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英语：cognitive dissonance）早先或译认知失谐在心理学中形容人产生矛盾的认知，观察到对立的讯息。这些讯息包括人的行为、情绪、想法、信念、价值观、信仰，外界环境中的事物等。认知失调通常体现为因进行与自己的思想、价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或焦虑。根据利昂·费斯廷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的理论，为了缓解认知失调的压力与不适，人会努力更改矛盾的认知，使自己的认知调和一致。

以正在减肥与食用蛋糕的认知失调为例，调和认知的方法包括更改对自己行为的认知（“我并没有吃很多”）、增加一致的认知（“蛋糕很有营养”）、降低矛盾的重要性（“人生苦短，我其实并不在意超重什么的啦”）、否定两种认知间的关联（“没有实验证明那块蛋糕会导致肥胖”）、降低对于自身控制的认知（“是他母亲逼我吃那块蛋糕的，拒绝那块蛋糕等同于侮辱他母亲的厨艺”）与更改自己的思想与态度（“我不需要也不想减肥”）。最后一种，更改自己的思想与态度最常见。

认知失调的理论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亨利·利肯与斯坦利·沙赫特在他们1956年的著作《当预言失灵》中提出。这三位心理学家秘密加入并观察了一个名为“探索者”的小型幽浮末日宗教。该宗教认为世界会在1954年12月21日毁灭，只有信徒会被外星人救走。12月21日晚上信徒都聚在领袖的房屋里等待世界毁灭、外星人拯救他们。接近凌晨，所有人都很焦虑，想着等到十二点，21日结束，或许外星人就会到来。到了凌晨十二点，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非常安静，没有人说任何话。过了五至十分钟，终于有人说话了，不过是试图解释，或许我们这个房间里的时钟错了，我们应该再等等。又过了十几分钟，有人确认了屋子里的所有时钟的时间都是一致的，过了12月21日凌晨十二点，外星人还是没有来。于是又有人解释，可能外星人使用了另一个时区，我们应该再等等。终于到了早上，外星人还是没有来。信徒谁都不说话，该宗教的领袖Thedra姊妹终于决定到她的房间里去接受外星人的启示。出来后，她告诉所有信徒，因为你们的虔诚，世界被拯救了，外星人决定宽恕世人的罪孽，不再毁灭地球。大部分信徒都相信了这个牵强的解释。在地球灭亡的预言失败后，预期落空增加了认知间的失调，结果使大多数没有心理准备的信徒，为了减缓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压力与不适，转而接受新的预言。

认知失调的其他作用案例包括时薪过低劳累而相信自己热爱工作，被众人指责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内心感到愧疚不愿承认而故作轻松，对遭严酷考验而进入的团体更有归属感等。

认知失调的实证研究

已有一些实验方法被用来证明认知失调，其为：

• 诱导性的服从的研究，之中的研究对象被要求做出和其看法相背的行为（利昂·费斯廷格, Carlsmith, 1959; Harmon-Jones, Brehm, Greenberg, Simon, Nelson, 1996）；
• 决策后的研究，研究在决策后对反对的另一种选择的看法（Brehm, 1956; Harmon-Jones, Harmon-Jones, 2002）；
• 研究人类如何以其自身的观点来找寻协和的资讯，而不是不协和的资讯，以防止认知失调的发生（Frey, 1986）；
• 研究人类对与其坚信的信仰、看法等不协和的资讯是如何反应的（利昂·费斯廷格、利肯、沙赫特, 1956; Batson, 1975; Burris, Harmon-Jones, Tarpley, 1997）。

诱导性的服从的研究

起源和第一个测试理论的实验

在费斯廷格与美瑞尔·卡尔史密斯1959年的一个经典实验中，学生们被要求进行繁琐且无意义的工作，包括把书翻转四分之一圈，以及另一个，把汤匙放在盘子上，清空盘子，再把盘子放满汤匙，如此不断地重复。参加这个实验的人都很消极地反复这些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后，学生们会被告知实验已经结束，他们可以离开了。这是诱导性的服从的研究的一个例子。

不过，实验者随后向实验对象做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即他们被告知某位必要的研究助理无法进行这个实验，而这位参加者被要求去代为说服另一位接受实验者（此人实际上是知情者）这项刚刚才被完成的单调的，无聊的工作其实是有趣的且吸引人的。某些参加者受雇以20元的代价，另一组则是1元，而对照组不能被要求去执行此任务。

当之后被要求去评价拔钉子工作时，那些在1元组的人比起其他在20元组以及对照组之评价显得更加地肯定。这被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解释成为“认知失调”的证明。实验者理论化了人们在感受到介于矛盾认知的不一致“我告诉某人这项工作是有趣的，而实际上我却发现它是无聊的”。 当只被给予1元时，学生们被强迫内在化他们被诱导表现而产生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正当的理由。那些在20元组的情况中，这种认知失调是有争议的，因为此行为有着一个外在正当的理由。行为内在化是唯一一个方式去解释受试者对于此任务的评价。这项研究已经在之后被重新试验过。现今相信的理论是有一个冲突介于认知当中即“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 因此，这事实已经被带向靠近谎言一步了，更可以说，即此任务评价往上升了。

研究者更进一步地推测只有1元组的受测者面临“没有足够动机解释这种行为”以致于产生“认知失调”的境况，所以当他们被要求对于这些任务而说谎，他们借由改变他们的态度以寻求抒发“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不适感。这种过程让受测者真正地相信这些工作是有趣的。

此理论的应用

此理论多用于心理学领域，来解释个人态度改变与否。如果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两者协调时，态度不会改变；两者失调时，态度就可能会改变。 例如：

1. 那些反对禁烟的人，他们在情感上喜欢吸烟，在认知上又认为吸烟利少害多，那么要他们改变态度支持禁烟是办不到的。
2. 在某会议上，一个人对某议案本来持反对意见（态度)，可是迫于大多数舆论压力，在最后表决时，却举手赞成（行为)。如此，态度和行为失去了一致。但私下问他时，他可能真的改变了原来所持的态度。因为如果不改变原来所持的态度，他将对自己的举手行为无法自圆其说，而感到尴尬。

显然，人在很多社会场合中，其态度改变与否与个人维持面子与自尊有关。而且，当个人态度改变或维持不变时，为了保持心理上认知一致，个人常对自己的作为提出辩解。

假设

此理论对于人类的认知有三个基本假设：

1. 人们都有追求认知三元素（自我、他人、某元素或事物）一致性的需求。
2. 当出现认知失调时，人们会在心理上感到不适。
3. 心理上的不适感会驱动人们解决认知的矛盾，以恢复认知的调和一致。

认知失谐的强弱程度取决于所有涉及的失谐认知的数量，与协调认知元素的数量之比率，以及这些认知元素对个人的重要性。对个人越重要，而且失谐认知元素的数量越大，认知失谐程度也越大。

治疗方案

认知失调并不属于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症状或是一组症状的表现，通常是由于某种基础疾病或医疗状况所导致的。例如，认知失调可能是老年痴呆症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之一，也可能是药物治疗或心理创伤的后果。

对于认知失调的治疗方案，具体的措施取决于其根本原因。一般来说，治疗方法分为：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训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多种方式。

• 药物治疗可以通过控制基础疾病或减轻症状来帮助患者。例如，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物可以改善认知失调症状，而抗抑郁药可以帮助减轻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

• 心理治疗是另一种常见的治疗认知失调的方法，例如认知行为疗法（CBT），也就是所谓的谈话治疗。它可以帮助患者掌握应对症状的技巧，以及改变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反应。

• 康复训练也是治疗认知失调的有效方法之一，这包括物理、职业、语言和认知康复，可以帮助患者重建生活和工作中的技能。这项训练尤其针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群体（PTSD），有着良好的效果。

此外，改变生活方式也可以有所帮助，如控制饮食、增加锻炼、减轻压力和戒烟等。

总的来说，治疗认知失调的方法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为了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患者需要与医生或心理医生密切合作，制定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参见

• 1844年的再生论，认知失调在宗教上的一个例子。
• 团体迷思，认知程序的缺乏。
• 自我知觉理论，看法转变的一个零合理论。
• 选择依据偏见，记忆的扭曲，使得过去的选择看起来比实在上的要好。
• 超自然现象，合乎因果之信仰的另一种解释之描述。
• 狐狸与葡萄，在寓言中的一个例子。
• 无法计算，是一个在大众科幻小说里，用来表示一个人工智能认知失调的一个句子。
• 矛盾想法，同时抱有两种相冲突的信仰，并且强烈地相信着。
• 否定是和其有关的一个防卫机制。
• 忠实信徒症候群，是对认知失调免疫的一个例子。
• 敌意，对认知失调的一种心理反应。

来源

• Aronson, E.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 current perspective. Berkowitz, L. (编).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9: 1–34. 
• Bem, D. J.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self-persua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1: 199–218. 
• Bem, D. J. Self-perception: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Review. 1967, 74: 183–200. 
• Brehm, J. Post-decision changes in desirability of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6, 52: 384–389. 
• Burris, C. T.; Harmon-Jones, E.; Tarpley, W. R. “By faith alone”: Religious agitation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9: 17–31. 
• 利昂·费斯廷格; Carlsmith, J. M.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9, 58: 203–211 [2007-04-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08）. 
• Harmon-Jones, E.; Brehm, J. W.; Greenberg, J.; Simon, L.; Nelson, D. E. Evidence that the production of aversive consequences is not necessary to create cognitive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 5–16. 
• Harmon-Jones, E.; Mills, J. Cognitive Dissonance: Progress on a Pivotal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 Sherman, S. J.; Gorkin, R. B. Attitude bolstering when behavior is inconsistent with central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0, 16: 388–403. 
• Knox, R. E.; Inkster, J. A. Postdecision dissonance at post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 319–323. 
• Tedeschi, J. T.; Schlenker, B. R.; Bonoma, T. V. Cognitive dissonance: Private ratiocination or public spectacl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1, 26: 685–695. 

外部链接

• Cognitive dissonance. Ithaca College.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4-29）. 
•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Dissonance: Progress on a Pivotal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2015-07-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7-21）. 
• Paper: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decision making
• Swatos, William H., Jr. (编). Jehovah's Witnesses.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2022-07-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02）. （关于"millennial dela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