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史
台湾历史、台湾历史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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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 | |||||||||||
荷治 1624-1662 |
西治1626-1642 | 原住民政权及部落-1933 | |||||||||
明郑时期 1661-1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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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治时期 1683-1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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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 1895-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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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期 1945 迄今 | |||||||||||
其他台湾系列 | |||||||||||
台湾主题首页 | |||||||||||
台湾电影史介绍了1898年以来,台湾电影的发展历史。
日治时期
1898年,日本佛教真宗少年教会在台北北门外举办“少年教育映画幻灯会”,是首次有电影在台湾播放。[1]
第一部在台湾拍摄的电影是1907年2月17日由日本人高松丰次郎率领日本摄影师等一行人在全台湾北、中、南一百多处地点取镜的《台湾实况绍介》。电影内容涵盖城市建设、电力、农业、工业、矿业、铁路、教育、风景、民俗、征讨原住民等题材[2]。
第一部台湾人制作的剧情片《谁之过》于1925年由刘喜阳、李松峰等人组成的台湾映画研究会制作,郑连捷等人演出[3]。不过即使剧情片,仍有相当多的影片具有政治宣传的作用[4]。例如台日合拍的《义人吴凤》等宣导片。纯日本的电影则以《鞍马天狗》、《忠臣藏》、《宫本武藏》等武道片较受台湾人欢迎。此外,当时台湾人也喜爱中国片,当时全台湾的电影院约有四十家。
1908年,高松丰次郎于台湾定居,开始在台湾北、中、南七大都会建戏院放映电影,并与日本及欧美的电影公司签约,建立制度化的电影发行放映制度。1924年后,台北的放映业者由日本请来一流的辩士(电影说明者),电影放映业愈加蓬勃起来。
1935年10月,日本领台40年举行台湾博览会,以及隔年台北与福冈间开辟航空通运,这两件事推化造就了日治时期台湾电影放映业的鼎盛时期[4]
战后
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大部分电影都是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政令宣传片。例如公卖局投资拍抓私烟私酒的《良心与罪恶》、农教公司推出的《美丽宝岛》等。
1949年,由张彻主导的《阿里山风云》是是台湾脱离日本人的统治之后,第一部由中国人拍摄的电影。这是大导演张彻在台湾所拍摄的第一支电影,当时张彻才26岁。当年,国民党政府刚败退到台湾,对于电影拍摄工作,并未十分热衷。《阿里山风云》是一部为政治服务的宣传电影,艺术效果不高。但是,这部电影的插曲“高山青”,却广为人知。
1954年农教公司与台影合并成立中影,利用美援买了较好的拍片设备,同时,许多电影人也自香港来台,台湾国语电影事业,开始有了基础。《梅岗春回》是中影成立后所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部反共片,而后出品的十馀短片,也是以反共国策与农村经济成功为主题。[6]。
台语电影兴起
1955年,麦寮拱乐社歌仔戏团团主陈澄三与何基明导演合作,拍摄该团的拿手戏《薛平贵与王宝钏》,掀起台语片风潮,一直到1981年最后一出台语片《陈三五娘》为止,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台语电影时代。根据统计,台语片的总产量将近两千部,产量最多时一年高达120出作品问世。《薛平贵与王宝钏》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大轰动,皆创下当时票房纪录,[7],引来一窝蜂的台语歌仔戏跟拍风。
中央电影公司兴起 (1960年代)
新武侠功夫片 (1970年代)
- 1960年代,香港邵氏公司开始制作新派的武侠片,其中的两位主要导演胡金铨与张彻后来都来台湾发展。胡金铨于1967年为联邦电影公司编导武侠片《龙门客栈》缔造了绝佳的票房纪录[8],从此武侠、功夫、武打类型的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之一,直到80年代才没落。胡金铨的电影发挥中国京剧的特色,结合弹簧床与吊钢丝的特技,运用蒙太奇电影手法,使得武打动作快速俐落,动静收放形成视觉韵律。
- 功夫片兴起: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门》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热潮,而台湾武侠主流自此就转化为功夫片、武打片继续在台湾流行。接著张彻在卲氏公司幕后支持下,于1974年率其子弟兵姜大卫、狄龙等来台成立的长弓公司,也让功夫武打片,成为当时台湾电影的要角。张美君所拍摄的《千刀万里追》则是台湾首部3D电影。
政宣爱国电影
儿少电影类型
- 儿童电影:在新浪潮电影前台湾在国际影展最成功的一个区块,中影在农教时代进口600部美国儿童教育短片,每周日在国际戏院放映,以极低价招待学童,可见其台湾电影传统。从早期的张英导演到新电影时期的杨立国、柯一正导演屡屡在区域及国际影展获奖,如亚洲影展以张小燕主演的《苦女寻亲记》,得最佳童星特别奖,李嘉导演的《我女若兰》,在伊朗第一届国际儿童电影节,第十五届亚洲影展及金马奖得了一大堆奖。李行导演《婉君表妹》、《汪洋中一条船》也在亚展得奖,到了1979年哥伦比亚举办“第一届国际儿童影展”,在21国28部片的竞争下,台湾儿童片《乡野奇谈》获最佳影片首奖,男女主角黄一龙、刘焕帼获最佳演员奖等;早期的台语电影也有很多佳作,如木偶电影《猪八戒招亲》甚至在五零年代就成功卖出美国版权,另外还有《八岁小侦探》、《罪海孤儿泪》、《玻璃眼球》、《红叶师生情》等等。《五子哭墓》、《泪的小花》、《桃太郎》等台语儿童电影也曾经翻拍成国语电影。所以儿童电影是台湾电影史不得不说的一个重要分类。
- 学生电影:之后,李行、宋存寿、屠忠训等导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鸟之爱》、《欢颜》等清新的小品。之后,导演林清介则在《一个问题学生》卖座后,连续拍摄相同类型,以学生生活为主题的学生电影,这些类型电影包括《学生之爱》、《同班同学》、《男女合班》、《台北甜心》、《毕业班》等。而这波电影尚有《拒绝联考的小子》、《年轻人的心声》、《不妥协的一代》。此阶段学生电影成为台湾新浪潮电影出现以前的重要台湾电影类型。这些低成本独立制作方式,也让新导演有了拍片的机会。事实上,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也在此阶段接拍了《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等两部片子。
台湾新电影 (1980年代初期)
1980年代,新生代电影工作者及电影导演发起了电影改革运动。电影主要呈现写实风格,其题材贴近现实社会,回顾民众的真实生活,由于形式新颖、风格独特,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 1982年,中央电影公司在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等三位导演参与,共同合作构想小成本电影的拍摄,再经由明骥及小野,拍成四段式集锦电影《光阴的故事》。本片解析社会真实现象,并关怀大众现实生活和共同记忆,普遍被认为是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首部作品[9]。该片的创作者均成为后来新电影的重要成员,影片的自然写实风格与文学表现特质,象征了“新电影”与“旧电影”之间的差别(卢非易,1998)。 中影公司大胆启用新人拍摄乡土文学作品,也是确立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主因。中影启用杨德昌、柯一正、张毅、陶德辰拍摄了《光阴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与《小毕的故事》。
另一部具有“现代主义”的原著改编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突破当时台湾政治与电影保守势力的抵制,于舆论、口碑与市场的支持下,为往后台湾电影的创作自由创造一片天空。其后,包括侯孝贤、杨德昌、张毅、万仁、柯一正、陈坤厚、曾壮祥、李祐宁、王童、虞戡平等也确定了以导演为主;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意识前进的台湾新电影。这些电影也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更因票房卖座,让台湾新电影成为主流[2]。
一般来说,此波新浪潮电影中较重要的作品计有《搭错车》、《风柜来的人》、《海滩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青梅竹马》、《杀夫》、《恐怖分子》、《恋恋风尘》、《桂花巷》。 该新电影绝大多数是由台湾政府所属的中影所投资拍摄,主要的推动者为中影主事者明骥与中高阶层的小野和吴念真。此三人,可说是促成台湾新电影的主要功臣,也对当时低迷的台湾电影产生重大影响[2]。
在此影响下,台湾业内原本拍摄商业电影的导演见状,也将此潮流引进商业电影境地,此种以乡土小说为类型的商业电影,计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室男》、《嫁妆一牛车》、《孤恋花》、《孽子》等。不过因为产量毕竟有限,1980年代台湾电影仍以如许不了主角的喜剧,与其他如赌博片、犯罪片的商业电影。
另一方面,因为香港电影的成功,让台湾舆论上也开始出现对台湾新电影的批判声音。以艺术电影为主轴的台湾新电影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逐渐壁垒分明,此因素,让集体的台湾新潮流电影方朝终于1980年代末期结束[2]。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为失利。不过,相对的,此艺术电影,却同时间大受国际影展与各国艺术电影市场上的欢迎。
解严时期 (1980年代中期)
- 台湾在1980年代中叶起,随著社会经济泡沫及言论自由的达成,让导演为主导的台湾电影,将电影触角伸向过去禁忌题材,并回顾与探讨台湾近现代社会、历史与个人记忆。这阶段代表作有《刀瘟》、《香蕉天堂》、《童党万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其中最震撼台湾的莫过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这部片以一九份世家各成员经历二战结束、二二八事件、及战后初期的历程,具体而微地反映台湾人的历史经验,不但票房叫座,也在威尼斯影展荣获金狮奖,使侯孝贤成为国际瞩目的知名导演。之后几年,台湾电影于世界各地大小影展获得不少得奖纪录,这使得主管电影业务的新闻局自1990年开始,透过电影辅导金来支持艺术电影的制作。
- 1980年代起,蒋经国内阁新成立电影发展基金会、电影图书馆(今国家电影中心),其功能乃为保存电影资产及推广电影欣赏。同一时间,促成设置了金穗奖。以鼓励动画、纪录片、实验电影和剧情短片制作为讲目的的奖项,也让台湾电影借由剧情片、纪录片、动画、与实验电影提拔出相当多的制作人才。
衰退与崩盘 (1980年代晚期-2003年)
台湾电影的衰退有几项原因:
- 政府采行的电影政策失误,电影辅导金倾向支持为参加国际影展而拍摄之艺术电影,造成台湾电影在商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
- 台湾的电影经营业者将是否得到“获得辅导金”作为他们是否开拍该部影片的指标,短视本土电影业的发展永续性。
- 部分导演只为参加影展拍片而忽视商业元素,造成观众对台湾电影失去信心。
-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台湾本土市场被好莱坞电影占据[10]。
80年代晚期,由于录影带、CD、有线电视等新兴视听媒体陆续出现,以及MTV、KTV等娱乐场所竞争之下,电影产业失去对观众的独一无二吸引力,电影院的数目已剧减至1990年的567家,台湾产量与发行量较多的如学甫、龙族、丽城、中影、上上、倍伦、新船、金壂、学者、龙祥等各公司只能萎缩产量,让制片量一路下滑,把产业重心移往如有线电视的影视产业。
1989年,台湾李焕内阁为因应加入WTO的新环境,决定对外国电影采取开放措施。1996年起,国片每年产出量一直维持在15至20部,票房市占率仅有全台总票房1~2%间。1998年,台湾电影生产不到20部[11]。
2000年初正式进入WTO后,几次的开放政策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悲惨的景况到2003年达到谷底[12],该年仅推出15部国片,总票房约NT1,500万元,不到总票房的1%,这样的票房相当于《铁达尼号》单一一部好莱坞电影的40%。国片在当时愁云惨雾,台湾成为世界少数没有电影工业的非第三世界国家,可谓是政府放弃的产业[13]。在产业无法支持下,惟剩台湾政府于文化维持的压力下,勉为其难出资维持。2006年,台湾电影于台湾市占率仅占1.62%。
就票房方面,以台北市首轮票房为例子,台湾电影的票房收入仅有163万元,占全部台北电影票房收入不到1%,比起美国好莱坞所占台北票房的95%以上相差甚远。因为台湾电影产量极低,票房惨淡,实已不足以支撑电影工业。因此有媒体业者认为“再多的影展奖项都无法遮掩台湾电影全面崩盘的事实[14]。”
2000年后,台湾的国产电影偶有佳作,如2000年的《圣石传说》、2002年的《双瞳》等;但整体上,台湾的电影市场仍由好莱坞电影主宰,国片持续处于弱势。
国片复兴期(2004年-2010年)
2004年起,台湾电影市场陆续出现一些台北市票房卖座破百万的通俗商业类型国片,并在票房和口碑获得双赢。如2004年的同志轻松喜剧“17岁的天空”、2005年的恐怖片“宅变”、2006年的同志电影“盛夏光年”,2007年的公路电影“练习曲”、同志电影“刺青”,票房都达全台700万以上票房
另一方面,2004年吴乙峰导演的九二一震灾纪录片《生命》,票房突破千万,是当年国片票房的冠军;次年(2005)颜兰权与庄益增导演的《无米乐》在院线上映,除了再度引起社会观赏纪录片的风潮,也唤醒观众对于农业、土地议题的重视。
2007年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台湾居于优势地位的美商影视企业受到影响,使得台湾电影有了喘息的机遇。艺人周杰伦在2007年用仅仅3个月的时间,自编自导自演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由于其名气与号召力所影响,使该片让台湾以及各地华人民众再度接受台湾电影。此片一举夺得三项金马奖及两项金曲奖,该片也是华人民众公认周杰伦的经典电影之一,2015年也将在韩国重映。这部片成为国片低谷末期到国片热潮期间的关键转折。
2008年,魏德圣执导的电影《海角七号》以大规模国际化商业路线(包括延揽日本歌星中孝介演出)并在内容上揉合本土特色,在票房方面成为战后以来最卖座的华语片、及台湾影史最卖座影片的第三名(不计算通膨),排除外片以外则是国片史上票房第一名,同时也获得不少奖项,叫好又叫座的结果让台湾观众开始重新关注台湾自制电影[15]。
随著《海角七号》热卖,片商与观众均对台湾电影重拾信心,加上好莱坞片厂筹措资金不易市场低迷因素减少大卡司的投入,多部电影亦赶上这波替补美国电影遗留下来的台湾市场争夺,因而取得较以往为佳的票房成绩,如《囧男孩》、《九降风》、《花吃了那女孩》等等;而2010年的《艋舺》,2011年的《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更被视为台湾电影票房的指标。
另一方面,台湾电影也有新的发展。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曾发下豪愿要投入电影业,并以电子业代工为概念,于2008年退休后拍100部以上的电影或电视剧[16]。有人认为,该做法是效法Sony进军好莱坞模式,在拥有极强大硬体整合力量之后积极转进电影业,并谋取好莱坞600亿美元电影产业的代工数位商机[17]。其中初试啼声的作品(同时也是唯一的一部)即为电影《白银帝国》。由于有郭台铭所属鸿海集团1000万美元的的投资,《白银帝国》成为中台两地少见的高制作成本的商业电影。在开拍之时,有人认为郭台铭的加入,不但能于资本上挹注台湾电影,更能为台湾电影带来新想法与新视野[16]。郭台铭以此为契机跨足娱乐圈,与众女星大玩桃色新闻;在娶得新夫人后改为低调退出。而后郭台铭的精纬电影公司解散,但其长子郭守正的山水国际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仍继续经营[18]。
2008年台湾电影总产量(指制作及完成者)为36部,总票房约1,085万元,市占率12.09%,较2007年之7.38%成长约0.6倍;2009年国产电影片总产量为48部,较2008年之36部成长约33%,总票房约1亿2,499万元,市占率2.3%,衰退八成以上;2010年国产电影片总产量为50部,总票房约4亿5,117万元,市占率7.31%,较2009年成长约2倍,以产量而言台湾电影已逐渐复苏之趋势[19]。
后海角时代(2008~2019年代)
《海角七号》在2008上映之后,台湾电影产业进入后海角时代,十年之间台湾电影开始重视观影群众、商业机制与制片生态。以感动的通俗剧、草根特色的帮派电影与融入在地元素的惊悚片三分天下,用类型片巩固主流观众共鸣。2010年代初期,台湾电影从基础开始摸索产业机制、商业类型。创作者的好懂、好看的国片为目标。
本土帮派片,在2012年改编民艺团体追梦的《阵头》以及2010年的讲述帮派少年爱恨情仇的《艋舺》被视为开路作品。从此,草根性、男性情谊、热血等,成为这几年台湾帮派片的基本元素。
2015年开始出现以台湾民俗禅传说文化的惊悚电影,以冥婚为题材的《尸忆》,和同年用都市传说的美式鬼片叙事电影《红衣小女孩》,最终获得8500万票房,订定出这类型电影在市场上的可行性,后续又推出了《红衣小女孩2》、《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等系列电影。[20]
- 2011年《赛德克·巴莱》、《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1],是当年台湾票房破亿的电影,其中那些年更在两岸四地、马星取得不错的成绩,是台湾电影成功的海外输出例子。
- 2012年《阵头》、《爱》、《犀利人妻最终回:幸福男·不难》、《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开战》 ,都是台湾破亿影片;口碑与票房都颇受肯定[22]。
- 2013年《大尾鲈鳗》、《总铺师》,也是台湾破亿影片。和以往国片低迷期时艺术电影挂帅的状况不同,以一般大众为市场目标的商业电影重新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以戏院上映为主的商业纪录片也开始取得一定的发展(如《翻滚吧!男孩》、《看见台湾》等),其中看见台湾更是台湾史上最高票房的纪录片;而好票房衍伸出商机,让片商有资本继续制作吸引观众的电影,也让台湾电影市场逐渐迈向资金提供、影片内容、观众票房三者均赢的正向循环[23]。
- 2014年《KANO》、《等一个人咖啡》、《大稻埕》票房破亿,然而此年只有九把刀的《等一个人咖啡》能在台湾票房回本,其他都因为成本太高回不了本,由此可知,在台湾拍电影等于把钱丢到水里的艰困状况仍然存在[24]。
- 2015年《大囍临门》、《我的少女时代》是此年破亿票房的国片,其中我的少女时代在全球24亿票房,是继那些年之后,另一个成功的海外输出国片[25]。
- 2016年《大尾鲈鳗2》、《楼下的房客》是此年破亿票房的国片,但其中《大尾鲈鳗2》引发原住民议题造成票房比前部明显下滑。随著中国大陆电影市场日趋兴起,以及陆方丰厚的资金与优渥条件,台湾电影人开始展开两岸合拍,或是转向大陆市场。而大陆电影公司也因市场条件,纷纷与好莱坞电影展开合作与并购,类似于2016年底上映的《长城》或《金刚:骷髅岛》等合拍性质电影纷纷崛起,同时挟带好莱坞影星与华人影星的共同名气,在华人与国际市场取得双赢。在同时,过多台湾电影继续走青春校园路线,或是过于雷同的剧情、带有许多脏话、低俗笑料的贺岁电影(例如《大尾鲈鳗》、《大宅们》),造成台湾观众对于国片再度感到疲乏。多数观众兴致再度转移好莱坞甚至中美合拍电影。台湾电影商业,资金的确不如大陆与好莱坞,但台湾的电影人缺的其实不是资金,而是构思出有深度与意义的剧情的智慧。电影人不能总是将资金和场面画上等号,一旦自认为无法达成而却步,台湾电影仍会回到从前的低谷期。
- 2017年《红衣小女孩2》此年破亿票房国片,从2015年起台湾恐怖惊悚类型国片逐渐串起带动国片风潮。2017年贺岁片票房失利,各片皆仅有两千多万票房成绩[26]。台湾首次选派纪录片《日常对话》作为代表,角逐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27]。
2020年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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