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耀先
车耀先(1894年9月27日—1946年8月18日),四川大邑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
车耀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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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出生 | 大清四川大邑县 | 1894年9月27日
逝世 | 1946年8月18日 中华民国重庆市松林坡 | (51岁)
籍贯 | 四川大邑县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儿女 | 车崇英[1] 车时英 |
车耀先早年参加川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都期间从事餐饮经营,并设立努力餐。此外他还投身文字改革、创办期刊并推广世界语。1940年因卷入成都抢米事件而被军统逮捕,1946年被秘密处决。1957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松林坡设立“罗世文、车耀先烈士墓”以纪念追悼。1986年、2003年,车耀先的老家成都市大邑县在静惠山公园修建、重塑了他的雕像,现有车耀先烈士塑像广场。
生平
早年生涯
1908年,车耀先在崇庆县“益盛荣”商号当学徒。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波及崇庆,经胡介人举荐,他参与了保路同志会活动。1912年,跟随胡介人到川军二师八团当兵[2]。1918年,升任连长。1919年,因军功,陆军总长靳云鹏呈核四川督军请奖王翥、车耀先二人加衔[3]。1921年,车耀先在简阳美以美福音堂受洗,成为基督教徒[4]。1924年,收容兵工厂旧部编为二十二师,开回成都驻防。1925年,参加四川内战,随军从温江、新津、邛州、峨眉直打到宜宾,任宜宾县城防司令。部队改由刘湘节制,改编为二十二师警卫二旅一团,车耀先任团长。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同年12月川军刘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车耀先任四师十团团长兼国民党党代表,同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到其中做兵运工作,车耀先深受影响,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三·三一惨案”期间,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等被处决,车耀先厌恶清党,愤而离开川军[5]。1928年2月,车耀先以四川基督教代表身份到达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协会”,在会上他发言道:“基督教本是好的,可是他的光辉已为外国的大炮军舰所遮蔽了”[6]。中国、朝鲜、日本代表提出的主张收回教权、教产意见,受到白人传教士反对而未能通过,车耀先愤而退出[7][8]。此后他东渡日本东京、朝鲜等地访问。同年冬,车耀先返川后,与好友饶惠民、陶宗伯、马文卿等人在成都基督教教徒中开展统战工作,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改进会”[8][9],主张“收回教权、教产,华人自主教会”[4][10]。
1929年,车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车耀先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工作,并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军事学校,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参加策动1930年广汉暴动,并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11]。
兴办努力餐
期间,车耀先以自己平日喜爱烹饪之特长,先后以老板的身份在成都的牌坊巷开了“新的面店”,人民公园大门左侧开了“庶几饭店”,1929年又在三桥南街开了“努力餐”[12][13]。为满足低收入的广大劳动者,“努力餐”专门设有低价的套菜、合菜、价廉物美的大包、大饺等[14]。车耀先把餐馆命名为“努力餐”,意思是“为解决劳苦大众吃饭问题而努力不懈”[15]。车耀先曾在餐馆楼上雅座的壁上写题词:“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努力餐经营的大众蒸碗饭和大肉蒸饺在当时受到人力车伕、卖报的报童、学生,以及居于城中的贫民的欢迎[16]。除此之外,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士只要报上“来一菜一汤”的暗号,餐厅就会为他们提供免费饮食[17][18];它也成为成都走向延安的秘密中转站[19]。
“努力餐”的知名度随时间逐渐增长。除本地人外,逃难至蜀的外乡人亦会光顾该店。车耀先在饭店经营期间还招收贫穷人家的青年子弟来店学徒,晚上关闭店门后,车耀先为其上文化课[14]。车耀先凭借他川军中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川军内部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宣传鼓励军人、青年学生和广大的民众参加民族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成都少城公园举行五·九国耻纪念会,遭到军警镇压,印刷工人邹泽滋(邹趣涛)被捕[20]。车耀先以“基督教改进会”名义联络各团体组织“援邹大会”[21],准备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22]。三军军警联合处处长向传义准备逮捕,车耀先同乡刘文辉向其透露口风[23],由刘文辉的下属冷寅东师长派人护送到上海[24]。半年后,车耀先返回成都,但是营救决心未变。同年11月,四川军阀在成都巷战,中共四川省委安排营救一大批地下党人的计划,车耀先通过24军与29军支部的联系,弄到29军通行证、军装、胸章、臂章,派出24军军支部中共党员傅舒霖排长等数人,化装成29军长官佯作奉命提人,护送到中共四川省委的联络点,邹泽滋、梅子干、古长林、赵谦益等人获救[25]。但不久中共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车耀先与中共地下党失去联系[26]。
1933年,刘文辉任命车耀先为冷寅东师部上校、副官长、“互助中总社”秘书长、兼四川省卫戍司令部上校副官长[18]。1934年,调任二十八军第二路军司令部,担任上校副官长。1935年国民革命军改编,他改任二师六旅十二团团长,驻防崇庆县元通场。不久调任上校参军,返回成都[27]。
投身办报
1934年,在任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女师校“国音”教员期间,车耀先为“世界大同”的理想所感动,热心学习世界语,他每周到卢剑波的住所去上课,并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世界语活动,车耀先和卢剑波、张良卿结交,热衷于文字改革并一同创办了《语言》刊物,其为一本以宣传世界语、文字改革和推广汉语拼音文字的刊物。车耀先把他的餐馆作为刊物的大本营,宣传汉字改革,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帮助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10月,车耀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的名义,与成都四十余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年1月,车耀先创办刊物《大声周刊》,并担任社长兼主编,同时负责筹集经费和进行编辑工作[28];其他编辑还有胡绩伟、周海文、彭文龙、熊复、冯烈斯等人[26]。4月,报刊遭查禁。5月改名《大生周刊》。7月9日,《大生周刊》改名《图存周刊》,继续在成都出版。7月下旬,《图存周刊》又被查禁。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来四川。同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重建成立,分批发展党员。11月《大声周刊》再次在成都复刊[29],复刊后的第二期,刊登了大量毛泽东、林祖涵、潘梓年等人的文章,因此于1938年8月13日被政府下令停刊[26]。
被捕和处决
1937年七七事变后,车耀先当选为“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中国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出狱后抵达成都,车耀先特意在努力餐店二楼设宴。次天沈钧儒陪同邓颖超与车耀先会面[30]。同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车耀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组织关系,与工委书记罗世文单线联系[31]。1938年4月,他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进行抗日统战工作[32]。其中包括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欢迎冯玉祥到成都,也在努力餐店举行[33]。1940年3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随后国民政府宣称中共地下党策划饥民抢米[34]。中共川康特委认为局势严峻,布置一些地下党员撤退转移,但仍有一些坚持留守[31]。3月18日(一说16日深夜),车耀先在努力餐饭馆被军统逮捕。[31][35][36]戴笠亲赴成都,用军用专机把罗世文、车耀先、郭秉彝、汪导予送去重庆,先关在望龙门特五团看守所,后转押到白公馆监狱。半年后,二人转押到息烽集中营。在狱中,车耀先参与组织建立了狱中党支部[37]。
1941年3月,周养浩接替何子桢任息烽集中营主任,提出“监狱学校化”之“狱政革新”。罗世文经黄显声出面交涉,得到监狱当局同意“犯人有读书看报”等权利。经支部协商,由车耀先去管理图书室。车耀先在整理书中发现有一些毛泽东的书籍,他并将此类共产主义类书重新用纸包装封面,以通俗小说名称后上架;之后他和监狱方交涉,订阅一些报刊,包括《华西晚报》、《民主报》、《北方文化》等。车耀先受“狱中秘密支部”安排,将图书馆办成中共秘密联络点和了解外边时局的窗口[38]。车耀先在获得消息后,将新消息与动向等写成字条,夹在线装书夹层中传递其他中共关押人员,或者通过宋振中(“小萝卜头”)、孙达孟等传递消息给徐林侠或张露萍[39]。1946年7月,国民政府军统关闭息烽集中营,他与罗世文、黄显声、许晓轩等七十二人由贵州息烽转往重庆渣滓洞[40]。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提出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要求,国民政府则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枪决[41]。1946年8月,张严佛接到由蒋介石批准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签署的密电,饬将关押在白公馆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秘密制裁,并将尸体处理干净,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张严佛召集军统重庆结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组长郭文翰及保管组长侯桢祥、警卫组长庞世科四人。决定在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由杨丘山、杨进兴、徐贵林三人具体执行。8月18日下午2点,囚车抵达地点,车耀先和罗世文下车后察觉到大难临头,高喊两声“共产党万岁”后被军统枪决,然后各摄一单人照片,最后尸体被浇上汽油火化[42][43]。车耀先时年52岁[44]。事后丁敏之、郭文翰将拍摄的照片拿给张严佛,并备文报告给郑介民和毛人凤[45]。
后世及纪念
西南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1949年12月15日,重庆市举行了“悼念红岩死难烈士大会”;但各方调查都无法确定罗世文、车耀先的下落。公安机关开始从调查白公馆、息烽监狱的变迁人手,缩小寻觅范围。据西南公安部第四处工作人员刘丕光介绍,他在白公馆看守所被关期间,未见过罗世文、车耀先。据白公馆看守所法官周铁生供述,他确没有审问过罗世文、车耀先。因此中共初步调查判明:罗世文、车耀先应在1946年8月前后被杀[45][40]。
1950年9月24日,原白公馆看守所长张少云从贵阳被押解到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时,在众多军统人员参加的“坦白会”上,讲述了罗世文、车耀先被杀经过。1955年6月17日上午9时20分,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吴国成、申俊章等四位侦察员,在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公所内,设计逮捕杨进兴[40]。18日上午,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设定预审杨进兴的方案,并经过7个小时审讯,杨进兴承认了杀死罗世文、车耀先和杨虎城、宋绮云两家的具体经过[45]。而另外两名参与者,杨丘山已于1951年2月27日在雅安县被枪决;徐贵林于1950年6月18日被枪决[45]。
1955年7月31日,预审员押着杨进兴到松林坡戴笠停车房后的松林,经杨进兴协助,挖出罗世文、车耀先尸骨和两瓶水壶[40]。在法医确认后,1957年3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松林坡修墓安葬两人[46]。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因国事活动途经重庆留宿,应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请求,亲笔题词“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47][48]。
家庭
车耀先家庭贫寒,早年家人曾定亲后因家道中败而被终止婚约。车耀先在益盛荣商店当学徒时,认识临街的杂货店黄三姑娘,在参加完护国战争后,他向对方求婚,两人在1918年结婚。车耀先主张夫妻平等,女子应有自己姓名,因此替妻子取名为黄体先,并支持妻子解除裹脚,并送她到妇女学习班学习文化[49]。车耀先被捕后,黄体先仍继续支撑努力餐的经营。1946年,黄体先收到车耀先在军统集中营转来的《四川军事史》与自传手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将草稿转交给四川省博物馆保存[14]。1950年2月,在得知丈夫在重庆被杀后,黄体先身体一蹶不振患上食道癌,1954年去世[49]。两人一共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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