)”。原来事前也先遣使向明朝入贡,重金贿赂翻译官员,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明朝翻译官员私下许诺,事后尚未奏报明廷。也先以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贡马作为聘礼。事后也先以明朝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及随意克减岁赐为由,集结军队出兵大举进攻明朝边境。[19][20]
过程
明英宗亲征前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诸部,兵分四路进攻明朝边境。脱脱不花以兀良哈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围赤城,又遣别骑攻甘州。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兵败战死。[21]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口(今山西阳高县西北)防御。紧接着,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左参将石亨等率明军与瓦剌战于阳和。由于太监郭敬从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奔还逃回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22][23][6]也先军队锐不可挡,大同明军交战失利。塞外城堡,接连失陷。明军几经接战,前线败报频传[24],太监王振此前曾有主导远征云南麓川土司获胜的功绩,此时希望借与蒙古开战的机会继续扩权,因而蛊惑明英宗御驾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则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听,在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两日内出兵讨伐也先。[25]
亲征及土木堡事变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顾吏部尚书王直等群臣反对,偕同王振率军五十余万御驾亲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钰负责留守京师。[5]此次出征,诏下两日五十万大军即匆忙集结启程,各项准备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乱。[7]亲征诏书下达后,英宗对文武大臣的多次劝谏置之不理。英宗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无法按己意指挥作战,而王振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当,致使明军屡战屡败。明军出京西行,之后前方败报频传,一路伏尸蔽野,军队士气低落,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随军群臣多次上表劝谏英宗止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阵前助威。大军尚未到达大同,明军已经开始缺粮。士兵饥疲交加,沿途多有僵尸。而瓦剌军队佯败避战,引诱明军深入险境。[25][26][6]
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初二,英宗驻跸大同。王振又下令继续向北进军,途中众文武大臣多次劝谏。兵部尚书邝埜冒死闯进英宗行在“力请回銮”,户部尚书王佐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监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相劝,皆为王振叱回。学士曹鼐说:“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生气地说:“倘有此,亦天命也”。[27][7]不久驸马都尉井源战败的消息传来,镇守太监郭敬秘告王振以现在的形势断不可再向北前进,此时王振才开始打算班师。[28][29]次日遂起兵班师返程时,大同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等人,车驾宜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进入,王振不听。王振想让明英宗从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经过,行四十里后,怕大军过境时损坏庄稼,又急令军队东回宣府,此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至。[30]
八月十三日,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领的蒙古骑兵大败,两人战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兵前去阻击瓦剌追兵,至鹞儿岭时遭瓦剌伏击,全军覆没。同日英宗一行抵达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王振以自己的千余辆辎重车还未到达,下令就地宿营。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尽快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王振却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更加生气,叱左右扶出。土木堡旁无水泉,各处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军队占据。[31][32]
八月十四日,英宗想要继续前进,但瓦剌大军已经逼进,不敢动。明军人马无水可饮已达二日,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也被瓦剌军队控制。瓦剌军队从土木堡麻谷口大举进攻,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瓦剌援军仍不断增加[33]。
八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诈和,以松懈明军。明英宗召曹鼐起草诏书,派遣二个通事(通译)与瓦剌使者回去。王振紧急下令移营,军队行军秩序列大乱。明军南行三四里,瓦剌大军突然折回,“四面攻围”,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瓦剌铁骑进入明军阵中,大喊脱掉盔甲丢弃武器者不杀,明军很多裸体而死。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从臣只有萧维桢、杨善、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34][35][36]
混乱中,护卫将军樊忠在皇帝身边用棰将王振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在突围时杀死数十人后战死。明英宗突围不成,下马盘膝面南坐,不久被俘。此役明军死者数十万,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随从文武大臣阵亡五十余人。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掠夺。[37][38][39][40]太监喜宁投降,后将中国虚实告诉也先。[41]
事变后
事变发生后,因主力全军覆没、国君北狩、英国公与四部尚书侍郎丧命,南边一时大乱[注 3],甚至有朝堂南迁之议[43]。英宗生母孙太后临危摄政,决意据守京师,并于八月十八日任命郕王朱祁钰监国[44]、八月二十日立朱见深为太子[45],任用于谦等人进行布置。
阵亡名单
- 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
- 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
- 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47]。
- 龚全安,兰谿人。进士,授工科给事中,累迁左通政。殁赠通政使。
- 黄养正,名蒙,以字行,江西瑞安人。以善书授中书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殁赠太常卿。
- 戴庆祖,溧阳人,王一居,直隶上元人。俱乐舞生,累官太常少卿。殁俱赠太常卿。
- 包良佐,字克忠,浙江慈谿人。进士,授吏科给事中。
- 鲍辉,字淑大,浙江平阳人。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数有建白。
- 张洪,福建安福人。黄裳,字元吉,曲江人。俱进士,授御史。
- 魏贞,直隶怀远人。进士,官御史。
- 申祐,字天锡,贵州婺川人,拜四川道御史。
- 尹竑,字太和,四川巴县人。童存德,字居敬,兰谿人。俱进士,官御史。
- 林祥凤,字鸣皋,福建莆田人。由乡举授训导,擢御史。
- 齐汪,字源澄,天台人。以进士历兵部车驾司郎中。
- 程思温,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逯端,仁和人。俱进士,官员外郎。
- 俞鉴,字元吉,桐庐人。以进士授兵部职方司主事。
- 张瑭,字廷玉,慈谿人。进士,授刑部主事。
- 尹昌,吉水人。进士,官行人司正。
- 罗如墉,字本崇,庐陵人。进士,授行人。
- 刘容,太仆少卿。凌寿,尚宝少卿。
- 夏诚、孙庆,皆御史。
- 冯学明,郎中。
- 王健,员外郎。
- 俞拱、潘澄、钱昺,皆中书舍人。
- 马预,大理寺副。
- 刘信,夏官正。李恭、石玉,序班。里居悉无考[48]。
- 樊忠,护卫将军。
- 王振,司礼太监[40]。
影响
土木堡一战,明军死伤过半。京军精锐毁于一旦,武将重臣多人战死。太监喜宁投降,为讨好也先,向瓦剌透露了明朝的情报。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底,也先在喜宁的建议下,以“奉皇帝还”的名义,率军挟持英宗再度南侵,明朝遭遇到开国八十多年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49]英宗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为了稳定局势,廷臣联合奏请皇太后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遥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50]明朝命兵部尚书于谦率军迎战进攻北京的瓦剌军,引发京师保卫战。[25][6]土木之变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明朝此后不再大幅扩张疆土,改为大幅修建长城,加强北方边防。
其他观点
参见
参考文献
注释
- ^ 这一年是己巳年。
- ^ 白翠芹认为,在13世纪前期,斡亦剌部大致活动在“从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木伦河(Delgermörön)及其以北的锡什锡德河(未知,怀疑为Shishged Gol,小叶尼塞河蒙古段),沿叶尼塞河上游大小叶尼塞河,经乌鲁克木河(未知)至克木池克河(未知),包括谦州、益兰州和撼合纳(位于叶尼塞河上游[14])在内的叶尼塞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而活动中心在德勒格尔河至锡什锡德河流域一带。”、而在13-14世纪,“一部分斡亦剌人已逐渐由森林地区迁徙到草原地带居住,驻牧于阿尔泰山附近。”[15]
- ^ 此时北京全城戒严,兵力不足十万,多为老弱病残[42]。
引用
- ^ [1]张欣. 论"土木之变"前后明朝与朝鲜间的交涉[D]. 延边大学, 2017.
-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陞辽东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为指挥同知,赠其妻左氏为淑人。初忠守备镇静堡,达贼来侵,忠与战不退,贼攻围甚急,左氏曰:“此堡旦夕必破,破则吾宁死不受辱。”遂与母及三女皆自缢死。忠悉力拒守,贼解围去,城赖以全。镇守左都御史王翱以闻,上嘉其忠节,故有是命。仍遣官谕祭,赐金营葬,旌其门曰“贞烈”
- ^ 《抚安东夷记》: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脱脱卜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各边俱失利,而辽东被杀虏尤甚。以故朵颜三卫并海西、建州夷人处处蜂起,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至景泰后始克宁谧。
- ^ 《续藏书》:也先战大同,把八平章战死;战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罗死。人马约九万,战死疫死,不下万余。
- ^ 5.0 5.1 《明史纪事本末》(卷32):“遂偕王振并官军五十余万人。”但李贤《天顺日录》载:“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 ^ 6.0 6.1 6.2 6.3 6.4 翟禹. 论“土木之变”.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13-12-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4-27).
- ^ 7.0 7.1 7.2 7.3 秦贤宝. 明英宗被俘与喜宁被杀. 《紫禁城》. [1993年 第1期].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3).
- ^ 8.0 8.1 白寿彝. 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 《明史》(卷169):行在礼部印失,诏弗问,命改铸。已,又失,被劾下狱。未几,印获,复职。
- ^ 赵毅; 罗冬阳. 《明英宗传》. 人民出版社. 2019: 44–45. ISBN 978-7-01-020602-8.
- ^ 查继佐. 《罪惟录》卷二九下《王振》.
- ^ 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传二,8120页,麓川平缅条:"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 ^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
- ^ 李鸣飞. 元代叶尼塞河上游森林部落的内迁和演变——以憨哈纳思为例. 史林. 2021-08-01.
- ^ 15.0 15.1 15.2 白翠琴. 《瓦剌史》 第一版. 长春市: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ISBN 7-5383-1394-X. OCLC 25627217.
- ^ 范文澜、蔡美彪. 中国通史. 人民出版社. 1996.
- ^ 17.0 17.1 赖家度、李光壁. 明朝對瓦剌的戰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OCLC 122867256.
- ^ 《明英宗实录》第一百七十三卷:“迤北瓦剌脱脱不花王等使臣完者帖木儿等,续进马一百二十四匹、驼三只,给赏有差。礼部奏: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遣人赍到山西行都司都指挥马义簿册,并镇守居庸关署都指挥佥事李景等奏俱报,迤北瓦剌脱脱不花王及也先使臣,并买卖回回阿里锁鲁檀等,共三千五百九十八名,已行支给下程。今会同馆查得:脱脱不花王使臣四百七十一名,止有四百一十四名;也先使臣二千二百五十七名,止有一千三百五十八名;买卖回回八百七十名,止有七百五十二名;共二千五百二十四名,比原来数通少一千七十四名。义不从实开报,冕、景不严切盘验,俱当究治。上宥冕、景,命巡按监察御史执义问如律。”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贡,通事辈利其贿,告以中国虚实。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贡马,曰:“此聘礼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益愧忿,谋寇大同。”
- ^ 《明史》(卷328):“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粮,幷请见守备太监郭敬。帝敕敬毋见,毋予粮。明年,复致书宣府守将杨洪。洪以闻,敕洪礼其使,报之。顷之,其部众有来归者,言也先谋入寇,脱脱不花止之,也先不听,寻约诸番共背中国。帝诏问,不报。时朝使至瓦剌 ,也先等有所请乞,无不许。瓦剌使来,更增至3,000人,复虚其数以冒廪饩。礼部按实予之,所请又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 ^ 《明史》(卷328):“十四年七月,遂诱胁诸番,分道大举入寇。脱脱不花兀良哈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遣别骑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猫儿庄,羽书踵至。”
- ^ 《明史》(卷10):“秋七月己丑,瓦剌也先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下诏亲征。吏部尚书王直帅邻臣谏,不听。癸巳,命郕王居守。是日,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与瓦剌战于阳和,败没。”
- ^ 《明史》(卷173):其秋,也先大举寇大同,亨及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等战阳和口。瑛、冕战没,亨单骑奔还。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秋七月,也先图犯边,其势甚张。侍讲徐呈语其友刘溥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子南归,皆重迁,有难色。呈怒曰:“尔不急去,不欲作中国妇耶!”乃行。八日,也先大举入寇,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边报日至,乃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御之。源等既行,太监王振劝上亲征。”
- ^ 25.0 25.1 25.2 孟修.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比较研究——朝贡体制框架下的明蒙关系新探. 《中国长城博物馆》. [2011年第2期].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14).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遂偕王振并官军五十余万人,至龙虎台驻营。方一鼓,众军讹相惊乱,皆以为不祥。明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诸臣连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阵。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进兵北行,邝请回銮,振矫旨令与王佐随老营。乘马蹀躞而前,坠地几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请还。钦天监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纬示警,不可复前。若有疏虞,陷乘舆于草莽,谁执其咎?”学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进兵北行,……于是井源等报败踵至。……镇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势决不可行,振始有还意。
- ^ 《明史》(10):“八月戊申,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谏,议旋师。”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明日班师,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车驾入,宜从紫荆关,庶保无虞。王振不听。振,蔚州人,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还至狼山,追骑且及。”
- ^ 《明史》(卷10):“庚申,瓦剌兵大至,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没,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救之,至鹞儿岭遇伏,全军尽覆。辛酉,次土木,被围。”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万骑御之。勇无谋,进军鹞儿岭,敌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掠殆尽。是日,驾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以王振辎重千余两未至,留待之。邝埜再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而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殿力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驻土木。旁无水泉,又当敌冲。”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十四日辛酉,欲行,敌已逼,不敢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饥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也先所据。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敌益增。”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十五日壬戌,敌遣使持书来,以和为言。遂召曹鼐草敕与和,遣二通事与北使偕去。振急传令移营,逾堑而行,回旋之间,行伍已乱。南行未三四里,敌复四面攻围,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被拥以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而下数百人皆死。从臣得脱者萧惟祯、杨善等数人。”
- ^ 《明史》(卷10):“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
- ^ 《明史》(卷176):“李贤,字原德,邓人……,改文选。扈从北征,师覆脱还。”
- ^ 《明史·英宗本纪》(卷10):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
- ^ 《明史·列传》(卷170):“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初,师既败,上乃下马盘膝面南坐。”
- ^ 40.0 40.1 《明史纪事本末》(卷29):“八月,师溃于土木,帝北狩。护卫将军樊忠者,从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遂突围杀数十人,死之。”
- ^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军士脱者逾山坠谷,连日饥饿,仅得达关。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太监喜宁降于也先,尽以中国虚实告之。”
-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癸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
-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癸亥......人心恟恟,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吾由是,中外始有固志。天下臣民闻车驾之北,莫不痛恨号泣不已云。
-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乙丑,皇太后敕郕王祁钰:“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秪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
-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丁卯,司礼监太监金英传奉:“皇太后圣旨,今立皇帝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该衙门便整理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
-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癸亥,虏众奉车驾次雷家站。以锦衣卫校尉袁彬来见,上问:“能识字否?”彬对曰:“能。”遂令侍左右,是日,命彬以书与千户梁贵回京取九龙蟒龙叚匹及珎珠六托金二百两、银四百两去赐也先。
- ^ 明史(卷10):“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 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
- ^ 《明史》(卷167):“英宗之出也,备文武百官以行。六师覆于土木,将相大臣及从官死者不可胜数,英国公张辅及诸侯伯自有传,其余姓氏可考者,卿寺则龚全安、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刘容、凌寿,给事、御史则包良佐、姚铣、鲍辉、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庶寮则齐汪、冯学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俞鉴、张瑭、郑瑄、俞拱、潘澄、钱昺、马预、尹昌、罗如墉、刘信、李恭、石玉。景帝立,既赠恤诸大臣,自给事、御史以下,皆降敕褒美,录其子为国子生,一时恤典綦备云。”
- ^ 白寿彝 :《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 《明史》卷十,本纪第十,英宗前纪
- ^ 新华网. 战史今日8.31:明朝"土木之变". [2010年8月3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7月5日).
- ^ YouTube上的CCTV百家讲坛 大明疑案(上部)16 英宗被俘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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