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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或政治壓迫（英語：Political repression; Political persecution），是國家實體出於政治因素強行控制公民之行為，目的是為了限制或阻止公民的參政權利，從而降低他們在公民同胞中的地位。[1][2]它通常表現為侵犯人權、濫用監視權（如監視居住、跟蹤）、警察暴力、監禁、非自願定居（軟禁）、剝奪公民權利（如剝奪政治權利）、清洗和暴力行動或製造恐怖，如謀殺或暗殺、即決處決、酷刑、強迫失蹤和對政治活動家、異議人士的其他法外懲罰。[3]亦可以書面政策之外的手段來加強，例如通過公共和私人媒體的所有權以及公眾內部的自我審查。

如果政治鎮壓是由國家批准和組織的，它可能構成國家恐怖主義、種族滅絕、政治化或危害人類罪。系統性和暴力的政治鎮壓為獨裁、極權國家和類似政權的典型特徵。[4]

政治鎮壓行為可能由秘密警察部隊、軍隊、準軍事組織或敢死隊實施。在民主背景下也發現了鎮壓活動（例如「反情報計劃」)。[5]這甚至可以包括建立以鎮壓目標的死亡為最終結果的情況[6]。如果政治鎮壓不是在國家批准的情況下進行的，政府部門或仍可能負有責任，如1956至1971年間反情報計劃在美國的行動[7][8]。

在美國一些州，「鎮壓」可以是立法或政府機構名稱中使用的官方術語。蘇聯的法律政策是鎮壓政治反對派。

手段

暴力

 
1930年6月4日，芬蘭瓦薩，右翼拉普亞運動成員在瓦薩騷亂中襲擊了一名前紅色軍官和共產主義報紙出版商。

政治迫害往往伴隨着暴力，根據（發生此類行為的）國家的法律，暴力或屬合法、或為非法。[9]

暴力既可以通過殺害反對派成員直接消除政治反對派，亦可通過灌輸恐懼間接消除政治反對派。

軍警鎮壓

軍警鎮壓也可以作為一種手段，當政府面對群眾抗議和示威活動時，鎮壓似乎是唯一的解決方案。然而，這種方法會給執政者帶來一個雙重的代價。

首先政府需要將權力分配給軍隊，以實施鎮壓。但當軍隊獲得過多的權力時，他們可能會反抗獨裁者。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多次發生過，如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智利政變。因此，執政者需要非常小心地平衡自己和軍隊之間的權力關係。

鎮壓雖然可以控制群眾，但也可能導致反彈動員和反政權態度的增加。當政府使用暴力手段對待示威者時，受到暴力鎮壓的人會帶有更強烈的反政權態度，並將這種情緒傳遞給下一代。因此，國家鎮壓可能會導致反對政府的情緒在未來數十年內持續存在。

阿拉伯之春就是一個例子。政治壓制、經濟不平等和腐敗導致了群眾起義。政府對示威者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但這只是暫時地控制了局勢。事實上，這種鎮壓加劇了反政府情緒，激發了更多人參加抗議活動。並證明了一些阿拉伯國家對軍事叛變的脆弱性。因此鎮壓或許只是一種短期的權宜之計。

不容忍

政治鎮壓有時伴隨着不容忍。這種不容忍表現為歧視性政策、侵犯人權、警察暴行、監禁、滅絕、流放、勒索、恐怖主義、法外處決、即決處決、酷刑、強迫失蹤以及對政治活動家、持不同政見者和一般民眾的其他懲罰。

引發原因

政治衝突極大地增加了國家鎮壓的可能性。這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研究中關於政治壓制的最有力的發現。內戰是鎮壓活動的有力預兆，來自非政府行為者的其他形式的挑戰亦然。[10]

國家在國內衝突時期經常從事鎮壓行為，因此這兩種現象之間的關係被稱為「強制性反應法則」。[11]當其權威或合法性受到威脅時，政權通過公開或秘密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來消除行為威脅。

國家鎮壓隨後影響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動員，儘管這種影響的方向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些強有力的證據表明，鎮壓通過降低挑戰者的組織能力來壓制持不同政見者的動員，但挑戰者可以利用國家壓制行為來刺激同情者的動員也是可行的，因為同情者可能將壓制視為對國家的一種新的不滿。

類型

直接迫害是一種政府針對異議份子的形式，採用明顯的暴力行動。受害者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在生活或生存上所受到的影響。直接迫害不僅限於國內，還可能跨越國界。在強人政治中，由於有限的問責機制，針對在其他國家生活的異議份子採取行動更為容易。[12]間接迫害則依賴於暴力威脅，包括騷擾、恐嚇和權利阻攔。這些策略往往是非暴力的，但仍旨在控制公民。[13]

後果與效果

國家恐怖主義

當國家批准和組織政治鎮壓時，就可能出現國家恐怖主義、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的情況。系統和暴力的政治鎮壓是獨裁、極權主義和類似政權的典型特徵。

在這些政權中，警察和秘密警察、軍隊、準軍事團體和敢死隊可以實施政治鎮壓。有時，一些政權認為對其他國家實行民主政治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是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如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戡亂與在對台灣實施的白色恐怖。


代價

鎮壓對獨裁者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因為他們經常被要求將權力分配給軍方。雖然鎮壓可以控制群眾，但當軍方被賦予太多權力時，它或許能夠反抗獨裁者。[14] 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政治壓迫、經濟不平等和腐敗導致民眾起義，證明了一些阿拉伯國家易受軍事叛逃的影響。

國家鎮壓有時會導致持續數十年的反彈、動員和反政府態度的增加。那些遭受暴力鎮壓的人帶有更強烈的反政府態度，並將這種情緒傳遞給下一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父母遭受了更多暴力的青年在那時有了更強烈的反對當局態度。 [15]

壓製成功與監控

間接受到壓制的人自我報告對領導人和執政黨有更高的信任度。在羅伯特·穆加貝領導下的津巴布韋就觀察到了這種現象，在臨近選舉的時候，即使社會和經濟條件不斷惡化，鎮壓的影響也越來越大。[16] 壓制在一個國家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偏好造假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在公共場合表達的偏好與他們私人的偏好背道而馳。[17] 在被指在媒體和公共文化中進行高度鎮壓活動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00%的公民在「別無選擇」的議會選舉中投票，這樣國家就可以識別脫北者。朝鮮公民被要求完全忠於朝鮮最高領導人，如果他們選擇直言不諱，就必須犧牲自己的人身自由或人身安全，包括戰俘營、酷刑、強迫勞動和處決威脅在內的鎮壓措施只是叛逃的部分代價。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包括互聯網審查、攝像頭監控等大規模監控行為，其中利用了人工智慧、人臉辨識、指紋識別、聲紋識別、虹膜識別、大數據分析、DNA檢測等技術，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18][19]與此同時，不少中國本土的科技企業也有參與本國的大規模監控計劃，主要包括海康威視、商湯科技、華為、中興等。[20][21][22][23][24]


著名事例

主條目：政治迫害列表

參見

相關事件

機構與人群

相關制度

迫害類型

限制與行動

國家與政體類型

相關概念

參考資料

  1. ^ Davenport, Christian (2007).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Domestic Democratic Pea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 Davenport, Christian, Johnston, Hank and Mueller, Carol (2004). Repression and Mobilizat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 Kittrie, Nicholas N. 1995. The War Against Authority: From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to a New Social Contrac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 ^ Serge, Victor, 1979, 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About State Repression,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5. ^ Donner, Frank J. (1980).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America’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SBN 0-394-40298-7
  6. ^ Serge, Victor, 1979, 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About State Repression,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7. ^ Cunningham, D. 2004.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here: The New Left, the Klan, and FBI counterintelligenc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8. ^ Justice Department Campaign Against the IWW, 1917-1920. depts.washington.edu. [2023-04-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14）. 
  9. ^ Los Derechos Humanos y la trata de personas. (PDF). www.ohchr.org. [2017-05-1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8-05-16） （美國英語）. 
  10. ^ Hill, Daniel W.; Jones, Zachary M.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Explanations for State Re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 108 (3): 661–687. S2CID 54908565. doi:10.1017/s0003055414000306. 
  11. ^ Davenport, Christian. State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 10: 1–23. doi:10.1146/annurev.polisci.10.101405.143216  . 
  12. ^ Frantz, Erica. Authoritarianis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15, 2018. ISBN 9780190880194. 
  13. ^ Hassan, Mai; Mattingly, Daniel; Nugent, Elizabeth R. Political Control.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vember 30, 2021. 
  14. ^ van Deth, Jan W.; Newton, Kenneth.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Democracies of the Modern World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1, 2021: 177-178. ISBN 9781108831826. 
  15. ^ Hassan, Mai; Mattingly, Daniel; Nugent, Elizabeth R. Political Control.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vember 30, 2021. 
  16. ^ Garcîa-Ponce, Omar; Pasquale, Benjamin. How Political Repression Shapes Attitudes Toward the State. 2015. 
  17. ^ Kuran, Timur.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October 1991, 44 (1): 7-48 [2023-04-19]. JSTOR 2010422. S2CID 154090678. doi:10.2307/20104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17）. 
  18. ^ 孟寶勒. 中国的威权主义未来：人工智能与无孔不入的监控.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8-07-17 [2019-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16） （中文）. 
  19. ^ Vicky Xiuzhong Xu. 【聚焦】中国社会信用系统致力于为公民打分并改造社会行为. ABC中文. 2018-03-31 [2019-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9-29） （中文）. 
  20. ^ 人臉識別 + 社會信用系統，一場重塑人類行為的社會實驗？. theinitium.com. [2019-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04） （中文（繁體））. 
  21. ^ 海康威视是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 海康威視. [2019-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15）. 
  22. ^ 打造平安城市精品视频监控网络 (PDF). 華為.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02-17）. 
  23. ^ 孟寶勒. 单月50万次人脸识别：中国如何用AI监控维族人.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9-04-15 [2019-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16） （中文（簡體））. 
  24. ^ 中国天网工程背后有三大功臣：包括中兴与华为. 多維新聞. [2019-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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