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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越南關係

特定历史
此條目介紹的是朝鮮半島與越南的關係。關於大韓民國與越南的關係，請見「韓國－越南關係」。關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越南的關係，請見「朝鮮－越南關係」。

朝鮮半島與越南關係（越南語：Quan hệ Việt Nam – Bán đảo Triều Tiên／關係越南 – 半島朝鮮*/?），是指朝鮮半島與越南現在及過去存在的政權及人民之間的關係。

朝鮮半島與越南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紀初，當時一部分的越南皇族因國內的宮廷紛爭而遷入高麗。越南戰爭時，韓國應美國要求，派遣國軍加入南越陣營對抗北越，士兵大量死傷，許多越南無辜平民也被殺害，枯葉劑等後遺症持續至今。1992年大韓民國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邦交建立以來，多位韓國總統訪問越南並對越戰中的罪行謝罪。越南自革新開放以後亦學習韓國發展經濟，現今韓國與越南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

越南與韓國為中國的鄰國，自古為中國的藩屬，在語言文化等方面受到許多來自中國的影響，皆屬於漢字文化圈，以小中華自居[1]。近代以來，兩國的遭遇與命運也十分近似，都曾淪為過列強的殖民地，也有過南北分裂、南北政權戰爭的歷史。在語言文字方面，兩國在古代的很長時期都沒有本國的民族文字，書面語為與口語完全不同的漢文，民族文字的喃字與諺文被發明後，在封建時代一直不得統治階級的重視，未能普及，近現代以後，兩國皆近乎完全地捨棄了使用千年的漢字，採用了拼音文字來表記本國語言。1960年代，韓國參與越南戰爭後，兩國民眾開始關注對方的國家，這種相似的歷史與國情開始被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

古代的民間交流

崔致遠與《補安南錄異圖記》（882年）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補安南錄異圖記

崔致遠（858年 ―？）新羅金城（今韓國慶尚北道慶州市）沙梁部人[2]，他所寫的《補安南錄異圖記》是朝鮮半島史上最早的有關越南的文字記錄。崔致遠是新羅末期的名儒，新羅十賢之一。十二歲來到中國唐朝，874年進士及第，進入中國官僚階層。黃巢之亂（875年－884年）後，入唐朝政府軍（指揮者為高駢）從事4年，因書寫上奏文、檄文而博得名聲，其中《檄黃巢書》（881年作）受到了較高的評價。885年歸國，在新羅的官場就職（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其後，因對亂世絶望而離開政界，隱棲於伽倻山海印寺。

《補安南錄異圖記》為朝鮮半島人民記述越南的現存最古老的史料，在考察韓越兩國的歷史關係、文化交流的方面，具有重要意義[3]。該文共877字，其內容涉及安南都護府管轄地域的構成、地理位置、當地人及其習俗、生活職業，亦敘述了南詔對唐朝的武力抵抗、高駢（？―887年）的功績、及戰後處理與政策。唐柔遠軍從事吳降曾收集「圖」並作成名為「錄異」的作品，《補安南錄異圖記》即是該作品的補記，執筆年代為「翠華（天子之旗）幸蜀之三載」、即公元883年。吳降主要著眼於與「華」相異的事物，崔致遠則補充了使南詔歸順的高駢的偉大功績，作為吳降的「錄異」的欠缺的補充。

該文的開頭部分，記錄了唐朝安南都護府所屬的正州及覊縻州的州名與數量，即安南都護府下設置有12郡、58覊縻州，關於郡的數量，這些郡（實為「州」）名與《新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比較，府城交州被省略，且安南都護府所屬的蘇茂州也難以確認[4]。另外，《古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1982年）內收錄的《補安南錄異圖記》中，註解了「虞林郡」為「虞郡」與「林郡」的誤讀。安南都護府下「覊縻州」的數量為58個，關於這點，以前的研究一般認為是41個，另外，44個、32個的說法在某些文獻上也能找到，然而58個州的說法在其他史料上並未出現過，因此無法得知崔致遠的58州的說法的根據。

根據歷史背景，推考出，本書並沒有參照越南相關文獻史料，而是作者通過從高駢及其軍隊處得到的信息，獨自完成的。高駢於864年被任命為都護總管經略招討使，自越南北部壓制藏緬系的南詔，在越南任職期間（864年－868年），曾大規模建築羅成（今河內）[5]。崔致遠轉戰到中國東南部廣州時，並沒有實際踏足越南的土地，而是從高駢這樣的對越南很熟悉的人出獲得了信息。

關於崔致遠的越南觀。對於南詔，崔致遠使用了夷狄用語，對越南亦認為其屬於南蠻，作為屬於唐朝即「華」的軍事集團的文人，其將南詔及越南視為「夷」。黃巢軍是從人民中間發展出來的，除了壓制以外，崔主張亦要對其進行德治，而在對越南的認識上，沒有超越一般意義上、傳統意義上的南蠻觀，存在一定的局限[3]。

旌善李氏（1150年）

越南同朝鮮半島間最早的交流可以追溯到約公元12世紀初[6]。當時越南李朝的一位皇子曾來到高麗，並在此生活下來，現在的旌善李氏則是其後裔[7][8]。根據旌善李氏的家譜，旌善李氏的始祖為李陽煥（韓語：이양환），其為越南李朝皇帝李仁宗（李乾德）之子，在一次與中國和高麗的商貿旅行後，決定留在當時的高麗國[9]。而一些韓國和越南的史學家則認為旌善李氏的始祖為李仁宗之養子（第三子[10]）李陽焜（字：元明，越南語：Lý Dương Côn／李陽焜、韓語：이양혼／李陽焜）[11]，其為李陽煥的弟弟。西元1150年，水軍都督李陽焜帶領家人乘船來到朝鮮半島，以避免在當時的皇位爭奪中被殺。而旌善李氏後人則稱其先祖是為躲避金朝侵略而來到高麗慶州的。據保存於韓國國家圖書館的《旌善李氏族譜》記載，李義旼（韓語：이의민／李義旼、越南語：Lý Nghĩa Mẫn／李義旼）為李陽焜的六世孫[12][13]。李義旼為朝鮮高麗王朝時期武人政權的第三位獨裁者。1183年，慶大升去世後，李義旼奪權。他統治高麗13年，直到1196年被崔忠獻殺死。

花山李氏（1226年）

數十年後，另一位越南李朝英宗的第七個皇子李龍祥（越南語：Lý Long Tường／李龍祥）在得知李朝將被陳氏篡權之後，帶領家人和數千家臣和侍從乘船來到朝鮮半島。李龍祥和他的隨從們於1226年到達高麗。他的到來亦給高麗帶來了越南的兵法，這在高麗對抗蒙元的戰爭（蒙古高麗戰爭）中發揮了一些作用。1995年12月，韓國放送公社（KBS）播出了一部關於李龍祥的報道[14]。

傳說高麗高宗（1213-1259）曾夢見鳳凰從南方飛來他的國家，於是他下令黃海道海州的地方官員給越南來的人們以貴賓式的歡迎，並允許他們在附近的地方有一片自己的領地。李龍祥因此成為了甕津郡花山李氏的首領。1958年11月6日，南韓總統李承晚在訪問南越時，曾向當地媒體稱自己是李龍祥的後裔[8][15]。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內所藏的李承哉編著的《花山李氏世譜》記載，越南李朝（1010年－1225年）末期，高麗王朝（918年－1392年）高宗在位時，越南李朝的王子李龍祥曾逃到越南國外，來到高麗國黃海道甕津郡北面花山洞裡[16]。蒙元侵略高麗時，此王子對蒙古軍抗戰有功，高宗賜予其「花山君」的爵號及食邑。其為花山李氏的始祖。

1992年韓國與越南邦交建立以後，花山李氏一族展開了探尋先祖的工作，1994年，花山李氏的代表們訪問了李朝皇室發源地，越南北寧省慈山縣庭榜（越南語：Đình Bảng*/?）村，參拜了李朝先祖的祠堂，受到了當地人的歡迎。近年，越南的年輕人間韓流受到歡迎，花山李氏的子孫的交流活動也很受到重視[17]。

根據序的記載，《花山李氏世譜》1706年首次作序，其後1777年、1837年、1873年、1917年進行過修補。且最新版的花山李氏的族譜於1987年、2004年進行過修譜。在這些序文中，其最初的版本內並未記載越南王子李龍祥的事跡，始祖為越南皇族出身也未記載，從1777年的第二修譜至第五修譜的序中，才開始強調始祖李龍祥的事蹟[18]。

關於李朝第七代皇帝李龍翰的弟弟李龍祥出國並成為花山李氏的經過，《花山李氏世譜》中的敘述如下。李龍翰（書中作「李龍𣉙」）即位時，嗣子尚年幼，弟弟李龍祥賢德兼備，有禪譲的意志。李龍翰臨終前曾遺教，年幼的惠宗（李旵）即位後將國政委託於叔父李龍祥、平海公君苾及陳煚（書中作「陳日照」）此三公。而後陳煚與皇帝的姐姐昭聖公主結婚，並專斷國政，李龍祥與苾一同效仿殷商的典故，帶着祭器往東方逃離，後來到朝鮮[16]。然而，關於此李龍祥出國至到達朝鮮黃海道的經過，不能確定其是史實還是傳說，需要進一步探討[18]。

《明心寶鑑》相關（13-14世紀）

《明心寶鑑》[19] 大約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中國，輯錄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20]。但現在（2005年前後）有人誤解以為其是高麗末期的秋適所撰[21]。後該書傳播至中國周邊的國家及西班牙等歐美國家[22][23]。而後在中國失傳[24]。

可追溯到高麗時代編纂的《明心寶鑑》在13至14世紀傳到越南[25]，並在儒學者中很受歡迎。最近（2005年前後）發現越南仍存留此書並被出版[21]。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學者狄培理教授1960年訪問西貢儒林時，見到過現代越南語版的《明心寶鑑》[25]。

趙完璧相關（1597年）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三（雜著）·趙完璧傳

趙完璧是朝鮮時代中期的學者，字重國，生卒年不詳，本貫為白川（韓語：배천）[26]。根據《趙完璧傳》，「弱冠」（20歳）、「年少」時逢丁酉倭変（萬曆朝鮮戰爭，1597年），後被日軍俘獲，並帶往日本的京都。另一方面，《國朝榜目》（科舉合格者名簿）中，朝鮮王朝朝鮮明宗（1545年－1567年）時代1549年的進士及第者中、有「趙完璧」的名字，並記載了其出身地晉州白川。而1549年時，其並非「弱冠」「年少」的年齡，這些史料中究竟哪個是正確的仍是疑問。由各種版本的《趙完璧傳》推測，他是故掌令河晉寶的姪孫女之婿，推測他的妻子也為兩班出身。河晉寶也為晉州出身，1555年考中進士[27]。

《趙完璧傳》[28] 起初是歸國後的趙完璧所著的主要記錄其10年海外經歷的自傳，後來趙完璧本人寫的自傳現在失傳，後世的一些文人們的文集內則收錄了《趙完璧傳》。書中描述了朝鮮晉州出身的士人趙完璧在海外的生活經歷，他曾被俘獲至日本，後來來到越南。趙完璧於1597年被俘往日本，1607年回到朝鮮，並將經歷告訴了金潤安（？，Kim Yun-an[29]），後，金將此告訴鄭士信和李峻（？，Lee Jun[29]）。1611年，此二人將該故事記錄下來並寫成《趙完璧傳》（收錄於《梅窓先生文集》）和《記趙完璧》（？，Gi-Cho Wan-beok[29]），另外，1611年至1614年間，李睟光也寫過《趙完璧傳》，並收錄在其《芝峯先生集》中。這些版本的《趙完璧傳》都敘述了趙完璧在越南的見聞，而在某些細節處稍有差異。

《國立晉州博物館·壬辰倭亂》的書中記述，意大利商人卡爾萊蒂（日語：カルレッティ）在長崎初見趙完璧，買了五個朝鮮小孩並帶往印度的果阿邦，在當地放了4人，又回到日本，這些在卡爾萊蒂的旅行記（《世界周遊記》）都有記載[30]。而旅行記中並無趙完璧的名字，《趙完璧傳》中也未提及從長崎到果阿邦的事，《國立晉州博物館·壬辰倭亂》中的記述可能存在誤解。

趙完璧被帶到日本後，其文才被人們認定，並被「主倭」（商人角倉了以）雇傭，約定渡航之際放人，他乘坐日本的朱印船，1603年開始連續3次往返當時的安南，1次往返呂宋（菲律賓）。放人的時候，誓約書數度被反悔[31]。因此其在海外期間約有10年（1597－1607），1607年時趙完璧遇到了歸國的機會。這一年，修好（邦交回復）、回答兼刷還（答復國書及放還被虜人）使的歸國之際、兩國的被虜人員重新踏上祖國的土地。10年後歸國的趙完璧，老母和妻子仍生活如舊，對能活著再會感到無限感慨。歸國後，趙完璧作為敘述者，將自己的見聞與體驗作成了傳記《趙完璧伝》。書中記述了越南這個未知國度的人民、風物和文化，真實體驗到了南方的世界中的漢字文化圏。比如，渡航中被龍（鯨）襲擊的時候、燃燒雞和硫黃，用這個臭味把龍驅散；與越南的高官鄭勦（文理侯、宦官）以及知識分子的交流等。

越南商人的濟州島漂流記錄（1612年）

根據「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巻15）壬子二月初」的記載，1612年，一些越南和中國（明朝）南京商人曾漂流到濟州島。當時的濟州牧使李箕賓與判官文希賢從船的形制判斷出漂流者不是倭寇，並按慣例接待了商人們，數日後朝鮮官員們發現了船上的大量寶物與金錢，遂將商人們殺害以掠奪船上的財寶，數百條無罪的生命被殺害。最後，朝鮮人將船燒毀，並將此事虛報為倭寇[32][33]。

濟州島吏民的越南漂流記録（1687年）

 
越南古城會安

1687年，濟州島曾有吏民漂流到安南，其歸國後，鄭東愈（1744年―1808年）的《晝永編》[34][35] 將他們的漂流記錄收錄下來。根據鄭東愈所述，1727年，譯官李齊耼到濟州島出差時，與曾漂流到安南的高商英會面，聽取了其漂流的始末，寫成漂流記。這個安南漂流記為1788字（其中的漂流記本體為1282字）的漢文（文言文）。高商英曾到達會安，受到當時越南南方阮主政權的阮福瀕的接見[36]，並被詢問了有關越南太子為朝鮮人殺害的傳聞[37]。

1687年，濟州島的吏民24人在楸子島（濟州島北濟州郡楸子島）的近海處遭遇大風，在海上漂流了17日，後遇巡邏船，在其保護下一同航行到了越南會安郡明徳府（現廣南省，越南中部的貿易港）。朝鮮人同當地的官員用筆談問答，越南人認為過去越南太子為朝鮮人所殺，為此準備殺掉他們以復仇，後來一位舉止端莊的的婦人前來調解，命令他們將漂流者送回的島上。後來，5人來到當時的越南首都昇龍，謁見了越南皇帝黎熙宗（黎維袷），並被賜予酒食、米一石、錢三百。朝鮮人歸國前，黎熙宗給朝鮮國王寫了一封日期為正和九年（1688年）七月二十二日的移文（官文的一種），此移文為明德侯吳爲奉越南皇帝之命所寫（此人名未在當時的越南文獻中出現）。中國商人朱漢源、船戸（船舶所有者或駁船業者）陳乾等人將朝鮮人送歸本國。此商船於1688年8月7日出帆，途經寧波府（浙江省鄞縣）、普陀山（浙江省杭州灣東端），於12月抵達濟州大靜縣。此越南漂流記的史實依據，可在《肅宗實錄》卷20、1689年2月辛亥條中的關於送還時的朝鮮王朝的對應記事中找到。鄭東愈《晝永編》內收錄的越南漂流記録，是記載當時越南的狀況的很有價值的史料。例如，可以看出救助朝鮮漂流民的武裝「巡邏船」海上防衛時的巡視情況；另外，被救助的朝鮮漂流民與越南人的交流、傳達意思的方式，由於同屬漢字文化圈，而多使用筆談，言語文化的共通性也是朝鮮漂流民得以獲救並最終歸國的要因之一。

漂流記中敘述了很多關於越南自然、社會及文化的情況。例如，「土地肥沃，水田較多，居民多三子五女（子女多、女兒多），氣候則為四季如春般溫暖」；亦記述了諸如牛、猴子、象、孔雀，檳榔樹、芭蕉、棕櫚、黑檀、白檀、龍茘、薑等多種珍奇的動植物；衣食方面，穿著寬袖的單袗（單衣）、「1年內可獲蠶桑五次、稻米三次，衣食豐饒、無飢寒之憂」。漂流記著重敘述了在越南當時的社會中女性地位較高的事情，如，因為越南王子被朝鮮人所殺的傳聞，越南人威脅說要復讐時，「挙止端雅」的一位婦人出現，以「爾等勿哭。我國本無殺害人命之事。欲留則留、欲去則去」的文書示於眾人，命令士兵們將朝鮮漂流民送回島上，漂流民們因一位婦人而獲救。漂流記中明確記述了越南國內一般來說「男賤女貴」。此表達是否適切尚有待考量。而從歷來的關於社會生産勞動者、財産繼承者、不動産所有權者、重要職務的擔當情況等方面的研究來看，當時的越南社會與朝鮮、中國及日本相比，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対較高的判斷是可以被証明的[38]。

朝鮮漂流民們在會安郡明徳府層險些被殺害。當時的情況在書中的敘述為「又書示曰、我國太子、曾爲朝鮮人所殺。我國亦當盡殺爾等以報讐。渠等見書、放聲號哭。」。與此相關的越南太子被朝鮮人殺害的事情，並未在越南和朝鮮的史書中發現，而僅存在於當時的越南國內的民間傳聞中。另外，描述漂流故事的文學作品張漢喆的《漂海錄》（1771年作）中記述，1770年張漢喆等人從濟州島出航後，遭遇突然颳起的暴風而漂流，後被去日本做豆類交易的越南商船所救[38]。而當越南人聽說他們是耽羅（濟州島）人後，因以前的安南世子（太子）船隻失事後漂到耽羅時被耽羅王（事實上為濟州島牧使）殺害的事，引起了越南人復讐的憤怒，而將朝鮮人再度棄於大海。後來，奇跡生還的張漢喆將此事記錄了下來。從這件事看出，朝鮮人殺害越南太子的傳聞，與史實不符，很可能是當時越南存在的一種誤傳。

古代的半官方交流

使節團在中國的會面

通過水手和漂流民而形成的交流是少數且非官方的，相比較而言，兩國的外交使團在中國的會面則更為頻繁。1500年朝鮮的正朝使金永貞與副使安處良記錄下了「與安南國使臣三人一同班列於殿上」等朝鮮使臣與安南使臣共同出席官方行事的事例[39]。此外，偶爾也有積極表明興趣並嘗試互相交流的朝鮮使臣。1528年開始，朝鮮使臣詳細地向朝鮮朝廷匯報了安南的莫登庸假借禪讓篡奪黎朝帝位的過程及中國方面的對應方式[40]。1612年、1614年、1615年，出使中國的許筠（1569～1618）向朝鮮介紹了及第明朝的賓貢科並參與管理活動的安南人。1785年朝鮮的謝恩正使朴明源（1725～1790）與副使尹承烈通過狀啓的別單向朝鮮朝廷報告了安南的肉桂與藿香的相關信息。此外，越南使臣所作的關於中國通州驛樓的三篇詩文也由使臣介紹到朝鮮，並在金正國（1485～1541）與張維（1587～1638）的文集中有所記述[41]。1578年，作為朝鮮的賀至使書狀官出使明朝的李廷馨（1549～1607）亦與越南使臣阮荘等於玉河館門寫下詩文並傳入朝鮮國內[42]。

兩國使臣間更積極的交流在於直接的對詩交流，如1458年朝鮮使臣徐居正（1420～1488）與安南使臣梁鵠、15世紀下半葉朝鮮使臣曹伸與安南使臣黎時舉、1481年朝鮮使臣洪貴達（1438～1504）與安南使臣阮文質及阮偉、1488年朝鮮使臣黃㻶（1464～1526）與匿名的安南使臣、1496年朝鮮使臣申從濩（1456～1497）與安南使臣武佐、1518年朝鮮使臣金安國（1478～1543）與匿名的安南使臣、1519年朝鮮使臣金世弼（韓語：김세필）（1473～1533） 與匿名的安南使臣、1598年朝鮮使臣李睟光（1563～1628）與安南使臣馮克寬（1528～1613）、1691年朝鮮使臣閔黯與匿名的安南使臣等[43]。 尤其是李睟光與馮克寛的交流在兩國使節團中較為典型。

另外，從朝鮮的各種燕行錄中亦可看出朝鮮使臣們對越南的興趣。1766年訪問北京的朝鮮使臣洪大容（1731〜1783）記錄道「安南國每六年中朝貢兩回」，1777年的朝鮮副使李押除了朝貢回數也介紹了越南的文化、風物等。同樣，朝鮮人朴趾源也通過使行中國，將北京至安南的距離、安南的學問、風土、桂皮，以及基於中國人旅行記《海外記事》的越南的地理環境、特產等介紹到朝鮮[44]。

朝鮮人徐浩修（1736～1799）的《燕行紀》與李睟光的《芝峯集》、《芝峯類説》一樣記載了大量越南相關信息，此外，書中也通過問答的形式敏銳的觀察和分析了當時越南的社會氛圍。

越南黎朝昭統二年（1788年），學者裴揮璧（越南語：Bùi Huy Bích）編纂了《皇越詩選（越南語：Hoàng Việt thi tuyển）》[45]。其中亦收錄了一些越南使臣與朝鮮使臣在中國邂逅而作的酬唱詩，其中包括馮克寬詩一首，阮公沆二首，段阮俶一首，胡士棟一首，共五首。

雖然越南和朝鮮使臣的這些會面都是在第三國進行的，且交流的時間較短也並不十分充分，但通過其留下的酬唱詩和問答也可以了解兩國當時的文化和信息。這些作品中充滿了同在一個漢字文化圈中的同文同軌意識。

曺伸與黎時擧

兩國來華使節團在中國的首次會面，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紀。雙方的主要官員分別是朝鮮（李朝）使臣曹伸（韓語：조신／曺伸?）和越南（黎朝）使臣黎時舉（越南語：Lê Thì Cử／黎時舉?），他們在燕京會面，並對詩，這些詩文收錄在魚叔權的《稗官雜記》[46] 中。二人共作詩數十編。

其中黎時擧的一首詩為：

曹伸的對詩為：

黎時擧的對詩為：

馮克寬與李睟光

 
明神宗常服像

1597年，為了慶賀明神宗的壽辰，朝鮮使臣李睟光（韓語：이수광／李睟光?）與越南使臣馮克寬（越南語：Phùng Khắc Khoan／馮克寬?）出使燕京，雙方曾對詩並就越南的氣候、傳統、歷史、科舉考試制度等話題進行過筆談。李睟光將這些討論記錄在了自己的文集《芝峰先生集》中，並將馮克寬為《萬壽慶賀詩集》作序的事情記錄下來。另外，這段交流的歷史也在越南史料《皇越詩選》、《大越史記全書》等中有記錄[48]。

黎貴惇與洪啓禧

 
胡志明市黎貴惇中學內的黎貴惇雕像。

18世紀，兩國使節團的交流更趨頻繁。1760年至1762年，越南史上的著名學者黎貴惇與朝鮮使臣洪啓禧在中國會面並對詩。黎貴惇將這段事實記錄在了他的著作《北使通録》及《見聞小錄》中，使其在越南廣為人知。

徐浩修與安南君臣

1789年，阮惠在取得安南政權後，遣范公著假裝自己，帶臣子前往燕京為乾隆帝祝壽。朝鮮使臣徐浩修與阮惠隨行使臣潘輝益(vi.)中國會面。徐浩修將他們的交流記錄在其著作《燕行紀》中。同時，徐浩修用明知故問的形式，抨擊安南君臣朝覲乾隆帝時改換滿清服飾的行為。[49] 甚至幾十年以後，朝鮮使臣姜時永還在批評當年安南國王改換衣服，還不如暹羅。[50]

十九世紀晚期

十九世紀後期，國際關係頻繁，有關朝鮮的國情、文化等方面的概況，亦為越南人士所認識。如中法越南戰爭期間，奉阮朝之命到中國天津官員阮述，便透過天津詩人梅小樹（名寶璐）了解到朝鮮貢使閔翰山（名默聞）的詩，以及聽聞到朝鮮「以對句取士」的情況。[51] 另外，阮述又把朝鮮產高麗參、地理建置上的八道、官僚架構等情況介紹到越南。[52]

近現代的非官方交流

《越南亡國史》相關

越南著名獨立運動領袖潘佩珠與梁啟超於1905年共著《越南亡國史》一書。該書很快受到當時韓國知識分子的關注，並在短期內出版了3個譯本，其中之一為玄采1906年譯本。由於越南先於韓國淪為殖民地，記錄這段不幸歷史的《越南亡國史》成為了大韓帝國末期的民族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目之一[53]。潘佩珠曾提及韓國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趙素昻（조소앙）。

在越脫北者

2004年以前，越南被描述為朝鮮脫北者的「首選東南亞避難經路」，主要是由於其較少的山區地形。雖然越南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與朝鮮保持着外交關係，但隨著韓國在越南的投資日益增加，促使河內方面悄然允許朝鮮難民過境首爾。在越韓國人的增加也成為了吸引脫北者的重要因素。越南的4個最大的脫北者避難所（safehouse）即由在越韓僑所建，許多叛逃者表示，他們選擇穿過中越邊境進入越南正是因為這些避難所的存在。[54]2004年7月，468名朝鮮難民被空運到韓國，越南最初試圖掩飾自己在空運中的角色，交易之前，韓國政府的匿名消息來源甚至只會告訴記者，脫北者來自「某不明亞洲國家」[55]。空運事件之後，越南加強了邊境控制，並將幾個避難所的運營者驅逐出境[54]。

越戰後的民間交流

交通

南韓與越南間通航的航空公司有大韓航空、韓亞航空、越南航空等。主要的通航城市為：首爾、釜山、河內、胡志明市等。

南韓—越南間航空路線
城市 機場
IATA		 機場
ICAO		 樞紐機場名 航空公司與對方的航點
首爾/仁川 ICN RKSI 仁川國際機場 ○ 大韓航空：新山一國際機場（胡志明市）、內排國際機場（河內）
○ 韓亞航空：新山一國際機場（胡志明市）、內排國際機場（河內）
釜山 PUS RKPK 金海國際機場 ○ 大韓航空：內排國際機場（河內）
河內 HAN VVNB 內排國際機場 ○ 越南航空：仁川國際機場（首爾）、金海國際機場（釜山）
胡志明市 SGN VVTS 新山一國際機場 ○ 越南航空：仁川國際機場（首爾）、金海國際機場（釜山）

近現代的官方交流

如果說韓越兩國古代的交流多離不開中國因素，那麼近現代的兩國的外交關係則與美國有着重要的聯繫。越南與朝鮮半島政權的正式的官方外交關係在20世紀後半葉才開始。而由於越南政治的激變，兩個完全不同的外交關係被開啟。通過1954年7月簽訂的《日內瓦公約》，越南被分為兩個政權。一七線（北緯17度線）以北為共產黨政權的北越，以南為南越。

韓國與南越

韓國－越南共和國關係
 
 
南韓		  
南越
代表機構
韓國駐越南共和國大使館越南共和國駐韓國大使館
代表
末任大使 金榮寬（韓語：김영관 (1925년)）末任大使 范春沼


南越的第一屆政府在1956年成立並由吳廷琰領導，1956年10月，韓國與南越（越南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60年代，基於美韓的夥伴關係，韓國於越戰當中出兵協助美軍及南越政府作戰。1965年5月17日至25日，韓國總統朴正熙出訪美國，與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協商。據當時所達成的協議，韓國須出兵五萬，加入越戰。在整個60年代，韓國派赴越戰的兵員，達30萬之多。[56]

韓國國軍出兵參與越戰

參見：韓國出兵越南

大韓民國國軍參與越南戰爭始於1964年9月11日的第一次派兵，止於1973年停戰協定的簽訂。1965年9月25日成立駐越韓國軍司令部。至1966年4月，韓國軍隊應美國的要求在當年朴正熙政府的指揮下共向越南派兵4次，這也是大韓民國政權首次海外派兵。1964年9月11日年派遣了1個醫務連及跆拳道教官團等後方支援部隊，之後派遣了陸軍猛虎部隊與青龍部隊，1966年依照《布朗備忘錄》（Brown Memorandum）追加派遣了白馬部隊。作為後方支援，亦派遣了軍需支援團及白鷗部隊（醫療）等一個軍級部隊的兵力。陸軍中將蔡命新擔任駐越韓國軍司令官[57]

韓國軍隊在越參戰的8年間共派兵31萬2千853人，其中約5千人陣亡，30多萬人生存歸國，而由於戰爭中枯葉劑等化學武器的影響，歸國後因後遺症而病死的人也為數較多。韓國軍隊在越參戰期間發生過多起對越南當地的無辜平民的殺戮事件，韓國軍隊屠殺的越南平民至少有9000人之多。下表為越南戰爭中的重大平民屠殺事件，淺綠色背景色的部分主要由韓國軍隊直接參與。

名稱 日期 地點 死亡人數 備註
平泰屠殺（Binh Tai massacre） 1966年10月9日 越南共和國小河省（越南語：Sông Bé／滝𡭬）福平縣（越南語：Phước Bình）（越南語：phước bình／福平）平泰村（Binh Tai village） 66
平和屠殺（英語：Binh Hoa massacre）（Thảm sát Bình Hòa） 1966年12月3日—12月6日 越南共和國廣義省平和村 430
延年-福平屠殺（英語：Dien Nien-Phuoc Binh Massacre） 1966年10月9日—10月10日 越南共和國廣義省井山村（Tinh Son village） 280 韓國國軍於同一年在平安村（Binh An village）、平和村（Binh Hoa village）、平泰村（Binh Tai village）、西榮村（Tay Vinh village）製造了類似的屠殺[58][59][60]。
達山村屠殺（Dak Son Massacre） 1967年12月5日 越南共和國多樂省達山村（Đắk Sơn village） 252 由越共製造。
長丘屠殺（고자이 양민 학살 사건） 1966年2月26日 越南共和國平定省西山縣平安村（Binh An village）長丘（越南語：Gò Dài／𡍢𨱽?）集落 380 韓國陸軍首都機械化步兵師（猛虎部隊）所為。
河美屠殺（英語：Ha My massacre）（Thảm sát Hà Mỹ） 1968年2月25日 越南共和國廣南省河美（越南語：Hà Mỹ?）村 135 主要由韓國第2海軍陸戰旅（青龍部隊）所為[61]。
戊申順化屠殺（Thảm sát Huế Tết Mậu Thân） 1968年1月31日—2月28日 順化 2800-6000 由北越人民軍和越共所犯
豐一與豐二屠殺（Phong Nhi and Phong Nhat massacre）（Thảm sát Phong Nhi） 1968年2月12日 越南共和國廣南省奠磐縣（Điện Bàn）豐一與豐二集落（Phong Nhi and Phong Nhat hamlets） 69-79[62] 韓國第2海軍陸戰旅（青龍部隊）所為
西榮屠殺（英語：Tay Vinh massacre）（타이빈 양민 학살 사건） 1966年2月12日—3月17日 越南共和國平定省西山縣（Tây Sơn）西榮村 1200 韓國陸軍首都機械化步兵師（猛虎部隊）所為[63]
太平村屠殺 1966年2月 越南共和國平定省太平村 65 韓國陸軍首都機械化步兵師（猛虎部隊）所為[64]

作為韓國軍隊參戰的回報，韓國政府從美國獲得了經濟援助資金，並將此用於一部分的京釜高速公路的建設費用。對越戰派兵的正面評價包括：為韓國經濟開闢了活路、提高了韓國軍事現代化水平等；負面評價包括：韓國軍隊其實是美軍的傭兵[65]、對無辜平民的殺戮異常兇殘等。2005年8月26日，韓國政府公開了越南戰爭相關的文書，使對這段歷史更正確的檢証成為可能。此文書詳細的記錄了《布朗備忘錄》的履行狀況、1970年2月24日至26日的美國參議院賽明頓聽證會（Symington Hearing）上駐韓美國大使波特（英語：William J. Porter）的證言內容及韓國的對應過程等[66]。

越南統一前的北越與北韓的關係

越南民主共和國（即北越，1975年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北韓同在冷戰時代建立，並均屬社會主義國家。1950年1月，北越向世界各國政府發表聲明，宣佈對抗法國。此一聲明發出後，北越便接連得到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政府的承認及建立外交關係。[67] 北越與朝鮮亦在該年建交。[68]朝鮮戰爭時，北越與朝鮮的關係較為密切，並視南韓為敵。北越領導人胡志明曾強調「朝鮮人民正奮起打擊美國干涉者及其僕從，總的來說，這是我們抗戰救國的一支巨大的同盟力量，特別是反對美國干涉者的巨大同盟力量」。[69]1951年，北越派人民代表團第一次訪問北韓。[70]

1953年7月27日，韓戰中的南北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定》。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認為這是朝鮮的大勝利。胡志明為此向金日成致賀以表支持，該賀詞如下：

越戰期間，朝鮮派遣空軍及運輸部隊，支援北越。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曾兩次到訪北越，北越領導人胡志明亦曾於1957年訪朝。在學術交流方面，北越不少青年亦曾赴平壤學習，後來回國，在政府中任職。[68]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因為越柬戰爭時朝鮮給西哈努克提供一段時間避難，北越與朝鮮兩國關係趨於冷淡。[72]

革新開放後的越朝關係

自1957年胡志明訪朝之後，兩國高層缺乏接觸，1970年代起雙方關係惡化，其後雖然保持外交關係，但相當冷淡。1992年越南和韓國建交後，越南政府的消息顯示，1996年以後兩國經貿關係幾乎為零，[68][73]直到21世紀初兩國領導恢復互訪。[72] 2007年10月越共總書記農德孟受金正日邀請訪朝。[74] 金正日親自接送農德孟，規格頗高。對於兩國關係的回暖，意識形態的作用難以忽視，但各自在經貿和國際地位上各取所需，也可視為重要原因之一。[72]

大韓民國與越南

韓國曾於越戰當中協助南越，對北越作戰。到1975年西貢陷落後，至少在西貢的美國大使館內就有100名在越韓國人來不及撤離，當中官位最高的是韓國駐西貢大使館的經濟公使、陸軍准將李大鎔，當時還在越南負責善後事務[75]。

大部分的滯越韓國公民都在1976年返國，但李大鎔與另2名外交官仍被越南共產政府扣留，到1980年4月才得以回國[76][77]。

越南革新開放後

1986年12月越南進行開放門戶政策，以及1988年韓國總統盧泰愚發表有意向共產主義國家改善關係的《七·七宣言》，成為兩國關係改善的契機。其後，雙方開始出非官方的學術及體育交流活動。1990年4月及10月，越南兩次表示願意與韓方進行談判，改善關係，其間更透過各自的駐泰國大使互相接觸。

1991年4月，越南副外長出席漢城舉行的聯合國經濟社會會議，與韓國外長會談，建議雙方互設貿易代表部。不久，韓國派出調查團及代表團到越南，謀求增進經濟合作及商討建交事宜。1992年4月，雙方達成協議，互設聯合辦事處。12月，韓越建立外交關係。自此，兩國首腦來往益形頻密，1993年5月，越南政府總理武文傑訪韓；1994年8月，南韓總理訪越；1995年4月，越南共產黨總書記杜梅訪韓；1996年11月，韓國總統金泳三訪越。在這些互訪中，雙方就經濟、工業等方面的合作進行了有益的磋商，例如雙方的國防工業合作、韓國在越南的企業及投資（包括造車、發電、煉油、水泥等工廠企業）得到照顧及改善等等。1998年12月，韓國總統金大中正式訪問越南，與越南國家主席會談，就21世紀雙方合作伙年關係達成共識，決定在通信、建設、科技和文化領域加強實質性的交流與合作。

越南與韓國建交後，雙方的貿易額逐年遞增：

  • 1988年：約7,600萬美元。
  • 1993年：8.19億美元。
  • 1994年：11.41億美元。
  • 1995年：15.44億美元。
  • 1997年：近18.42億美元。
  • 1998年：15.45億美元。當年受金融風暴影響。
  • 1999年：17億美元。
  • 2000年：20億美元。

而韓國在兩國貿易中，始終為順差，且差額越來越大。自1990年至2000年，累計順差達83.79億美元，每年具體數字為：

  • 1990年：8,400萬美元。
  • 1993年：6.38億美元。
  • 1995年：11.58億美元。
  • 此後，每年均超過10億美元。[78]

1980年代後期開始，越南政府開始實施類似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的革新開放經濟政策。在經濟發展上，越南亦將韓國視為楷模。當今的韓越關係被稱為「21世紀廣泛的夥伴關係」（韓語：21세기 포괄적 동반자 관계／21世紀 包括的 同伴者 關係?，兩國在油田開發及CDMA等領域合作廣泛。

1998年，韓國總統金大中訪越期間，對越戰時韓國出兵越南表示了遺憾。2001年8月，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訪韓期間，金大中總統亦官方性的表明了謝罪的態度「我們參加了不幸的戰爭，並與本意相違的給越南國民增加了苦痛，對此深表歉意、撫慰亡者」（原文：우리는 불행한 전쟁에 참여해 본의 아니게 베트남 국민들에게 고통을 준 데 대해 미안하게 생각하고 위로의 말씀을 드린다）[79]。對此，韓國的越南參戰戰友會（韓語：베트남참전전우회）稱其為「妄言」，當時的在野黨大國家黨亦批判其為輕率的言論。另一方面，韓國的人權團體對韓國政府對越戰時韓國軍殺害越南平民的犯罪的歷史進行謝罪的做法表示肯定，並認為要徹查給越南國民加害了哪些苦痛、全體國民性的謝罪運動也是必要的。

2004年韓國總統盧武鉉訪越期間表示「韓國國民的心有負債。很希望看到越南的成功」（原文：우리 국민들은 마음의 빚이 있다. 그만큼 베트남의 성공을 간절히 바라고 있다）。

2004年10月10日下午，韓國總統盧武鉉與越南總理潘文凱、總書記儂德孟相繼進行了關於促進經濟合作、加強兩國關係的會談。盧武鉉總統與潘文凱總理在該日簽署了能源、信息通信等方面的合作協議。之後，盧武鉉總統訪問了越南共產黨辦公室並會見了儂德孟總書記，雙方表示將在朝鮮半島和平與國家間合作方面增進合作關係[80]。

韓國駐越大使一覽

  • 下表為歷屆韓國駐南越（越南共和國）大使[81][82][83]。
屆數 姓名 任期
第1屆 崔德新（최덕신） 1956年5月 ~ 1961年10月
第2屆 朴東鎮（韓語：박동진 (1922년)）（박동진） 1961年11月 ~ 1962年8月
第3屆 申尚澈（韓語：신상철 (1924년)）（신상철） 1962年10月 ~ 1970年12月
第4屆 柳陽洙（유양수） 1971年2月 ~ 1974年3月
第5屆 金榮寬（韓語：김영관 (1925년)）（김영관） 1974年3月 ~ 1975年4月
  • 下表為歷屆韓國駐越大使[84]。
屆數 姓名 任期
第1屆 朴魯洙（박노수） 1992年10月3日 ~ 1994年9月22日
第2屆 金奉奎（김봉규） 1994年9月23日 ~ 1997年3月6日
第3屆 趙源一（조원일） 1997年3月7日 ~ 2000年3月30日
第4屆 白樂煥（백낙환） 2000年3月31日 ~ 2003年3月16日
第5屆 柳泰鉉（유태현） 2003年3月17日 ~ 2005年5月30日
第6屆 金義基（김의기） 2005年5月31日 ~ 2007年9月16日
第7屆 任洪宰（임홍재） 2007年9月17日 ~ 2010年3月14日
第8屆 朴錫煥（韓語：박석환 (공무원)）（박석환） 2010年3月15日 ~ 2011年4月18日
第9屆 河燦浩（韓語：하찬호）（하찬호） 2011年4月19日 ~ 2013年6月
第10屆 全大柱（전대주） 2013年6月 ~ 2016年5月
第11屆 李　赫（이혁） 2016年5月 ~ 2018年4月
第12屆 金道鉉（김도현） 2018年5月 ~ 2019年5月
第13屆 朴魯完（박노완） 2019年10月 ~ 2022年10月
第14屆 吳姈姝（오영주） 2022年10月 ~ 2023年7月
第15屆 崔泳杉（최영삼） 2023年7月 ~ 現在

越南駐韓大使一覽

屆數 姓名 任期 備註
第1屆 楊文德（越南語：Dương Văn Đức (trung tướng)）（Dương Văn Đức） 1956年6月－1957年7月 公使
阮貴英（Nguyễn Quí Anh） 1957年8月－1964年1月 臨時代辦
吳孫達（Ngô Tôn Đạt） 1964年2月－1966年2月 臨時代辦
第1屆 1966年2月－1967年6月
第2屆 杜高智（Đỗ Cao Trí） 1967年7月－1968年7月
鄧玉遙（Đặng Ngọc Diêu）[88][89][90] 1968年7月－1969年5月 臨時代辦[88][90]
第3屆 范春沼（Phạm Xuân Chiểu） 1969年5月－1975年5月 直到西貢淪陷
  • 下表為歷屆越南駐韓國大使[91]
屆數 姓名 任期 備註
第1屆 阮富平（Nguyễn Phú Bình） 1993年[92]－1997年
第2屆 阮文昌（Nguyễn Văn Xương） 1997年－2001年
第3屆 楊政識（Dương Chính Thức） 2001年－2005年
第4屆 范進雲（Phạm Tiến Vân） 2005年－2010年
第5屆 陳仲全（Trần Trọng Toàn） 2010年－2013年
第6屆 范有志（Phạm Hữu Chí） 2013年－2017年
第7屆 阮武秀（Nguyễn Vũ Tú） 2017年－2020年
第8屆 阮武松（Nguyễn Vũ Tùng） 2020年－2024年
第9屆 武　胡（Vũ Hồ） 2024年－現在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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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參見阮述《往津日記》農曆五月二十日至廿二日條，43頁。
  52. ^ 參見阮述《往津日記》附：《筆談隨錄》，81及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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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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