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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運動

争取实现如结束某场战争（或所有战争）这样的和平理想的社会运动
關於主要反對某一場戰爭的運動，請見「反戰運動」。

和平運動是一種尋求實現結束特定類型戰爭（或是所有類型戰爭），在特定場所或特定類型的情形中將人際暴力降至最低，並常與世界和平相關聯的社會運動。和平運動中使用過的手段多種多樣：包括口頭對和平主義的擁護、非暴力抵抗、外交行動、杯葛、和平營（英語：peace camp）、良知消費、支持反戰的政府候選人、立法從政府合同中去除軍工複合體的利潤、禁槍、創立開放式政府並利用政府透明度工具監管政府、提倡直接民主、支持吹哨人揭發犯有戰爭罪者或鼓吹戰爭者、示威等。反戰組織常通過與有類似目標的人文組織及環保組織進行直接的政治協作以擴大和平運動的影響力。也有一些和平主義活動家（英語：List of peace activists）經常性地使用暴力作為他們的交流方式，而他們也廣受質疑。

德國《和平守望》報1913年11期封面

一些人認為和平運動家看似鬆散的連接實際上是因為他們有着共同的目的，這些目的最終匯聚成了一個目標——結合了一切反戰運動的全球和平運動。此觀點認為和平運動與反戰運動是密不可分的，並且這兩個運動與人文主義、環境保護主義、維根主義、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地方分權、款待、意識形態、神學和信仰緊密相連。

和平思想

關於和平到底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不同的思想理論的想法也並不一致，這導致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方式實現自己理念中的和平。一般來說，反戰運動通常追求短期目標，而和平運動提倡持續、長期的生活與行為方式。

人們通常無法分清某場運動或某場示威是總體上反對戰爭倡導和平，還是僅僅反對自己國家涉足戰爭。一些社會觀察者則認為正是如反越南戰爭運動這樣缺乏明顯區分但連續長期的運動塑造了和平主義者並代表了他們的策略。

2003年的全球反對對伊戰爭大遊行就是一場主題十分明確但短時且主題單一（英語：single-issue）的運動——儘管這場運動的參與者的意識形態各不相同，從絕對和平主義到伊斯蘭主義和反美主義皆有（見伊拉克人盾行動（英語：Human shield action to Iraq））。不過在運動途中許多短期參與者的念頭逐漸發生了變化，最終加入了更全球性的，更長期的運動。

相比之下，追求全球和平的運動則往往要求政府和他人通過結束一切戰爭及保障如呼吸、喝水、飲食、住所和醫保這樣的基本人權以保證人類安全。許多活動家希望通過立法的形式為先前被剝奪權利的團體提供平等的保護和法律上的平等機會，以達到社會正義。

和平運動的主要特徵即相信人們不應就語言、種族、自然資源、宗教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進行戰爭。和平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傾向於認為軍隊並不代表正義。

和平運動趨向於反對對人類十分危險的科技的擴散，尤其是核武器和細菌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趨向於反對七大工業國組織對不發達國家的一切武器出口，比如機槍和手榴彈。還有一些和平運動的組織，例如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擔憂人工智能、分子工程（英語：molecular engineering）、基因工程和蛋白質工程的破壞潛力可能比人類目前評估的要更高。因此，和平運動既與極端的新盧德主義及原始主義有交集，也與綠黨、綠色和平及環保運動這樣的更主流的技術批評組織有交集。

和平運動也是導致許多民主國家內綠黨建立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一些國家，和平運動對綠黨的影響力極大。

歷史

和平與對上帝的信賴

主條目：上帝治世

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和平運動是上帝治世（Pax Dei），約在公元989年舉行的沙魯會議被首次提出。類似的概念，上帝的休戰由其演變而來，於1027年首次被提出。上帝的和平最早是卡洛林王朝滅亡後對修道院日益增長的暴力行為的回應，並在之後由各地主教帶頭提倡，並在隨後的一些教會會議上得到促進，其中一些重要的會議包括989年和1028年的兩次沙魯會議、990年的納博訥會議、994年和1031年的兩次利摩日會議、1000年的普瓦捷會議和1038年的布爾日會議。上帝的休戰試圖通過限制貴族在一周中可以實施暴力的天數和時間來限制暴力。這些和平運動為現代歐洲和平運動奠定了基礎[1]。

和平教會

 
美洲殖民者與印第安人簽訂《佩恩條約（英語：Penn Treaty Park）》時的情景，這一條約從未被違反過

自16世紀開始，宗教改革產生了許多新的基督教派別，包括多個歷史悠久的和平教會（英語：Peace churches），諸如貴格會、阿米什會、門諾會及基督教友愛會（英語：Church of the Brethren）。貴格會是和平主義的傑出倡導者，他們早在1660年就摒棄了一切形式的暴力，堅持對基督教的嚴格和平主義解釋[2]。貴格會教徒在英國於18世紀的多次戰爭中始終堅持和平主義的原則，不僅不參加軍隊和民兵，甚至不繳納10英鎊的替代性罰款。

18世紀

18世紀的和平運動是18世紀末兩種思想碰撞的產物。一是紮根於啟蒙運動的世俗思想，這種思想認為和平是世界疾病的有效解藥，代表人物有讓-雅克·盧梭[3]、伊曼努爾·康德[4]及傑里米·邊沁；二是基於福音主義的思想，其在廢奴問題上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威廉·威伯福斯[5]。

和平運動的興起

儘管直到拿破崙戰爭結束前都沒有建立起正式的和平運動，但由於人們認為英國是以反動的姿態作戰，而且戰爭對國家福利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稅率的提高和傷亡率的上升——因此在戰後確實出現了一場由普世主義理想者所推動的重要和平運動。公眾向議會（英語：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簽署了16份和平請願書，掀起了反戰和反皮特的示威遊行潮。這一時期，和平主義題材的文學作品也得到了廣泛的出版和傳播[6]。

 
《和平》漫畫，出自19世紀中期和平主義的倡導者亨利·理查德（英語：Henry Richard）

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和平運動出現在1815–1816年。在美國，由神學家戴維·洛·道奇（英語：David Low Dodge）所引領的紐約和平協會（英語：New York Peace Society）和馬薩諸塞和平協會（英語：Massachusetts Peace Society）是第一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兩者很快都變成了每周定期舉行會議的正式組織，並製作了遠播到直布羅陀和馬耳他，描述了戰爭恐怖並以基督教為基礎擁護和平主義的文學作品[7]。倫敦和平協會（英語：Peace Society）（亦被稱為永久普遍和平促進會）由慈善家威廉·艾倫（英語：William Allen (Quaker)）於1816年成立，旨在促進永久和普遍和平。19世紀40年代，英國婦女建立了橄欖葉圈（Olive Leaf Circles），即每個小組由15至20名左右的婦女組成，討論和宣傳和平主義思想的運動[8]。

和平運動在19世紀中葉開始進一步產生影響。1843年，第一屆國際和平會議（英語：International Peace Congress）在伊萊休·伯里特（英語：Elihu Burritt）及亨利·理查德（英語：Henry Richard）的倡議下在倫敦召開[9]。這一會議確立了和平運動的兩個目標：在國家事務中進行和平仲裁，以及為實現這一目標建立一個國際機構。理查德（英語：Henry Richard）後於1850年任和平協會的全職秘書，在接下來的40年裡，他一直擔任這個職位，為自己贏得了「和平使徒」的美譽。克里米亞戰爭結束時，他在1856年的巴黎條約中獲得列強的承諾，支持他的仲裁，從而幫助確保了和平運動最早的一次勝利。隨後的歐洲大陸社會再次陷入動盪不安，1848年，和平運動者在布魯塞爾召開了第一屆和平大會，一年後又在巴黎召開了第二屆和平大會[10]。

在經歷了南北戰爭和克里米亞戰爭及期間軍國主義抬頭導致的經濟蕭條後，和平運動開始在歐洲各地進一步傳播，並滲透進了新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之中。1870年，蘭德爾·克里默在倫敦成立了工人和平協會（英語：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eague）。克里默與法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帕西亦是於1889年所成立的第一所為解決爭端所設立的國際仲裁機構，各國議會聯盟的建立者。隨後，在1908年7月和8月的第17屆世界和平會（英語：Universal Peace Congress）上和平運動者又建立了全國和平會議（英語：National Peace Council）。

非暴力抵抗

 
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莫罕達斯·甘地是非暴力抵抗的著名擁護者

印度的聖雄甘地是20世紀最知名的和平及非暴力運動的代言人之一。甘地主義代表了甘地所提倡的理念及原則。桑克達爾（Sankhdher）認為，甘地主義並非形而上學或政治哲學中的一個系統性的立場。相反，它是一種政治信條、一種經濟學說、一種宗教觀、一種道德戒律，以及一種人道主義的世界觀。它不是為了將知識系統化，而是為了改造社會，它的基礎是對人性善的不朽信仰[11]。甘地深受俄國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和平主義思想的影響。1908年，托爾斯泰寫下了《給一個印度人的信（英語：A Letter to a Hindu）》，托爾斯泰在信中稱，只有通過消極抵抗，將愛作為武器，印度人民才能推翻殖民統治。1909年，甘地與托爾斯泰開始在信件往來中頻繁的談及非暴力的現實和神學應用[12]。甘地認為自己是托爾斯泰的弟子，因為他們在反對國家權力和殖民主義方面意見一致：兩人都痛恨暴力，宣揚非抵抗主義。然而，他們在政治策略上有很大的不同。甘地呼籲將和平運動與政治相結合；他是一個使用非暴力抵抗的民族主義者，且願意做出妥協[13]。

甘地是第一個大規模使用非暴力原則的人[14]。非暴力（不害）和非抵抗主義（英語：nonresistance）等非暴力的概念在印度宗教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歷史，並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背景下得到了多次復興。甘地在他的自傳《我體驗真理的故事（英語：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中具體地解釋了他的哲學和生活方式。他的一些其他言論被廣泛引用，如「有許多事業可以讓我願意為它們獻身，但是沒有一個事業可以讓我為它殺人」[15]。

甘地後來意識到，這種程度的非暴力需要超過常人的信仰和勇氣，他認為大多數人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他後來建議每個人不必始終堅持非暴力，尤其是當非暴力被用作懦弱的掩護之時。他具體說：「如果只能在懦弱和暴力之間做出選擇，我建議使用暴力」[16][17]。

甘地因為批評那些試圖通過更多暴力手段實現獨立的人而受到政治上的指責。甘地回答說：「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聽從我的意見，因為我向他們展示了在沒有武器的情況下如何與英國人鬥爭[……]但現在有人告訴我，我的非暴力思想對[印度教-穆斯林]暴亂的解決沒有任何用處，因此，人們應該武裝自己進行自衛」[18]。

在二戰英國受到納粹德國的攻擊時，甘地的觀念在英國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這主要是因為他在1940年對英國人民說：「我希望你們放下手中的武器，因為這些東西對拯救你們或人類毫無用處。你們應該邀請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從你們稱之為財產的國家中拿走他們想要的東西……如果這些先生選擇占領你們的家園，你們應該主動騰出它們。如果他們不給你們自由通行權，你們應該允許自己，男人、女人和孩子被屠殺，但你們應該在這種情況下拒絕向他們效忠」[19]。

第一次世界大戰

參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對運動
 
博德曼·魯濱遜（英語：Boardman Robinson）於1916年所繪的《逃兵》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激發了歐洲各地普遍的愛國主義，但這一時期的和平團體仍然積極地譴責戰爭。這一時期的許多社會主義團體和運動秉持反軍國主義的理念，認為戰爭的本質是政府為了資本主義精英的利益而對工人階級進行的一種脅迫。

 
一位一戰時代的女性和平運動者

1915年，英國自由主義領導人成立了國際聯盟協會（英語：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希望其成為一個強制以和平手段解決任何衝突的強大國際組織。同年晚些時候，執行和平聯盟（英語：League to Enforce Peace）在美國成立，以促進類似的目標。漢密爾頓·霍爾特（英語：Hamilton Holt）於1914年9月28日在他的紐約市周刊《獨立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解除武裝的方法：一個實用的建議〉的社論。該篇社論呼籲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能使各國就爭端的仲裁達成一致，並通過保持足以擊敗任何非成員的軍事力量來保證其成員的領土完整。隨後，知名國際主義者之間的辯論修改了霍爾特的計劃，使其與前英國駐美大使詹姆斯·布萊斯子爵在英國提出的建議更加一致[20]。這些舉措和其他舉措對隨後國際聯盟的誕生起到了關鍵作用[21]。

除傳統的和平教會外，還有許多抗議戰爭的團體，其中包括婦女和平黨（英語：Woman's Peace Party）（成立於1915年，由知名改革家珍·亞當斯領導）、國際婦女爭取永久和平委員會（同樣成立於1915年）[22]、美國反軍國主義聯盟（英語：American Union Against Militarism）、和睦團契（英語：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和美國教友會[23]。珍妮特·蘭金是第一位當選為美國國會議員的女性，也是一位激進的和平主義倡導者，是唯一對美國加入兩次世界大戰都投反對票的人。

戰間期

一戰後，一戰逐漸被認為是因徒勞無益的原因而造成的巨大生命損失的不必要戰爭，公眾對軍國主義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戰間期成立了大量的反戰組織，如反戰者國際（英語：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24]、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自由聯盟（英語：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不再戰爭運動（英語：No More War Movement）及和平誓言聯盟（英語：Peace Pledge Union）。國際聯盟也在戰間期召開了幾次裁軍會議，如日內瓦海軍會議（英語：Geneva Naval Conference）。

 
法屬比利牛斯山反戰者國際（英語：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的兒童避難所中的西班牙內戰難民

1920年代的英國的和平主義與厭戰情緒十分嚴重。一系列以戰爭無用和愚蠢的老年政客屠殺青年為主題的小說和詩歌相繼出版，如理查德·阿爾丁頓的小說《英雄之死（英語：Death of a Hero）》、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所譯的《西線無戰事》及比弗利·尼克斯（英語：Beverley Nichols）的《浩劫驚魂》。1933年時，牛津大學的一場辯論以「必要時應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為題，結果鷹派辯論的失利導致反戰情緒進一步加深。1934年，迪克·謝潑德（英語：Dick Sheppard (priest)）建立了和平誓言聯盟（英語：Peace Pledge Union），這一組織以完全放棄戰爭和侵略為宗旨。集體安全的思想在這一時期亦很受歡迎，這一理念要求公眾普遍表現出反對侵略的決心，但最好是使用經濟制裁和多邊談判，而不是徹底的和平主義手段[25]。

西班牙內戰是對國際和平主義以及和平主義組織（如反戰者國際（英語：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及和睦團契（英語：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和和平主義者個人（如何塞·布羅卡（英語：José Brocca）及安帕羅·波奇（英語：Amparo Poch y Gascón））的一次重大考驗。內戰結束後不久，儘管曾自願參與共和軍，但很大程度上仍是和平主義者的西蒙娜·韋伊發表了常被稱為和平主義宣言的《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英語：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26]。為了應對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一些和平主義思想家，如理查德·巴特利特·格雷格（英語：Richard B. Gregg），設計了在法西斯入侵或占領時進行非暴力抵抗的計劃[27]。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0年4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行的和平罷工集會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反戰與和平運動陷入了低谷。即便是由共產主義者控制的美國和平動員會（英語：American Peace Mobilization）也於德國在1941年入侵蘇聯後改變了其反戰姿態。珍珠港事件之後，包括美國優先委員會在內的，美國的主要的孤立主義團體開始衰落，不過一些更小的宗教及社會主義團體仍然繼續表態反戰。伯特蘭·羅素認為擊敗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是一種必要之惡，他稱呼他的這種理念為「相對和平主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後開玩笑說英國人從戰爭中遭受的損失比他們屈服於德國的損失還要大的H·G·威爾斯在1941年敦促英國在歐洲大陸展開大規模攻勢，打擊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來源請求]。同樣，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寫道：「我厭惡所有的軍隊和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我堅信，目前這些可恨的武器提供了唯一有效的保護」[28]。

法國和平主義者安德烈·特洛克梅和瑪格達·特洛克梅（英語：André and Magda Trocmé）幫助藏匿了上百從納粹統治區逃向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猶太人[29][30]，二戰後二人被追認國際義人[29]。

納粹德國內的和平主義者在納粹執政期間遭到了嚴厲鎮壓；德國和平主義者卡爾·馮·奧西茨基[31]和挪威和平主義者奧拉夫·庫爾曼（英語：Olaf Kullmann）曾在納粹占領區非常活躍，但隨後都被關押在集中營中並因受到虐待而死亡。奧地利的農民法蘭茲·雅各史塔特在1943年因拒絕在德意志國防軍內服役而被處死[32]。

反核運動

參見：反核運動史（英語：History of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和反核運動
 
一次核試驗後形成的巨大火球

二戰後，日本亦出現了大量的和平運動。1954年，他們成立了日本反對原子彈和氫彈委員會（日語：原水爆禁止日本協議会）（Japanese Council Against Atomic and Hydrogen Bombs、原水爆禁止日本協議会）。日本強烈反對任何太平洋地區的核武器試驗，並曾發起相關請願簽名，據稱「估計收集到3500萬個要求禁止核武器的簽名」[33]。

在英國，核裁軍運動於1958年2月17日在衛理公會中央禮堂舉行了首次公開會議，有5000人參加。會議後有幾百人到唐寧街示威[34][35]。

核裁軍運動要求英國無條件地放棄使用、生產或依賴核武器，並促成一項全面裁軍公約，同時要求英國禁制任何飛機攜帶核武器，停止核試驗，不建立導彈基地，不向任何其他國家提供核武器。

第一次奧爾德瑪斯頓遊行（英語：Aldermaston Marches）由核裁軍運動於1958年復活節期間組織進行，當時有幾千人從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耗時四天遊行至英國伯克郡奧爾德瑪斯頓（英語：Aldermaston）附近的原子武器研究機構（英語：Atomic Weapons Establishment），以表明他們反對核武器的決心[36][37]。奧爾德馬斯頓遊行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間有數萬人參加了每年為期四天的遊行[33]。核裁軍運動的成立利用了第一顆氫彈研製成功後民眾對核武器的普遍恐懼和反對，並一度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參與每年復活節的奧爾德馬斯頓遊行。

 
1980年牛津的反核武器遊行

民眾對核武器的反對使工黨在1960年的議會會議上通過了一項關於單方面核裁軍的決議，但該決議在第二年被推翻，並再沒有出現以後的議程上。這一經歷使許多曾對工黨寄予希望的反核抗議者對工黨失去了信心。隨後，英國和平運動中出現了一股強烈的反議會潮流，有人認為，在1960年代，英國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具有一樣的影響力。

核裁軍運動成立兩年後，其主席伯特蘭·羅素宣布辭職並成立了百人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倫敦市中心和英國各地的核基地以靜坐示威的形式進行非暴力反抗。羅素稱，之所以需要這些活動，是因為新聞界對核裁軍運動逐漸變得冷漠，大規模的直接行動可以迫使政府改變其政策[38]。一百名當時的知名人士，其中許多是藝術界人士，簽名參與了百人委員會。示威者的人數對這一戰略至關重要，但警察的暴力、對示威者的逮捕和監禁以及因陰謀而先發制人的逮捕，使這一策略的支持率迅速下降。雖然有幾位知名人士積極地參與靜坐示威（包括羅素，他在89歲時被監禁的消息被廣泛報道），但100名簽名者中的許多人並不活躍[39]。

 
婦女爭取和平組織在古巴導彈危機時組織的示威

由於百人委員會沒有等級結構，也沒有正式成員，許多地方團體紛紛開始自稱百人委員會（英語：Committee of 100 (United Kingdom)）。這有助於宣傳非暴力反抗，但也造成了政策上的混亂，隨着這一運動十幾年的發展，許多自稱百人委員會的團體參與了與不少戰爭或和平沒有直接關係的社會問題的行動。

1961年的美國正處於冷戰的關鍵點之一，同年，約50000名婦女在婦女爭取和平（英語：Women Strike for Peace）的號召下在美國60個城市進行反對核武器的遊行。這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美國全國婦女和平抗議（英語：peace march）活動[40][41]。

1958年，萊納斯·鮑林和他的妻子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由11000多名科學家簽署的請願書，要求停止核武器試驗。露易絲·麗絲（英語：Louise Reiss）博士領導的「幼兒牙齒調查（英語：Baby Tooth Survey）」在1961年確鑿地表明，地面核試驗以放射性落下灰的形式對公眾健康造成了巨大的風險，這些放射性落下灰主要通過人類攝入曾吃下帶有其的草的乳牛所產的奶進入人體[42][43][44]。公眾壓力和研究結果隨後導致了地面核武器試驗的暫停，隨後約翰·肯尼迪、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哈羅德·麥美倫於1963年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45]。在該條約生效的當天，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授予鮑林諾貝爾和平獎，並稱「萊納斯·卡爾·鮑林，自1946年以來，他一直不停地開展運動，不僅反對核武器試驗，不僅反對這些武器的擴散，不僅反對使用這些武器，而且反對將戰爭作為解決國際衝突的手段」[46][47]。

 
1981年，阿姆斯特丹的民眾抗議在歐洲部署潘興Ⅱ導彈

1982年6月12日，超過一百萬人在紐約中央公園聚集示威，反對核武器並要求結束冷戰的軍備競賽。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核示威和最大規模的政治示威[48][49]。1983年6月20日，國際核裁軍日抗議活動在全美各地50個地點舉行[50][51]。1986年，要求全球核裁軍和平大進軍（英語：Great Peace March for Global Nuclear Disarmament）的數百名美國人自洛杉磯長途徒步遊行至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要求核裁軍[52]。1980年代至1990年代間，內華達州沙漠體驗（英語：Nevada Desert Experience）組織在內華達試驗場周圍組織了數次抗議和和平營[53][54]。

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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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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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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