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中性

道德中性（英语：Adiaphora，希腊语：ἀδιάφορα），原文意指“没有不同或不可区分”。

在犬儒学派中“adiaphoron”代表对生活的波折无动于衷。在皮浪主义中，“adiaphoron”则表示无法在逻辑上区分事物。与斯多葛主义不同，该术语与道德没有特定联系。在斯多葛主义中 “adiaphoron”表示对道德既不要求也不禁止。在斯多葛主义的语境中，“adiaphoron”通常被翻译为“冷漠”。

在基督教，“adiaphoron”不是信仰所必需的，是否采用则取决于神学的解释。

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的人通过禁欲主义培育道德中性，这意味着对生活的波折漠不关心，这使人们摆脱了世俗的影响，例如财富，名望和权力。例如：第欧根尼在浴缸里生活和冬天赤脚行走。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用“adiaphora”来表示“没有逻辑上的差异”。

皮浪主义

皮浪声称，所有实用主义（事项、事务、问题、主题）是adiaphora（不区分的，没有明确的定义，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diaphora”)，astathmēta（不稳定、不平衡、不可测量)，和anepikrita（unjudgeable，不可判定）。因此，我们的感官、信念和理论都无法识别真假。

哲学家白桂思已经证明，皮浪使用的adiaphora在反映他在努力把佛教的三相翻译成希腊文，并透过adiaphora反映了佛教理念中的无我。同样，他还建议将astathmēta和anepikrita与苦和无常进行比较。

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学派将人类追求的所有对象分为三类：好、坏和道德中性。美德、智慧、正义、自我克制等可区分善恶。除了这些外，还有许多其他追求的对象，例如财富，名誉等等，它们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因此，这些在伦理学上属于中立，被称为“道德中性”。但是这种区分实际上等于从道德领域中排除了道德中性。

基督教

路德会

在宗教改革中，道德中性的问题成为重大争议。马丁·路德逝世两年后的154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试图通过一项称为“奥格斯堡临时协议”（Augsburg Interim）的法律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联合起来。菲利普·梅兰希顿拒绝了这项法律，因为它不能确保因信称义作为基本原则。后来，他被说服接受了一种被称为“莱比锡临时协议”的折衷方案，认为与因信称义无关的教义差异是属于道德中性或对救赎而言并非必不可少的事情。梅兰希顿的妥协遭到了伊利里库斯·弗拉齐乌斯和他在马格德堡的追随者的强烈反对，后者声称在发生丑闻和认罪的情况下，道德中性不再是道德中性。到1576年，这两种极端都被马丁·开姆尼茨和协和信条的制定者及信义宗会所拒绝。

1577年，协和派精心设计了“协和公式”，以解决真正的道德中性的本质问题，后者被定义为“在上帝的圣言中既非命令也不禁止”。但是，协和派补充说即使是道德中性的事情，当“敌对神的言语”将其强制给他们时，信徒也不应屈服。

路德会的奥格斯堡信条指出，教会的真正统一足以就福音教义和圣礼的管理达成共识。人类建立的传统仪式也无处不在。

清教主义

西敏信条是由清教徒撰写对信仰的承认，在英国内战之后被圣公宗拒绝，它区分了崇拜的要素或行为（适当的崇拜）和崇拜的情况。崇拜的内容必须根据圣经内容，这是依据礼拜规范性原则的学说。在这个框架中，敬拜的要素包括赞美（音乐的言语和方式），祷告，圣经的讲道,、宣誓，还须具备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而敬拜的情况其中包括建筑物及其必要的家具和礼拜时间。

他们为了教育和促进和平及改善秩序，敬拜的环境被定义为道德中性的。根据《西敏信条》20.2，在不是“违反道德”的范围内，一般的信念和行为上是自由的。但是，特别是在敬拜和宗教信仰方面，只能按照圣经中的正当理由，才可以自由崇拜和信仰。

例如长老宗成员有时会考虑需不需要直接从圣经中提取乐器和赞美诗问题（与专有的赞美诗相反），由于这是与礼拜要素有关，而不是与可选情况有关，因此，他们会拒绝乐器和赞美诗，他们认为自己既不受圣经的命令，也没有从圣经中得出的充分必要的推论。。但是，在现代长老会中经已很少有人坚持这样的立场。

因此，教徒在礼拜上的立场与关于道德中性的俗语是一致的：“ 在必要的事物中，团结；在可疑的事物中，自由；在所有的事物中，慈善 ”。

圣公会中的拉丁语主义

拉丁语主义最初是一个贬义词，这词用于一群17世纪的英国神学家，他们相信符合英格兰教会的惯例，但认为教义、礼仪实践和教会组织的重要性相对较小。这在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中得到了支持。十七世纪圣公会创始人理查德·胡克（ Richard Hooker ）在《教会政治法则》的立场上，他认为上帝关心个人灵魂的道德状态，而教会领导之类的事物则属于“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远远超出了胡克本人的立场，并将其扩展到教义事务上。

参见

• 神学
• 圣公会
• 伦理学
• 哲学
• 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