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障事件
路障事件（拉脱维亚语：Barikādes）指的是1991年1月13日至27日期间拉脱维亚独立运动人士与苏联军队对抗的事件，主要发生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此次事件得名于拉脱维亚人在各处设置的路障。
| 路障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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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革命及苏联解体的一部分 | |||||||
 在耶卡巴街的路障，1991年7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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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安纳托利·戈布诺夫 伊瓦尔斯·戈德马尼斯 安德雷斯·克拉斯廷士 阿洛伊兹·瓦兹尼斯 戴尼斯·伊万斯 罗穆阿尔兹·拉茹克斯 欧迪赛斯·科斯坦达 塔尔拉夫斯·允季斯 |
 米哈伊尔·戈巴契夫 鲍里斯·普戈 弗拉基米尔·安久费耶夫 费奥多尔·库兹民 德米特里·亚佐夫 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 切斯拉夫·姆利尼克 阿尔弗雷兹·鲁比克斯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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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警察及四名平民被杀 四名警察及10名[nb 1] 平民受伤 | 至少有一名特别用途机动单位成员被杀[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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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前，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重建独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这一法案，并预料到苏联军队会试图用武力重新控制拉脱维亚。在1月初苏联的特别用途机动单位（OMON）袭击里加以后，拉脱维亚政府号召人民建立路障来保护可能被攻击的目标（主要在首都里加以及附近的乌尔布罗卡、库尔迪加和利耶帕亚。六人在后来的冲突中被杀，数人因苏联OMON枪击或殴打而受伤。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脱维亚被苏联占领。在1985年，戈巴契夫推出改革重组和开放政策，希望能够改变苏联的经济状况。这些改革同时放宽了苏联在政治自由上的限制。随著政治的开放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过往苏联政府所否认以及保密的事件的曝光，使民众对政府造成不满，政府对苏联－阿富汗战争和车诺比核事故的处理手段更加深化了这种不满。而苏联中央政府长期打压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蔓延。
对苏联政权的大型游行示威已经开始。在拉脱维亚也已经开展了独立运动。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绿党，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赢得1990年3月18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并组成拉脱维亚人民阵线阵营，留下亲苏的平权党成为反对派。
在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也就是之后的拉脱维亚议会宣布拉脱维亚独立宣言并开始脱离苏联。苏联对以上行为不予承认并认为是违反苏联宪法。结果，拉脱维亚与苏联以及独立派与亲苏派（如拉脱维亚劳动人民国际阵线、拉脱维亚共产党及其全拉脱维亚公众拯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
苏军镇压的威胁
亲苏阵营开始尝试以武力来夺取在拉脱维亚的权力。一系列的炸弹爆炸事件发生在1990年12月，苏联元帅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承认军方与头四起的爆炸事件有关，其他爆炸事件的主谋未知，亲共党媒体把这些事情归咎与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所为。
苏联政府以及其他亲苏团体扬言威胁会宣布紧急状态，授予戈巴契夫在拉脱维亚的无限权力以及军方会实施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的命令。当时苏联军队、OMON和KGB均驻扎在拉脱维亚。1990年12月23日KGB的大型战斗群在尤尔马拉被曝光。当时有传言指将会有政变和独裁统治。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12月20日辞职时对此深信不疑，并写到独裁统治将会来临。[2]
在1990年12月11日，人民阵线发布了声明，指无需担心害怕苏联总统行使无限权力，而每个人也应该准备思考一下如果行使了无限权力后应该做些什么。人民阵线也提出一些建议给人们，一旦苏联成功镇压之后要怎么做。这些计划显示出对独立的支持和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游说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裔人加入志愿卫队，尤其是那些军官们，解释人民阵线的理念和俄罗斯民主派人士相同。这样做同时也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和保持资讯流动。[3]
万一苏联成功控制拉脱维亚，计划会提倡人们进行公民不合作运动—无视苏联当局的任何命令与要求，以及苏联提倡的选举与公投，进行罢工及按章工作以削弱苏联经济，或进行非法工作以支持独立运动和帮助独立运动支持者打入苏联机构工作。最后，仔细记录苏军在紧急状态中的任何罪行。[3]
一月初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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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2日OMON夺取拉脱维亚国营的出版机构Preses Nams（出版社），并攻击正在记录事件的警官。[4]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开会报告称Preses Nams的主管被挟持，其他员工虽然在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虐待，可能被允许离开出版社。最高委员会官方认定接管出版社作为拉共的一部分是为非法行动。[5]
人民阵线在共产党党部大楼前组织了抗议活动。[4]出版社因只出版亲苏刊物而处于半瘫痪状态。[6]1月4日OMON夺取了维茨米尔格拉维斯的电话机房，据推测这是由于OMON所用的电话线被切断。此后OMON夺取了内政部，但电话线没有切断，因为害怕OMON的攻击会影响到国际电信交换。[7]不同于OMON军官所宣称的是鲍里斯·普戈和米哈伊尔·戈巴契夫都称他们没有得到这次攻击的任何资讯。同时，苏军正在行进——同一天情报单位已抵达里加。
随后1月7日，随著戈巴契夫的命令，德米特里·亚佐夫派遣突击队单位进驻含拉脱维亚在内的几个苏联加盟共和国。
1月11日，波罗的海军区军事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用机枪武装苏联军官和预备人员。公开行进的苏军部队及军事装备出现在里加街头。[4]一些亲独立派和亲苏派的集会皆在1月10开始。国际阵线集会呼吁拉脱维亚政府辞职。一些五万人的群体在军方的要求下尝试闯进内阁大楼。[4]
修筑路障
1月11日，苏军发起对邻国立陶宛的攻击。
1月12日，人民阵线宣布次日在全国范围内示威游行，以支持拉脱维亚合法选出的政府及引开战略目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呼吁苏联政府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拉脱维亚政府领导人与戈巴契夫会面，他曾保证不会动用武力。当晚人民阵线在知悉苏军在立陶宛攻击维尔纽斯电视塔并打死13人之后，呼吁人民团结起来去保卫战略目标。[4]由于波罗的海三国在前一年的歌唱革命中恢复其独立地位的共同努力，对其中一国的攻击被认为是对三国的全面袭击。[8]
1月13日4:45分，人民阵线通过拉脱维亚广播电台号召民众在里加主教座堂广场集结。中午12:00最高委员会开会讨论防御问题。14:00人民阵线示威游行开始，约70万人行动起来，苏军直升机向人群播撒传单予以警告。人民阵线呼吁修筑路障。最高委员会在示威之后再次召开会议。议员被要求留在最高委员会过夜。夜间会议呼吁苏军同袍不要服从命令对平民动武。[9]晚上，随著政府的命令，农业和工程机械及卡车满载木材驶进里加去修筑路障。卡车、重型机械和农业机械被带入市区阻塞街道。民众已经集结了一天，一部分因为人民阵线在早晨的要求进入里加主教座堂广场。其他人则在中午的游行后集结。他们包括大学生和教师。一些人是被雇主和母校组织起来。不少家庭男女老少都一起到来。此时大多数人都已经为可能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人们来自全国各地。路障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非暴力抵抗的一种形式，人们已经准备组成人盾。然而，多数人用一切能用的东西自行武装起来，小到一块金属片，大到专门制作的盾牌及民防装备。有些人还准备了莫洛托夫鸡尾酒，但都被没收以避免火灾。拉脱维亚军人用半自动武器和手枪武装起来。
拉脱维亚政府后来被指责没有提供武器。但实际上已经有所准备，因为OMON夺取内政部时收走了数量可观的武器（据称里面有200条枪）。
卡车装载了建筑垃圾、木材和其他载物。大型混凝土块、墙体、铁丝网及其他材料也被使用。建造工作从1月13日开始，约3个小时完成。主要的战略目标有最高委员会大楼（老城区圣雅各伯主教座堂附近）、内阁（市中心圣诞主教座堂附近）、拉脱维亚电视台（在兔岛）、拉脱维亚广播电台（老城区里加主教座堂附近）、国际电信交换机房（市中心）、乌尔布罗卡电台和桥梁。路障也在国内其他地方建起，包括利耶帕亚和库尔迪加。
美国援外合作组织人员被带去记录事件，不仅是为了财会目的和个人纪念品，也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示所发生的事。当时大约300名外国记者在里加工作。[10]拉脱维亚政府保证提供外国刊物并随时更新。
许多战略目标主要是出于资讯传递的重要性。这保证了如果苏军开始发起进攻，拉脱维亚武装能有足够长的时间坚守这些阵地以让世界其他地方知悉。国际电信交换对保持与外国的联系和对苏联其他地方的联系是重要的。立陶宛的案例常被提及。在苏军进攻后对外联系被部分中断。外国对立陶宛的通讯则通过里加传递。拉脱维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路障事件期间整日照常工作。
广播在路障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用于组织饭点和安排睡觉时间，号召民众团结（如来自同一所大学的学生），以及多场会议。艺术家被邀请提供文娱活动。林务员被要求为坚守路障者提供木柴。食物及饮品由多家公共机构提供。许多善意者提供护膝、手套及点心。睡觉地点通常难以找寻——学校可能会被使用。许多人睡在路障或在家里。一些人遭遇了并非冬季、疲倦或者压力等因素加重的健康问题。[7]
急救点被建立起来，包含附加的医疗供应和装备，有些基于已有的地点。病床被大量设置并拥有来自当地医生组成的医疗队。人员变更由日常轮换组成——想要寻求工作、学习或回家的人会被完成日常事务返回路障的人替代。大多数去路障的工人不论是否在建造后来都收到常规薪资。总理伊瓦尔斯·戈德马尼斯照常与修筑个人路障的指挥者开会，人民阵线也参与讨论战略。当时决定通过派遣武装来强化对最重要对象的保护。路障的供应由人民阵线协调，个人路障由地方组织。因此来自维泽梅的人受指派修筑的路障由维泽梅郊区的人民阵线监督。亲苏武装试图向路障渗透以从内部破坏。有关进攻计划被制定的谣言传开了。[7]
冲突
1月14日，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官费奥多尔·库兹民对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主席安纳托利·戈布诺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废除之前所通过的法令。[11]OMON攻击了布拉萨和维茨米尔格拉维斯的桥梁。当日有17辆卡车被烧。1月15日夜，OMON两次进攻明斯克军事学院里加校区。随后那一天一万人聚集起来参加国际阵线的集会，会上全拉脱维亚公众拯救委员会宣称接管拉脱维亚全部权力。这个宣告被苏联媒体发布。
1月16日，最高委员会组织议员在最高委员会大楼过夜以确保必要时集齐法定人数。下午4:45分，又一次攻击在维茨米尔格拉维斯的桥上发生，拉脱维亚交通部长的司机Roberts Mūrnieks被自动武器一枪击中头后部，并在里加第一医院抢救时于下午6:50身亡，成为路障事件中第一个牺牲者。[12]另外两人也受了伤。下午6:30 OMON进攻布拉萨的桥梁，击伤一人。另有一场爆炸在下午8:45发生。[7]
1月17日，警报在路障事件中响起，拉共罢工委员会宣称法西斯主义在拉脱维亚重生。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访问里加。回到莫斯科后，代表报告称拉脱维亚支持苏联总统建立无限权力。
1月18日，最高委员会决定建立国民自卫委员会，人民阵线撤回呼吁民众保卫路障的号召。
1月19日，Roberts Mūrnieks的葬礼转变为一场示威游行。当晚OMON抓捕并殴打五名自卫队志愿者。[13]
1月20日，约10万人在莫斯科集会以表达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支持，呼吁苏联军官从维尔纽斯的事件中撤军。当晚成为路障事件中死亡最多的时期，随著OMON未识别的武装部队攻击拉脱维亚内政部。两名警察（Vladimirs Gomanovičs和Sergejs Konoņenko）、摄影师兼导演Andris Slapiņš及17岁学生Edijs Riekstiņš被杀。[14]Gvido Zvaigzne受到致命伤并于2月5日身亡。[11]四名包斯卡警察受伤，还有五名路障事件参与者、一位匈牙利人János Tódor、芬兰记者兼导播Hannu Väisänen及俄罗斯电视节目《Vzglyad》摄影师弗拉基米尔·布里兹涅夫。[14]据称袭击者也深受其害。战斗过后，OMON转移进拉共党部大楼。1月20日，政府催促将路障的控制权移交给政府武装。这引起一些人不满。这一意见在部分路障因为政府取得控制而被拆除的同时被强制实行。
1月21日，最高委员会号召年轻人应聘执法系统的工作。戈布诺夫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戈巴契夫去讨论拉脱维亚的状况。1月22日，普戈否认他下令攻打内政部。[11]有其他人在路障事件中丧生。
1月24日，内阁建立公共安全部门以保卫路障。
1月25日，随著1月20日牺牲者葬礼的结束，路障保卫者离开。[11]
事后
实际的路障在里加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例如，那些建在议会的路障在1992年秋才被拆除。[7]在三月，部分出于对一月事件的回应，另有部分因为即将到来的保留联盟的公投，拉脱维亚人打算抵制，独立公投有四分之三投票者选择独立。拉脱维亚后来又进一步遭到亲苏武装袭击——5月23日，OMON对五个拉脱维亚边境检查站发动袭击，八一九事变期间，几个路障事件期间保卫过的战略目标被夺取，一位平民（司机Raimonds Salmiņš）被苏军杀害。政变促使原本试图推进从苏联完全独立的拉脱维亚政府于9月6日得到苏联承认。苏联于1991年12月解体。
责任
主要的进攻是由里加的OMON部队发动，然而，其他攻击部队也在对内政部的攻击中出现。有人推测那些是在维尔纽斯的攻击行动中出现的阿尔法小组。[10]在电影导演Juris Podnieks的专访中，一位OMON军官称那些部队原本计划是去进攻里加而非维尔纽斯。最后，在维尔纽斯的进攻开始前一周，计划突然改变。他还声称里加的OMON部队装备精良，因而无需派遣苏军部队，当时那些部队已经驻扎在里加待命。[15]
OMON部队没有擅自行动——出版社被夺以后OMON声称苏联政府高官鲍里斯·普戈和米哈伊尔·戈巴契夫知道进攻发生，然而都拒绝介入，并且最高苏维埃谴责了拉脱维亚共产党。在事件发生前的12月，人民阵线在其X小时指南中宣称苏联最高苏维埃议员组织的“联盟”团体策划了一场政变。[3]
迪米特里·尤日科夫承认苏军对第一次的爆炸负有责任，然而没人宣称对后续的爆炸负责，而共产党刊物指责是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所为。[4]在这些事件及后续事件的基础上，一些尝试行动的OMON军官（即使多数人员未被定罪）、拉共、国际阵线、全拉脱维亚公众拯救委员会及少数相关组织皆因企图政变而遭到议会的禁令，两名共产党及公众拯救委员会领导人被控叛国罪。[16][17]1999年11月9日，里加地区法院发现十名里加OMON军官因为参与发动攻击而判其有罪。[18]
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将大批波罗的海的OMON部队转移到德涅斯特河沿岸以支援那里的分离主义运动，里加OMON部队司令官弗拉迪米尔·安久费耶夫在那里开始使用化名瓦迪姆·谢夫佐夫出任安全部长，直到2012年。安久费耶夫2014年7月又作为俄罗斯支援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出现在乌克兰。[19]
非暴力抵抗
路障事件因参与者被公开鼓励不要携带武器而是一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即使苏联采取暴力手段反击抗议者。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发展出了一项称作“X小时指南”的计划，在1990年12月发表。提出了如果来自苏联的入侵和军事行动法令出台时公众该怎么做。计划宣称所有抗议活动必须没有暴力，并且每件事请要有音视讯资料可查，以作为潜在的证据反击克里姆林宫政治宣传。[20]
尽管米哈伊尔·戈巴契夫保证不使用暴力方式去改变波罗的海三国的权力，苏军和内务部队还是在1991年1月攻击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当地政府和战略地点，杀害官员和平民。[21]
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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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991年路障事件参与者”援助基金设立。基金用于牺牲者的家属，还从参与者获取讯息。[22]2001年该基金建立了“1991年路障事件博物馆”以向公众集中展示所获得的资料。[23]
1月20日是路障事件参与者纪念日，他们在这一天以及5月4日、8月21日和11月18日得到纪念。路障事件的参与者被颁发1991年路障事件参与者纪念章。这一奖项由“1991年路障事件参与者”基金设立于1996年。从1999年开始由政府颁发给路障事件中英勇及无私的参与者。[24][25]路障事件在拉脱维亚有多处纪念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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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是否军事独裁已经开始）Pirmkārt, mēs visi ļoti labi atceramies Eduarda Ševardnadzes uzstāšanos Tautas deputātu kongresā un viņa brīdinājumu（首先，我们都记得爱德华·谢瓦纳兹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演说和他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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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mēs zinām, ka Preses namā tagad drukā tikai komunistu presi.（因为我们知道Preses Nams里面现在只印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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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ams, ka uzbrukums Lietuvai mums ir jāsaprot kā uzbrukums Latvijai un Igaunijai.（当然，我们应该把对立陶宛的攻击看作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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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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