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帝国主义
此条目翻译品质不佳。 (2021年10月27日) |
此条目论述以部分区域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观点。 (2020年10月27日) |
媒体帝国主义（英语：Media imperialism），又译作传媒帝国主义，是套理论关于小国媒体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及内容，受制于大国或大国媒体企业。[1]在该理论中，大国透过高度集中的大众媒体削弱小国，特别是透过大国传媒具有的亲和性削弱小国的国家认同。[2]
内容与历史
媒体帝国主义的辩论始于19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开始批评已开发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冲突的焦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世界国家发起新世界资讯秩序 ( 英语：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 ) 运动，向媒体帝国主义发难。1976年教科文组织第100号决议，要求成立委员会调查国际传播的不平等。[3]委员会调查结果，即为麦克布莱德报告《一个世界，众声喧哗》(Many Voices, One World)。在该报告的支持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应该限制大型媒体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美英以“资讯自由”反击该争论。结果，美国(1984)、英国(1985)和新加坡陆续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69年，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出版《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1977年，奥力佛‧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的“媒体形成模型”（Media Formation Model），将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不同国家媒体系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历史、政治系统之间权力失衡的关系。巴雷特的媒体帝国主义理论，强调富裕国家的媒体产业安排，以及将这些安排强加于外国市场的“模式”，从而使最强大的媒体商在融资、结构、传播，甚至内容方面，主导规范。[4] 博伊德断言，一般来说，代理商须接受母公司在结构、脚色、“任务行为者”各方面的安排，而母公司在财务上支持这些代理商。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后期，随着跨国媒体集团变得越来越强大，小型本地媒体看起来越来越难以生存。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迫使许多国家附属于强国或公司的媒体产品。在该领域工作的作家和学者包括Ben Bagdikian、诺姆‧乔姆斯基、Edward S. Herman、Armand Mattelart和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
批评
然而，批评者回应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受欢迎的电视和广播节目通常是本地制作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便强调媒体的区域生产者地位，如拉丁美洲的巴西；媒体史家James Curran等其他批评家认为，各国政府的补贴确保媒体内容的本地产制。在观众研究等领域，已经证明像《家族风云》的全球性节目无法控制全球观众。[5]
当初支持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赫伯特·席勒，亦改变立场，认为由于近来各传媒公司的交叉控股下，母公司单方面的宰制早已面目模糊，但文化上的不平等仍旧存在，或许能改称带著美国口音的跨国公司传媒帝国主义。[1]
参见
参考
- ^ 1.0 1.1 许, 志嘉; 赖, 祥蔚. 國際傳播與國際關係. 张, 亚中 (编). 國際關係總論 第二版. 扬智出版社. : 512.
- ^ Kalyani Chadha, Anandam Kavoori (2000). "Media imperialism revisited: some findings from the Asian cas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 (4): 415–432. doi:10.1177/016344300022004003.
- ^ 许, 志嘉; 赖, 祥蔚. 國際傳播與國際關係. 张, 亚中 (编). 國際關係總論 第二版. 扬智出版社. : 510.
- ^ Boyd-Barrett, Oliver(1977). "Media imperialism: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media system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16–135.
- ^ Liebes, Tamar; Katz, Elihu (2004). The export of meaning :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2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978-0-7456-12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