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华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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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华》旬刊（1929年－1948年），是近代中国所有回族刊物中历时最久、影响范围最广、也最具代表性的报刊。
《月华》的成功之道，即在于它与北平成达师范学校结合在一起，《月华》编辑部就设在该校之内，故能得到成达历届师生的全力支援。《月华》俨然就是成达师范对外宣传的机关刊物。故《月华》长期致力鼓吹回族传统经堂教育的改革，并热心报导与推广新式回民学校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当时正在萌芽的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月华》对其有极为深入的报导与宣传。此外成达师范的毕业生在西北从事回民小学建设工作的成果，也是《月华》的报导重点。《月华》和成达师范学校，两者正可代表自北伐完成到抗日战争以前这段时期(1928年-1937年)，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复兴运动的成果。
《月华》从民国18年底创刊至民国37年6月结束为止，前后断断续续共历时约20年。其间曾因外力等因素而停刊三次，并历经了六位主编与四批撰述群。故依照其停刊的时间、不同的主编者，与所面临的外在环境，《月华》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发展阶段：其一是北伐成功以后，国民政府主政下的北平时期(1929年11月－1937年5月)，这是《月华》能稳定成长的黄金时代。其二是抗战爆发后的桂林复刊时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这是《月华》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其三是抗战胜利以后的重庆时期(1946年1月－1947年5月)，此时成达师范已改成国立，《月华》已与该校无任何关系。最后则是迁回北平时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此时正值国共内战的严重冲突时期。[1]
历史
创刊初期
《月华》于民国18年(1929)11月5日在北平创刊。近代中国西北“宁马”[2] 家族的重要人物－马福祥[3]是《月华》的首要创办人。民国18年春，成达师范甫从济南迁校北平，是年秋季开办师范部第二班，马福祥父子来平视察该校，并邀请马邻翼[4] 、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5] 、北平清真中学校长孙绳武[6] 等五人聚会，其间众人论及中国回教未来发展之前途时，马福祥即以“吾教教义不彰、西北民智落伍为叹”[7] ，故极力主张：
欲求吾国回教振兴，首宜提高教民智识，智识提高，则种种事业，自然头头是道，易于著手。且陕甘西北一带，为吾国回民根据地。而教民知识落伍，较内地尤甚，非有以启迪之，不足谋整个回民之进步。欲达此旨，必要发行定期刊物，以沟通文化，开通风气。风气既开，则教育易于普及。盖西北一带，多以读汉字书为危险事，虽有大力，未易夺其志，故发行刊物，实为振兴吾教之要图。[8]
于是“发行刊物以发扬教义、启发民智”，就成为与会五人的共识。这五人也就成为新刊物的发起人，而共同推举成达师范代理校长马松亭阿訇[9] 为新刊物筹划的主要负责人。然而当时成达师范甫迁校于北平，一切尚未稳定，马松亭以“办刊物与办学校，旨同而途殊”，且“校内人少事多”，实“无兼顾之可能”，遂邀请当时担任《晨报》编辑的孙幼铭[10] 以及任职于北平市政府的赵振武[11] 共同参与筹划。
是年9月规划出新报刊的初步计画：首先新刊物规划“每月出版三期，每期四开纸一页”；其次发行量“每次出版暂定为一千份”；最重要的就是新刊物的开销预算。当时本来规划“印刷费、稿费、津贴及办事杂费等最低额开支，每月约需二百元”，后来以马福祥认为所需过大，将预算开支“减低为每月一百六十元”；并由马福祥“月给百元”赞助之，其馀的六十元则由唐柯三、赵振武、孙燕翼等三人分头筹集之。[12]
长期以来，马福祥与其家族一直是《月华》在经费财源上的重要支柱者；此外当时唐柯三与孙燕翼分别担任成达师范学校、清真中学（民国20年改名为西北公学）的校长，透过两校众多校董的支援，也成为《月华》的重要经费来源。10月间众人就在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成达师范的校址）内召开新刊物的筹备会议，前后共开三次会，决议以唐柯三、马松亭、刘柏石（成达师范学务部主任）[13] 、孙幼铭、赵振武等五人为该刊的设计委员，并组织《月华》报设计委员会。
在职务的分配方面，由唐柯三兼任社长，马松亭主持总务并摄行社长职务，孙幼铭主持编辑，赵振武则负责印刷发行诸事务，刘柏石备顾问。出刊前夕，举凡新刊物的立案、挂号、接洽印刷、发通知函件、造预算书，以及发行等诸手续，皆由赵振武和马松亭合力完成。就在众人的分工合作之下，《月华》终于如期在民国18年11月5日创刊。[12] 由于它是在每个月的5日、15日和25日出刊，换言之大约每十天出刊一期，每年共出卅六册。故在当时也常被称之为《月华》旬刊、或《月华》(旬)报。以下为《月华》的创刊宗旨：
一、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
二、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
三、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
四、解释回教新旧教派之误会。
五、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
六、提倡中国回民之教育及生计。[14]
北平黄金时期(1929年11月-1937年5月)
《月华》创刊之初，五位设计委员皆为当然撰稿员。惟当时唐柯三正准备赴国民政府就任公职，马松亭与刘柏石则分任成达师范代理校长与学务主任；主编孙幼铭仍兼职《晨报》编辑，赵振武则身任市府职员，五人均未能专任社务工作。故除了需要另雇一名专员常川驻社，办理收发、缮写、庶务、会计等事务。为了新刊物将来能长久发展计，委员会决定由主编延聘编辑、撰述员若干人，广泛征集各方稿件，并酌定稿酬，以维持刊物内容的品质。[12] 本时期的主编前后有两位：首任是孙幼铭(任职1929年底-1931年秋)，赵振武、王梦扬[15] 为编辑。孙幼铭以北平“中才小学”教职员为班底所组成的“文艺观摩会”，做为《月华》的首批撰述群，其成员有王梦扬、刘伯馀、刘屹夫兄弟、杨涤新，以及孙幼铭的侄子孙崇义等人。由于孙幼铭办理报刊的经验十分丰富，《月华》初期就是由他打下坚实的根柢。[16]
创刊首年的12月底，也就是该刊的第6期，编辑部就决定以是年所出刊的6期为第一卷；以明年(民国19年)预出的36期为第二卷，以后每年即以此类推。[17] 前两卷的《月华》形式较为简单，每期祇有四开报纸一张，共分四个版面，其内容体例则采行“混合编列”。从卷二开始，《月华》就非常重视“教义研究”与“文化发扬”的工作。“教义研究”之专栏，几乎见于每期之中，这也是该刊尝试对其文章的体例进行标栏分类的开始。此外有关伊斯兰古代文化之介绍、提倡回民教育与生计之文字、各地回民现状之披露、宣传建设西北之论述，以及灌输回民现代政治思想与国家民族观念之文章，皆为是年《月华》的发展重心。除了“创刊号”之外，编辑部还规划制作了四个专号和一个特刊：“斋月专号”、“青年专号”、“妇女专号”、“古尔邦专号”，以及“翻译古兰经宣传特刊”。这些创建与成果都必须归功主编孙幼铭。此外有关“教义”方面的稿件，为求慎重起见，加以孙当时还身膺他职，故由赵振武和马松亭审查核阅。所以《月华》自创刊之初，即力求文章内容的严谨与充实。[18]
民国20年(1931)该刊第三卷开始，《月华》一改前两年“单张四开”的简单报纸形式，改采用廿开装订成册(本)的杂志形式。[19] 每期出刊一册，每册大约有三十至五十页，每年仍出刊卅六册，故每一期出刊的“量”有极大的跃进，这是本阶段《月华》走向成熟稳定的关键点。此外由于稿件材料征集的多元化，以及其在质量上的提升，是年本刊物的文章内容和编辑品质亦有极大的突破。当时每期除了卷首论文不标题，其馀则划分成“教义研究”、“代论”、“译丛”、“调查”、“专件”、“特载”、“选载”、“笔记”、“文艺”等主题栏目。尤其是有关于全国各地寺坊穆民状况及各地清真寺的调查报告，是《月华》最具特色与价值的内容之一。[20] 这些报导都是由各地读者在其家乡调查后投稿而来，是了解民国二〇年代中国各地寺坊穆斯林生活情况的珍贵史料。[21] 是年《月华》完成了安徽、广西、察哈尔、绥远、江西等省，及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陕甘等省之大半寺坊与清真寺的调查工作，其成果不但反映出其读者遍及全国，更可看出其在国内各地穆斯林的影响力。[22] 除了国内读者之外，《月华》自第三卷开始，交换之英文、德文、阿文、马来文、土耳其文报纸，达22种之多；而海外读者亦遍及南洋群岛、印度、缅甸、阿富汗、伊拉克、波斯、汗志(麦加)、叙利亚、土耳其、埃及、英、法、德、南北美洲等地。当时各地回教国、回教民族，举凡有回教团体及回教学校者，多与《月华》建立友谊。[23]
是年秋季，主编孙幼铭因故辞职离开北平，[24] 改由赵振武继任(任职1931年秋-1937年5月中旬)。同时《月华》的撰述群也发生异动，先是中才小学和西北公学附小合并，“文艺观摩会”的成员中多数组织“追求学会”，另办《正道》杂志。《月华》编辑部遂引进“伊斯兰学友会”为新一批撰述群，其成员包括：薛文波、王农村、马孟择、马翔孚、马述尧、吴建勋，和李廷弼、王蔚华夫妇等人。此外《月华》创刊开始就和成达师范关系密切，其报社与编辑部就设在成达出版部里面。故在马松亭的支持下，主编赵振武更积极培植成达师范学生为《月华》的新写作骨干。他们和“伊斯兰学友会”同时成为《月华》的第二批写作群。[25] 事实上从创刊初始，该校师范部第一班学生，如韩宏魁、马毓贵、马金鹏、周仲仁、金殿桂、王国华等人，就已积极投入社务的工作。[22] 之后师范部第二、三班学生以及研究部学生和毕业校友，有许多成为《月华》写作群的主力。如马学仁、丁德普、马宏毅、闪鸿钧、马湘、马心泉、虎世文、张玉光、马继高、马浩澄等。成达师范的教职员亦有许多兼任《月华》编辑，如王梦扬、马自成阿訇、庞士谦阿訇、马淳夷、马孟择、王农村等。换言之，成达师范历届的许多师生和毕业校友，为《月华》组织一支坚强的写作骨干。他们正是《月华》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并能保持严谨的写作水准的重要原因之一。[26] 此外《月华》还有许多派驻在海内外的通信撰述员，他们是《月华》报导国内外各地回教讯息的重要传递者。以下(表2)为《月华》创刊至民国24年间重要干部与派驻各地通讯员一览表。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月华》就已突破了四千份，实为该刊近二十年以来在发行量的最盛时期。第四卷开始，东北四省相继沦陷，邮路梗阻，千馀阅户随之以去，于是四、五卷以后之行销数量，乃暴跌至三千份左右，然而却无损于《月华》的突飞猛进。自赵振武继任主编后，即辞去市政府的公职，全心经营《月华》，故《月华》在内容的充实方面，仍与时俱进。为了达到宣扬伊斯兰教义、报导世界各地的回教消息、回教史料等功能，该刊物即先后增加了(古兰)真经译解(卷三)、回教世界(卷四)、时评、(回教)史料(卷六)等新标题栏目。古兰经译解是由马自成阿訇[27] 指导成达师范部和研究部学生共同进行，时评则多由王梦扬、吴斯曼执笔。[22] 此外为了能将教义普及于广大普罗教民，从卷四开始还增加了“通俗讲演”专栏。[28] 以刊物版面的精致化而言，卷七(民国24年)是《月华》的文章内容和编辑品质发展最成熟的阶段，不仅封面恢复彩色印刷，就连每一期所刊登的照片，都经过细心的安排以凸显其主题。[29] 在赵振武担任主编期间，《月华》还先后制作了九个专号：“纪念马云亭先生专号”、“成达师范学校第一班毕业专号”、“辨诬专号”、“回教与人生特号”、“北平西北公学毕业专号”、“《月华》五周年特大专号”、“马自成大阿訇纪念专号”、“儿童专号”、“卫教专号”。北平时期的《月华》共出刊272期(1-9卷)，以活泼“平民化”风格赢得国内外穆斯林读者的青睐。[25]
《月华》的财务负担，应该是阻碍其充分发展的最大致命伤。尤其是为了要维持杂志的精致形式，刊物自第三卷开始即在入不敷出的情形之下，背负了沉重的债务。次年《月华》甚至于还一度发行彩色套印的豪华封面，此举无疑使该刊物的负债雪上加霜。[30] 到了民国23年(1934)，《月华》亏累的钜额债务竟达到一万四千馀元。[31] 《月华》为了要维持营运，曾先后于卷四、卷七两个年度向读者增涨其“报价”[32] ；然而即使再加上广告的收入，《月华》仍入不敷出。加上自民国22年以后，华北平津地区在日本军事行动步步进逼下，其社会经济已不若以往的宽裕，该刊已无法再维持卷七的精致豪华版面。[33] 从民国25年(卷八)起，《月华》走上简朴克难的道路，连封皮(彩色)都节省了，每期发行的页数也减少了许多，之前所发展规划的各项井然整齐的栏目也都一概省并了。[34] 惟在文章内容的精实度方面，《月华》仍维持相当严谨的水准，这应该要归功于当时的主编赵振武、以及成达师范学校历届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的努力经营。隔年的5月中旬《月华》停刊，也结束其第一阶段的发展。除了其本身的财务困境，日军当时在平津地区军事压力所造成的困难时局，应该也是《月华》当时停刊的原因之一。
表2：《月华》创刊至民国24年间(1929-1935)，其重要干部与派驻各地通讯员(尚不包括成达师范历届的学生)：
- 《月华》创办人：马福祥、马振五、马鸿逵[35]、孙燕翼、唐柯三(兼设计委员、社长)
- 《月华》设计委员：孙幼铭(兼主编(1929-1931))、赵振武(兼主编(1931-1937))、刘柏石、马松亭阿訇
- 《月华》编辑：王梦扬、马自成阿訇、庞士谦阿訇、李廷弼、马孟择、马翔孚、王农村、马淳夷(愚克)、吴建勋
- 《月华》驻各地通信撰述员：纳子嘉(忠)(云南)、海维谅(印度)、钱兴亚(江西)、杨培生(贵州)、希哈伦丁(天津)、冯瑞生(西安)、王钧璞(龙江)、马子实(坚)(埃及)、马天英(上海)、花子嘉(扬州)
- 《月华》其他常见撰述员：苏德宣、薛文波、常步舜、陈智伯、吴事勤、金吉堂、傅统先、铁子房、刘焕章、洪心泉
桂林抗战时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
《月华》曾在民国26年(1937)5月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前夕停刊，次年的4月5日，《月华》随著南迁的成达师范学校于广西桂林复刊，这是《月华》的第二时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期间共出刊了141期(卷10- 14)，也历经了两位主编。先是《月华》主编孙幼铭、赵振武因身体欠佳并未随著成达师范与《月华》南迁至桂林，赵、孙二人不久先后于民国26年底、民国27年(1938)在北平归真。复刊后的主编首先由回族历史学者白寿彝(任职1938年4月-1939年5月)担任[36] ，周仲仁(成达第一班毕业生)任编辑。白主编作风严谨，“一方面负起大时代的使命，尽力阐扬回教关于爱国抗战的教训，一方面又注重学术的研讨”，“复刊号”即其杰作。[25]
民国28年5月由马金鹏担任《月华》主编(任职1939年5月-1942年12月)[37] ，金殿贵任编辑，他们都是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归来的成达第一班毕业生。马金鹏任职时仅26岁，是《月华》历任主编中最年轻的一位，“纪念十周年专号”即其杰作。金殿桂于民国28年因病归真后，遗缺改由马浩澄继任(成达研究部毕业生)。桂林时期的写作群亦有极大的异动，主要以桂林成达师范在校生和留埃学生为主力。此外民国30年(1941)10月，成达师范由重庆政府强制收归国有，校长唐柯三、马松亭先后离校，该校的“教育兴教、宗教救国”理念渐失，国立成达师范仅为一所培育回族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学生回汉兼收，故师范部的阿文课程亦遭删除，仅存阿文专修班维系昔日经堂大学改革的精神。此时《月华》也和成达脱离了关系。[38]
民国31年(1942)底，《月华》再度停刊，战时物资缺乏应是主要因素。民国33年(1944)夏，日军进逼桂林，成达师范亦被迫迁校重庆。
重庆复刊时期(1946年1月-1946年7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1946)元月，《月华》才在重庆复刊，这是《月华》的第三时期(1946年1月-7月)，共出刊21期，是马松亭阿訇坚持个人兴教理念的成果。他自筹资金，兼任《月华》出版社社长、主编、总务等职。由于《月华》已和成达师范分离，故其撰述群多是原成达师范的旧人和校友，以及“青年伊斯兰社”的成员。
回归北平时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
民国36年(1947)6月，《月华》才迁回发祥地－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这是《月华》的最后一个时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此时《月华》已改为月刊，社长马松亭邀请甫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归国的庞士谦阿訇[39] 担任主编。版面则改为十六开，撰述群包括原成达师范的故旧、留埃学生、青年伊斯兰社成员，以及回教经学院学生，该校是自成达师范改为国立后，马松亭为了延续经堂大学的改革理念而在东四清真寺所创办的。为了增加营收，马阿訇还成立“月华文化服务社”。国共内战对平津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结束《月华》关键因素，从民国37年(1948)开始，《月华》只能按季出刊，是年6月《月华》就结束了近20年的发展岁月而走入历史。[40]
各时期主编与期数
北平黄金时期(1929年11月-1937年5月)
- 编辑工作：
- 孙幼铭主编，赵振武、王梦扬编辑(1929年底-1931年秋)
- 赵振武主编(1931年秋-1937年6月)民国21底至民国22年5月间，赵振武随马松亭护送留学生赴埃及，此时《月华》主编则由庞士谦阿訇代理、王梦扬编辑。
- 出刊期数：1－9卷，共272期
桂林抗战时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
- 编辑工作：
- 白寿彝主编，周仲仁编辑(1938年4月-1939年5月)
- 马金鹏主编，金殿桂编辑(金归真后，马浩澄继任。)(1939年5月-1942年12月)
- 出刊期数：10－14卷，共141期
重庆复刊时期(1946年1月-1946年7月)
- 编辑工作：马松亭阿訇主编
- 出刊期数：(16卷)，共21期
回归北平时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
- 编辑工作：庞士谦阿訇主编(当时尚有姐妹刊：《月华六日刊》)
- 出刊期数：共13期(此时已改成月刊，1948年起，改按季出刊)
立场
《月华》编辑部和北平成达师范师生，不论是在批判传统经堂大学和清真寺教职人员、或是鼓吹新式回民教育，其立场主要都是站在当时“伊赫瓦尼”[41]的改革派角度来论述。而成达师范在济南发祥地－穆家车门清真寺，本身就是民国10年(1921)穆华亭朝觐归来后为了宣扬“伊赫瓦尼”的改革理念而建立的。该派支持“中阿并重”的教育改革，要求经文教学之外，当须增设汉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赞成用汉语文阐述伊斯兰教义，反对诵经获酬(乜贴)，不接受教徒的宴席招待；反对传统殡礼的铺张浪费、披麻戴孝、哭丧、游坟点香等习俗。亦反对苏非门宦崇拜圣徒、圣墓和圣物的作法。此外他们严格要求妇女要戴盖头，穆斯林参加社会活动都要严格遵循教法的规定。成达教师马自成阿訇和曾任教于该校并与《月华》关系友善的王静斋阿訇，都是“伊赫瓦尼”派的著名阿訇。[42]此外马福祥归真后，其子马鸿逵继任成达师范和《月华》董事长，马鸿逵本人亦是“伊赫瓦尼”的热心支持者。马鸿逵和虎嵩山、王彦孝阿訇合作在宁夏各地推广“中阿学校”，其实就是在推行“伊赫瓦尼”的理念，《月华》多肯定之。甚至马步芳以武力强势在青海各回坊推行“伊赫瓦尼”时，《月华》对其亦多隐恶扬善，多彰显其“青海回教促进会”对当地新式回民中小学的建树。
参考文献
- ^ 马博忠，〈回族新闻出版史上一首歌－《月华》二十春秋〉，收入中文伊斯兰学术城主编(马博忠、陈辉)，《激情与困顿—成达师范之兴衰》(北京：清真书局，2006年)，页138-145。
- ^ 民国17年以后，西北回族军阀有所谓“西北四马”、“西北五马”之称，实际指的是“河州三大户”：马安良－马廷勷家族、马福祥－马鸿逵家族、马麒－马步芳家族。其父执辈都是清同治年间协助满清平定西北回民事变的回族将领。如马安良的父亲马占鳌、马福祥的父亲马千龄、马麒的父亲马海宴皆是。国民政府时期，马福祥侄子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后有其子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故其家族有“宁马”之称。马麒任西宁镇守使，后有其子马步芳任青海省主席，故其家族有“青马”之称。见葛壮，《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台北：东大出版社，2002年)，页250-262。
- ^ 马福祥(1876-1932)，字云亭，甘肃河州回族(今临夏)人。清光绪21年(1895)与兄马福禄组建“安宁军”，以镇压河湟事变有功，为甘肃提督董福祥收为部下，遂步上宦途。光绪26年八国联军之役，与其兄在京抗敌，福禄阵亡，福祥遂率所部以护驾西逃有功，旋以总兵记名，后任西宁镇总兵。辛亥革命以后，招其故乡兵勇扩建为“昭武军”，戍守兰州。袁世凯命其为甘肃宁夏镇总兵，旋改宁夏将军兼护军使，后调任绥远都统。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青岛市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福祥毕生热心回族与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曾于西北、北平地区兴办学校60馀所，北平西北公学、成达师范迁校北平皆得其助。此外他更资助刊印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数十种， 主持编纂《朔方道志》、《蒙疆纪要》、《蒙疆状况》等书。见金宜久，《伊斯兰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马福祥”条，页129。
- ^ 马邻翼(1864-1938)，字振吾，湖南邵阳市人。民国后为响应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遂改为振五。是近代著名的回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入日本弘文学院研究教育，曾任湖南省视学兼全省师范传习所监督、累至学部普通教育司主事，曾协助王宽阿訇于北京成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民国元年，以教育部参事简放甘肃提学使，其后担任甘肃教育司司长(至1919年)等职，对北伐以前甘省回民教育改革贡献极大。1932年又于湖南创立“偕进中学”等校。著有《伊斯兰教概论》等书。见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页1333-1337。
- ^ 唐柯三(1882-1950)，原名唐仰槐，以字行，山东邹县人，为民国回族政治家、教育家。唐毕业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初年曾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甘肃省税务局长、济南交涉署署长、厦门海关监督、济南和泰安道尹，最后任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1925年任职济南道尹期间，即和马松亭阿訇创办成达师范学校，并长期担任该校校长。1929年和马福祥、马邻翼等人创办《月华》旬刊。见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下册，页1338-1340。
- ^ 孙绳武(1898-1975)，字燕翼，回族，北京牛街人，出身伊斯兰教世家，北京政治大学边政系毕业。1928年与马福祥马邻翼等人于北平创办“清真中学”(西北公学的前身)，并担任其校长。1930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当选北平市议员。抗战时与唐柯三、时子周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政府到台北，1975年在台北归真。见《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页103-104。
- ^ 本段主要根据马松亭，〈五年以来之月华报〉，《月华》，卷6 期28.29.30 (1934年10月)，页15-16。
- ^ 记者，〈社论：悼念马云亭先生〉，《月华》，卷4 期25.26.27 (1932年9月)，页7。
- ^ 马松亭(1895-1992)本名寿龄，以字行之，经名阿卜杜．莱希姆，北平牛街人，幼年在牛街清真寺读经，师从土耳其学者阿里雷抓学习《古兰经》读法。后负笈东北，师从张子文阿訇攻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著作，后来在北平花市清真寺挂幛，为民国时期四大阿訇之一。1925年于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教长时，与唐柯三等人创办成达师范学校，长期担任该校的总务主任兼代理校长。1929年成师迁校北平后，又与唐柯三等人创办《月华》旬刊，后来又兼任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教长。1932年秋季护送第一班5名毕业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并受埃王福德一世的协助，获赠阿文典籍、与两位埃及博士来成师任教。次年马返国后，遂筹备“福德图书馆”与成达研究部的开班。抗战期间，随成达师范迁校桂林，1941年成师改制国立后，任该校阿文专修班主任。1943年任重庆清真寺教长，抗战胜利后恢复《月华》，并于北平东四清真寺成立北平伊斯兰经学班，推动经堂大学的改革。见《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3。
- ^ 孙幼铭(1890-1938)本名曜，字幼铭，北平牛街回族人。1916年毕业于民国大学法律专科。曾任职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北平《晨报》编辑等职，并参与牛街中才小学的筹建工作，倡议组织学校“文艺观摩会”，指导刘伯馀、王梦扬等回族青年写作。1929-1931年间担任《月华》主编。见《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110-111。
- ^ 赵振武(1895-1937)本名斌，河北涿县人，后居北平牛街。幼年入牛街清真寺从土耳其教授学习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后肄业于清真第一两等小学，青年时考入政法大学边政系，毕业后曾赴新疆阿尔泰地区服务多年，撰有〈阿尔泰回教史〉一文。之后返回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1925年起在北平市政府秘书处任职1928年成达师范迁校北平，受马松亭阿訇之邀，兼任成达国文与回教史教师。1929年与马松亭等人一同参与了《月华》旬刊的创办。1931年孙幼铭离开北平后，赵继任《月华》主编(1931-1937)，为此赵辞去了市政府公职，专心于《月华》与成达出版部的工作。主编六年期间《月华》从四开报纸版改为24开册本，编辑立意创新、封面设计精美，是为《月华》的黄金时期。赵有计划的培养成师历届学生成为《月华》的写作骨干，这是《月华》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故赵有“月华保姆”之称。1933年赵更促成回文活字铅字首度在华铸造成功，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出版事业贡献极大。见《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113-114。
- ^ 12.0 12.1 12.2 马松亭，〈五年以来之月华报〉，页15-16。
- ^ 刘柏石本名抡英(1896-1982)，山东省青州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5年受马松亭阿訇之邀任职成达师范教务主任兼任国文教师，为成达校务行政、课程规划与教学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由离开成师，遂受回民教育促进会之请赴西北办教育，并被马鸿逵任命为宁夏省副秘书长，他和成达毕业生马毓贵、王国华、李恩华等人当时皆致力于西北回民教育的工作。见《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111-112。
- ^ 编辑部，〈本刊宗旨〉，《月华》卷1 期1 (1929年11月)，版1。
- ^ 王梦扬(1905-1989)，名孟扬、又名王征言，北平牛街回族人。是《月华》的重要编辑兼成达师范教职员。王生于贫寒之穆斯林家庭，小学毕业后即无力继续上学，13岁入印刷厂当学徒，后来就半工自学的方式完成了中学各主要课程，亦曾拜师学习书画技术，《月华》的封面插图即出自其手。1925年由上海返回北平参加平民教育的工作，结识了孙幼铭，并在其指导下与刘伯馀等人创立“中才小学”，并任教员。1929年《月华》创刊，他应邀担任助理编辑，负责撰写社论，是《月华》常见的撰述员，后来还在成达担任教职员。见《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120-121。
- ^ 王梦扬，〈《月华》十年回溯〉，《月华》，卷11 期31-33 (1939年11月)，页21-22。雷晓静，〈《月华》初期之办刊理念与实践〉，《宁夏社会科学》，期6(总期139)(2006年11月)，页85-88。
- ^ 编辑部，〈编辑室谈话〉，《月华》，卷1 期6 (1929年12月)，版1。
- ^ 马松亭，〈五年以来之月华报〉，页18-25。雷晓静，〈《月华》初期之办刊理念与实践〉，《宁夏社会科学》，期6(总期139)(2006年11月)，页85-88。
- ^ 编辑部，〈本社特别启事〉，《月华》，卷3 期1 (1921年1月)，封面内。
- ^ 编辑部，〈调查各地清真寺启事〉，《月华》，卷3 期2 (1921年1月)，页9。
- ^ 雷晓静，〈《月华》与社会调查〉，《回族研究》，总期38 (2000年 期2)，页95-96。
- ^ 22.0 22.1 22.2 马松亭，〈五年以来之月华报〉，页18-25。
- ^ 吴斯曼，〈时评：本刊的五周年－一个有意义的中国回教划史时期〉，《月华》，卷6 期28.29.30 (1934年10月)，页10。
- ^ 马博忠，〈《月华》创始人、历任主编、编辑生平简介〉，收入《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110-111。
- ^ 25.0 25.1 25.2 王梦扬，〈《月华》十年回溯〉，页21-22。
- ^ 余振贵、雷晓静，〈《月华》春秋〉，《中国穆斯林》，期3 (1997年)，页10-14。
- ^ 马自成(1886-1935)，名诚，字自成。河南洛阳人。早年学商，与店主学习汉文。19岁经母同意入清真寺学经并师从陕西、河南各地大阿林游学，24岁挂帐。担任山西晋城清真寺教长期间，曾与马君图等人合办“崇实小学”。1929年应北平成达师范之请，任教认主学和经解讲席。1931年，成师在《月华》开辟古兰经译解栏目，马自成任指导老师，1932年代理训育主任。1933年成师招收研究部第一班，马自成任班主任。1934年5月成师组织“古兰经译注委员会”，马自成任委员兼导师。同年12月担任成师“毕业生服务指导委员会”委员。1935年赴山西，不久归真，享年49岁。见马博忠，〈成达师范学校阿文专修班史话〉，收入于《激情与困顿—成达师范之兴衰》，页117-118。
- ^ 惟当时“通俗讲演”时而间断，并不稳定。见马松亭，〈五年以来之月华报〉，页18-25。
- ^ 编辑部，〈写在卷首〉，《月华》，卷7 期5 (1935年3月)，页1。
- ^ 编者，〈编辑室谈话〉，《月华》，卷4 期22.23.24 (1932年8月)，封面内。
- ^ 马松亭，〈五年以来之月华报〉，页21-24。
- ^ 编辑部，〈本社紧要启示〉，《月华》，卷4 期1 (1932年1月)，封面内。编辑部，〈本社重要启事〉，《月华》，卷6 期34.35.36 (1934年12月)，封面内。
- ^ 编辑部，〈本社启事〉，《月华》，卷7 期31.32.33 (1935年11月)，扉页。编辑部，〈写在卷首〉，《月华》，卷7 期34.35.36 (1935年12月)，页1：“在物质环境极恶劣的情况下，居然也编到第七卷第三十六期……这第七卷的完成，实在不易……竟赔累达数百元之巨，这实在是同人初料所不及！而今而后，同人将遵循本刊设计委员会的指示，由第八卷起，缩减篇幅，以减轻无谓的开支”。
- ^ 编辑部，〈编者与读者〉，《月华》卷9 期1 (1937年1月)，页3有：“感赞主，第八卷《月华》随著人们所恐怖的一九三六年平安的度过来了！虽然人们对于第八卷《月华》都不很满意。……当然，在我们这种环境之下，第九卷或者不会与第八卷有什么区别；可是同人却无时不在力谋改善之中”。
- ^ 马鸿逵(1892-1970)，字少云。马福祥的儿子。1932年马福祥病逝，马鸿逵继任为《月华》、成达师范以及西北公学的董事长。1933年初，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第15路军总指挥。在抗战以前，马对成达师范的西北教育政策影响极大。见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下册，页1237-1240。
- ^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回族，1932年毕业北平燕京大学。1938年赴桂林，应马松亭阿訇之邀任《月华》主编，一生著作颇多，有《中国回教史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伊斯兰存稿》，主编《回教人物》、《中国回回民族史》等书。见马博忠，〈回族新闻出版史上一首歌－《月华》二十春秋〉，页138-145。马松亭，〈五年以来之月华报〉，页15-16。
- ^ 马金鹏(1913-2001)，字志程，笔名万里，山东济南人。1932年成达师范毕业后即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1936年学成归国回母校担任阿文教员。1939年任《月华》主编，1942年成师改国立后，继马松亭阿訇任阿文专修班主任。1945年成师迁校重庆，再任该班主任，1946年成师迁回北平，兼任训育主任。一生著述翻译甚多，例如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古兰经》译注等书。见马博忠(马金鹏之子)，〈成达师范学校阿文专修班史话〉，页119。
- ^ 刘东声，〈成达师范学校校史述要〉，收入于《激情与困顿—成达师范之兴衰》，页96-107。
- ^ 庞士谦阿訇(1902-1958)，字益吾，河南孟县人。幼年入清真寺学经，后赴河南洛阳、甘肃张家川、山西晋城等地拜师学经，是一位经汉兼习、学品兼优的阿訇。1923年曾返回故里孟县桑坡创办经汉小学，自任校长，招收回民子弟，中阿文兼授。1930年应马松亭阿訇之邀，来成达担任教职，并参与《月华》编辑与撰述工作。1934年，成师成立“《古兰经》译注委员会”，庞成为该校学生学习《古兰经》、“圣训”的指导老师。1937年成为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的领队。抗战爆发以后，次年留学团始成行。留埃期间，庞与学生同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宗教经文课程，并继沙儒诚为第二任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兼埃王中文辅导教师。1942年又任埃王法鲁克东方事务顾问和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对中阿文化交流贡献极大。1946年归国后著有《埃及九年》一书。见《成德达才：纪念成达师范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114-116。
- ^ 马博忠，〈回族新闻出版史上一首歌－《月华》二十春秋〉，页138-145。马博忠，〈马松亭阿訇与《月华》〉，《中国穆斯林》，期2 (2005年)，页36-38。此外《月华》迁回北平之后，是年8月还发行了四开单张版的报纸类姐妹刊物－《月华六日刊》，次年3月改为《月华周报》，由庞士谦阿訇带领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十多位青年担任编辑工作，他们大多是留埃归国的学生。6月间《月华》停刊后，《月华周报》仍继续发行，一直到民国38年(1949)1月28日第75号才停刊，此时中共已占领北平。
- ^ “伊赫瓦尼”(Ikhwān，阿拉伯语“弟兄”之意)是中国回族清末民初所兴起的派别，此派别产生深受18世纪阿拉伯兴起的“瓦哈比”运动影响，由甘肃河州东乡族阿訇马万福为首的“十大阿訇”所引进宣导形成派别。此派积极主张“遵经革俗”与“凭经立教”。他们要求穆斯林“一切回到《古兰经》中去”，坚持严格的“安拉独一”，所以坚决反对苏非门宦崇拜圣徒、圣墓和圣物的作法。他们视《古兰经》和圣训为伊斯兰教基础和穆斯林持身律己的根本法则；故反对诵经获酬，不收“乜贴”(施舍)，不接受教徒的宴席招待；也反对传统殡礼的铺张浪费、披麻戴孝、哭丧、游坟点香等习俗。他们严格要求妇女要戴盖头，穆斯林参加社会活动都要严格遵循教法的规定。不过他们提倡用汉语文阐述伊斯兰教义，故积极开办“中阿学校”，课程除了学习经文之外，还增设汉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课程。更编译了大量的汉文书刊，其目的是为了要培养阿、汉兼通的回族伊斯兰教人才。所以他们一般被传统的教徒称为“新兴教”或“革新派”，而他们则自称为“遵经派”。依赫瓦尼实行互不隶属的单一教坊制度，并无统一的宗教组织和宗教首领。民国期间曾得到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方政治势力(马步芳、马鸿逵)的支持和扶植，因而在西北地方的回族、东乡、撒拉等民族中大力发展，今天主要分布在甘、宁、青等地区。今日回族学者则将“格底目”、“依赫瓦尼”以及后来的“西道堂”并称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教派。
- ^ 勉维霖主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351-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