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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批評

描述

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批評是針對由官方宣揚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官方思想的政黨統治的一黨制國家（人稱「共產主義國家」）的行為的批評。現今依然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 越南、 寮國、 古巴、 北韓。

背景

和自由民主制與傳統獨裁政治（如沙皇專制）不同的是，共產黨的統治，特別是二戰結束後四十多年作為世界兩大超級大國之一的蘇聯，以及世界上人口次多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了現代政治制度中重要且獨特的類型。[1]對這類制度的批評關係到了各國國內的發展及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包括了冷戰和東方集團的崩潰以及之後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

共產黨在俄國奪取並鞏固權力後，立即遭到了來自國內外的指責。在美國最初的紅色恐慌中，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者對俄國的接管被看作是對自由市場、信仰自由和自由民主制的威脅。與此同時，在蘇聯共產黨的指導下，只有一個政黨在蘇聯憲法中合法存在，國家機構緊密圍繞在黨的周圍。1920年代末，約瑟夫·史達林通過計劃經濟體系和五年計劃加強了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管控。

從俄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政治只傳播到一個國家，不久蘇聯建立，1924年，共產主義政治傳播到臨近西伯利亞邊界、傳統上受俄國影響的蒙古。然而，在許多歐美地區，對蘇維埃體制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的批評在反共主義中持續不斷。二戰後，共產主義制度在東歐的傳播正處於冷戰初期。在西方，對共產黨統治的批評指出蘇維埃在東歐強行向民眾輸出史達林式的信仰。隨後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從中國革命到20世紀後期，共產主義制度傳播到東亞和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區，新的共產主義政權成為廣泛的本地區和國際性批判對象。

西方往往把對蘇聯和第三世界共產主義政權的批評與極權主義下的審查聯繫起來，指出共產黨不是依靠民意而是依靠秘密警察維繫其統治，通過國家控制公眾傳媒實行政治宣傳，壓制自由議論和批評，大規模監控，以及國家恐怖主義。這些極權政治的研究影響了西方對共產主義和蘇維埃的歷史認識，特別是理查德·派普斯和羅伯特·康奎斯特對史達林主義、大清洗、古拉格、1932年蘇聯大饑荒的研究。

西方對共產主義的批評還為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的批評奠定基礎，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爾頓·佛利民提出蘇維埃式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有和計劃經濟特性是造成經濟蕭條和短缺經濟的原因，若給個人提供少量獎勵可提高生產力並增進企業家精神。

共產黨的領導也受到來自國內異見人士的挑戰。在東歐，異見人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和瓦茨拉夫·哈維爾的行動贏得國際聲譽，同樣，希望破滅的前共產黨員如密洛凡·德熱拉斯批判「新階級」或「職官名錄制度」體系已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形成。

《共產主義：承諾與實踐（Communism: Promise and Practice）》（1973年）詳細寫出蘇維埃官方宣揚的政策平等和經濟公平之間的聳人聽聞的差距以及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新階級出現的事實，這一階層依靠其餘人群的付出而壯大；參見職官名錄制度。

批評的範圍

針對共產主義統治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多個話題，比如他們所統治國家的經濟發展、人權、外交政策、科學發展和環境惡化。

政治上的批判作為一個話題出現在許多影響很深的批評共產主義統治的著作中，羅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英語：The Great Terror）》中對史達林的大清洗和《The Harvest of Sorrow》中對1932年蘇聯大饑荒的論述，理查德·派普斯對俄國內戰期間的「紅色恐怖」的研究，魯道夫·拉梅爾的「democide」的論點，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揭露的史達林的強制勞改營，以及斯特凡·庫爾圖瓦對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刑罰、強制勞改營和大規模饑荒作為一個類型的研究，尤其關注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

蘇維埃式的中央計劃和國有經濟已經成為了批評共產黨統治的另一個話題。研究這一話題的經濟學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爾頓·佛利民指出基於共產主義者統治的經濟體制導致了經濟蕭條。其他批評共產黨統治的話題包括「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環境惡化和自由的文化表達的壓制。

反共主義者對共產主義下的政治迫害和經濟發展的批評是多種多樣的。一方面，共產黨統治的支持者反駁稱對政治迫害的估計被反共主義者誇大了，這種迫害是不幸的，但是維持社會穩定所必須的，而且共產黨的統治也給予了自由民主制下沒有的一些人權。他們進一步聲稱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取得了很大的經濟建設成果而不是與此相反的結果，或是那些共產黨領導人強制實行嚴厲的措施以使他們的國家在冷戰中抵禦西方。另一方面，一些非共產主義的史學專家認為各種對共產主義統治的攻擊應該有更堅實的立足點，而不是否認他們的真實存在或者對自己在共產黨統治中的行為作辯解。

政治迫害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大規模政治迫害，現在有很多已經成為了歷史學家和積進分子們從不同角度研究歷史的題材。許多這樣的研究人員是曾經對前東歐的執政黨抱有幻想卻破滅共產主義者。比如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德米特里·福爾克古諾夫。類似的還有來自中國的張戎，她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作者之一。她在年輕時還當過紅衛兵。其他幻想破滅的西方前共產黨員，包括《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幾位作者。另一位前共產黨員羅伯特·康奎斯特，在他出版有影響力的《大恐怖（英語：The Great Terror）》之後成為在蘇聯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此書最初沒有得到西方左傾的知識分子的接受。隨着冷戰的結束，關於這個主題的研究很多集中在了原先共產黨統治時的國家機密檔案。

政治壓迫的程度在各國經歷了共產黨統治不同的國家和歷史時期之間差別很大。程度最嚴格的審查是在史達林統治蘇聯時期（1927年至1953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間毛澤東對中國的統治，以及金氏家族統治下的朝鮮（1948年至今）。[2]在史達林的統治下，蘇聯的政治迫害包括大清洗的受害者和被國家機關視為「富農」而處決的農民；實施強制勞教的古拉格制度；驅逐少數民族；以及蘇聯的在1932年的大饑荒（1932年至1934年）。此外《共產主義黑皮書》 還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大躍進、柬埔寨紅色高棉的血腥屠殺。

雖然在蘇聯的政治鎮壓在史達林的統治時期往往比其它任何時期要嚴重，但作家如理查德·派普斯、奧蘭多·費吉斯的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如《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俄國弗拉基米爾·列寧發動十月革命顛覆臨時政府後的恐怖統治中，俄國內戰期間的紅軍和契卡在全國各地處決了幾十萬所謂的「階級敵人」、推行勞改制度和內戰期間的強制徵用食物的糧食配給制度（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直接導致了三萬至十幾萬的死亡。[3]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則批評恐怖政治對兒童的迫害。他強調，內戰時期，前帝國（俄羅斯帝國）官員和農民的孩子經常會被作為人質。二戰期間向敵方投降的士兵，其子女往往遭到非人道的迫害。雅科夫列夫指出，有些孩子與其父母被送入古拉格，其結果可想而知。據統計，在1954年有十六歲以下被「專門安置」的孩子竟有 884057 人之多。其他的則被秘密警察帶走進行再教育，他們往往甚至失去他們的名字，囚禁在孤兒院中，還被認為是危險的種子。[4]

關於民間舉報人的廣泛網絡的闡釋，包括了一些志願者，或者被強行招募的。這些網絡被用來收集持不同政見者的情報。[5]在蘇聯很多著名案件中，批評者被列為精神病患者（或者指控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英語：Sluggish schizophrenia）），並在精神病院關押了許多被政治迫害的人及持不同政見者。[6]工人們也被禁止成立獨立的工會。[7]

許多觀點強調政治迫害和共產主義的統治注重用武力鎮壓內部反抗之間的關係，如俄國內戰中的坦波夫起義和喀琅施塔得起義，以及中國的六四事件。

前共產主義持不同意見者密洛凡·德熱拉斯，還有其他人，關注政治迫害和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出現、並利用其他人群的黨內官僚中擁有權勢的「新階級」的崛起之間的關係。（參見職官名錄制度）

批評者聲稱共產主義者帶來了很低的生活水平並造成了大量對人權的侵犯，包括由政府直接或間接造成的上百萬人的死亡。對這類死亡人數的估計，特別是在出現這類事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不論是來源還是方式都非常巨大，在全世界有3000萬到1.45億不等。批評者指出蘇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導致了該國的解體，中國也轉向市場主導化的經濟改革。[來源請求]

其他闡釋

冷戰期間，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和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雙方意識形態的爭鬥中都宣稱自己是「自由」的衛士，並指責對方「壓迫」。西方冷戰時期共產主義統治的批評家強調共產主義的統治剝奪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蘇聯冷戰批評家回應爭論時堅稱資本主義下的公民自由僅存在於統治階層，而且他們聲稱對於和他們無關的下層階級缺乏經濟能力以使他們實現任何有意義的方式。

一些非共產主義的人士則認為對共產黨統治政治鎮壓的反共敘述應該用更堅實的情境來表達。研究社會革命和蘇聯發展的學術專家強調共產主義政權和被他們推翻的舊政權之間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延續性，[8]從這個觀點來看，因為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打擊白軍的反撲和外國軍隊的介入，他們通過肅清沙皇的秘密警察並用新的政治警察取代它來維護自己的政權的生存，但這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新政權延續了在舊制度下的那一種制度審查的做法；事實上，共產黨本身就經常被這個以前的審查制度視為目標。

這些延續性沒有被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所意識到。在布爾什維克對內戰期間的戰爭策略的評論中，革命領導人宣稱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武裝同以前的統治階級作鬥爭，以阻止他們反革命。幾年後，共產主義領導者辯解稱限制和壓制異見人士是抵制外部顛覆的手段。冷戰時期，當時的共產主義領導者聲稱他們的國家受到宣傳活動的威脅和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情報機構的滲透。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並不看重國際影響對國內政治發展的作用。[9]然而，國際關係學者沒有考慮國際力量的唯一性，乃至特定條件下的國內政治發展的重要性或者決定因素。

一些西方的學院指出反共小說誇大了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在政治上的壓制和審查的範圍。例如艾伯特·席曼斯基（Albert Szymanski）比較了斯大林死後的蘇聯對反共主義持不同意見者的處理和麥卡錫主義時期的美國對持不同意見者的處理，聲稱「在全球，蘇聯在1955至1980年間這段時期壓制的程度大約和麥卡錫主義時期（1947-56）的美國是同一等級。」[10]

思想統一

共產主義在俄國所遺留下來的影響之一，便是使民眾喪失了獨立自主的精神。因為在蘇聯那種政治體制下，一切公務都必須按照上面發布的命令來辦理，自作主張就是犯罪，於是人們就喪失了當機立斷的能力，事無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來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陣短暫的要求實行民主的熱情迸發出來以後，又故態復萌，渴望有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領導。這個國家已經欲振乏力，難以決定自己的命運。然而，共產主義給俄國所造成的傷害還遠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長期受共產黨治理的國家也都和俄國相似。在這些國家裡，共產主義也使人們喪失了職業道德，喪失了對社會的公德心。[11]

個人崇拜

反共主義和共產主義者都批評過許多共產主義統治者的個人崇拜，特別是對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齊奧塞斯庫、霍查、菲德爾·卡斯楚、胡志明和金日成。就朝鮮而言，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與其自身的領導能力相聯繫，於1994年延續到其子金正日並於2011年延續到其孫金正恩。古巴共產黨也被指責刻意表現領導人的內在的能力，隨着勞爾·卡斯楚於2006年中期在他的兄長生病後接掌權力。[12]

逆向淘汰

共產主義國家為了要做到舉國一致，輿論一律，它們用高壓手段把那些不隨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剝奪其發言權。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聰明能幹、有遠見卓識的。於是就產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無能、唯唯諾諾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遠見卓識、忠心耿耿、大公無私的人，倒反而無法存身。就是這樣，共產主義國家喪失了最優秀的人才，只能相應地貧弱下去。[11]

集體經濟

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處處失敗，在農業方面，其所造成的後果最為慘重。幾乎所有那些受共產黨人統治的國家，都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集體化，這就一定要打亂世代相傳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嚴重的饑荒。蘇聯，中國，柬埔寨，衣索比亞，朝鮮，都曾發生過這樣的大饑荒。在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這種人為的饑饉。在共產黨人統治下的北朝鮮，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還有一大部分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而罹致體質上的殘疾。在朝鮮，僅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估計就有二百萬人死於飢餓。朝鮮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韓國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朝鮮男性的平均壽齡是48.9歲，韓國男性的平均壽齡是70.4歲。朝鮮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 $ 900，而韓國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13,700。[11]

廢除財產私有制，必不可免地會使人們喪失自由，喪失其法律的依據。把生產資源收歸國有，遠不是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樣，說是可以把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正相反，它把人們變成統治者的奴隸。而且，由於物資經常短缺，人們就變得愈來愈重視物質了。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勵：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誰若是完成了生產指標，結果他的生產指標就會立即加碼。[11]

政治體制軍事化

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以及那些模仿蘇聯體制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把政治體制軍事化了，使之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這一套政權結構，能調動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禦直接威脅其統治的暴力挑釁並向外擴張其勢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對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決問題的挑戰時，就顯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軟弱無力了。那個預期中的世界革命並沒有發生，於是蘇聯的那一套政治體制就僵化了。確實，它是僵化了，當其遭到內部困難的威脅時，諸如民眾的冷漠，消極怠工等等，它都無能為力。民眾的冷漠和消極怠工，致使經濟不斷下降，而軍事力量亦隨之低落。這些困難，只有政府放鬆其管制才能得以解決。[11]

暴力機構

列寧給 「無產階級專政」 所下的定義。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11]

第一，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為了強迫達成這種平等，又必須建立起一套享有種種特權的暴力機構，這就使平等之旨蕩然無存。第二，無論何時何地，那種忠於本族、忠於本土的情誼，當其與階級屬性發生衝突時，總是會戰而勝之的。那種忠於本族、忠於本土的情誼，會把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混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容易和「法西斯主義」打成一片的緣故。[11]

官僚體制

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官僚機構總是飛速增長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國家把包括經濟在內的國民生活各部門都拿了過來，它需要有一套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管理這些事。共產主義國家中衍生出來的那一套官僚機構，也造成經濟上的種種失敗。這些失敗，或者是促使共產主義國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們不得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一切內容，只保留一個共產主義的空名。把那些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就是要把那些生產資料的管理權交到那些官僚手裡去。而那些官僚，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什麼物質刺激足以使他們能有效地去經營那些生產資料。於是，必不可免的結果就是生產不斷下降。再者，那種集中管理所帶來的墨守成規的刻板性，使共產主義經濟很難受到技術革新之賜。這就說明為什麼蘇聯雖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卻錯過了某些當代最重要的科技發明所帶來的變革。[11]

共產主義國家曾不時採取一些措施，想來消除官僚體制對國家和社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列寧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辦法，而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清洗就演變為大規模的屠殺。毛澤東則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想以此來摧毀那盤根錯節的黨領導幹部的特權。這些措施，沒有一項是成功的。到最後，還是那些高級幹部勝利了，因為缺了他們，政府就寸步難行，什麼事也辦不成了。[11]

出遊自由

 
柏林牆於1961年建成以阻止從東柏林到西柏林的移民。在建設的最後階段，柵欄與混凝土牆之間的「死亡地帶」讓衛兵清晰地射擊從東柏林逃跑的人。

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許多反共人士聲稱共產主義政權傾向於嚴厲限制出入境自由。他們分析這些約束是為了阻止大規模移民，那會造成對他們統治的不滿的廣泛傳播。

二戰後，在1950至1961年間，有2.75萬東德人陸陸續續移民到西德。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時，匈牙利與奧地利之間的邊境短暫開放，有大約200,000匈牙利人移居民奧地利。從1948至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的移民受到壓制之前，有成千上萬的北朝鮮人移民到了南韓。在1950年代至改革開放前，大量人員逃亡至英屬香港（即「逃港」），以躲避中國大陸的貧窮、饑荒、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其中尤以廣東省邊境地區最為誇張。[13]1962年，中國大陸曾短暫開放香港邊境，饑荒難民得以前往香港避難。

在古巴，50,000古巴中產階級在古巴革命和古巴-美國關係中斷以後於1959和1961年間離開。隨後是古巴政府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一段時間鎮壓措施，古巴允許不願意的公民集體出境，這項政策導致了1980年的馬列爾事件。在1990年代，被稱作Special Period的經濟危機與美國加緊禁運（英語：United States embargo against Cuba）相結合導致藉助救生筏（木筏、輪胎、臨時船隻）離開該島的激烈的嘗試。[14]許多古巴人仍在試圖移民到美國。根據一些估計，總共超過1百萬人離開古巴，約占人口的10%。[14]在1971到1998年之間，547,000名古巴人移民到美國，同時還有700,000名多米尼加人，335,000名海地人和485,000名牙買加人。[15]自1966年起，移民到美國被只適用於古巴人的美國法律1966年古巴調整法案控制。一項裁定允許任何古巴國民不論以何種方式進入美國，只要進入美國一年就可以申請一張綠卡。[16]哈瓦那在很長時間內反駁稱這項政策鼓勵了非法出境，有意忽略並輕視了對難民的威脅生命的困難。[17]

越戰中北部共產主義者獲勝以後，2百多萬人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期間從越南南部逃往其他國家（參見越南船民）。還有一大批難民來自柬埔寨和老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時期晚期最為封閉，此時合法出入境都十分困難。在1958年-1978年這20年間，上海市僅僅頒發5000本護照，而在1968年，更只頒發了5本護照。[18]

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對移民的限制廣為流傳。在西方，柏林牆的出現被視為這種限制的象徵。在柏林牆存在的時候，6000人在試圖從東德非法移民時遭遇不測並為此被投入監獄；大約5000人逃往西柏林時失敗；還有239人試圖翻牆時被槍斃。[19]朝鮮目前嚴格限制移民。

阿爾巴尼亞和朝鮮或許實施了最嚴厲的移民限制。在其他共產主義政權下，合法移民總是可以的，即便試圖移民往往很難實現以至於會為了移民冒着生命的危險。這些國家中的一部分1960年代前期大幅放寬移民的法律限制。數萬蘇聯公民在1970年代享受合法移民的權利。[20]


其他闡釋

在1980年代冷戰再度緊張的時期，美國社會學家艾伯特·席曼斯基指出在蘇聯人權領域的水平，諸如移民、公民自由、公民權利和經濟權利，以及對女性和少數民族的待遇並沒有像西方對冷戰的說明所宣揚的那麼差。席曼斯基挑戰了強調共產主義統治和國家移民的高水平之間的關係的解釋，提出了解釋人類遷徙模式的其他因素。席曼斯基指出在許多社會所實行的移民限制已經在19世紀晚期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形成。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限制公民到他們自己殖民地的旅行。[21]許多德意志邦國在18世紀前期只許移民到東部的斯拉夫人地區，而且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禁止彼此間的移民。奧地利邦國在1850年代前不允許平民遷移到帝國邊境之外。雖然許多歐洲國家在20世紀初期主要由於他們的人口劇增放鬆或者完全解除了移民限制，但仍有一些限制。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沙俄就要求他們的公民申請官方的移民許可直至一戰。戰爭期間，所有歐洲國家再次實施嚴格的移民限制，不管是臨時的還是永久的。[22]然而，在冷戰時期，許多美國人認為這些對移民的限制侵犯人權，並且美國沒有實行這類的限制。

席曼斯基得出結論稱共產主義政權對移民強加的限制比在過去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限制更為激烈。比如，在波蘭，共產主義政權曾維持着舊政權統治下的自1936年來相同的移民法律。[23]不過，東德、古巴、越南和朝鮮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加強了對移民的控制。他們官方的解釋宣稱他們的社會為了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需要儘可能多的勞動力。[24]第三世界的共產主義領導人不否認西方國家達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但他們指出他們正在追趕的進程中；這種說法在西方一直受到懷疑，特別是在像朝鮮那樣沒有採取市場改革的國家。

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

帝國主義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強調以武力反抗帝國主義。弗拉基米爾·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並且在1917年，發布了對俄國少數民族無條件自決和分離的權利的空的聲明。之後，在冷戰期間，共產主義國家通過給予軍事支援和在某些情況下直接支持共產主義運動以進行控制（尤其是在亞洲和非洲）行帝國主義之實。

西方批評家指責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也在施行帝國主義，同樣共產主義者譴責西方帝國主義的虛偽。過去對莫斯科的攻擊和恢復國家的控制是在沙俄帝國統治下，但俄國內戰後迅速獨立的國家（包括亞美尼亞、喬治亞和亞塞拜然）被指為蘇維埃帝國主義的翻版。[25]同樣，史達林在二戰中強行將波羅的海國家置於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也被指為蘇維埃帝國主義。西方批評家指責史達林二戰後在東歐建立衛星國。西方批評家還指責蘇軍參與1956年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和阿富汗戰爭以入侵壓制人民起義。毛主義者批評蘇聯在表面上維護社會主義的同時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強權（社會帝國主義）。中國對清朝疆界的領土的集中控制的再主張，特別是在西藏，被一些人指責為帝國主義。

二戰

據理查德·派普斯的研究，蘇聯對二戰爆發也負有一定責任。派普斯認為阿道夫·希特勒和貝尼托·墨索里尼都以蘇聯作為實現他們的政治體制的範本，而且希特勒私下認為史達林是個「天才」。派普斯的研究認為，史達林私下希望另一場世界大戰能削弱他的外國敵人並讓他在國際上實現蘇聯的權威。在希特勒奪權之前，史達林就允許測試並生產被凡爾賽條約禁止的德國武器，以在蘇聯境內裝備。史達林還被指在希特勒於1933年掌權之前削弱德國納粹的反對黨。比如，在德國1932年選舉期間，他禁止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主義者建立聯繫。這些政黨獲得了比希特勒和後來被猜測組織他成為總理的人更多的選票。[26]

支持恐怖主義

一些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被指直接支持恐怖主義組織，如人陣、紅軍派和日本赤軍。[27]朝鮮也主動發起恐怖主義行動，如大韓航空858號班機空難。

強迫勞動和驅逐

許多共產主義國家還通過強制勞動作為一定時期的法律懲處的方式，而且，對這些政策的批評還指出這些人被判進諸如古拉格那樣的強制勞動營許多都是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因為犯罪。一些古拉格營地設在諸如西伯利亞等地的十分惡劣的環境下，造成了大量犯人在刑滿釋放前死亡。古拉格於1960年被官方撤銷，儘管它們事實上仍然運營一段時間。

有許多死亡還是因為把整個族群驅逐引起的。許多二戰的戰俘沒有在戰後被釋放而是死於古拉格。許多德國平民死於蘇軍暴行（參見東普魯士撤退）和對德國因為戰爭失去的領土的種族清洗（參見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對德意志人的驅逐）。

生命威脅

主條目：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

一些學者如斯特凡·庫爾圖瓦、斯蒂芬·羅斯非爾德（英語：Steven Rosefielde）（在《Red Holocaust》）、Banjamin Valentino[28]和魯道夫·拉梅爾指出，共產主義政權造成了成千上萬人的死亡。這些死者大多集中受難於史達林和毛澤東統治的時期。所以，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這些特殊時期也受到了《共產主義黑皮書》的關注，即使其他共產黨的統治也發生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尤其是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這在歷史上造成了比其他地區更多的人口死亡。[來源請求]

對這些地方人口死亡數量的估算有兩大類：

  1. 受各種死刑的判決而被處決的人，或者死在監獄中的人。
  2. 沒有直接因為制度原因而死（沒在上述問題中被處決或死在監獄中），但死於共產黨統治政策的間接因素。庫爾圖瓦和其他學者指出多數共產主義的受難者屬於這一類，他們常常受到相當大的爭議。（如死於農業合作化而導致的饑荒和營養不良、在政治運動中被私下迫害至死或自殺、作戰時的死傷等）

在多數共產主義國家，死刑是律處罰形式中最常用的，僅有少數例外（比如，蘇聯在1947至1950年間正式廢除死刑，儘管這並沒有遏制處決和滅絕種族的行為）。[29]批評家指出許多共產主義當局下已被判刑的囚犯並沒有犯罪，但是持不同政見。史達林在1930年代末的大清洗（約在1936-38年間）提供了對這一假設最為突出的例證。[30]

考慮到這些死亡不是直接因為政權或政黨的權威所致，《共產主義黑皮書》指出把飢餓和戰爭作為間接造成問題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的統治應為此負責。1932-34年的蘇聯大饑荒和大躍進饑荒在這些人的觀點中，常常描繪成人為的饑荒。這兩大事件據庫爾圖瓦的估計分別造成大部分共產主義受難者的死亡。庫爾圖瓦還責備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在衣索比亞的統治通過給人施加不合情理的政治和經濟負擔加重了1984-1985年的饑荒。

估計

《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魯道夫·拉梅爾、諾曼·戴維斯和其他人試圖負責任的估計一些國家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特定時期死亡的人口總數，或者在所有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這個問題因為缺少堅實的數據和其中固有的有偏見的估計而複雜化。

1939年死於約瑟夫·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的人數被G. Ponton估計有350到800萬，[31]V. V. Tsaplin估計有660萬，[32]而且Alec Nove估計有100到110萬.[33]約瑟夫·史達林逝世的1953年死於他統治下的人數被斯蒂芬·羅斯非爾德估計有1300到2000萬，[34]《共產主義黑皮書》估計有2000萬，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估計有2000到2500萬，[35]魯道夫·拉梅爾估計有4300萬，[36]而諾曼·戴維斯估計有5000萬。[37]

Wang Weizhi估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統治下造成了1950萬人的死亡，[38]John Heidenrich估計有2700萬，[39]Kurt Glaser和Stephan Possony估計在3800到6700萬之間，[40]Robert L. Walker估計在3200到5900萬之間，[41]斯蒂芬·羅斯非爾德估計在5000萬以上，[34]《共產主義黑皮書》估計在6500萬，《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估計超過7000萬，而魯道夫·拉梅爾估計有7700萬。[42]

《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還估計在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統治之下有930萬人被害：200萬在朝鮮、200萬在柬埔寨、170萬在非洲、150萬在阿富汗、100萬在越南、100萬在東歐，還有150,000在拉美。魯道夫·拉梅爾估計有170萬人被越南政府殺害，160萬在朝鮮（不包括1990年代的饑荒），200萬在柬埔寨，另有250萬在波蘭和南斯拉夫。[43]Valentino估計有100到200萬人在柬埔寨被殺，50,000到100,000人在保加利亞，80,000到100,000在羅馬尼亞，60,000到300,000在東德，400,000到1,500,000在朝鮮，還有80,000到200,000在北越和南越。[44]

在作者Wiezhi、Heidenrich、Glaser、Possony、Ponton、Tsaplin和Nove中，史達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被估算總共造成2300萬到1.09億人的死亡。

《共產主義黑皮書》稱大約9400萬人死於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統治下，同時拉梅爾相信約有1.447億人死在六大共產主義政權下。Benjamin Valentino宣稱2100萬到7000萬人的死亡歸咎於蘇聯的共產主義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民主柬埔寨則另計其數。[28]

Jasper Becker，《Hungry Ghosts》的作者，宣稱如果把中國、蘇聯、柬埔寨、朝鮮、衣索比亞、和莫桑比克的共產主義統治造成的饑荒的死亡人數加在一起，人數能達到9000萬。[45]

這些數據是由知名的學術研究取得的三個共產主義犧牲者人數的最高的估計。然而，包括由Wiezhi、Heidenrich、Glasser、Possony、Ponton、Tsaplin和Nove研究的總數並沒有算進史達林和毛澤東統治的其他時期的數據，那些時期也可能存在類似的情況，要是包含了其他共產主義政權，總數會更高。

2006年1月25日，一份決議譴責共產主義政權的罪行，歐洲委員會引用了《共產主義黑皮書》作者的9400萬人死亡的總數。

對共產主義政權的犧牲者估計的人數的差異有如下解釋：

  • 首先，所有這些人數是從未完成的數據中估算出來的。研究者經常要推理分析可靠的信息以完成他們所計的總數。
  • 其次，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一個政權殺害人的意義是不同的。根據上文，絕大多數共產政權犧牲者不是直接被政府處決，但間接死於國家政策的後果。共產主義政權是否應該為這些人的死亡承擔責任，以及如果為之負責，該達到怎樣的程度的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較低的估計可能僅僅計算了被處死及死於勞改營的人數以作為共產主義政權殺害性命的實例，同時較高的估計可能是基於所有對共產主義政權對造成饑荒和戰爭的責任的爭議。
  • 一些作者對史達林和毛澤東的統治作了特殊的區別，二人都被認為對造成重度反人類罪的最為廣泛的模式擔負責任，但沒包括在他們統治之後喪生的人數的統計。
  • 另一個原因是寫作時所參考的可靠來源。很多近期的研究者接觸了許多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統治時期的官方檔案。然而，在俄羅斯很多史達林逝世後的時期的政府檔案仍被封存。[46]
  • 最後，這是一個充滿高度政治性的領域，幾乎所有研究者在某些時候被指責有後共產主義或者反共主義的偏見。

經濟政策

共產黨統治的支持者和批評者都對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和非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做了比較，意圖表明自己的經濟體制確實勝過其他國家。所有這些比較都容易受到挑戰，在相關國家的可比性和用於比較的數據上面。沒有兩個國家是一樣的，這使得後來對經濟發展的比較變得困難；西歐在冷戰前就比東歐更發達且工業化；二戰對一些國家經濟的破壞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東德有大量的工業設施被拆除並運到蘇聯以用於戰後重建。

蘇維埃式計劃經濟的擁護者宣稱這一體系確實產生了巨大的成就，包括蘇聯的快速工業化，尤其是在1930年代期間。蘇維埃式計劃經濟的批評者回應稱新的研究顯示蘇聯的統計有一部分是偽造的，特別是顯示斯大林時期增長率特別高的數據。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增長給人印象深刻，一些估計比1930年代的還高，但後來下跌並且根據一些估計在1980年代末為負值。[47]在集體化之前，俄國曾經是「歐洲糧倉」。後來，蘇聯淪為糧食的純進口國，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以供養本國人口。[48]

在蘇聯，有一種名爲小白樺商店的商店，這種商店只允許上層人物進入，而不對普通民眾開放。而其內部的商品不僅質量高，而且價格低廉。這種商店受到了人們的批評。[49]

中國和越南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實施市場改革後得到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參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增長率的提高伴隨着進一步的貧困。[50]

共產主義國家在面對因冷戰分裂的國家的時候沒有作順當地對照：朝鮮和韓國，以及西德與東德。東德生產率相對於西德生產率約有1936年的90%及1954年的60-65%。而相對於西歐，東德的生產率在1950年下降了67%直至1990年統一時的50%。所有東歐國家的國民經濟的生產率遠低於西歐的平均水平。[51]

不過，一些共產主義統治下具有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一向保持着比擁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西方工業國家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1928年到1985年，蘇聯經濟以10的速率增長，而且人均GNP增長了五倍多。起初蘇聯經濟有美國經濟的大約25%。到了1955年，上升到40%。到1965年達到當時美國經濟的50%，並且在1977超過了60%的關口。冷戰前期，多數經濟學者對蘇聯經濟趕超美國的問題上詢問的是「何時」而不是「如果」。從1970年代起，直到1980年代，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增長率放緩。[52]這一低迷的原因仍然是經濟學家當中爭論的問題，但是一種假說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達到了他們所追求的粗放式增長（英語：extensive growth）模式的極限，並且這種低迷至少一部分是拒絕或者不能向集約發展轉變造成的。進一步來說，這可以論證像俄國等國家的經濟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處在工業化之前，高經濟增長率則歸結於工業化。同樣，經濟增長的結構可以跟任何經濟體制產生的贏家和輸家聯繫起來，反共主義者指出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高增長率可以跟特別強烈的苦難甚至大量農業人口的飢餓聯繫起來。

1928－1985年蘇聯國家預算收入（GNP）的增長（來源：[53]）
Khanin Bergeson/CIA TsSu
1928–1980 3.3 4.3 8.8
1928–1941 2.9 5.8 13.9
1950年代 6.9 6.0 10.1
1960年代 4.2 5.2 7.1
1970年代 2.0 3.7 5.3
1980–85 0.6 2.0 3.2

不像仍處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和越南緩慢的市場改革，在選擇實施所謂經濟休克療法的許多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中央計劃的突然終止之後跟隨着大蕭條（英語：Depression (economics)）。例如，俄羅斯聯邦人均GDP在1989至1996年間降低了三分之一。在2003年，這些國家都有了積極的經濟增長，並且幾乎都得到了比轉型前更高GDP/人均值。[54]

一般情況下，對共產主義統治的批評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在大多數時候仍落後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其他人主張社會主義經濟有些時候的經濟增長率比許多非社會主義經濟更高，所以如果這種經濟增長率能保持下去他們最終能趕上西方。一些人完全拒絕所有的比較，注意到共產主義國家一般多以欠發達的經濟體建立。[52]

社會發展

隨着蘇聯於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啟動五年計劃，蘇聯領導人追求將國家的經濟資源集中於重工業和軍事而非消費品（英語：consumer goods in the USSR）上面的經濟發展策略。這一策略後來被東歐和第三世界的共產主義領導人不同程度的繼承下來。至於許多西方人對共產主義者經濟發展策略的批評，西方常見的消費品在蘇聯的匱乏被視為共產主義是如何造成生活水平降低的典型案例。

對共產主義統治造成生活水平降低的論斷與共產主義者的論點所宣揚的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社會和文化活動的成就構成了鮮明對比。例如，蘇聯領導人宣稱保證就業、補貼食品和服裝、免費醫療、免費保育和免費教育。蘇聯領導人早先還吹噓女性平等，特別是在蘇聯中亞部分的伊斯蘭地區。[55]東歐共產主義者常常在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對比中吹噓識字率高。一種名叫東德情結的對蘇維埃式統治下的生活的懷念的現象留存在曾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現在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中，特別是原東德國民當中。

然而，共產主義統治對生活水平的影響受到嚴厲的批評。張戎強調上百萬人死於共產主義中國和朝鮮的饑荒。[56]一些研究認定東德人比西德人的壽命更短，由於在營養和醫療服務等因素的差異。[57]根據一些研究者的觀點，東德人在統一後生活滿意度降低。[58]對蘇聯統治的批評指出蘇聯的教育體系充滿了政治宣傳且質素低下。美國政府的研究者指出蘇聯實際上對醫療的投入比西方國家更少，並注意到蘇聯醫療的質量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惡化。另外，蘇聯用以提供足夠保護的養老金和福利計劃的失敗被西方所注意。[59]

1965年後，在蘇聯和東歐，預期壽命開始停滯甚至降低，特別是男性的壽命，而在西歐則是持續增長。[來源請求]這一差異在歐洲持續了三十多年，導致了雙方在1990年代中期的深刻差距。多數前蘇聯國家在改革為市場經濟之後預期壽命顯著下降，但現在在波羅的海國家開始增長。[來源請求]在一些東歐國家預期壽命在共產主義者倒台後開始顯著提高。[來源請求]以前男性的持續減少在一些東歐國家出現過一段時間，像開始增長之前的羅馬尼亞。[60]

在《The Politics of Bad Faith》一書中大衛·霍洛維茲（英語：David Horowitz）描繪了蘇聯可怕的生活水平的圖景。霍洛維茲稱在1980年代定量分配肉和糖在蘇聯很普遍。霍洛維茲引用研究表明蘇聯公民的紅肉平均攝入量是沙皇統治時期的1913年的一半，南非種族隔離之下的黑人人均擁有汽車的數量更多，而且在美國擁有福利的母親一個月平均得到的收入多於蘇聯工人一年平均的收入。蘇聯唯一處於優勢的消費領域按照霍洛維茲的說法是烈酒的攝入。霍洛維茲還指出三分之二的家庭沒有熱水，而且三分之一始終沒有自來水。霍洛維茲引用官方媒體《消息報》指出有戶典型的四口工薪家庭被迫在八乘八英尺單間住了八年，之前得到過更好的住所。在他對蘇聯住房短缺的探討中，霍洛維茲稱短缺一直非常嚴重，17%的蘇聯家庭不得不以物理方式分隔出想要的足夠的空間。三分之一的醫院沒有自來水，而且向醫生和護士行賄以獲得良好的醫療乃至像毛毯這樣的設施在蘇聯的醫院裡面不但常見，還是常規。在他對蘇聯住房短缺的探討中，霍洛維茲稱只有15%的蘇聯年輕人能受到高等學校的教育，相對於美國的34%。[48]而在今天，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公民稱生活水平在冷戰之後開始降低，[61][62]還有大部分被調查的前東德和羅馬尼亞的公民說生活比共產主義下更好。[63][64]

藝術、科技政策

大衛·金（英語：David King (designer)）的《The Commissar Vanishes》示範的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偽造的照片。葉若夫在斯大林右邊的原照攝於1940年。大衛·金說明後來的版本被審查員修改，清除了所有他出現的痕跡。[65]

對共產黨統治的批評常集中在對藝術的審查上面。在蘇聯方面，這些批評常常針對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優待。其他批評集中在共產主義體制下的大規模的文化實驗。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的歷史中心區被拆除，並且整個城市在1977至1989年間做了重新規劃。在蘇聯，數百座教堂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間被毀或者轉為世俗用途。在中國，文化大革命追求對所有藝術表現形式施加「無產階級」的內涵，而且破壞了許多缺乏這類內容的舊體裁。[66]這些政策的擁護者承諾創造一個比舊文化更優越的新文化。不過批評者指出，那些政策意味着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無理的破壞。

有部知名著作注意到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作偽圖的作用。在《The Commissar Vanishes: The Falsification of Photographs in Stalin's Russia》一書中大衛·金（英語：David King (designer)）寫到：「許多斯大林時期發生的弄虛作假可以告訴我們蘇聯時期篡改照片的故事。」[67]在斯大林統治下，歷史文獻往往是修正與偽造的對象，意圖改變公眾對某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的認知。例如，列夫·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和內戰作發揮的關鍵作用在托洛茨基成為反對斯大林統治的共產主義派別的領袖之後在官方的歷史記錄中被徹底抹去。

蘇聯對「硬科學（英語：hard sciences）」的重視受到了批評。[68]僅有極少數諾貝爾獎得主來自共產主義國家。[69]

蘇聯對科學的研究更多是由政府主導而非科學上的因素。李森科主義和雅弗理論在短暫的時期里分別在生物學和語言學有所提升，即便是沒有科學價值。對遺傳學的研究受到限制，因為納粹利用的優生學的利用促使蘇聯把遺傳學打成「法西斯科學」。研究方面還壓制控制論、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甚至還有生物化學。（參見蘇聯政府壓抑的科學研究）

蘇聯的技術在許多方面落後於西方。此外在某些領域像是蘇聯太空計劃和偶爾作為共產主義技術的軍事技術因為集中了大量的研究資源而更為先進。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共產主義政權的許多技術包含簡單複製在西方可合法購買或者通過大規模的間諜程序獲得的產品。有些人甚至說西方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嚴格控制技術輸出以及在發現Farewell Dossier（英語：Farewell Dossier）之後提供有缺陷的技術給共產主義者的代理人直至共產主義者倒台。[70]

環境政策

 
根據美國能源部的統計，共產主義國家產生了更大的能源強度（英語：energy intensity）而不是西方國家或者第三世界，至少是在1970年後。能源密集型的發展是存在一定的因素的。蘇聯是石油輸出國，中國輸出了大量的煤炭。

其他對共產黨統治的批評集中在環境災害上。一個例子是鹹海的逐漸消失和類似遞減的裏海由於灌注河流的分流。另一個例子是黑海、波羅的海和貝加爾湖獨特的淡水環境的污染。許多河流受到污染；一些河流，像是波蘭的維斯瓦河和奧得河，實際上是生態死亡。在蘇聯超過70%的地表水被污染。在1988隻有30%的污水在蘇聯得到有效處理。在1988年空氣污染的健康標準的建立在蘇聯103個城市推遲了十次或者更多。空氣污染問題在東歐更為嚴重。造成了肺癌的迅速增加、森林的凋零，以及建築和文化遺產的破壞。根據官方消息，前蘇聯全部農業用地的58%受鹽鹼化、侵蝕、酸化或水浸的侵害。核廢料被倒進了日本海、北冰洋和遠東的一些地區。據揭漏1992年在莫斯科市區有636個放射性毒物的廢品站，還有1,500個在聖彼得堡。[71]此外，根據美國能源部，社會主義經濟保持了高水平的能源強度（英語：energy intensity）而不是西方國家或者第三世界。這一分析是由經濟事務學會（英語：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確認的：根據IEA的Mikhail Bernstam，東方集團的經濟有西方經濟兩三倍高的能源強度。[72]一些人看上述環境惡化的事例與在19世紀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高度推進工業化的時期的情況很相似。[73]其他人聲稱共產主義的統治造成了比平均值更高的破壞，主要是由於缺少任何大眾或政治的壓力以研究環境友好型技術。[74]

一些生態問題在蘇聯解體以後持續不斷，而且在今天仍是重要問題，這使得原共產黨統治的支持者譴責對方持雙重標準。[75]然而，其他環境問題在經歷過共產主義統治的國家有所改觀。[76]一些研究者指出一部分環境的改善大多是因為1990年代嚴重的經濟衰退造成許多工廠倒閉。[77]

左翼的批評

參見：左翼反斯大林主義

共產主義政權和當地的共產主義者以宣稱建立在馬列主義的政黨為基礎，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被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人士支持。許多共產主義者不接受許多20世紀共產黨統治下的行為。

在付諸行動之前反對布爾什維克計劃的左翼人士包括馬克思修正主義者，如愛德華·伯恩施坦，他否認革命的重要性。無政府主義者（在第一國際中與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分道揚鑣的人）、多數俄國社會革命黨員，還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孟什維克支持推翻沙皇，但強烈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

左翼人士對共產主義統治的批評持續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無政府主義者內斯托爾·馬赫諾在俄國內戰期間發動起義反對布爾什維克，而且俄國社會革命黨員范妮·卡普蘭曾試圖刺殺列寧。伯特蘭·羅素於1920年訪問俄國，認為布爾什維克聰明，但是無能且沒有計劃。埃瑪·戈爾德曼在她關於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的著作《我對俄羅斯的幻滅（英語：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和《我對俄羅斯進一步的幻滅（英語：My Further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中譴責對喀琅施塔得起義的鎮壓是「大屠殺」。最終，左翼俄國社會革命黨也與布爾什維克決裂。

反修正主義者的批評

反修正主義者（包括斯大林主義者、霍查主義者和毛主義者）批評共產主義國家的統治是修正主義統治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78][79]儘管各個時期和國家對國家資本主義或者修正主義的定義隨着不同的意識形態和黨派而變化，但他們都相信蘇聯在斯大林時期是社會主義的。毛主義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逝世後變成國家資本主義。霍查主義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且支持社會主義阿爾巴尼亞作為唯一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斯大林統治蘇聯之後。[80]

左翼共產主義者的批評

左翼共產主義者[81][82]聲稱那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或者「人民的國家」實際上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配叫「社會主義」。一些早期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士有德國、荷蘭的左翼共產主義者，包括赫爾曼·高特、安東尼·潘涅庫克和保羅·馬蒂克。儘管許多左翼共產主義者經歷了十月革命，他們分析認為經過喀琅施塔得起義，革命因為多種歷史因素的影響而墮落。[81]羅莎·盧森堡是另一位反對弗拉基米爾·列寧的組織方式的共產主義者，即使這種方式建立起了蘇聯。

阿馬迪奧·博爾迪加寫了有關蘇聯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83][84] 博爾迪加的有關蘇聯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作品，與那些托洛茨基主義者所創造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還集中在農業部門。在他是工程師的時候，博爾迪加展現出一種能讓他同時看到的令人煩惱的和有效的東西的不同的理論強度。他想展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在蘇聯農業集體化和在國營農場之間怎樣存在的，一個是合作農場而另一個是國營的僱傭勞動力的農場。他強調農業生產有多麼依賴細微的私有情結（他寫於1950年）並很準確的預料了在俄國從1880年代到1914年大量出口之後蘇聯將要開始進口小麥。在博爾迪加的觀念中，斯大林和後來的毛澤東、胡志明、切·格瓦拉等人在19世紀的觀念中是「偉大的浪漫主義革命者」，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他覺得1945年後出現的斯大林主義信仰不過是擴展了資產階級的革命，也就是說，普魯士容克階級被紅軍通過他們的農業政策和生產力發展所接收。

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批評

在列夫·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分裂後，托洛茨基主義者指出斯大林把蘇聯變成官僚主義的壓抑的一黨制國家，而且後來的共產主義國家都因為照搬了斯大林主義而走上了這樣的路。托洛茨基主義者用各種術語來形容這些國家，如「墮落的工人國家」和「畸形的工人國家」、「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官僚集體主義（英語：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同時，信仰托洛茨基主義的列寧主義者及另一些完全拒絕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指出，作為列寧主義原理的民主集中制是蘇聯背離共產主義的根源。毛主義者認為蘇聯及其多數衛星國在去斯大林化以後成為「國家資本主義」，其中一些人認為現在的中國也是如此。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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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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