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西班牙语：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在拉丁美洲天主教界中成形的一个神学主张。其主张信仰天主的人（即是“天主的选民们”）应该要关注人间制度的公平正义问题，例如贫穷的世袭化、经济资源的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与种族歧视问题等，这些都是解放神学所要解放的对象。
内容
解放神学是源自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神学运动，以穷人的经历，和他们争取解放的努力，为关注的焦点。[1]
其历史背景是面对著一个极不公义的社会，政府没计划改善民生。相反，政府往往维护有钱人的利益，以致贫穷人成为牺牲者。如果要解决贫穷问题，必须放弃富有者的权利和政府对人民的压迫。[2]基于上述的历史背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工作者就以“看见神在贫穷人的挣扎和苦难中的解放行动”为他们神学反省的核心。他们所关心的神学，就是那可以实践，并投入在解放过程中的神学。[3]
虽然解放神学运动中的神学家仍旧可以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论者认为“解放神学”是左翼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不过，解放神学家却反对这种是“左翼思想进入了基督教”的说法，他们认为这种兼爱天下的思想纯粹是耶稣曾经教导世人的生活态度。而耶稣的年代远远早于马克思，并且耶稣的爱人思想更是直接来自于《圣经》《申命记》的教条；解放神学家据此正名它们的学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具有耶稣那样高尚的人格，这才是“基督徒”（基督耶稣的门徒、基督耶稣的跟随者）一词的真正意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解放神学与“社会福音”神学不能划上等号，虽然两者所关注的议题相近，其不同之处除了解放神学在社会福利政策是否要由要借由国家集中权力施行的议题上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立场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当“解放神学”做为一个专有名词时它指的是现代天主教神学里的一个神学主张，而“社会福音神学”却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支流，因此它们之间的内容是不可能重复的。
兴起的原因
人种与社会阶级
印第安人为拉丁美洲的原住民，自十六世纪欧洲白人移民当地后，施行同化，产生白人与印地安人的混种；另外，在西班牙帝国与葡萄牙帝国殖民时期，因劳役需求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当奴隶，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形成另一族群。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种族和社会阶级是用来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最上层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多是政府高级官员及教会高级教士；上中等阶级是土生白人，及殖民地的地主、政府和教会的低级官员和教士；下中等阶级是自由身分的混种人；最下层是印地安人、黑人、印非混种，他们多数从事劳役，是债农或债工，不能享受任何权力。
土地政策和经济体系
因著殖民政策，多数的印地安人与黑人，世代被债务辖制、被地主剥削，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但土地政策和经济体系没有任何改变。
二次大战后，美国取代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利益市场，拉美各地的经济产业都输入美国。拉丁美洲由于长期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与美国的介入，使得其经济体系与生产事业都没办法有效发展。贫穷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写照，财产、土地分配不公，封建地主与天主教会占有多数土地。
军事独裁
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期间，独立后的众多国家政治情势动荡不安，因此，军事独裁逐渐成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最佳防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著殖民体系瓦解，拉丁美洲出现一些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军政权，有独裁政权的特性，对人民采取高压统治。
宗教措施
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早期虽然强力建议西班牙国王废除奴隶制度，要把印地安人当作兄弟看待，但是教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教会与地主、军权都被视为统治集团；人民对教会不积极参与改革拉丁美洲现况感到失望。[4]
兴起的近因
基督徒基层团体
1960年代初期由巴西神学教育家保罗‧费尔利提倡一“良知化运动”，透过识字及社会教育唤醒自身的良知，使大众认知到自己是被压迫者，并努力使自己与别人获得释放。基督徒基层团体的起源与良知化运动有关，在1962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后，一些基层天主教徒为了反应现实信仰生活而自然形成组织起来，也是信徒讨论教义与一般社会生活问题的非正式组织。[5]
梵二大公会议与拉丁美洲主教会议
解放神学是梵二在拉美地方教会所产生的结果。梵二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以下简称《牧职宪章》）指出，教会不该封闭自己，应该变成世界的圣事，因此教会必须认识世人的问题与期待，如世界和平危机、社会正义的没落、人权的迫害等。《牧职宪章》指出一非常重要的结论：我们应无条件的关心穷人和建立世界的正义。上主将世界给予所有人，人人应当获得生活必需品，故此，极贫困者有权利要求与富有者共享财富，如果富有者不主动与之分享，就会发生严重冲突。《牧职宪章》并非鼓励穷人去争夺富人的财产，而是提醒、警告富人可能的后果。[6]
解放神学是地方教会努力的结果，尤其是在麦德林与普布拉两个拉美主教会议。
在麦德林主教会议中，不仅提倡解放神学，也指出其发展方向。麦德林文件被视为拉美教会更新的大宪章，文件内容可归纳为四个重点：
- 不公道的结构。会议讨论暴力合理的在社会结构中产生不公道的情况。
- 穷人的教会。教会应跟随耶稣，活出精神的贫穷，以身作则，分担拉美百姓穷困的生活。
- 意识化。会议中讨论到，为何大多数人被不公平的对待、折磨却没有反应？教会应增加对大众意识化的教育，教导他们意识到他们能自力更生，改变自身命运。
- 为解放而奋斗。
普布拉文件给解放神学提供新阶段，即推动基督教基层团体。文件的关键是“以穷人为优先选择”。[7]
发展过程
解放神学一词得名于古斯塔沃·古铁雷斯的同名著作《解放神学》，该书发表以后，得到许多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神学家们的响应，鼓动一时风潮。至今天已有三十馀年的发展时间[8]，总的看来，“解放神学”的发展可以分为至少三到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60年代的中后半段到1971年《解放神学》一书发表的这五、六年间，这一时期为解放神学的形成期，主要是透过中心人物古铁雷斯在神学会议中发表论文或者是私下与其他神学家的谈话里逐渐形成了解放神学的基本内容。至少早在1968年举行的“钦伯特会议”上，古铁雷斯就已经用“解放神学”为题发表过一次的演说。这一时期里，就在古铁雷斯与李奥纳多·波夫的交流之下，“解放神学”的内容逐渐完备，迈向它的成熟与发表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风起云涌的1970到1980年代。《解放神学》一书发表后引起了很多的回响，一些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神学家认为《解放神学》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而加入了这个论述集团。批评的意见也不少，常见的批评是由于不满意解放神学中使用了马克思思想中阶级的观念切割了富人与贫穷人、掌权者与无权力者。不过解放神学论者无一不强调自己与马克思社会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是靠人力企图打造出人间天堂的理想，而“解放神学”则是人与上帝合作要让天国降临人间，后者因此有更高的成功可能，甚至是说，也只有解放神学有成功的可能。
第三个时期是1990到2005年，这时期可视为解放神学的理论的成熟期，并且是第二代论述产生并与世界各地与回应挑战的时期。这时期有两个现象产生，第一个是解放神学已深获人心，基督教神学因此注入了一鼓重视实践的清新力量。第二个现象是解放神学在民间的成功不幸地与各地武装革命的政变活动相呼应，纵然多数的解放神学论者都是非暴力的主张者，但他们的言论在教廷的眼中已经是跟武装的革命家站在一起了。这一时期解放神学开始受到梵蒂冈的注目，解放神学的几位领导人被限制发表言论跟著作（包括古铁雷斯在内）。这一个时期的解放神学家也开始跟各种政治主张做出切割，他们为解放神学定调为：该神学是“出于上帝的要求”、是“为了回应上帝对世人的爱”而不是出于任何人类的学说，更不是为了任何政治制度所做的背书。
第四个时期是因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2005年4月2日）而开始的。新任教宗、来自德国的本笃十六世于2005年4月24日接任教宗，很多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界对于新的教宗仍旧是由欧洲的白人担任一事表达了他们的遗憾。更加剧这份遗憾的是：这位新教宗正是在解放神学的第二及第三个发展时期中曾经公开斥责解放神学是包装了神学外衣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位信理部部长拉辛格。因此，自拉辛格接任教宗至今的这个阶段可以视为解放神学与梵蒂冈新关系的摸索期。已经成为教宗的拉辛格是否会继续其保守主义立场？乃至于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宗的接受程度如何？⋯⋯等的现象都引发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2013年，来自拉丁美洲阿根廷的教宗方济各就任。邀请有“解放神学之父”称号的古斯塔沃神父，于2015年5月12日以主宾的身份出席了梵蒂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这暗示罗马教廷与解放神学的和解与合作。
主要人物
基督教传统中要求基督徒应当行善的教义
- 给予饿的人食物
- 给予渴的人饮水
- 给客旅的人住宿
- 给衣不蔽体的人予衣物
- 对病痛之人施以照顾
- 对受监禁的人加以安慰
- 给死者安葬
参考文献
- ^ 葛伦斯（Stanley J.Grene）、奥尔森（Roger E. 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合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251。
- ^ 龚立人，《解放神学与香港困境》（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1999），6。
- ^ 葛伦斯（Stanley J.Grene）、奥尔森（Roger E. 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合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9-11。
- ^ 王崇尧，《福音的解放》（台北：使者出版社，1991），2-8。
- ^ 王崇尧，《福音的解放》（台北：使者出版社，1991），9-12。
- ^ 武金正，《解放神学》，（台北：光启文化事业，2009），16-18。
- ^ 武金正，《解放神学》，（台北：光启文化事业，2009），19-24。
- ^ Martin McKeever著 周太良译“解放神学卅年”收于期刊《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