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
月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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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 | |
《史記·大宛列傳》:「控弦者可一二十萬。」[8]:234;《前漢書·西域傳上》載:「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 | |
分佈地區 | |
中國西部地區 | (公元前2世紀之前)[8]:234 |
中亞 | (公元前2世紀-公元1世紀) |
印度北部 | (1-4世紀) |
語言 | |
巴克特里亞語[9]:72(公元1世紀於巴克特里亞) | |
宗教信仰 | |
佛教 耆那教[10] 薩滿教 祆教 摩尼教 貴霜眾神 |
大月氏取代了原先的塞種土著,後來被烏孫人趕出伊犁河谷,向南輾轉經過粟特,在巴克特里亞定居。因此大月氏常被識別為歐洲古典文獻中提及的曾攻克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民族,如Tókharioi(希臘語Τοχάριοι;梵語Tukhāra)和Asii/Asioi。大月氏位處絲綢之路,控制著東西貿易,慢慢變得強大。在公元前1世紀,巴克特里亞最強大的5支大月氏部落之一——貴霜開始征服臨近的部落與民族。貴霜帝國在2世紀最為繁盛,其領土北起塔里木盆地吐魯番,南至印度恆河平原巴連弗邑。貴霜在絲綢之路貿易及佛教傳入中國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小月氏後來遷徙到青藏高原邊緣,一部分人定居在青海並被同化為古羌人,且參與了反抗東漢統治的涼州之亂(西元184–221)。另一支小月氏據說在塔里木盆地東部的昆吾(今哈密)建立了城邦。第四支小月氏可能成為了山西地區羯人的一部分,並參與了319年後趙的建立(有爭議)。
許多學者認為,月氏人是印歐語系民族[13][14]。雖然部分學者將他們與塔里木盆地已滅絕文化的文物,如塔里木乾屍、記錄吐火羅語族語言的文本等相聯繫起來,但任何這種聯繫的證據都仍是間接的[15]:283–284。
名稱
關於「月氏」的讀音,在古漢文中,月氏的月有兩個傳統讀法,一認為,應為肉部首讀肉,標注音為ㄖㄡˋ ㄓ(肉支)。另一認為應讀為月亮的月。《說文解字》中「月」與「⺼(肉)」是形似而不同的兩個部首,但常被混淆。《辭海》將「月氏」讀音訂為ㄩㄝˋ ㄓ;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則以ㄩㄝˋ ㄓ為主音,ㄖㄡˋ ㄓ和ㄖㄨˋ ㄓ為又見音。
月氏國在先秦史籍中早就見諸記載,日本學者桑原隲蔵、松田壽男、江上波夫等人皆主張《逸周書》和《管子》中所記載的「禺氏」國,即是月氏的不同譯名,是同一外來語音的不同譯寫。根據鄭張尚芳的上古漢語擬音,禺為*ŋo,月為*ŋod,兩者音相近,與「肉」(上古漢語擬音:*njuɡ)相差甚遠。
西方歷史學者一般認為,古希臘文獻中的吐火羅人即是指月氏[16][17],吐火羅人在西元前2世紀征服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也有主張月氏為塞種的[18]。
佛教《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中的伅真陀羅王,梵文為Chandradhãra,為月亮(Chandra)支持(dhãra)之意,即漢文的月支。由經文中的地名,可知這部經典在健陀羅所寫成。在貴霜王朝的塑像中,常有月亮圖騰,學者古正美認為,月支或月氏為漢文意譯,其名稱來自月氏人的月亮信仰,伅真陀羅王即月支王,為貴霜王朝的丘就卻[19]。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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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月氏的來源,中外史學家看法頗不一致。歐洲學者也在西方古文獻中搜求相當於月氏的記錄,異說不下六、七種。關於月氏的族屬,中國古籍如《魏略》稱其為西羌,《舊唐書》稱其為戎。近百餘年來,學術界更加異說紛紜:有藏族說、突厥說、印歐語系說、波斯說等。由於他們沒有文字,而且月氏本身的記錄亦不齊全,現時我們要了解他們,只能透過中國史書裡的片面記錄。而我們從中國史書裡所知道的,月氏居於約當今甘肅省張掖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帶。大約遠在戰國初期,月氏部落便在這一帶過着游牧生活。
秦末民變時期,月氏實力強大,與蒙古高原東部的東胡部落從兩方面脅迫遊牧於戈壁沙漠南部和陰山一帶的匈奴,匈奴曾送人質於月氏。秦末,匈奴質子自月氏逃回,殺父自立為冒頓單于,約在前205—前202年間舉兵攻月氏,月氏敗。可能從這時起,月氏便開始棄河西走廊而向西遷徙。前177年或前176年,冒頓單于再次擊敗月氏。
據冒頓單于於前174年致漢文帝劉恆書中說:「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烏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這次敗後,更西遷到準噶爾盆地。(前162年),匈奴的老上單于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遷移到伊犁河流域。當月氏離棄河西時,有一小部分越祁連山,「保南山羌,號小月氏」。這部分月氏人日後長期留住該地,與青海西羌人雜居。
伊犁河流域原久為塞族(塞迦)所居住。《漢書·張騫傳》:「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斯基泰即古波斯碑銘上的Sacae(Sakas)或古希臘文獻所記錄的斯基泰人。月氏既擊走,塞族便向西南遷徙,跨過錫爾河,到達河中地區的粟特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並服屬匈奴的烏孫,在其王昆莫的統領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像之前的塞人一樣離棄伊犁地區向西南遷徙,而烏孫便從此佔領了他們的地方。這次遷徙的年代約在前139年—前129年間。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留下來的塞人一樣,仍留住原地,服屬於烏孫,所以《漢書》上有烏孫國內「有塞種、大月氏種」的記錄。
前2世紀,大月氏從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後又為烏孫所逐,南下吐火羅斯坦,遠涉北天竺國,今天的巴基斯坦的賈特人就是他們與印度—塞人的後裔。唐代于闐王族「尉遲氏」,宋代西夏大姓「訛氏」,甘青藏族「窪扎」和「吾合扎」等氏族,都是「月氏」或「兀者」之後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亞、南亞的格局,是在一個漫長的時期中,通過多次的遷徙活動形成的。
早期記載
共有3種先秦文獻記載了可能為月氏前身的民族,儘管其名稱略有不同。[20]
- 《管子·國蓄》「玉起於禺氏」、《管子·揆度》「北用禺氏之玉」「禺氏邊山之玉」「玉起於禺氏之邊山」、《管子·輕重甲》「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管子·輕重乙》「玉出於禺氏之旁山」均提到名為「禺氏」(上古漢語(OC):*ŋo-ke) 或「牛氏」(OC:ŋʷə-ke)的游牧民族,向中原王朝進貢玉[21][20]。值得一提的是,現在一般認為《管子》是在公元前26年左右編篡的,依據的是更早的齊國時代文本。多數學者現已不再認為其主要作者為管仲[22]。至少公元前2千紀末開始,塔里木盆地的玉石出口就有了充分的考古記錄。例如,婦好墓(c. 1200 BC)中發現的數百件玉器就大都產自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和田地區[23]:265。據《管子》所述,禺氏/牛氏人沒有像匈奴那樣與中原民族發生衝突。
- 《穆天子傳》(公元前4世紀初)也提到了周地西北的「禺知」(OC: *ŋo-tre)平原。[20]
- 《逸周書·王會解》(成書年代為公元前4~1世紀,編者劉向)提到「屠州黑豹,禺氏騊駼。」,是說禺氏進貢一種寶馬。[20]
《史記·貨殖列傳》載:「烏氏(OC: *ʔˤa-ke)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這可能是首次提及月氏在絲綢之路上所起的關鍵作用的史料[23]:273。 最早關於「月氏」的詳細記載見於《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中。兩處文字基本一致,司馬遷加了些用於確定句意的詞句。[24]
河西地區的游牧文化文物(公元前5~4世紀)
公元前5~4世紀,寧夏南部至甘肅東南部地區出現了大量游牧文物。它們與更東邊的鄂爾多斯文化游牧文化文物十分相似,而又反映出強烈的賽迦文化影響[25]。其中有些也受到鄰近的秦國漢文化影響[25]。自公元前4世紀開始,長鼻游牧人物騎着駱駝的形象也常見於寧夏南部出土的器物上。[25]
月氏與匈奴
甘肅西部祁連山與敦煌之間的地區目前尚無月氏遺蹟發現[15]:283–284。有學者認為「敦煌」即天山中的敦薨山,「祁連」則是天山的別名。由此,月氏人的源地應在西北1000公里開外的天山北麓草原[15]:283–284[23]:267–268。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司馬遷提及的僅是一個游牧帝國的核心區域,月氏人實際的影響範圍可能涵蓋蒙古高原西部、黃河上游、塔里木盆地及中亞部分地區,還有巴澤雷克文化所在的阿爾泰山脈烏科克高原。[29]:169–172
到公元前3世紀末,匈奴頭曼單于甚至把他的長子冒頓送到月氏做人質。月氏人常突襲相鄰的烏孫以獲得奴隸和牧場。烏孫最初和月氏共同處在敦煌和祁連山之間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區,後來月氏人襲擊烏孫時殺害了烏孫人頭領難兜靡,並侵占了其領土。難兜靡之子昆莫逃到匈奴,被匈奴君主撫養長大。
匈奴逐漸強大起來,與月氏的戰爭也隨之爆發了至少4場。第一次戰爭發生在頭曼(死於公元前209年)統治時期,他突然襲擊了月氏。月氏人想殺死他們手中作為人質的頭曼的兒子冒頓,作為他們的人質的冒頓卻偷了一匹好馬,並設法逃回了自己的國家。他隨後弒父,成為匈奴的統治者[15]:94。這次戰爭中匈奴沒能打敗月氏。第二次戰爭發生在冒頓七年(公元前203年),月氏大片領土被匈奴奪取,月氏的霸權開始動搖。第三次戰爭可能發生於公元前176年或更早,月氏慘敗。
公元前176年前不久,匈奴人在冒頓下屬的一個部落首領帶領下,入侵了甘肅地區的月氏領土並大勝[31][32]:380–383。冒頓在給漢武帝的信(公元前174年)中吹噓說[33],由於天的眷顧,將士們狀態極佳,兵強馬壯,使他得以滅掉被滅掉或投降了的月氏人。冒頓之子老上單于(公元前174–166年在位)隨後殺死了月氏王,還把他的頭顱做成了酒杯。[34]
分支
在被匈奴打敗後,月氏分裂為大小兩支。
大月氏
小月氏
小月氏遷徙進了「南山」,應為今日中國甘肅及青海的祁連山西北麓一帶,並與古羌人共存。[29]:170當時甘肅和青海為匈奴所據,這一班居住在匈奴人中間的月氏人,與匈奴部落雜居,被稱為匈奴別部盧水胡。其中在397年沮渠家族推北涼漢官段業為主,在現甘肅地區建立北涼。後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立為北涼主。後被拓跋鮮卑人北魏所滅。
現代考證
月氏族系,現代學者有三種主流假說,分別為藏緬語族,高加索印歐人假說與突厥假說三種。
《後漢書·西羌傳》記載:月氏「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說明月氏的語言很可能屬於藏緬語族。台灣學者姚大中認為,月氏源自氐羌,為古代羌族,在西遷與當地原始印歐人族群通婚後,具備了高加索人種的外貌[35]。在河西走廊未有出土高加索人種的人類遺骨也在考古學上給此說提供了支持,即和烏孫一樣,月氏也是在西遷後被高加索人種同化而只保留了少部分蒙古人種特徵。
大陸學者余太山考證,認為古代少昊部落西遷後成為允姓之戎,為塞種先祖,塞種建立了月氏與貴霜王朝等國家。由部分考古人類學證據,他認為塞種與吐火羅人相同,皆源於原始印歐人[36][18]。他進一步推論中國古代源自黃帝的各部落皆可能具有原始印歐人血統[37]。因此余太山支持高加索印歐人假說,但是此說沒有得到河西走廊和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支持。根據前蘇聯與蒙古的考古研究,考古學家韓康信認為西遷後的月氏在基因與體質上接近於高加索人種,混有少許蒙古人種特徵[38]。
支援月氏源自突厥人種的主要學者為白鳥庫吉。
與其他民族的可能聯繫
月氏人與中亞其他民族的關係不明。不同學者根據族群名稱的相似性各有判斷,但均未被廣泛接受。[15]:98–99, 281–283
Mallory和Mair認為,月氏人和烏孫人屬於游牧民族,至少有一部分操伊朗語族語言,應在公元前2千紀自中亞乾草原遷入北疆。[15]:318
蒲立本、馬考特、László Torday等學者認為托勒密《地理學指南》(150)中提及的中亞一支名為Iatioi的民族可能也是指月氏人。[41]
沃爾特·布魯諾·亨寧提出的理論只得到了有限支持,他認為月氏人是庫提人和圖魯卡人的後裔,後者在公元前3千紀中期分布在扎格羅斯山脈(現代伊朗、伊拉克)。亨寧指出,公元前1千紀月氏進入中國史書時,庫提人可能已經從扎格羅斯山脈遷徙到甘肅[42]。然而,亨寧只找到了兩者瓷器形制相近這一樣考古證據,這遠非決定性因素。[43]
月氏人與Abhira、[44]Aorsi、Asii、蓋塔人、哥特人、車師、賈特人、馬薩革泰人[45]:22[46][29]:171及其他民族之間存在關係的假說只獲得了部分支持。[15]:98–99, 281–283
月氏-吐火羅假說
塔里木盆地北部出土的6~8世紀手稿上有兩種迄今不為人知的印歐語。20世紀初,語言學家麥克斯·繆勒將其與用於翻譯梵語佛經用的神秘「twγry」(Toγari)語言相提並論,並將其識別為是古代突厥語(維吾爾語)手稿[47][48]。後來繆勒提議將Toγari(Togar/Tokar)這個名字與早期希臘文獻中提及的吐火羅斯坦Tókharoi人(本身與月氏人有關)相關聯[47][48]。因此他將這種新發現的語言命名為「吐火羅語」,後來也就成了塔里木手稿語言的稱呼[49][16]。大多數歷史學家一直拒絕將塔里木吐火羅人與巴克特里亞Tókharoi人相提並論,主要是因為據悉他們除了巴克特里亞語外不說其他語言,而巴克特里亞語是一種十分異質的東伊朗語支語言[9]:72[50]:590。其他學者則認為月氏/貴霜人在到達巴克特里亞前說吐火羅語,後來改說巴克特里亞語。這可能是入侵者或殖民者精英改用當地語言的語言替換例子(希臘人、突厥人及阿拉伯人在巴克特里亞定居後也是如此)[51]:153[52]。然而,雖然吐火羅語中有些巴克特里亞語借詞,巴克特里亞語中卻沒有吐火羅語痕跡。[49]
月氏另一個可能的內名也是H. W. Bailey提出的,他聲稱9~10世紀的于闐塞語伊朗文本中,可見他們自稱Gara。據Bailey所言,Tu Gara(「大Gara」)就是大月氏[53]。這與古希臘語 Τόχαροι Tokharoi(拉丁化Tochari)相一致,後者指的是征服了巴克特里亞的貴霜人派系;古典藏語名稱(m)Gar則指的是定居在吐蕃帝國境內的小月氏。
相關條目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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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查延是月氏的定居點兼行宮遺址:「近來,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游牧民族墓葬遺址——諾彥烏拉墓地發現了與卡爾查延貴族(圖一)極為相似的人物畫像,這是對早先同一遺址發現的人物畫像的補充。這些遺蹟可以追溯到月氏/貴霜統治巴克特里亞的時期。新疆東南部游牧墓葬中新近發現的羊毛掛毯(山普拉掛毯)上,也有類似的面孔,其年代大致相同,可能製造於巴克特里亞。諾彥烏拉的例子可能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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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ckwith 2009 , p. 5, footnote 16, as well as pp. 380–383 in appendix B, but also see Hitch 2010 :655:「他直接將吐火羅人等同於月氏人、將烏孫人等同於阿須雲人,仿佛這些臆想是不證自明的真理。在附錄B中有些論據,但對大多數學者來說,這些認定仍是有爭議的,而不是既定的。」
- ^ H. 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7, 16, 101, 116, 121, 133.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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