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奥地利帝国革命
1848年奥地利帝国革命(德语:Revolution von 1848/1849 im Kaisertum Österreich;英语:Revolutions of 1848 in the Austrian Empire)是1848年3月至1849年11月间,在奥地利帝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革命,其中的大部分活动均具有民族主义特征:在维也纳治下的帝国内,德意志人、匈牙利人、 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鲁塞尼亚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威尼托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有意在革命事业里获取自治或独立,或制压其他民族主义。除了当时的民族主义,同时存在对帝国长久以来的保守主义做出抵抗的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潮流。
奥地利帝国革命 | |||
---|---|---|---|
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 | |||
日期 | 1848年3月13日至1849年11月 | ||
地点 | |||
起因 | |||
目标 | |||
结果 | 抵御革命一方获胜 | ||
冲突方 | |||
革命前奥地利施行的联邦制[注 1],既已包含容许各邦及各等级成员代表持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并与地方自治乃至分离主义有一定密切相联,并未有相当中央集权化[1]:261-262[2]——因而革命运动主要谴责的是“专制政府的压迫行为”,并要求奥地利是可以获得一个具备资产阶级、专业界中产阶级和农民们的代表度的代议机构来施行管治,并由该代议机构组建治理国政的部门,由其施政导向更为公平的税制、公民自由、法制改革和教育普及化[3]:183。
另一面奥地利当局为了增强政体的道统性,当时也有所推行德国化[注 2],而其结果也就是令到德意志人萌发出一种倾向于国族统一、进而意味着脱离奥地利帝国的理念。如此这般的民族主义愿景是在德意志地区同一时间的运动里所达成,其之后是发展为德意志统一。非德意志族裔也有受到相应理念连带影响,激进化起相关的民族运动[4]:7-9。
面对运动内各社群派系竞相不合的时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依赖旗下军队的忠诚度保证其重振权威[5]:121,利用帝国内各社群间矛盾逐步恢复权威,革命运动中被解放和获得自由的农民们,也不再大力支持贵族和知识阶层继续运动,帝国军队因而得以接二连三地重夺各地的控制权[6]:168。革命时期短暂践行议政使命的新维也纳国会于1848年7月22日开始运作,在11月22日移至摩拉维亚市镇克罗梅日什继续履职,于1849年3月7日被奥地利帝国军队强行驱散[5]:123。
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革命后期接任奥地利皇帝,迫于运动压力为维系帝国权威,有继续推行一定程度的法律与政策改革,扩大地方自治及保证各族平等——如在1849年3月17日颁下《乡镇临时法》(Provisorisches Gemeindegesetz),被视为德意志地区现代意义上第一部地区自治法定化文件,其第一条规定“自由国家的基础是自由的乡镇”[2]。但皇帝巩固统治之后,是重新对公民自由和权利进行压制,而奥地利正式确立乡镇自治制度是直到1862年3月5日颁下《帝国乡镇法》之时[7] 。而在1848年革命后,奥地利也通过“谨慎的权力配置”以及国家权力的“分散化”以“自上而下”方式继续施行联邦体系,即将政体(主权)权力由皇帝和帝国中央,逐渐转移至作为自治单位的邦(州)[1]:257[2]。
早期纷扰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由于社会及政治紧张态势日益加深,催生出1848年革命。在“三月前”时期,既已保守的奥地利帝国,在梅特涅政府施行专制下有进一步抛离启蒙时代的理念。当时秘密警察非常活跃,新闻自由、诸多大学活动被限制,连兄弟会也有一同遭遇。如此这般在“三月前”时期的社会发展是被拖累,但也未被完全阻隔——经济自由化是得以促使资产阶级的崛起 , 而这一阶层也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的主推力量[8]:395-399。
社会和政治争议
在匈牙利部分地区,债务人和债权人间在农业生产以及土地使用权方面有诸多争端,是导致冲突偶尔暴力激化。在1848年以前的欧洲,围绕组织化宗教也普遍存在冲突,其当时紧张情势起自天主教内以及各不同信仰成员间。这些冲突也常常混杂着政治实体间的冲突。包括著武装部队和征收税赋事务的政治实体间冲突,相对对革命者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内容。1848年临近之前,帝国持续在镇压多次革命,以维持当局持久奉行由保守派大臣梅特涅主推的欧洲协调政策,但这些革命局面令帝国近乎破产而一直是兵员短缺。时委员会草案也导致士兵和平民间的争吵。所有这一切矛盾,还进一步激怒那些对所背负封建义务持以怨恨的农民们。
尽管言论及结社自由被收紧,当时于学生阶层,以及受约瑟夫二世学校(Josephine Schools,加利西亚/利沃夫犹太人入读[9])或德意志大学教育的群体内,是有一种自由德意志文化在蓬勃发展。受启发的这些人是有出版讨论教育和语言课题的小册子及报纸;基础性自由化改革的需要当时也作为一项前提。这些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理解并接受了强迫劳动是没有效率的,认为帝国应改采用有薪劳工制度——问题是如何施行这类改革。
在当时维也纳,较著名的自由主义俱乐部包括有法政读书会(1842年成立)和协和协会(1840年成立)。这些社团,和下奥地利制造商协会(1840年成立)一样,如同当时在城内咖啡馆、沙龙乃至表演台去批评梅特涅政府的文化,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但在1848年之前,这些地方所表达诉求,唯独于共和,并未扩延向宪政或集会自由。他们当时仅主张放松审查、宗教自由、经济自由,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更称职的行政管治体系。他们同时是反对人民主权和普选。 [10]:315-316
当时更为左翼的则是较激进及贫困的知识阶层,是以在1840年代的奥地利,教育机会是远超出可供予受教育者的就职机会。 [10]:316
事起前各关联情状
土豆疫病在1845年时由北美传入比利时,由此揭开四十年饥饿 [11]。伴随着疫病在欧洲的迅速蔓延,当时贫困人口的主要卡路里来源断供并出现食品价格飙升。 1846年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波兰贵族们发动了起义,而奥地利塔尔努夫当局反过来支持加利西亚农民们暴动[12],许诺他们一旦协助镇压贵族便可结束负有的封建义务,还悬赏鼓励农民们对贵族进行开猎杀[13][14],而将起事镇压下去[10]:259-256。1845~1847年间的经济危机,是以整个大陆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短缺为其标志。到了1848年1月的时候,在米兰是发生了骚动,而维也纳各银行在此间前是也出现挤提风潮[5]:119。在到2月底时,在巴黎也出现示威浪潮,路易-菲利普一世因此退位,助推到整个大陆继续有类似反叛活动兴起。
奥地利辖境的革命
早期胜况至紧张情势
2月巴黎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开后,在整个欧洲包括维也纳也接连爆发起义活动。而在奥地利帝国的革命,最开头时是一场由维也纳领袖爱德华·冯·鲍恩费尔德和亚历山大·巴赫所发起的自由派请愿活动。下奥地利领地的自由派成员于1848年3月3日在维也纳集议,务求举行一个可产生“更爱国兼有启蒙思想性的代议机构”的大选,并以该机构建言君主实行政治改革[15]:37;同日在佩斯的科苏特·拉约什呼吁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改革,此举进一步激化起在维也纳的革命,而后者反过来也助推匈牙利和帝国其他地区的革命,这些革命也同时声援到德意志的革命[5]:119。
下奥地利自由派们3月9日再向本州议会呈交请愿书[8]:402n,其中一项是要求保守的政府总理兼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下台,而议会也正式在会提出有关诉求——当时没有势力集结起来为梅特涅辩解,时任奥皇斐迪南一世也没有对此提出反对,因而他是于3月13日请辞[10]:298。梅特涅之后远走伦敦[16],之后直到11月,奥地利帝国经历了数个短命的自由主义政府,名义上斐迪南所任免的都是自由派人选,历任五位首席大臣:科洛弗拉特伯爵(3月17日至4月4日)、(菲克尔蒙伯爵4月4日至5月3日)、皮勒斯多夫男爵(5月3日至7月8日 )、 多布尔霍夫-迪尔男爵(7月8日至7月18日)和韦森伯格男爵(7月19日至11月20日)[10]:314。处于当时运动光景下,大多运动参与者都沉浸于自由主义所获胜果的欢喜之中,社会及政治冲突还有教派内外敌意平息于此段时刻——据时波兰独立运动家-奥地利加利西亚瑟姆议员弗洛里安·齐米亚寇斯基忆述各背景群体一片自身解放期待和高涨的乐观主义,提及4月在维也纳各社群一同庆祝活动时,波兰旗是和德意志三色旗、匈牙利三色旗比肩而立,叹言“我们都仿佛活在一个美丽的梦里”[17]。群众性政治组织及公众参与政府架构也变得普遍起来。而当时任免的诸自由派大臣都未能构建起中央管治权威,在奥地利当时所辖多地各自均有不同运动及战局等发展。
“人民之春”后的社会及政局紧张
参与运动的党派取得胜利,被视为一个较低阶层配以更强烈愤怒和精力去再发展回旧有冲突的机会。其中在维也纳,就发生了数次抗税及谋杀征税官未遂,而当时针对士兵们、包括对从米兰撤退的拉德茨基部队的袭击都很普遍。在此期间维也纳大主教被迫逃离,在格拉茨的耶稣会修道院也毁于此难之中。
当时民族主义的诉求及其矛盾,是随着新的国族政府开始施政和进行统一(举措),而转明显化。撒丁王国君主撒丁岛的查尔斯·阿尔贝托,于3月23日在奥地利主掌下意大利的北部省份发动起一场民族主义战争,而这后来是引起整个半岛注目。而当时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面前有一问题,即奥地利是否(往后)应被纳入德意志的统一政体内,这个难题也在当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引起分歧。在当时维也纳的自由派大臣们,是愿意允许在哈布斯堡部分领土上举行德意志国民议会选举,但开初是未选定具体参与的领土范围——匈牙利和加利西亚是被确定可排除在德意志框架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时波希米亚议会[18]内有主导地位)时理所当然地认为旧王室领土也是属于统一德意志政体之一部分,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大多数人口事实上都是使用捷克语——斯拉夫语之一种。当时的捷克民族主义者视捷克语为最优先,进而是呼吁抵制在当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近邻奥地利西里西亚(也有部分地区通行捷克语)举行的法兰克福议会大选。德意志与捷克双方的民族主义者在布拉格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到了4月至5月期间时是急速升级。
奥地利总督抵制波兰运动并助推加利西亚-鲁塞尼亚重构
继1846年运动后的波兰人,是再一次于是次革命浪潮里集结起来,参与到奥地利辖内及邻近各地的运动当中(典型如约瑟夫·贝姆、亨利克·德姆宾基等参与奥地利及匈牙利革命)——而奥地利辖内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对于1846年惨剧仍历历在目,因而最初呼应维也纳革命时是极为谨慎,仅限于为大省自治进行请愿[6]:167。
而富有事业素养的时加利西亚总督弗朗茨·施塔登伯爵,是努力地把握着革命动向,更抢先于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波兰民族委员会之前,在1848年4月22日(复活节)就推行解放当地农奴们(乌克兰人)的法令——这一动作也实际早于帝国其他领土几个月,而令当地波兰人是陷入被动[6]:167。乌克兰人也就此开始参与到近现代政治生活当中,他们在革命时期展现出自身活跃的舞台除了加利西亚,还有布拉格的斯拉夫议会,以及新大选产生的维也纳国会[19]:123。
奥地利加利西亚当局借着拉拢一些身为希腊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乌克兰领袖,扶植鲁塞尼亚意识以抵消波兰方面的革命运动,令加利西亚的运动出现分裂迹象,当地忠于希腊礼天主教的乌克兰农民们和波兰贵族间是加大了(身份意识)利益分歧[20]。施塔登总督在5月初的时候就鼓动一些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圣职者在圣乔治主教座堂集议组建出鲁塞尼亚最高委员会——该受奥地利总督背后支持成立的政团目标,是促进囊括汤加利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科维纳的乌克兰族群领土统一于一省之内。
同时5月时候维也纳所掀起的革命浪潮蔓延到意大利和匈牙利,也重新鼓舞到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再次集结,组成两万人的国民警卫军祈望可以引领全波兰的解放[6]:167。伴随着鲁塞尼亚委员会成立之后的发展,亦很快被波兰人所指责,认为施塔登总督是制造出了鲁塞尼亚问题。有此风带动下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权益不断提升——乌克兰语系也在利沃夫大学开设起来,1848年5月15日利沃夫还出版了第一份乌克兰报章Zoria Halytska,他们还建立起自身社群的文化社团,更拥有了近代第一个自有军事组织——一支农民组成的边防团, 一支国民警卫队, 以及一个神射手(sharpshooter)分队[19]:123。在11月的时候,加利西亚的波兰抵抗力量被帝国军瓦解,其中有4,000人成功逃脱越过了喀尔巴阡山,加入匈牙利人继续对抗哈布斯堡,直到奥地利在沙俄增援下于1849年夏击垮革命势力[6]:168。
四月宪法,波希米亚运动分歧及布拉格变故
泛德意志自由派因不采纳斐迪南一世颁下四月宪法,于5月15日开始继续发起示威游行。斐迪南惧怕新一波抗议浪潮,声称该宪法仅是未来召集国会所需的“背景材料”,在5月17日时候还由维也纳逃至茵斯布鲁克。皇帝远走是导致革命运动出现一定程度的分裂——在激进派视之为胜利的时候,自由派惧于混乱持续而寻求建立立宪君主制[4]:47-49。
同一时候捷克自由主义者们是准备进行捷克地区议会的大选,但同时存在于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支持者们之间的对抗也有所升级。为处理上述争端,6月2日至12日期间在斯洛万斯基岛是召集了斯拉夫议会,但会上未能达成任何重大成果[4]:55-68。
同时由5月底以来一直留在布拉格的奥地利帝国将领阿尔弗雷德,是谋划着对革命运动进行军事镇压。他派遣部队在布拉格周边巡防,不过是引起了革命领袖们和公众的警觉。在6月12日的时候,在布拉格马市(现瓦茨拉夫广场 )是举办了欢盛的五旬节活动,当时参与节庆的人群在活动后未有散去而前往了采莱特纳街, 在那里是遭遇到军队的猛烈袭击。在街上的人们开始构筑起路障,当时因为未有周详计划,军队在同一天晚上就夺取了那些关键目标。在布拉格右岸遭受炮轰之后,在6月17日布拉格人最终是向阿尔弗雷德投降。捷克地区总督很快解散了当地的国家委员会,而首席大臣皮勒斯多夫则禁制了捷克地区议会的召集。布拉格随之也经历一波逮捕潮,新闻自由和集会也被限制[4]:68-91。对于奥地利的德意志派而言,基于前述民族主义间矛盾情绪,在面对6月时捷克人所遭受打击时反而有所幸灾乐祸,未有警觉到奥地利帝国军事重整旗鼓[5]:120,他们是没有意识到哈布斯堡军队也将会击溃他们自己的民族运动。
意大利多方乘势对战,帝国军反击革命
在3月革命大潮开始后见于奥地利权威似乎有所衰退,4月时候皮埃蒙特、庇护九世、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一齐决定派遣联军,以将奥地利军队赶出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3]:185。奥地利军队当时未能有力控制建制秩序,进而迅速地溃退——陆军元帅约瑟夫·拉德茨基的部队疲于继续和伦巴第-威尼托王国的威尼斯和米兰起事者交战,指挥官唯有下令残余部队撤离。在威尼斯和米兰的临时政府是很快地表露了并入意大利邦联的意愿——但对于威尼斯临时政府来说,在1848年奥地利和皮埃蒙特间达成停战后,这个选项仅维持了五天就告终。而由于这些联合势力诸统治者在发起战役的同时仍缺乏进一步协同一致,而奥地利军队亦较实力超群,因而当时的联合目标也一并失败[3]:185。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很快重新被在大陆内的奥地利所控制,同时也是因为在地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一同退散了:当时的革命理想多仅限于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他们是既未能赢得下层的“民心”也未有令大众信纳意大利民族主义。当时而言大部分下层阶级确实冷眼看待这些潮流,而在地大部分军队实际也保持着对奥地利的忠诚[21]。仅在威尼斯和米兰的城镇才具有广泛支持革命的基础,由此组成的圣马可共和国是被帝国方面军围困直到1849年8月28日。
新政府大选,制宪纷扰及运动分裂
在保守性国体被推翻掉后,新的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代而重临,多种民族主义主张也登上政治舞台。除开维也纳和布拉格所发生过的街头事态,产生制宪会议的大选是在6至7月间举行的——这个基于新议会所迅速举行具有广泛选举权利的大选,是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新选民们对他们的新政治权利是天真和困惑的,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的代表们胜出占据席位。那些支持最广泛的选举权利的激进分子,因为并不属于在地有影响力者和富裕者,而在他们所倡导的选举制里落败。复杂的大选结果是导致了类似于巴黎“六月天”起义的对抗局面:而早于五月时候的革命进程已有一定程度令运动内部产生裂痕,部分自由派贵族和知识阶层是既已满足于宪制秩序当刻转变,而和运动中较激进的学生和工人群体产生对立。
1848年夏的时候,中产阶级和工人群体间的对立状况也有所加深,而市道经济也未见起色, 失业和通货膨胀状况有所恶化,中小企业处于破产边缘,而这一切也令到之后的劳工运动也趋于激进化,其诉求包括提高薪酬待遇、引入社会保障和减少工时。
在如此背景下所产生的制宪议会当时还肩负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治理任务,即兼顾辖区内人民需求和决策辖区实际情况。当时新诞生的奥地利制宪会议,是分为捷克派、德意志派和波兰派,每个派系内部都有左右政治光谱。而在议会之外,新政府也不断收到来自各方施压,有如请愿书和报章报导,又如公众示威还有政治俱乐部方面,同时在议会内部也经常发生充斥暴力表达的辩论情形。
维也纳新国会正式于7月22日开始议程 ,得以早于1849年3月之前初步讨论废除农奴制,有关法案于1848年9月1日敲定,是将农民们由对领主依赖和领主管辖权内所解放出来, 而政府也会和农民分摊一半原体制下其所负担的徭役金 , 地役权和徭役义务的赎偿费用——帝国皇帝是正式于9月7日签署该废止法案。还有另一项议题是关于国会和皇帝之间的关系问题;议员们当时最终是决定如果要认受君主制,是需要可约束其的法律[4]:99-109。
同一时期,新政府的国民警卫军被用于镇压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而学院军团和安全委员会对此均保持沉默——8月23日的时候工人们在利奥波德城抗议参与失业救济工作被削减报酬的时候,就遭遇警卫军的严酷镇压,结果造成六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在维也纳郊区发生示威,是遭到驱散。这些情况是加深了群体间分歧,一边的工人们是渴求社会改革和一个可完满过活的标准,而另一边的自由派资产阶层和专业界中产阶层,则仅着眼于有限政治改革[3]:190。
匈牙利王国辖境的革命
基于革命风潮和巴黎当时革命成功的消息,匈牙利国会是于佩斯召开, 科苏特·拉约什是成为议会下层绅士的领袖,由此组成新内阁。由科苏特和塞切尼为代表在国会内的匈牙利自由派现代主义者是继续推动革命,期望在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匈牙利掌握自治权力,建立起一个由民主政府治理的工业化社会。国会是由三月中旬开始就著科苏特提出的方案进行辩论,然后到5月15日的时候定下创立一个新匈牙利政国的目标[3]:184-185;在讨论期间,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涵盖全面的改革法案,被称作四月法/三月法,这部法案当时是对匈牙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几乎方方面面都有所改变,内容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贵族税负特权及废除农民徭役和什一税(会向领主给予抵偿),并建立一个四分之一成年男性拥有投票权、以资产为基础的大选,由此产生自由化宪政体系[15]:80。
另外当时还计划由资产所有者们参与正式大选再产生新的国会,除产生新行政机构和首府移至匈牙利传统中心布达佩斯,也有将匈牙利部队从帝国军建制内分离出以独立编成[22]:104。当时建制改革后是依据保留君主制,容许哈布斯堡当局任免匈牙利国王。当时第一届新大选产生的国会代表有七成以上都是贵族[3]:185。
国会在10月的时候是被斐迪南一世下令解散。 1849年的时候在德布勒森归正大教堂又召集了一次匈牙利议会,宣告废黜约瑟夫一世并再推选科苏特·拉约什作为摄政总理。革命最终是被尤利乌斯·雅各布·冯·海瑙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镇压, 议会就此也被解散。
与少数族群运动分歧,裂痕产生及武装冲突
匈牙利当局在同一时期,对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相应民族运动的政治活动却是采取限制。当时的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亦持有自治的欲求,认为仅改换另一个中央政府并不会有任何益处。当时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是在一头境域与匈牙利发生武装冲突,斯洛伐克人则在另一头与匈牙利交锋:部分个例是属于早有紧张状态的持续和进一步升级,如1845年克罗地亚的七月受害者。
克罗地亚哈布斯堡王国和斯拉沃尼亚王国也断绝了和在佩斯的匈牙利新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转投效力帝国。帝国皇室在三月份时任命了保守派的约瑟夫·耶拉契奇担任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伯爵 ,而君主立宪的匈牙利政府则免去他这一职衔,但当时耶拉契奇是以君主之名拒绝交出权力。因此造成匈牙利在一段时期里,是同时存在两个政府以“斐迪南·冯·哈布斯堡”名义相互抵触地宣政[23]。
到1848年中期时匈牙利意识到其正处于通往内战的途中,政府诸大臣意图以出兵意大利北部协助奥地利军队作交换、谋求哈布斯堡支持其对抗耶拉契奇政府。另一边厢匈牙利也有意和耶拉契奇达成和解,不过对方坚持任何对话必须是以重建哈布斯堡中央管治权威作前提条件。到8月末的时候维也纳政府是正式命令佩斯匈牙利政府终止自组匈牙利军队的计划,而耶拉契奇随即在未宣告之下针对匈牙利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1848年5月1日~3日在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是举行了奥地利帝国内塞尔维亚族国民大会,在会期间塞族人是宣布建立起自治的哈布斯堡王冠领地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由此引发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先致诸如于1848年7月14日在斯尔博布兰所爆发的冲突,此战事发生时是菲利普·贝希托德(Fülöp Berchtold)男爵率领下的匈牙利军队开始第一次对该市镇施行围城战,由于塞尔维亚一方的顽强防御,匈牙利军最终撤退。随着之后冲突铺开三个战线(在巴纳特和巴奇卡对战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在特兰西瓦尼亚对抗罗马尼亚人),位处佩斯的匈牙利激进派视之为一个获取利益的机会(活跃起来),如此背景下到9月时候议会为避免事态爆发为暴力对抗,而向激进派让步。据学者罗杰·普莱斯分析认为,当时德意志-奥地利所主导的帝国官僚机构,是认为匈牙利改革派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力是超出帝国可负担的范围[15]:82。
维也纳帝国政府和佩斯匈牙利国会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在9月21日时达到极限,当日是成立了以科苏特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其实质行使起政府职权。维也纳宫廷则于9月25日任命弗朗茨·菲利普·冯·兰伯格伯爵为元帅及临时性的匈牙利伯爵,任免是同时授予其对匈牙利所有军队(包括耶拉契奇军队)指挥权,由此是令维也纳和佩斯之间正式决裂。在兰伯格抵达匈牙利遭受袭击后,帝国政府于9月28日下令解散匈牙利国会,也再任命耶拉契奇去接掌匈牙利帝国权威,同时宣布施行戒严,实质即对匈牙利宣战。在初期战果不利之下,受大多匈牙利人支持而紧急组建的匈牙利部队是成功抵御了来袭的奥地利军队, 但由于保守的匈牙利将军乔治犹豫不决,未能在十月末维也纳起义时向当地反叛者提供武装支援,成为对抗的败数。奥地利帝国政府借机是获得时间,对奥地利内革命进行制压,同时再向俄罗斯沙皇请求派军支援对付匈牙利——奥地利军队在沙皇超过100,000兵力的支援下,成功击败匈牙利人,在1849年6月的时候解散了当地的革命政府[3]:191。
帝国军队捍卫哈布斯堡,重建中央秩序
在革命时期奥地利-哈布斯堡的权威,主要都由在此期间接管了行政当局多项决策能力的众军队将领,以各自军事行动进行恢复——1848年6月阿尔弗雷德亲王率领军队就先压制了波希米亚的运动,7月时约瑟夫·拉德茨基将军的部队则击溃了意大利威尼托及皮埃蒙特的对抗势力。到9月时克罗地亚督军耶拉契奇率军进入匈牙利,维也纳错综复杂力量角逐的结果,是令革命被复苏的哈布斯堡所摧毁——人们反对帝国当局对匈牙利宣战及担忧被强征入伍参战,而于10月再次于维也纳起义[5]:122,曾经在3月外逃的皇帝斐迪南一世选择再次撤离美泉宫,在大量卫兵护送下移驾奥洛摩次的摩拉维亚大城堡[24]:282——最后也是阿尔弗雷德亲王以及耶拉契奇领兵镇压了是次起事,才令王室得以返回维也纳。[5][25]:69
阿尔弗雷德亲王同时为重建帝国权威也做得更多,斐迪南一世是据其建议而将哈布斯堡政府的领导权力授予施瓦岑贝格亲王,而施瓦岑贝格也促成了皇帝于1848年12月将君权传予弗朗茨(斐迪南的十八岁侄子),表面上还曾显示愿与运动唤起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不过施瓦岑贝格亲王在哈布斯堡权威巩固后就转变姿态,最后在1849年3月7日是派兵强行驱散维也纳国会,令议会所起草的准备重组帝国联邦体制的宪法流产,代之重拾帝国中央权威,并更坚定地维护管治秩序。[5][25]:70
影响及反应
影响内外运动,迈向重构的泛德意志
与奥地利帝国发生的革命相照,在德意志地区也掀起同一波浪潮,并建立起法兰克福国民议会[4]:39-47——在维也纳和其他哈布斯堡君主国地区参与革命的德意志人,都完全投入到为该议会所举行的两次大选。这个奥地利人在内也有代表席位的议会,随后再选举哈布斯堡的约翰大公担任新德意志的“帝国摄政”。当时革命激进派之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是极为强烈的,在1848年4月1日时,德意志革命派就将其运动代表的三色旗升上圣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尖顶,到4月2日旗帜再被他们带到德意志皇帝约瑟夫二世的雕像前,然后又升在霍夫堡皇宫的上方。在同时处于革命各运动交相呼应的光景下,跨社群背景所共同追求的解放愿景,比邻著泛德意志一统运动的趋向,是转变成复杂的问题——如运动中代表不同身份的旗帜:泛德意志地区的君主国度里,各族群代表旗帜应该如何安排在运动中的位置;奥地利(治下所有社群)如果有代表自身的旗帜,在运动中应该是在怎样的位置。而在泛德意志视野里所见,维也纳革命究竟是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还是属于德意志,从运动开始更一直是个未解的问题。[5]:120
法兰克福国会推行的大德意志思想,在被邀赴会的法兰提塞克·帕拉兹基看来就已经是会削弱捷克民族运动,因此其拒绝列席[4]:39-47;由法兰克福国会产生的立宪化德意志国蓝图,对于哈布斯堡君主国各(非德意志)地区而言,会否并入之中还是一个谜题[5]:120。奥地利政府倒是一度支持法兰克福的立宪计划并有参与到有关选举当中, 而摩拉维亚领土议会就支持捷克本土立场,并指出奥地利皇帝意图成为德意志皇帝的想法是相当天真,同时也指出奥地利其经济竞争力并不会在与德意志共处的关税同盟内具优胜地位[4]:39-47。另外法兰克福会议产生的联邦政府权威亦未受到德意志地区各方完全认可,新联邦任免的陆军元帅爱德华·冯·帕伊克在检阅各邦军队、并让各自当场为约翰大公欢呼三声以示效忠之时,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这项要求,汉诺威则声称天气不好推辞掉阅兵,巴伐利亚部队则同时将欢呼致以其他邦君主及德意志民族[26]:175。
担当“欧洲宪兵”的俄国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镇压波兰十一月起义后,继续和普鲁士、奥地利维持着共同防范地缘秩序被冲击的联盟关系。当1848年首先发生二月革命时,俄罗斯便断绝了与法国的外交,并在帝国西部边境调集了300,000~400,000兵力进行戒备。其也担忧邻近的革命运动会对治下的波兰人做出示范作用。当到了1849年1月,驻扎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部队经约瑟夫·贝姆授权涌入布科维纳时,是引起邻近俄罗斯西部波兰地区的沙俄军官注意,此变化也令尼古拉一世疑心加重。就此沙皇便授权驻波兰总督兼陆军元帅伊万·帕斯克维奇, “一旦奥地利官方有所要求,全权(代表帝国)过境支援对抗叛乱者的战事”。 而事实上在未获奥地利中央政府正式邀约、而获地方上的普赫纳将军(General Puchner)邀求对抗马扎尔人,一支6,000人的俄罗斯部队就曾突进到特兰西瓦尼亚。结果这支部队是和罗马尼亚以及奥地利帝国的部队一道,被贝姆部队所击退,在春季就退了回去[27]:373-374。
尼古拉一世于1849年5月时,再正式答应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请求,同意以“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神圣斗争”的名义派出军事增援,协助镇压匈牙利的革命运动[28]:289。国际社会因为担忧俄军激增可能危及中欧局势,进而未有对匈牙利革命给予实质支持[28]:291-293。
其他方面
无论革命中奥地利-德意志立宪一统的尝试,或匈牙利试图脱离哈布斯堡,其他外界反应并不相当积极[29][26]:175[28]:291-293:
备注
参考
- ^ 1.0 1.1 (德文)Thomas Simon, Die Föderalisierung des Kaisertums Österreich nach 1860 und der Gedanke der Selbstverwaltung, in: Helmut Neuhaus (Hg.), Selbstverwaltung in der Geschichte Europas i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Tagung der Vereinigung für Verfassungsgeschichte in Hofgeismar vom 10. bis 12. März 2008 (= Der Staat, Beiheft 19), Berlin 2010, ISBN 978-3-428-13216-4
- ^ 2.0 2.1 2.2 王银宏.略论近代德意志地区的自治实践及其理论[J].社会科学论坛,2017-02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22-11-09.
- ^ 3.0 3.1 3.2 3.3 3.4 3.5 3.6 Brian S. Roper.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M]. London: Pluto Press, 2013. ISBN 9780745331904
-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Štaif, Jiří. Revoluční léta 1848–1849 a české země. Praha: Historický ústav ČSAV. 1990. ISBN 80-85268-01-9 (捷克语).
-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世界历史文库) [美] 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0082316
- ^ 6.0 6.1 6.2 6.3 6.4 扎瓦德斯基, 卢克瓦斯基. 波兰史.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1. ISBN 978-7-5473-0288-0.
- ^ Ludwig K. Adamovich, Bernd-Christian Funk, Gerhart Holzinger,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recht (Band 2), Wien-New York 1998, ISBN 9783211831854 S. 214-215.(德文)
- ^ 8.0 8.1 Václav, Veber. Dějiny Rakouska. Praha: Nakladatelství Lidové noviny. 2002. ISBN 80-7106-491-2 (捷克语).
- ^ Polonsky, Antony (编). On Religion Aspects and Experiences. Polin: Studies in Polish Jewry Volume 11: Focusing on Aspects and Experiences of Religion.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781909821620.
- ^ 10.0 10.1 10.2 10.3 10.4 Bidelux & Jeffries 1998
- ^ Between two worlds: The Hungry Forties in Europe. RTÉ.ie. 27 January 2022 [2022-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16).
- ^ Andrzej Jezierski. Historia Gospodarcza Polski. Key Text Wydawnictwo. 2003: 143–144. ISBN 978-83-87251-71-0.
- ^ Agnieszka Barbara Nance. Literary and Cultural Images of a Nation Without a State: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and. Peter Lang. 2008: 62–64. ISBN 978-0-8204-7866-1.
- ^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ume II: 1795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8–109 [2022-11-01]. ISBN 978-0-19-92534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02).
- ^ 15.0 15.1 15.2 Roger Pri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M]. Bloomsbury Publishing, 1988. ISBN 9780391035959
- ^ Schwarzschild 1947: "Metternich, like Louis Philippe, fled to London"
- ^ Neue Freie Presse(New Free Press) ,1898-03-12,p.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德文)
- ^ Bidelux & Jeffries 1998,第310页
- ^ 19.0 19.1 Magocsi,Paul R. (1983). Galicia: A Historical Survey and Bibliographic Guid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ISBN 9780802024824
- ^ 斯奈德, 蒂莫西(美). 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ISBN 9787305221644.
- ^ The Italians who stayed loyal to the Habsburgs, Gilberto Oneto, 8th December 2010 (PDF). [2022-11-0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8-16).
- ^ Stearns, Peter N. (1974).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ISBN 978 1 8496 4713 7
- ^ Sperber 2005,第143页
- ^ Rapport M. 1848: year of revolution[M]. Basic Books, 2009. ISBN 9780465020676
- ^ 25.0 25.1 [美]诺曼·里奇(Norman Rich) . 大国外交: 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0213194
- ^ 26.0 26.1 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赵辉、徐芳译,赵叙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ISBN 9787501225347
- ^ Mike Rapport,1848:Year of Revolution,Basic Books (2009) ISBN 978-0-465-01436-1
- ^ 28.0 28.1 28.2 Istvan.Dea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ISBN 9781842121481
- ^ 泮伟江. 民族与宪政的双重变奏——以德国宪政的生成与发展为例[J]. 学海, 2013 (6): 93-102.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22-11-09.
文献
- Bidelux, Robert; Jeffries, Ian.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8. ISBN 0-415-16111-8.
-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From the Theatre of War (德語:Neue Rheinsche Zeitung). Collected Works 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2-09).
- Nobili, Johann. Hungary 1848: The Winter Campaign. Edited and translated Christopher Pringle. Warwick, UK: Helion & Company Ltd., 2021.
- Sperber, Jonathan.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848–18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978-0-521-83907-5.
- Schwarzschild, Léopold.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 .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47.
延伸阅读
- Robin Okey, The Habsburg Monarchy c. 1765–1918: From Enlightenment to Eclip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Otto Wenkstern, History of the war in Hungary in 1848 and 1849, London: J. W. Parker, 1859 (Digitized vers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