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护

陶弘护（日语：陶 弘護／すえ ひろもり ^{Sue Hiromasa}，1455年10月13日—1482年6月13日)，室町时代武将、大内氏重臣，父为陶弘房，母为仁保盛乡之女，弟为右田弘诠，妻子则为益田兼尧之女。儿子有陶武护、陶兴明、陶兴房等，女儿为宗像大社大宫司宗像氏定之妻。

生平

康正元年（1455年），弘护在周防国山口的私邸中出生，幼名鹤寿丸，通称为五郎。陶氏属于大内氏旁系的右田氏家族，世代担任周防守护代一职。应仁二年（1468年）十一月十四日，弘房在应仁之乱中最激烈的战役—京都相国寺之战中不幸战死，因此陶氏家督便由年仅13岁鹤寿丸继承，并在次年举行元服仪式。鹤寿丸也从大内氏第14代当主大内政弘处拜领一字，改名为“弘护”。

镇压大内道顿之乱

应仁元年（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大内政弘为声援西军主帅山名宗全，于同年（1467年）七月率军上洛，接著参与了长达约10年的战事，遍及畿内各地。政弘在京期间，由其叔大内教幸（道顿）负责留守周防。

文明二年（1470年），弘护正式被任命为周防守护代，开始参与大内氏政权的核心事务。同年二月，道顿响应东军的邀请（东军的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认可道顿为大内氏当主），与内藤武盛、吉见信赖等人一同发动叛乱（大内道顿之乱）。做为留守居役的弘护，最初对接纳教幸持开放态度，但在十二月时，弘护却突然转变立场，开始攻击教幸，并在周防玖珂郡将教幸击败。败北的教幸与仁保盛安在安艺国会合，并转战到石见国，接著企图以长门国阿武郡的贺年城为据点进行反攻。然而，到了翌年（1471年）十二月，道顿再次败北，并逃亡丰前国，意图寻求大友氏的庇护。

根据通行的说法，教幸于文明三年十二月廿六日（1472年2月5日）在逃亡至丰前马ヶ岳城时自尽，不过也有一些文献记载教幸于文明四年（1472年）一月廿五日自尽。而弘护接纳教幸之举，则被认为是一开始就设下的计策，目的是让教幸掉以轻心并争取时间，等待反击的机会。在杉重隆于文明三年正月四日写给益田贞兼的书信内容中，提及弘护的行动是“顺次弓矢故”，并解释这其实是由弘护所带领的留守家臣们共同策划的计谋，目的是讨伐教幸。

末日

平定道顿之乱后，弘护乘胜追击，率领3万大内军军势侵入了筑前国，极大地震慑了占据著大宰府的少贰政资 （赖忠），成功帮助政弘稳定后方局势，确保大内氏领国安宁。

文明九年（1477年）应仁之乱结束。弘护亲自前往玖珂郡柳井津，迎接归国的政弘，并在富田的私邸设宴款待政弘（《陶弘护肖像赞》）。弘护也因在政弘黎国期间的功绩受到赞赏，此后开始常侍政弘左右。

文明十年（1478年）春，吉见信赖向政弘投降并请求和解。同年，弘护任筑前守护代，并参与了讨伐少贰氏的战役。只是，随著弘护权势的不断扩张，政弘也逐渐感到不安。文明十年（1478年）十月，弘护向当时驻守博多的政弘上呈了关于未来政策的建议。然而，政弘拒绝了弘护对防长本国的寺社领进行半济延长的提案。这些寺社领原本是为了支持驻防在筑丰的武士而由弘护所批准的，但政弘并未同意延长这项安排。而这也被认为是政弘开始著手抑制弘护权力的举措。

文明十四年（1482年）五月，吉见信赖造访山口，政弘设宴款待诸将，不料宴席上，却突发异变。弘护被长年敌对的信赖刺杀身亡，享年28岁。而信赖也当场遭内藤弘矩所讨伐。该事件使得弘护与信赖二人双双丧命（大内山口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件过后，弘矩在大内氏家中渐渐崭露头角，成为重要人物。

此外，在弘护不幸去世的第二天，政弘即给其弟弘诠写了一封正式文书。弘诠继承了父亲弘房的右田氏家族，然而由于弘护突然死亡，政弘便向其请教有关陶氏的事务。文书的内容是政弘告诉弘诠，他会确保弘护将领们的安全，并将这些事情交给家族的核心人物弘诠处理。而陶氏将由弘护的遗子继承，在他们长大之前，由弘诠担任他们的后见人。在陶氏系図中，提到弘诠的地方写有“暂称陶氏”，反映了当时的特殊情况。

有关大内山口事件

关于弘护之死，据《荫凉轩日录》长享三年（1489年）正月三十日条所载：“先年于大内之第有酒宴，吉见三郎（信赖）殿廿一岁杀陶中书（弘护）、内藤弹正（弘矩）当座杀吉见云云”，详尽地传达了当时的情形。通说一般认为弘护是在刺杀信赖之后，也被信赖所刺死。但前述史料显示，先被刺杀的是弘护，而信赖则是在刺杀弘护后，被弘矩所杀，这与通说所述的事实有所不同。

此外，有关两人对立的原因，在《萩藩阀阅录》所收录的“上领氏家谱”中，记载了以下的内容（译）：“文明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吉见信赖在防州山口陶中务少辅弘护的住宿处发起进攻，讨伐弘护。其原因是弘护与信赖在领地边界上发生争执，并且有过争论或小规模冲突。弘护因此揭露了信赖谋叛的消息，并向大内家报告。信赖的居城位于石州的一本松之城，当大内家派出的检使对此进行调查时，最终发现信赖并无谋叛之意，因此没有进一步的追究。此外，信赖与弘护之间积累了许多仇恨，这也成为信赖发泄郁闷情绪的原因。”

在“益田家文书”中对于山口事件也有以下记载（译）：“文明十四年（1482年）五月二十七日，发生在山口的变故，源于陶氏与吉见氏长年来的领地争端。陶氏被任命为周防国富田保的地头，并以此地为根据地，但随著时间推移，陶氏逐渐侵占周边的公领和私领，最终与吉见氏在佐波郡得地一带的领土争夺中发生冲突。事件发生后不久，大内政弘便出兵讨伐吉见氏，然而陶氏的亲戚和家臣在政弘撤军后，仍在吉见氏的领地内进行骚乱，这使得吉见氏不得不向幕府提出控诉。”

对此，藤井崇指出，在事件发生后，政弘曾出兵讨伐吉见氏，但却突然撤兵并中止了行动。更重要的是，杀害弘护的刀具后来以“政弘赐予”的形式被归还给吉见成赖（信赖之父）。藤井认为，暗杀背后可能与政弘企图从弘护手中夺回权力有关。陶氏方面也对此产生疑虑，而这种疑虑可能在其孙子隆房的时代，以大宁寺之变的形式显现出来。此外，藤井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出，有关内藤弘矩的肃清事件，涉及其被指控参与了武护的反抗。藤井认为，弘矩杀害吉见信赖，实际上是出于主君的命令进行封口处置。而政弘则可能利用陶武护的反抗事件为契机，试图掩盖弘护被杀的真相，并进一步对弘矩进行封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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