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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坚甘露元年（359年），最晚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献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三件分别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1][2][3][4]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868年），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历史

 
发现敦煌文献的王圆箓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拣选文书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5]，总数约5万馀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1907年，犹太族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200两银两，买走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6]。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大量的经卷。[7]这些文物至今仍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茂楠命护理陕甘总督的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8]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9]；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不直接向学部复命，暗中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其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取走。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不少；这些文物经过儒官的精选，都是上等文物[10]。

整理

 
敦煌文献《兔园策府》进行数位化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残卷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涅槃经》、《无量寿宗要经》、《佛名经》、《心经》等；另外还有敦煌本《坛经》首题《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学者胡适研究禅宗最大的依据。1926年，胡适还从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分别发现《楞伽师资记》的三个抄本（Ｓ2054、Ｓ4272、Ｐ3436）；金久经从胡适处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日本人蓧原寿雄整理出《楞伽师资记校注》。1994年，方广锠依敦煌遗书的《心经》异本作修订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皇侃的《论语义疏》是现存最早的论语疏。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11]。

道家典籍有《老子想尔注》、《老子化胡经》等。

 
《吐蕃赞普传记》手卷写本第一页。

在史料方面，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吐蕃大事纪年》记载了650∼764年间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赞普传记》记载赞普与吐蕃历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详细列出了各地方势力的范围及其氏族，以及赞普世系，澄清传世文献中的混乱。[12]汉译本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13][14]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是印度和中亚史地的重要史料。

在天文学方面，《敦煌星图》是中国天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星图之一。

《切韵》是中国最早的韵书。《敦煌棋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棋经。[15]

一说敦煌遗书为寺院弃藏，因为首尾完整的经卷很少，绝大多数均为残卷。现存58,000号汉文遗书中，约有一半为较小残片。敦煌遗书由于长期使用，难免有破损等情况。古人往往随便剪下一块其他废旧纸张，贴补在破损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遗书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盖大。少数如ZSD2081号有护首、原轴，完整保持卷轴装原貌更少。敦煌遗书出土后更有人为的撕裂。

下落

1944年，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66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的《天请问经》，还有新881号《尚书》等，都回到中国国家图书馆。

李盛铎与方尔谦晚年寓居天津，李盛铎死后，400余件敦煌遗书由其后代拿到日本，经敦煌学家羽田亨鉴定，全部入藏杏雨书屋。杏雨书屋现收藏总数已达700多号，成为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敦煌遗书后来流散于天津，一部分由周叔弢、张叔诚等人收藏。周叔弢捐献256卷给天津博物馆。

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藏13000余件，占三分之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亦占三分之一；其他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

参见

参考文献

  1. ^ 敦煌遗书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8-05-04.
  2. ^ 敦煌莫高窟與藏經洞的發現.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年4月29日）. 
  3.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五大贡献. [2009-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8）. 
  4.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ru.unesco.org. [2020-02-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2）. 
  5. ^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１０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５００立方英尺。小室约有９英尺见方……”
  6. ^ 130英镑。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69, 1984 [2018-12-16], ISBN 978-0-87023-435-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All this had cost the taxpayer a mere £130. 
  7. ^ 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文物. 敦煌研究院. [2019-07-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25）. 
  8. ^ 姜洪源. 藏经洞卷子流散之见证. 甘肃省档案馆. 2018-07-02 [2024-02-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2-18）. 
  9. ^ 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
  10. ^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言。
  11. ^ 伯希和《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列有《秦妇吟》，下署名“右补阙韦庄”。
  12. ^ 赵天英，杨富学，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3. ^ 王尧; 陈践, ཏུན་ཧོང་ནས་ཐོན་པའི་བོད་ཀྱི་ལོ་རྒྱུས་ཡིག་ཆ།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民族出版社, 1992年2月 [2018-12-18], ISBN 978-7-105-01177-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14. ^ 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年 [2018-12-09], ISBN 978-7-5423-096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15. ^ 章浒. 敦煌《棋经》中“征”与“劫”的研究 (PDF).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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