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壽星銀餅

本文所提及「銀幣」「銀元」均指代圓形平板銀質貨幣，與中國古代的稱重貨幣銀錠、銀兩有區別。

台灣壽星銀餅，也稱壽星銀餅、壽星銀元，俗稱老公仔銀、老公銀、老公餅，是清代道光、同治年間台灣府地方（可能包括漳州府）鑄造發行的一種手工制銀質稱量餅狀貨幣，主要可以分為道光和同治兩種版本。紋銀重庫平七錢二兩（0.72庫平兩），形式模仿西班牙銀元。壽星銀餅雖然在名義上叫做「銀餅」，即餅狀銀錠，但實際上是一種有着固定平色、可以按枚計數的定量貨幣，後來的清代銀元都遵循了其七錢二分的質量規格。

台灣道光年鑄庫平柒弍足紋銀餅
國家／地區	大清
價值	0.72庫平兩
直徑	40公釐（1.6英寸）
重量	27克（0.87金衡制盎司）
邊緣	回紋邊道
形狀	圓形
成分	98%銀
鑄造年份	1838年—1850年

發行背景

台灣孤懸海外，與清朝本土交流困難，因此清朝通用的紋銀在島內存量稀少，僅有少數撥發軍餉流入，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海外貿易輸入的歐洲和呂宋貨幣。根據《稗海紀游》記載，康熙年間台灣流行紅毛所鑄造的番銀，作者郁永河描述番銀之流行：「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即九三色。台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這些貨幣被台灣人稱作「番貨」，乾隆《台灣府志》統計台灣流通的番貨均來自咬溜吧（歐羅巴洲）和呂宋，既有荷蘭的劍錢（馬劍洋，重九錢），也有西班牙的方錢和花欄錢（均系西班牙銀元，重七錢二分）。清政府在台灣的賦稅和度支均用番貨，嘉慶年間閩浙總督董教增奏報中就以番銀統計屯租、屯丁和支付佃戶薪水。

銀兩屬於沒有固定重量的稱量貨幣，取用都需要稱重熔鑄非常不方便，根據《台灣通史》記載，台灣府徵收番貨後需要熔鑄為銀兩存入府庫，遇到急用還要再熔鑄發放於民間，反覆熔鑄並轉手、押送於眾多官吏，不僅導致鑄造產生的火耗以及運輸成本和時間大大增加，還難免為貪官污吏所染指。實際上這種現象也非台灣所獨有，由於外國銀幣規格統一、使用方便，早在明代就流行於中國東南沿海，各地早有仿製番貨的活動，但所製作的大多屬於偽幣或劣幣，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政府還曾下令禁止泉漳夾帶私鑄番貨，可見當時私鑄之猖獗。但民間鑄幣盛行，官府在屢禁不止後也開始轉變策略，《銀論精詳》就提及康熙年間廣東巡撫曾令銀匠鑄造銀幣。鴉片戰爭前後清朝因白銀外流出現「錢賤銀貴」現象，為了遏制白銀外流，道光皇帝不得不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月初七日頒布命令禁止銀元出洋，台灣因為孤懸海外、民變頻發需要時刻儲備白銀以備軍餉，在白銀進口斷絕後，為使台餉保值且和番銀一樣通行，自然需要自鑄銀幣。

版型與發行

壽星銀餅的規格依照卡洛斯四世像西班牙銀元，標重庫平七錢二分（26.86克），實際上重約27.05克，尺寸在40毫米上下；後來標重降至六錢八分（25.37克），較初版降低5%左右；成色九八，即含銀98%。壽星銀餅製作工藝粗糙，在發行時製作的銀號會在表面打上重重的戳記，流通過程中又因為成色高於市面常見的番銀（通常為90%），受到官民喜好，但在交易時需要剪邊以減重，加上民間又有鑿印驗色習慣，因此保留下來的大多是刻記密布的爛版。壽星銀幣正面都有一個壽星翁，根據顯示的鑄造時間可以分兩個大類，分別為道光和同治兩種。壽星銀餅為土法製作，圖案簡單，容易偽造，真品存世稀少，市面上贗品泛濫，乃至於錢幣鑑定家華光普認為浙江大學出版社《中國銀幣圖鑑》中圖例均為贗品。

道光版

道光年間製造的壽星銀餅正面刻有漢字篆書「道光年鑄」和「足紋銀餅」，分列壽星像左右兩側，壽星鬍鬚下面則刻有漢字篆書「庫平柒弍」（庫平七兩二分）；背面中間為供奉寶鼎，周圍按上下右左排列滿文，幣面有12個小圈和16個圓點，戳印在背面。關於滿文，有這麼幾種主流的說法，一種認為滿文意思為「台灣府鑄」；台灣學者曾澤祿認為滿文為ᡨᠠᡳ ᠸᠠᠨ ᡶᠣ ᡴᡳᠴᠠᡵᡳ（穆麟德轉寫：tai wan fo kicari），代表「台灣府庫」；耿愛德則認為為上下為「台灣」，右邊為「庫」，左邊代表「嘉義」，即銀餅的產地，按照這種理解滿文或可作ᡨᠠᡳ ᠸᠠᠨ ᡴᡠ ᡴᡳᠶᠠᠠᠠᡳ（穆麟德轉寫：tai wan ku kiyaai）。台灣鴻禧美術館藏有一種道光銀餅，正面右側並非常見的「足紋銀餅」，而是「大清國寶」，壽星下方也改為「足紋」，可能屬於樣幣，機構鑑定為真品。除了大清國寶版之外，所有的道光銀餅均有「成」或者「成記」戳記，可能系生產銀餅的銀號打上的標記，「成」的年代較「成記」早；也有人認為這種戳記應該為「訖」字。在減重的道光銀餅中，經常出現「官局」戳記。

連橫在《台灣通史》稱：「咸豐三年（1852年）林恭之變，攻圍郡治（台灣府城，即今台南市），塘報時絕，藩餉不至，而府庫存元寶數十萬兩，滯重不易行。乃為權宜之策，召匠鼓鑄，為銀三種：曰壽星，曰花藍，曰劍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庫』二字，所以別洋銀也。是為台灣自鑄之銀。」從現今的發現看，咸豐以前「道光年鑄」的壽星銀餅也不在少數，因此壽星銀餅開始製造的年份大概率是在道光年間。蔣仲川在其1939年出版的《中國金銀鎳幣圖說》中稱「道光十七年（1837年），張溫在台南州新黨郡度白口地方起事，自稱興明大元帥，鑄造此種壽星銀餅」，其後張惠信在《中國貨幣史話目錄》中再度引用了這一說法，但考察史料無論張溫人物本身，還是「新黨郡度白口地方」地名均無考；壽星銀餅發行時間較長，道光年間最大規模的起義為張丙起事，二三月內就已平息，如果只是小亂並無需要鑄造銀幣，再加上幣面道光年號和滿文，因此此說有誤。海外的記載則相對明確：1847年倫敦出版的R·蒙哥馬利·馬丁著《中國政治、商業與社會》（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提到在稍早前道光皇帝批准了一種類似西班牙銀元的新貨幣用於支付軍餉，這種貨幣在漳州和台灣發行；1848年《中國通商手冊》（Chinese Commercial Guide）第三版則提到這種貨幣是在台灣鑄造並發行且質量較差，在第五版中提到福建道庫在1838年發行該幣，至1842年質量降低，1845年版比最初質量下降了5%，可見初版在1838年。

雖然很多文獻都稱其為中國最早的自鑄銀幣，例如耿愛德《中國幣圖說考匯》、袁水清《中國貨幣史之最》等，但實際上早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西藏政府結束中尼銀錢貿易後就開始仿照尼泊爾莫哈爾製作九松西阿銀幣，新疆也發行過回文天罡銀幣，均早於壽星銀餅發行，同時期漳州府還有具體鑄造年份不詳的漳州軍餉銀餅。

同治元年版

同治元年版製造時間相較初版晚了24年，其發行本身可能體現了壽星銀餅在道光年間穩定發行，即便後來變為六錢八分在民間仍是頗具信用。由於發行時間較晚，同治元年版在形制上不僅繼承了道光版的大多數特徵，還在背面融入了同時期如意銀餅、筆寶銀餅的吉祥圖案，正面篆書改為「同治元年」「嘉義縣造」，背面則寫「足紋通行軍餉」。而在同治元年（1862年），嘉義縣城正在受到戴潮春圍攻，帶領官兵守城的則是嘉義人賴時輝，因此銀餅可能縣人於危難中趕製。同治元年版本又可以根據戳記分為兩個小版本，一部分是和道光年版本一樣的「成」，另外則是「寶記」。同治元年版存世極為稀少，馬承源1996年《文物鑑賞指南》稱迄今只有海外有2枚；曾澤祿則提到曾有3枚流落海外，現均在台灣。也有人對此版持保留意見，例如華光普在1994年《中國銀幣目錄》圖例標註「真偽可疑」。2000年前後有偽造者在拍賣市場高價售出數件贗品，後因在嘉義市民俗文物學會和《自由時報》托稱賴時輝後人遷葬所得，為賴氏族長追查並揭穿，尚未確鑿證據證明該幣鑄造與賴時輝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