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英语：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是美国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分析师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及1979年约翰·贝兹·克拉克奖的得主。他是世界银行前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也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成员和主席。他在资讯经济学等领域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以支持乔治主义公共财政理论而闻名。他对全球化现象、鼓吹实施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学者，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持批评性观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性别	男
出生	(1943-02-09) 1943年2月9日 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
国籍	美国
职业	经济学家
活跃时期	20世纪
政党	民主党
学历 阿默斯特学院学士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经历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 耶鲁、普林斯顿、牛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国际经济协会主席
代表作 《不公平的代价》、《世界的另一种可能》等
荣誉 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生平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加里，1965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1965年至1966年间在芝加哥大学跟随宇泽弘文学习数理经济学，24岁跳级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之后前往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6岁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斯蒂格利茨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许多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2011至2014年是国际经济协会主席。

经济学观点

2002年，斯蒂格利茨著书力斥华盛顿共识之非：“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促进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最坚定的代言人。华尔街巨头们坚信：中国意味着巨大的金融市场，华尔街必须超越竞争对手、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控制热钱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决不会去建立工厂、创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5年1月20日，斯蒂格利茨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会面后，马哈迪便对外发表由于美元不断贬值，马来西亚政府应该重新评估林吉特和美元的挂勾问题，并称马来西亚因此损失不少。最后马来西亚政府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废除在亚洲金融风暴时实行的林吉特与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即日起实施“可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Managed float）取代，让林吉特与美元脱钩，林吉特将根据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浮动，即马币可在范围内自由浮动，一旦出现激烈波动，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可立即介入干预。

2008年起，针对华尔街的房地产泡沫，斯蒂格利茨提出了金融改革的看法，对资本主义自由化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提出批评和建议。

2012年6月8日，斯蒂格利茨说，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社会的收入结构越来越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原地踏步，“美国梦是个神话”；他也说，美国经济已偏离自由市场的原则，而“贫富不均的问题终将对高收入富人造成伤害”。2014年1月23日，他在世界经济论坛警告，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成长而依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调降企业税率，恐怕无法达成预期效果。

对美国经济的看法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不应该再执意在平衡贸易赤字上，也不能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试图保护或重建高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他说：“那些因为全球化而成为失败者美国人，也将会成为逆全球化下的失败者，历史并不能逆转。(The very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among the losers of globalization stand to be among the losers of a reversal of globalization. History cannot be put into reverse)”他谴责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下的政策，但同时也呼吁降低贸易壁垒和促进自由贸易。

2016年，他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危急，说︰“正如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在 2015 年 12 月发表的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自杀、吸毒和酗酒的增加，国中年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报告也指，整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在20 年来首次下降。随着底层90%的收入停滞、甚至是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健康数据简单地证实了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并不好。

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2014年12月，即将在2015年1月出刊的美国《名利场杂志》刊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他在文中大胆预言“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经济总量第一的姿态进入了2015年，并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又恢复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地位”，美国政府应正视“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不过亦有人认为需再晚点。

对评级机构的批评

斯蒂格利茨一直批评评级机构，称它们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罪魁祸首，指他们是在“执行炼金术”，将有问题的证券从F级转换为A级。

对法规的看法

斯蒂格利茨认为仅仅依靠商业自身利益作为实现社会福祉和经济效率的手段是一种误导，相反他认为需要的是更强而有力的规范，更清楚地让人了解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可接受。世界需要更强有力的法律和法规，以确保那些不以符合规范方式行事的人会被追究责任。

对特朗普贸易战的看法

他指制造贸易战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他建议中国对美国实施经济制裁 。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试图提高关税，中国可能会攻击美国经济和政治上易受到伤害的地方。他举例说，如果中国因为贸易战削减采购，那将导致脆弱但具有影响力的国会选区出现更多的失业。中国可以选择在任何范围进行经济报复，例如使用贸易限制方式，来针对支持关税的国会选区，造成政治上的严重痛苦。他说︰“会是已受苦已久的美国普通民众能忍受更长，还是在困难时期仍能实现6%以上增长的中国?”

2018年他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指特朗普政权无视国际法，与中、日、韩等多个国家大打贸易战，认为贸易争端应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解决，而不是随意的经济制裁。他又指以安全保障为由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是“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如果以安全保障为名，那么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成为对象。他认为中国启动报复关税是恰当的措施，更提议所有国家都应该一起告诉美国已经违反了国际法。在采访中他甚至把美国比作“流氓国家”。

理论

自由贸易三原则

斯蒂格利茨提出“自由贸易三原则”：

“ 首先，任何贸易协议必须是对等的。举例而言，如果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放弃对稻米的补贴，美国也应该取消对农作物生产成本以及灌溉水的补贴，不仅仅是对稻米的补贴——因其对美国而言相对不重要——并且应该也放弃对其他农作物的补贴。
（First, any trade agreement has to be symmetrical. If, as par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he US demands that Japan eliminate its rice subsidies, the US should in turn offer to eliminate its production and water subsidies, not just on rice — which is relatively unimportant in the US — but on othe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s well.） ”

“ 第二，贸易协议不应把商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尤其是当FTA会影响到金融管制与知识产权的情况之下。举例而言，美国跟智利的FTA禁止智利的资本管制措施。可是IMF认定资本管制措施是总体经济控管的一种良好的金融政策工具。
(美国)其他的FTA也坚持要求对手国开放金融业跟解除管制，可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已经教育我们：没有良好的金融业监管，会危害经济繁荣。美国制药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联手，成功地压迫其他国家接受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这些条款会使得对手国一定要跟美国大药厂买品牌学名药而不能跟非原厂买非专利仿制药，也因此会使得药厂的利益(超高药价逼使穷人买不起药)建立于很多人牺牲了因为使用学名药救命的机会。美国最高法院现在也已经宣布，美国专利局对于相关专利的颁布太过宽松。
（Second, no trade agreement should put commercial interests ahead of broader national interests, especially when non-trade-related issues like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at stake. For example, the US'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le impedes Chile's use of capital controls — even though the IMF now recognizes that capital controls can b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Other trade agreements have insisted on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as well, even though the 2008 crisis should have taught the world that the absence of good regulation can jeopardize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U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hich wields considerable clout with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has succeeded in foisting on other countries an unbalanc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which as it is designed to fight generic drugs, puts profit ahead of saving lives. Even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now said that the US Patent Office went too far in granting patents on genes.） ”

“ 最后，谈判过程必须透明化，但是那些(跟美国谈判的国家)需要警觉：美国的贸易谈判是黑箱作业，USTR甚至拒绝向美国国会透露谈判底线。根据已经外泄的讯息，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USTR正在逆转(改变)美国国会先前在FTA中加入的条款(例如跟秘鲁签的FTA)，那项条款可以让秘鲁的穷人买到非专利仿制药(相对应于美国大药厂生产的专利品牌药)。
（Finally, there must be a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but those engaging in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should be forewarned: The US is committed to a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 USTR's office has been reluctant to reveal its negotiating position even to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been leaked, one can understand why. The USTR's office is backtracking on principles — for example, access to generic medicines — that the US Congress had inserted into earlier trade agreements, like that with Peru.） ”

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自由贸易协定不能符合这三个原则，就不应该签署否则就会妨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斯蒂格利茨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只对有钱人好，对其他人则根本只有坏处。批评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文、签署国的经济体规模、经济法规的自由度对等几乎是不可能的，斯蒂格利茨等于间接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斯蒂格利茨不敢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公开反对自由贸易协定。

批判新自由主义

斯蒂格利茨同时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反对者，2020年4月撰文特稿“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很多国家的不受限蔓延带有一种政治深层原因，因为有些领导人无法摆脱选举金主对于经济利益的优先视角而下达遵从科学的政策。其文中前所未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福山，并反讽其当年的书名历史终结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已走上畸形道路给世界带来真正“文明终结”后果：

• 新自由主义并不自由：因为在40年间形成了话语霸权，任何质疑论的学者都会被系统化排挤和被发动广泛批判，所以讽刺在于新自由论者其实并不给别人自由。
• 新自由主义并不民主：一个国家总统失去大财团青睐时就会遭到惩罚，资金撤出，例如美国选民得直面残酷的选择：要么向华尔街屈服，要么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其实华尔街比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同时新自由承诺的涓滴效应所有人得利，上面赚大钱后多少会向下流到最底层并未发生，太多国家民众经历了几十年薪资冻结，所以造成民粹兴起。
• 新自由主义并不科学：一个最大恶性后果在于越来越多民众觉得自己被骗，而当初推荐这制度的是众多菁英和专家，连带使科学与专家这些名词负面化，一股不信任科学与专家的风潮兴起成为民粹，世界进入一个反理性的时代。

文章结论斯蒂格利茨基本还是相信自由民主科学，但必须是一种大幅改良的版本，一种监管与公平下的自由，一种兼顾多数人利益的民主，和重拾科学与理性的社会气氛。

批评

约瑟夫·斯蒂格利因其所持有的粗浅的观点（例如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偏激的态度、高估了干预主义的作用及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抨击等等而受到不少批评。

对于其作品的负面评价

1995年, 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博士撰文表达了他对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一本抨击市场社会主义的书藉《社会主义向何处去？》（Whither Socialism?）的一些负面看法。奥地利派经济学家彼得·约瑟夫·博特克（Peter Joseph Boettke）博士于1996年亦撰文抨击该书。奥地利派经济学家大卫·普里奇科特（David L. Prychitko）博士同样于1996年撰文表示他认为该书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有着未经证实的预设立场、把新古典派和奥地利派各自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混为一谈和没有解答不少与国家有关的政治学问题及由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博士等人所提出的一些与宪法有关的法学问题。

2002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塞巴斯蒂安·爱德瓦尔茨（Sebastian Edwards）博士在〈关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书评〉一文中抨击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一些看法及其表达方式，例如错误地指责美利坚合众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二十世纪末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而忽略了后者本身已经有着强烈的推动经济自由化进程的意愿以致于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抨击的事实、主张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解决阿根廷所面临的经济危机、过分主张在各方面依赖国家及提出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和方案。

书籍

• 《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orton），2012年，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8869-4
• 《扭转全球化危机：斯蒂格利茨报告》（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2010年，The New Press出版，ISBN 978-1595585202
• 《失控的未来：揭开全球中产阶级被掏空的真相》（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2010年，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7596-0
• 《世界的另一种可能：破解全球化难题的经济预告》（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2006年，W.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6122-2
• 《狂飙的十年：一个繁华盛世的兴衰启示录》（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2003年，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5852-9
• 《全球化及其不满》，2002年（出版有简体中文删节版）

外部链接

• 诺贝尔官方网站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