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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斯·施蒂納

德国哲学家（1806－1856）

約翰·卡斯帕爾·施密特（德語：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筆名麥克斯·施蒂納[註 1]（德語：Max Stirner），德國後黑格爾主義（英語：post-Hegelian）哲學家，主要研究黑格爾派（英語：Hegelian）的社會異化和自我意識（英語：self-consciousness）概念[10]。施蒂納通常被視為虛無主義、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理論（英語：psychoanalytic theory）、後現代主義和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先驅者[11][12]。

約翰·卡斯帕爾·施密特
Johann Kaspar Schmidt
施蒂納肖像（恩格斯繪）
出生1806年10月25日
 巴伐利亞王國拜羅伊特
逝世1856年6月26日(1856歲—06—26)（49歲）
德意志邦聯 德意志邦聯普魯士柏林
風格"color:#b0c4de;"
時代19世紀哲學
地區西方哲學
學派
主要領域
利己主義、倫理學、本體論、教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教育哲學[3]、財產理論、心理學、價值觀、辯證法
著名思想
受影響於
影響於

施蒂納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於1844年在萊比錫首次出版，此後它歷經多次再版，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13][14]。

生平

 
施蒂納於拜羅伊特的出生地

施蒂納生於巴伐利亞拜羅伊特，人們對他的生平知之甚少，為數不多的資料大多來自蘇格蘭裔德國作家約翰·亨利·麥凱（英語：John Henry Mackay）的一篇傳記（Max Stirner –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施蒂納是阿爾貝特·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施密特（1769–1807）和索菲婭·埃萊諾拉·賴因萊因（1778–1839）的獨子。施蒂納的父親於1807年4月19日死於結核病，年僅37歲[15]。1809年，施蒂納的母親與海因里希·巴勒施泰特（一位藥劑師）再婚，隨後定居於西普魯士庫爾姆（今屬波蘭海烏姆諾）。施蒂納20歲那年求學於柏林洪堡大學[15]，他在洪堡大學主修語文學、哲學和神學。大學期間他曾多次參加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有關哲學史、宗教哲學和主觀精神的講座，黑格爾後來也成為了他思想的靈感來源之一[16]。施蒂納後來去了埃朗根-紐倫堡大學，與路德維希·安德列斯·費爾巴哈同期在該校學習[17]。

施蒂納後來又回到了柏林，並且獲得了一份教師資格證，但他沒能從普魯士政府那裡獲得一份全職教職[18]。1841年，施蒂納曾多次參與一群年輕哲學家的聚會，這些青年哲學家在當時被稱為「自由人小組」，不過後來的歷史學家將他們歸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部分。許多19世紀的文學和哲學名人都曾是自由人小組的成員，如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阿爾諾德·盧格等人。雖然一些青年黑格爾派熱衷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並試圖將辯證法應用於黑格爾自己的結論，但其左翼成員最終在費爾巴哈和鮑威爾的領導下與黑格爾的理論決裂。

自由人小組常在腓特烈大街的希佩爾酒吧舉行交流和辯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也曾多次參與這些交流，當時他們和施蒂納都是費爾巴哈的擁護者。施蒂納曾多次與恩格斯交流，恩格斯甚至回憶道：「我同施蒂納很熟，我們是好朋友」[19][20]，但是今日的學界仍不能確定馬克思是否曾與施蒂納見過面。施蒂納似乎並不熱衷於參與討論，但他仍常來酒吧傾聽他人的想法[21]。當下最常使用的施蒂納肖像取自恩格斯在40年後根據記憶畫的一幅漫畫，他在收到傳記作家麥凱的請求後便嘗試繪畫之。這幅畫和恩格爾對希佩爾酒吧自由人小組的素描畫很可能是施蒂納唯二的第一手圖像。施蒂納後來在格羅皮烏斯夫人所有的一所女子中學短暫任教[22]，也是在這裡他完成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納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與費爾巴哈和鮑威爾論戰，但施蒂納在這本書中同樣反對威廉·魏特林等共產主義者和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等無政府主義者的理念。1844年10月，他因預料到這部作品的出版會引起爭論而自行辭去了教職。

施蒂納曾結過兩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阿格內斯·布爾茨（1815–1838），他女房東的女兒，兩人於1837年12月12日完婚。然而，她在1838年死於懷孕後的併發症。1843年，施蒂納與自由人小組的成員瑪麗·德哈爾特（英語：Marie Dähnhardt）再婚。二人的臨時婚禮在施蒂納的公寓舉行。婚禮上，賓客穿着十分隨意，二人由於忘記買結婚戒指而使用銅戒指代替結婚戒指，又由於自己家裡沒有聖經而不得不四處找鄰居借書。婚後，施蒂納用瑪麗的錢開了一家主要負責銷售乳製品的牛奶鋪，但生意慘澹，沒過多久就倒閉了，這件事導致施蒂納夫妻二人關係不和，最終於1847年分居[23]。《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前言頁亦有「獻給我親愛的瑪麗·德哈爾特」字樣[24]。瑪麗後來皈依了天主教，並於1902年在倫敦去世。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後，施蒂納又寫了《施蒂納的評論者》（Stirner's Critics），並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讓-巴蒂斯特·賽伊的《政治經濟學概論》譯為德語以換取一些積蓄。1852年，施蒂納又參與了《反動的歷史》的編寫。1856年，施蒂納在柏林死於昆蟲叮咬後的感染[11]。青年黑格爾派中，只有布魯諾·鮑威爾和路德維希·布爾二人代表整個組織出席了他於柏林索菲恩格德二號公墓（英語：Friedhof II der Sophiengemeinde Berlin）的葬禮[25]。

哲學思想

參見：利己主義和利己無政府主義

施蒂納的哲學主要體現於其主要的哲學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他的哲學觀被認為對虛無主義、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以及個人無政府主義、後無政府主義和後左派無政府主義（英語：post-left anarchy）[11][12]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施蒂納本人反對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人文主義、自由主義、財產權和民族主義，他認為這些都是權威支配個人的不同形式，進而無法與他的個人主義哲學調和，他的這一觀點影響了許多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和後左翼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常見問答（英語：An Anarchist FAQ）》的作者們稱「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中，許多人接受了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並將其作為他們在1940年代及以後所傳播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根基」。同樣，著名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麥克斯·奈特勞（英語：Max Nettlau）稱：「在閱讀施蒂納的著作時，我認為只能在社會主義的層面上對他的著作進行詮釋」。施蒂納是個反資本主義者，同時也是親勞工運動者，施蒂納曾抨擊道「私有財產造成的勞動分工使工人的自我和個性逐漸消亡」，並且稱「自由競爭並不是『自由的』，因為我沒有進行競爭的實物。[……]在市民等級的統治下，勞動者經常落入有產者的手中，即落入那些掌握任何國家財產的人的手裡，特別是落入掌握貨幣和財產者，即資本家手裡[……]。工人不能按照他的勞動對於享受者所占價值的程度來取得等價報酬。[……]國家建立在對勞動的奴役基礎之上。如果勞動自由了，那麼，國家就將消失」[26][27]。施蒂納認為，「勞動有利己主義的特點，工人是利己主義者」[28]。

施蒂納本人並不反對某些意識形態所進行的鬥爭，例如社會主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以及對人權的擁護。不過，他反對他們的法律抽象性和理想抽象性，這一點使他既不同於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如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右派自由意志主義），也不同於法西斯主義的超人說理論，因為施蒂納仍然將個人置於中心，而不是神聖的集體。至於社會主義，施蒂納曾經給莫澤斯·赫斯寫過一封信，信中稱「我一點也不反對社會主義，但我反對神聖化的社會主義；我的自私並不反對愛[……]亦並不反對犧牲或自我否定[……]尤其不是社會主義的反對理論[……]——簡而言之，它不仇視真正愛好；它不反對愛，但反對神聖化的愛，它不反對思想，但反對神聖化的思想，不反對社會主義者，但反對神聖化的社會主義」[29]。

利己主義

施蒂納的利己主義是純粹描述性的內容，這些內容試圖超越「應該」這一概念本身。如果試圖將施蒂納納入當代人的思維模式中，就會忽視這一點。施蒂納認為，個人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所有單純的自我概念總會不足以完全描述我們經驗的本質。施蒂納的思想被廣泛地認為是對心理利己主義和理性利己主義的描述。因此，儘管施蒂納曾寫道「我的自私並不反對愛[……]亦並不反對犧牲或自我否定[……]」，但這種私利必然是主觀的，允許包括自私和利他的規範性要求[27]。

這裡的私利亦不同於「安·蘭德等人的狹隘的、自我否定的『利己主義』」，因為施蒂納「沒有規定什麼符合人的私利。他沒有因為他喜歡某種方式就說你應該以某種方式行事，他沒有重新定義自私，這讓大部分資產階級的道德保持不變。他敦促每個人為自己思考，尋找屬於自己的道路。對於施蒂納來說，自私地、喪氣地過着由某個大師決定的、某個權威人物認可的生活絕對不符合他口中的『利己主義』。真正的利己主義不是鸚鵡學舌般地同意他所闡述的一切。沒有什麼比創立『施蒂納主義』更不符合施蒂納著作宗旨的事了」[27]。在這種意義上，將施蒂納和無政府共產主義結合起來的唐納德·魯姆曾寫道「我很高興能被稱為施蒂納式的無政府主義者，但前提是『施蒂納式的』是指贊同施蒂納總體的理論傾向，而不是贊同施蒂納的每句話。請根據我論點本身，而非根據施蒂納的論點，也非根據我的論點是否符合施蒂納的思想，來評判我的論點」[27]。

個人的自我實現依賴於個人實現其利己主義的意願。被強迫的利己主義者和自願的利己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會被一種「空想」所占有，進而認為他在實現某種崇高的事業，而通常不知道他只是在實現自己的欲望，追求快樂感或安全感。而自願的利己主義者將是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且能充分意識到他只是在滿足施蒂納所說的個人慾望：[27]

有這樣一種尚沒有認識自己的利己主義者，這是「非本意的利己主義者」[……]簡言之，這種利己主義者不願意成為利己主義者。他還貶低自己，即與他的利己主義作鬥爭；同時，他之所以要自我貶低，恰恰是為了使自己「變得崇高」，即為了滿足他自己的利己主義。只有對這樣的利己主義者來說，才存在神聖的東西。因為他想要自戒，不做利己主義者，他在天上地下四處搜索他為之效勞、並為之犧牲的更為崇高的本質；然而儘管他自己感到震驚並束身修行，最終他的所作所為卻均是為他自己[……]為此我把他稱為非自願的利己主義者[……]你作為非本意的利己主義者恰恰沒有認識到高於你的你，即你並不只是創造物，而同樣是你的創造者；因而「更高的本質」對你來說是一個外來之物。[……]外來性是「神聖物」的一個標誌[30]。

這種對立還體現在本意的利己主義者是其自身概念的擁有者，而非其自身概念的被擁有者。只有當一個人意識到所有神聖的真理，如法律、權利、道德、宗教等等，都不過是人為的概念，而且不應服從時，他才能自由地做事。對施蒂納來說，自由是某人自己的造物（在創造的意義上），又是創造該人的事物（顛覆了神靈過往的角色）。對施蒂納來說，強力是利己主義的方法，而且是在哲學意義上獲得所有物的唯一合理的方法。《無政府主義常見問答（英語：An Anarchist FAQ）》的作者們認為，施蒂納反對「現代『自由意志主義』資本家的主張，因為他們把『利潤』視為『私利』的關鍵」，並認為施蒂納「對它們只有蔑視」，因為「『貪婪』只是自我的一部分，如果一生只追求這一部分，就是否定其他所有部分。施蒂納認為這種追求是『自我犧牲精神的』，或者說是『片面的、不開放的、狹隘的利己主義』，就會導致唯一者被其一個方面所占有」。這些作者引用施蒂納的原文「他把他的一切都付諸一個事物、一個目標、一個意志、一種欲望[……]一種欲望支配了他，為此他犧牲了其他一切」[31][27]。所以，施蒂納「對那些用『自然權利』來捍衛財產，並以一種欲望反對盜竊和徵稅的人只有蔑視，因為它侵犯了上述權利」。施蒂納同樣「深知只有當大眾相信財產的神聖性時，不平等才有可能。這樣一來，最終大多數人失去了他們的財產」。因此，施蒂納敦促人們對一切形式的權威發起叛亂，並告誡人們不要尊重財產的神聖性[27]。

無政府主義

 
亨利·繆綸所制的明信片，上面印有繆綸認定的三位個人無政府主義先驅——埃米爾·阿爾芒、麥克斯·施蒂納和本傑明·塔克

施蒂納認為，大多數被普遍接受的社會制度——比如國家、所有權、自然權利——都只是幻覺、幽靈或思想中的精靈[32]。施蒂納主張利己主義及一種非道德主義，即個人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才聯合起來組成利己主義者的聯盟。對他來說，財產只是通過強力產生的：「誰知道如何奪取並保持這件事物，這件事物就屬於誰。[……]我在強力中擁有的即是我自己的。只要我自己堅持為持有者，我就是事物的所有者」。他又在書中補充道：「在你的和你們的財產前我並不畏懼地後退，而總是把它看作我的財產，對此我是毋需予以尊重的。你們對你們稱之為我的財產的東西也如法炮製吧！」[33]施蒂納認為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包括其他人，都可以不受道德約束地供人索取或使用，而且權利在物體和人身上根本不存在。他認為除非能促進自己的利益，否則考慮他人的利益不具任何合理性，而他認為這也是考慮他人利益的唯一有效理由。他不認為社會是一個真實的實體，將社會稱為一個「幽靈」，而「個人是其現實」[34]。

儘管施蒂納常被人貼上無政府主義的標籤，但施蒂納並不一定是無政府主義者。1914年，多拉·馬斯登（英語：Dora Marsden）在她的期刊《新自由女性》和《利己主義者》中與班傑明·塔克辯論時，第一次將施蒂納和他的利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分開看待[35]。利己無政府主義同樣受到其他利己主義者的影響，如馬爾福·塞克勒夫（英語：Malfew Seklew）[36]和悉尼·帕克（英語：Sidney Parker (anarchist)）[37]等人。

共產主義

《無政府主義常見問答》中寫道「儘管有些人可能會反對我們將利己主義和共產主義放在一起，而且施蒂納確實拒絕了『共產主義』。但確切地說，施蒂納並不認同自由意志共產主義是因為在他寫作的時候這種共產主義並不存在，所以他的批判針對的是各種形式的國家共產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和其他人就應該完全放棄他作品中的觀點。施蒂納本人也會同意這一點，因為沒有什麼行為比限制個人認同符合其最佳利益的內容更不符合他的思想了」[27]。在總結施蒂納的主要論點的過程中，作者們「指出了為什麼社會無政府主義者過去一直，而且應該對他的思想感興趣，比如約翰·克拉克在《麥克斯·施蒂納的利己主義》一書中在同情施蒂納並充分運用施蒂納理論的基礎上，從社會無政府主義角度對他進行了批判」[27]。

丹尼爾·介朗（英語：Daniel Guérin）認為「施蒂納接受了共產主義的許多前提，但有如下限制：專業化的共產主義信仰僅是我們社會的受害者走向完全解放的第一步，他們只有在超越共產主義的情況下才能完全地『不被異化』，才能真正地發展自己的個性」[38]。

革命

施蒂納批評傳統的革命概念，他認為旨在推翻既定理想的社會運動仍是一種旨在建立新理想的理想主義。但施蒂納也承認自我解放的重要性，以及權威往往純粹通過被統治者的接受而存在這一點[27]。

利己主義者的聯盟

主條目：利己主義者的聯盟

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首次闡述了與國家對立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這一概念，他認為這種聯盟將會是一種非系統性的聯合體[39]。與個人必須參與的共同體不同，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者聯盟是自願的、工具性的，只要社會上的某個人對某個群體內的其他人都有用，這些人就可以自由地組成利己主義者的聯盟[40]。利己主義者之間的聯盟關係通過各參與方的支持，以意志表現的形式不斷地更新[41]。包括斯韋恩·奧拉夫·尼貝里在內的一些人認為施蒂納實際上要求所有人以自覺的利己主義參與利己主義者的聯盟，但悉尼·帕克（英語：Sidney Parker (anarchist)）等人認為利己主義者的聯盟是「一種態度上的轉變」，並且不認為這種聯盟是某種社會制度[42]。

對黑格爾主義的回應

 
麥克斯·施蒂納的漫畫像，取自恩格斯對自由人小組的素描

學者勞倫斯·斯特普列維奇（英語：Lawrence Stepelevich）指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仍深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儘管《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整體上具有非黑格爾式的結構和語氣，且對黑格爾關於自我和世界的結論持敵視態度。斯特普列維奇指出，施蒂納的作品最好被理解為回答了黑格爾關於意識在思量了「不真的知識」並使其成為「絕對知識」後的作用。斯特普列維奇斷定，施蒂納向人們展現了一個人意識到自決後重新發現自我意識的結果[43]。

包括道格拉斯·蒙格奇（英語：道格拉斯·蒙格奇）和維杜金德·德里德在內的一些學者指出施蒂納顯然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及布魯諾·鮑威爾一樣是黑格爾的弟子，但他不一定是黑格爾主義者。與青年黑格爾派相反，施蒂納蔑視所有對黑格爾和啟蒙運動進行內在批判的嘗試，也放棄了鮑威爾和費爾巴哈人類解放的主張。黑格爾認為所予物是理性的不充分的體現，與之相反，施蒂納認為所予物只是一個對象，不是轉化後的對象，而是享樂和消耗的對象，從而使所予物保持完整（也即他的所有物）[44]。

蒙格奇認為，施蒂納並沒有超越黑格爾，而且事實上他已經完全離開了哲學的領域，他指出：

施蒂納拒絕將人類自身概念化，他使其缺乏任何關於理性或普遍標準的參考。這樣，人類自身就會被認為屬於行動部分，會變成一個「從未成為的我」，「我」沒有本質可言，同時生命本身就變成了一個自我消解（self-dissolution）的過程。施蒂納的「唯一者」概念遠沒有像人文主義的黑格爾派那樣，接受一種被賦予普世和道德使命的對主體性的建構，而是與任何概念化之類的東西保持距離：「唯一者的概念不具有任何發展性。沒有任何哲學體系可以從它身上構建而來，但它可以從存有（Being）、思考或者我構建而來。一旦唯一者的概念被構建出來，所有基於它的發展都會停止。把它視為原則的人會認為他可以在哲學上或理論上處理它，並必然將浪費他的口舌去反對它」[45]。

著作

《我們教育的錯誤原則》

主條目：我們教育的錯誤原則

1842年，《我們教育的錯誤原則》發表於當時由馬克思編輯的《萊茵報》上[46]。施蒂納寫該文是為回應奧托·弗里德里希·西奧多·海因修斯的《人文主義對現實主義》專題論文，施蒂納解釋說，無論是古典人文主義方法還是實用現實主義方法的教育都缺乏真正的價值，教育的重點在於幫助個人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個體。

《論藝術和宗教》

1842年6月14日，施蒂納在《萊茵報》再度發表《論藝術和宗教》（Kunst und Religion）一文。施蒂納主要在該文中針對布魯諾·鮑威爾和鮑威爾反對黑格爾的文章《從信仰的觀點批判黑格爾的宗教與藝術的學說》進行批駁。鮑威爾通過聲稱藝術與哲學間的關係比藝術與宗教的關係要密切得多——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決定性和明確性，而且有共同的倫理根源——反駁了黑格爾認定的藝術和宗教之間的關係。但施蒂納超越了二人的觀點，指出假設藝術確實為哲學創造了一個對象，那麼就藝術就決不可能與哲學有關，而施蒂納的這種想法與鮑威爾和黑格爾二人的理論體系都對立：

[哲學]從未像宗教那樣與某一具體的對象所對立，也不像藝術那樣製造對象，而是將其具粉碎性力量的手放在製造對象的一切事務及整個客觀性本身上，並以此擁抱着自由。理性，哲學的精神，只靠自己關心自己，哲學也只靠自身而非具體的對象困擾自身[47]。

施蒂納故意將哲學排除在辯證的三位一體（藝術-宗教-哲學）之外，聲稱哲學並不像宗教般為對象所困擾，也不像藝術般製造對象。在施蒂納的論述中，哲學實際上對藝術和宗教的一切都是十分冷漠的。由此，施蒂納對鮑威爾的批判進行了嘲諷和激進化[44]。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主條目：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施蒂納的主要著作。該書於1844年10月在萊比錫出版，不過出版時標明的日期是1845年。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納對當時的普魯士社會和西方社會進行了激進的反權威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批判。他在著作中為人類的存在性提供了一條建議，即如他一般將自己描述為「唯一者」、「創造性的無」，一種超出了語言能充分表達的東西，施蒂納具體解釋道「如果我把我的事業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麼我的事業就放在它易逝的、難免一死的創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着自己。我可以說：我把無當作自己事業的基礎」[48]。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宣稱所有宗教和意識形態都基於無意義的概念。那些聲稱個人受權威約束的社會機構也同樣如此，無論這機構是國家、法律、教會，還是大學這類教育機構。施蒂納的論點探索並打破了批評的界限，他的批判尤其針對他同時代的人和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布魯諾·鮑威爾，以及共產主義、人文主義（他認為這與宗教類似，以抽象的人或人性為最高存在）、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宗教和國家主義。施蒂納認為：

在精神時期，思想雖然是我頭腦的產物，但思想的發展超越了我的頭腦；思想，一種可怕的力量，如同熱病時的夢幻纏繞着我和震撼着我。思想對自身來說變成了有形體的東西，即是精靈，如神、皇帝、教皇、祖國等。如若我摧毀了思想的形體性，那麼我就將思想收回到我自身中來並宣稱：只有我是有形體的。於是我將世界作為我認為的那種東西、作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我將一切歸之於我自己[49]。

《施蒂納的評論者》

1845年9月，施蒂納在《維干德季刊》上發表了《施蒂納的評論者》（Recensenten Stirners）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施蒂納以第三人稱的角度回應了三篇批評性的文章：莫澤斯·赫斯的《最後的哲學家》、塞利加·維什努在《北德葉報》（Norddeutsche Blätter）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及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之前在《維干德季刊》匿名發表的《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談〈基督教的本質〉》。

《哲學上的反動派》

《哲學上的反動派》（Die Philosophischen Reactionäre）一文於1847年發表在奧托·維甘德編輯的期刊《模仿者》（Die Epigonen）上，當時維甘德已經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並且將會推出經施蒂納之手翻譯的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賽伊兩人的著作。正如其副標題所示，《哲學上的反動派》是為回應庫諾·費舍於1847年發表的《現代詭辯家》而寫的。這篇文章的署名是G·愛德華，自約翰·亨利·麥凱「謹慎地」將其歸於施蒂納並將其納入他的施蒂納較短文章的選集以來，其作者的確切身份就一直存在爭議。該書的小引處解釋稱：

麥凱將這篇文章歸於施蒂納的依據是庫諾·費舍隨後對這篇文章的回應，在回應中費舍「以十分堅定的態度」將G·愛德華認定為麥克斯·施蒂納，費舍的回應文章《歪理邪說的辯護人與〈哲學上的反動派〉》，與《哲學上的反動派》一同發表。奧托·維甘德將愛德華的文章與一篇錯誤地將其歸於他當時的一個私人夥伴的文章背對背地相鄰發表的行為似乎有些奇怪。而且，正如麥凱所說，施蒂納確實從來沒有反駁過費舍認為愛德華是他這一點，這些都是能支撐將作者認定為施蒂納的證據。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這些證據過於牽強，並以《哲學上的反動派》的寫作內容和寫作風格為依據反駁了上述論證的結果。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的，《哲學上的反動派》是於《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三年後寫成的，當時的青年黑格爾派已然衰微[50]。

該文的大部分內容是在回應庫諾·費舍對詭辯主義的定義。費舍對詭辯主義的批評的自相矛盾的性質被作者巧妙地揭露出來。費舍在《現代詭辯家》對詭辯主義和哲學進行了鮮明的區分，同時又認為詭辯主義是「哲學的鏡像」。詭辯家呼吸着「哲學的空氣」，「被辯證地激發出一種合規的流利口舌」。而《哲學上的反動派》中以如下文段回應了費舍的觀點：

難道你們這些哲學家真的不知道你們已經被自己的武器打敗了嗎？我只需要指出一點即可：當我辯證地消解了你僅靠辯證提出的東西時，你的常識還能回應什麼？你已經向我展示了，一個人可以用什麼樣的「流利口舌」把一切變成無，把無變成一切，把黑變成白，把白變成黑。當我把你的純藝術如數奉還給你時，你還有什麼理由反對我？[51]

《哲學上的反動派》的作者在回顧《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時稱「施蒂納自己把他的書部分地描述為對他想說的話的笨拙表達。這是他一生中最好幾年的艱辛文字，但他仍把它部分地描述為『笨拙的工作』。這體現了他如何艱難地與被哲學家毀掉、被國家、宗教和其他信仰者濫用的語言作鬥爭，這種被毀掉、被濫用的語言使人們的思想趨於無邊的混亂」[52]。

《反動的歷史》

《反動的歷史》（Geschichte der Reaktion）於1851年由全德出版公司（Allgemein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隨即立即被奧地利當局查禁[15]。該書的寫作背景基於當時剛結束的德意志1848年革命，主要內容實際上來自於施蒂納挑選並翻譯他人的作品所組成的合集。引言和一些補充段落由施蒂納本人所寫。施蒂納在書中引用了埃德蒙·伯克和奧古斯特·孔德二人的著作以展示二人對於革命的對立看法。

批判性的回應

施蒂納的著作並沒有被當時的其他哲學家所忽略。施蒂納對各類意識形態的攻擊——尤其是對於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迫使費爾巴哈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為此費爾巴哈曾多次與施蒂納論戰。莫澤斯·赫斯（當時是馬克思的摯友）和塞利加·維什努（布魯諾·鮑威爾的擁護者弗朗茨·齊克林·馮·齊克林斯基（德語：Franz Zychlin von Zychlinski）的筆名）等人亦寫文回應了施蒂納，施蒂納後來於1845年9月再次發表《施蒂納的評論者》一文回應幾人，同時在文中對讀者感興趣的幾個問題進行了澄清——尤其是關於該書與費爾巴哈的關係相關的問題。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聖麥克斯」章）批判施蒂納，但《德意志意識形態》直到1932年才出版，這使得許多馬克思主義讀者長期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充滿好奇。儘管主流學術界沒有太過關注馬克思對施蒂納的批判，不過馬克思對施蒂納的諷刺對於施蒂納作品的保存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8][53][54][55]。

現代的批判

施蒂納的書出版近20年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在《唯物論史》中寫道：

施蒂納在他的名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中甚至排斥一切道德的理念。一切物，無論其為身外物，抑為信念或概念，如在個人及其姿態以上，施蒂納即斥其為可憎的限制，可以限制人類自身者。這本書，據我們所知道，是最極端的，但竟沒有積極的第二卷，續下去。其實，他要這樣做，比謝林的哲學，是更容易；因為我從無限的自我，可以生產各種觀念論，比如我的意志，我的觀念。施蒂納是這樣看重意志，甚至認為人類本質的根本勢力。這不免使我們回想起叔本華[56]。

有些人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很快就有了「積極的第二卷」，儘管作者並非施蒂納而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和施蒂納的關係（英語：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Max Stirner）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57]。喬治·斯塔克在《朗格與尼采》一文中認為，尼采反覆讀了《唯物論史》，因此對有關施蒂納的段落非常熟悉[58]。

影響

雖然《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度在學界大受歡迎，並招來眾多知名哲學家評判，但該書在施蒂納去世前一度絕版多年，同樣，施蒂納生前由它所引發的惡名沒過幾年就已消失殆盡[59]。施蒂納對左翼黑格爾派的理論體系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他的哲學觀（英語：Philosophy of Max Stirner）也激發了馬克思對他進行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最終也成為了個人無政府主義的開創性文本之一[59]。埃德蒙德·胡塞爾曾在講座中警告聽眾《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具有「一種誘惑力」，不過他未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這一點[60]。藝術評論家、施蒂納的推崇者赫伯特·里德（英語：Herbert Read）經過觀察後認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第一次被印刷後一直「哽在西方文化的喉頭」[61]。

許多思想家都曾讀過，並受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文本影響，如魯道夫·施泰納、古斯塔夫·蘭道爾、維克托·塞爾日[62]、卡爾·施米特和尤爾根·哈貝馬斯。不過，很少有人敢於公開承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對他們思想體系造成過影響[63]。恩斯特·榮格在《尤姆斯維爾（英語：Eumeswil）》一書中虛構的人物安那其（英語：Anarch (sovereign individual)）就基於施蒂納的唯一者[64]。此外，有許多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也引用、引述或以其他方式提到麥克斯·施蒂納及他的著作，比如阿爾貝·加繆的《反抗者》、班傑明·塔克、詹姆斯·赫尼克（英語：James Huneker）[65]、多拉·馬斯登（英語：Dora Marsden）、倫佐·諾瓦托瑞（英語：Renzo Novatore）、埃瑪·戈爾德曼[66]、喬治·布蘭德斯（英語：Georg Brandes）、約翰·考珀·波伊斯（英語：John Cowper Powys）[67]、馬丁·布伯[68]、悉尼·胡克[69]、羅伯特·安東·威爾遜（英語：Robert Anton Wilson）、霍斯特·馬太·奎爾（英語：Horst Matthai Quelle）、恩里科·阿里戈尼（英語：Enrico Arrigoni）、馬塞爾·杜尚及幾位情境主義國際的成員如拉烏爾·瓦內格姆（英語：Raoul Vaneigem）[70]和馬克斯·恩斯特。奧斯卡·王爾德的《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一文使得一些史學家認為王爾德可能也曾讀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71]。

自《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1844年出版以來，由於不斷地有新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將其翻譯為新的語言或做出新的詮釋，其時不時地引起大眾、政客和學者的極大興趣。今天，許多後左翼無政府主義者（英語：post-left anarchy）對一切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與不妥協個人主義有關的思想就可以追溯至施蒂納的思想。他的思想同樣被一些後無政府主義者所採納，例如索爾·紐曼（英語：Saul Newman）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施蒂納對古典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如施蒂納對革命和本質主義的排斥。

無政府主義運動

主條目：利己無政府主義和個人無政府主義

施蒂納的哲學觀在現代無政府主義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個人無政府主義和利己無政府主義為重。雖然施蒂納最常被與個人無政府主義聯繫在一起，但他同樣影響了許多社會無政府主義者（如無政府女性主義者埃瑪·戈爾德曼和費德麗卡·蒙塞尼（英語：Federica Montseny））。在歐洲，他死後的主要推崇者有埃米爾·阿爾芒（英語：Émile Armand）、李奈爾（英語：Han Ryner）、倫佐·諾瓦托瑞（英語：Renzo Novatore）、約翰·亨利·麥凱（英語：John Henry Mackay）、米格爾·希門尼斯·伊瓜拉達（英語：Miguel Giménez Igualada）和列夫·邱爾尼（英語：Lev Chernyi）等歐洲個人無政府主義者（英語：European individualist anarchism）。

在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班傑明·塔克和他創辦的雜誌《自由》同樣受施蒂納的思想影響極大，塔克放棄了對自然權利的擁護，轉而擁護利己主義[72]。《自由》對利己主義的宣傳進一步影響了當時的一批出版物，如由克拉倫斯·李·斯沃茨（英語：Clarence Lee Swartz）發行，威廉·華爾斯坦·戈達克、J·威廉·勞埃德（英語：J. William Lloyd）（這兩人也是《自由》的特約編輯）和愛德華·富爾頓編輯的《我》及由愛德華·富爾頓主編的《唯一者及利己主義者》，此後還有由阿道夫·布蘭德（英語：Adolf Brand）編輯的德語報紙《唯一者》及在倫敦發行的《鷹與蛇》。《鷹與蛇》是最著名的英文利己主義期刊，於1898至1900年間以「利己主義哲學和社會學期刊」的副標題發行[72]。此外，活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利己無政府主義者至少還包括詹姆斯·沃克（英語：James L. Walker）、喬治·舒姆（英語：George Schumm）、約翰·貝弗利·魯濱遜（英語：John Beverley Robinson (anarchist)）和史蒂文·特雷西·拜因頓（英語：Steven T. Byington）[72]。

英國哲學家赫伯特·里德（英語：Herbert Read）亦受到施蒂納影響，里德還注意到了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與存在主義的相似性（見存在無政府主義（英語：existentialist anarchism））。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哲學家丹尼爾·介朗（英語：Daniel Guérin）在《無政府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一書中稱「當哲學被黑格爾的反個人主義所支配時，當社會上大多數改革者被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錯誤行為所引導時，施蒂納通過強調這些事物的對立面恢復了個人的地位」，介朗繼續指出，「他的思想十分大膽超前」[73]。20世紀70年代，一個名為「為我們自己」的美國情境主義團體出版了一本名為《貪婪的權利：關於要求一切的實際必要性的論文集（英語：The Right To Be Greedy: Theses On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Of Demanding Everything）》，他們在書中主張以施蒂納理論為基礎的「共產利己主義」[74]。

再後來的美國出現了在批判意識形態等方面受施蒂納影響更深的後左翼無政府主義（英語：post-left anarchy）。賈森·麥奎因（英語：Jason McQuinn）稱：「當我和其他反意識形態無政府主義者批判意識形態時，總是從一個具體批判性的、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出發，這既植根於麥克斯·施蒂納的懷疑主義哲學，又植根於他的個人無政府主義哲學」[75]。鮑勃·布萊克（英語：Bob Black）和伍爾斐·蘭德斯徹二人強烈支持施蒂納的利己主義。此外，後無政府主義者索爾·紐曼（英語：Saul Newman）曾寫過論述施蒂納與後結構主義之間相似點的文章。當代的暴動無政府主義亦受到施蒂納的思想影響，暴動無政府主義理論家阿爾弗雷多·博南諾（英語：Alfredo Bonanno）在著作《麥克斯·施蒂納與無政府主義》中詳細介紹了施蒂納對無政府主義和暴動無政府主義的影響[76]。

自由戀愛、同性戀和女性主義者

參見：無政府主義與性和愛情

德國利己無政府主義者阿道夫·布蘭德（英語：Adolf Brand）於1896年開始編輯並發行宣傳同性戀的報紙《唯一者》，這是世界上第一份宣傳同性戀的連載刊物[77]，該報一直運作至1931年。該報報名取自施蒂納的著作，同時也指代施蒂納「自我所有權」的概念。約翰·亨利·麥凱（英語：John Henry Mackay）亦是早期同性戀活動家。《自由女性（英語：The Freewoman）》和《新自由女性（英語：The New Freewoman）》的編輯多拉·馬斯登（英語：Dora Marsden）和無政府女性主義者埃瑪·戈爾德曼等女性主義者亦受到施蒂納著作的影響。施蒂納的著作還在20世紀初法國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英語：Individualist anarchism in Europe）的背景下影響了自由戀愛主義和多邊戀的宣傳者埃米爾·阿爾芒（英語：Émile Armand），阿爾芒因「呼籲裸體天然主義、強烈捍衛生育控制方法及宣傳以性行為為唯一理由組成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而聞名[78]。

後結構主義

參見：後無政府主義和後結構主義

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家雅克·德里達在其《馬克思的幽靈（英語：Specters of Marx）》一書中論述了施蒂納及他與馬克思的關係，同時還分析了施蒂納的幽靈概念[79]。另一位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吉爾·德勒茲同樣在其《意義的邏輯（英語：The Logic of Sense）》一書中簡略介紹了施蒂納[80]。

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對自由人小組聚會的素描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在以自由人小組為背景的《基督教的英雄敘事詩四章》以詩的形式評價整個自由人小組，其中評價施蒂納的部分段落如下：

施蒂納來了，一個打破清規戒律的兇惡敵人。
今天他喝啤酒，明天就會大叫：拿血來飲！
只要有誰高喊自己的口號：打倒國王！
他立刻就會補上：也打倒法律！
[……]
施蒂納也怒氣沖沖地說：「這是用暴力壓制意志！
難道他們想用喊叫把法律強加給我們？
然後再把你們稱為『自由人』！
不，你們的血液滲透着卑鄙的奴性，一切法律滾蛋吧！」[81]

恩格斯曾有一次回憶道他和施蒂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20]。1844年11月，恩格斯給馬克思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首先匯報了他在科隆時對莫澤斯·赫斯的拜訪，之後又提到他已經拿到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校樣，並答應把這本書的副本寄給馬克思，因為「這個東西是重要的」而且「施蒂納在『自由人』當中顯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獨立見解和最勤奮的了」[82][20]。恩格斯對這本書顯然充滿熱情，並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可是，這種原則里的正確東西，我們也必須吸收。而不管怎樣，這裡正確的地方是，在我們能夠為某一件事做些什麼以前，我們必須首先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拋開一些可能的物質上的願望不管，我們也是從利己主義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想從利己主義成為人，而不僅僅是個人[82]。

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施蒂納的作品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未刪節稿中，二人用來批判施蒂納的頁數超過了施蒂納寫過的所有著作頁數之和[83]。馬恩兩人在書中將施蒂納揶揄為「聖麥克斯」、「桑丘」。以賽亞·伯林認為施蒂納「被追問了500頁沉重的嘲諷和污辱」[84]。《德意志意識形態》寫於1845至1846年間，但直到1932年才出版。馬克思對施蒂納進行的長篇反駁在後世被認為是馬克思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一個關鍵點。有學者認為馬克思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調和了共產主義與施蒂納式對道德的排斥[53][54][55]。

對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潛在影響

主條目：弗里德里希·尼采與麥克斯·施蒂納的關係（英語：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Max Stirner）

許多作家常把施蒂納的觀點與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觀點作比較，並討論他們著作間的相似性甚至懷疑施蒂納的著作是否影響到了尼采[85]。尼采成名前，阿圖爾·叔本華的觀點也常常被拿來與施蒂納的觀點作比較[86]。可以肯定的是尼采曾讀到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這個書名，因為在尼采常讀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的《唯物論史》和愛德華·馮·哈特曼的《無意識哲學》中都有提及這本書[87]。但是，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尼采真的讀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因為尼采從未在他的任何著作、論文或信件中提到這本書[88]。2002年的一項傳記發現，尼采很可能在閱讀哈特曼和朗格的書之前的1865年10月，與施蒂納的一位舊友愛德華·穆沙克的會面中就已接觸到施蒂納的思想[89]。

隨着尼采越發出名，他是否受施蒂納的影響這個問題也被越來越多的人討論。1891年，哈特曼公開宣稱尼采剽竊了施蒂納的思想[90]。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尼采受到了施蒂納的影響，在德國甚至一度成為一種共識，這使得一位觀察家在1907年指出：「施蒂納在當代德國的影響力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而且與尼采的影響力總體上是平行的。這兩位思想家被認為是本質上相同哲學的表達者」[91]。

自19世紀最後幾年，學術界掀起了一場關於施蒂納是否可能對尼采產生積極影響的「大辯論」[92]，許多人注意到了這些認為尼采受施蒂納影響推論中證據不足的地方[93]。到了20世紀中葉，多數人已經不再認為施蒂納對尼采有直接影響[94]。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人認為尼採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施蒂納的影響，這也許是因為這些人認為有必要解釋二者著作中經常的（儘管可以說只是表面上的）相似之處[95]。不論如何，今天這一問題的重點都已不在於尼采是否曾讀過施蒂納的著作，而在於施蒂納是否對尼采這樣博覽群書的哲學家間接地產生了影響[96]。

魯道夫·施泰納

魯道夫·施泰納的早期哲學觀中的個人無政府主義傾向——在他1900年左右轉向神智學前——與施蒂納的唯一者概念有很多相似的特點，並且施泰納本人公開承認了他受施蒂納的唯一者影響很大，後者為他的哲學體系提供了基礎[97]。

參見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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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見：Bernd A. Laska: Ein dauerhafter Dissident. Nürnberg: LSR-Verlag 1996 (online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08-02-28.).
  64. ^ Bernd A. Laska: Katechon und Anarch. Nürnberg: LSR-Verlag 1997 (online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8 February 2008.).
  65. ^ Huneker's book Egoists, a Book of Supermen (1909)contains an essay on Stirner.
  66. ^ 見：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p. 50.
  67. ^ Wilson, A. N. World of books.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2004-11-01 [2010-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0）. 
  68. ^ Between Man and Man by Martin Buber, Beacon Press, 1955.
  69. ^ From Hegel to Marx by Sidney Hook, London, 1936.
  70. ^ "The long revolution is preparing to write works in the ink of action whose unknown or nameless authors will flock to join Sade, Fourier, Babeuf, Marx, Lacenaire, Stirner, Lautréamont, L'hautier, Vaillant, Henry, Villa, Zapata, Makhno, the Communards, the insurrectionaries of Hamburg, Kiel, Kronstadt, Asturias – all those who have not yet played their last card in a game which we have only just joined: the great gamble whose stake is freedom". Raoul Vaneigem.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71. ^ David Goodway, Anarchist Seeds Beneath the Snow,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5.
  72. ^ 72.0 72.1 72.2 "Only the influence of the German philosopher of egoism, Max Stirner (né Johann Kaspar Schmidt, 1806–1856), as expressed through The Ego and His Own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compared with that of Proudhon. In adopting Stirnerite egoism (1886), Tucker rejected natural rights which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the foundation of libertarianism. This rejection galvanized the movement into fierce debates, with the natural rights proponents accusing the egoists of destroying libertarianism itself. So bitter was the conflict that a number of natural rights proponents withdrew from the pages of Liberty in protest even though they had hitherto been among its frequent contributors. Thereafter, Liberty championed egoism although its general content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endy Mcelroy. "Benjamin Tucker, Individualism, & Liberty: Not the Daughter but the Mother of Order"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1-05-24..
  73. ^ Daniel Guérin,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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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 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曾於1870年創辦了同性戀報紙《普羅米修斯》，但只發行了一期。見：Kennedy, Hubert, Karl Heinrich Ulrichs: First Theorist of Homosexuality, In: 'Science and Homosexualities', ed. Vernon Rosario.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26–45.
  78. ^ Xavier Diez. "La insumisión voluntaria. El anarquismo individualista español durante la dictadura y la Segunda República"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9-12-20..
  79. ^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Routledge. 1994.
  80. ^ "Human or divine, as Stirner said, the predicates are the same whether they belong analytically to the divine being, or whether they are synthetically bound to the human form"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Continuum. 2004).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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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 I. Berlin, Karl Marx (New York, 1963), 143.
  85. ^ Albert Levy, Stirner and Nietzsche, Paris, 1904; Robert Schellwien, Max Stirner and Friedrich Nietzsche, 1892; H.L. Mencken, The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Nietzsche, 1908; K. Löwith,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New York, 1964, p. 187; R. A. Nicholls, "Beginnings of the Nietzsche Vogue in Germany", in Modern Philology, Vol. 56, No. 1, August 1958, pp. 24–37; T. A. Riley, "Anti-Statism in German Literature, as Exemplified by the Work of John Henry Mackay", in PMLA, Vol. 62, No. 3, September 1947, pp. 828–843; Seth Taylor, Left Wing Nietzscheans, The Politics of German Expressionism 1910–1920, p. 144, 1990,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y,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R. C. Solomon and K. M. Higgins, The Age of German Idealism, p. 300, Routledge, 1993.
  86. ^ While discussion of possible influence has never ceased entirely, the period of most intense discussion occurred between 1892 and 1900 in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During this tim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Nietzsche's reception in the German language, the 4-volume work of Richard Frank Krummel called Nietzsche und der deutsche Geist, indicates 83 entries discussing Stirner and Nietzsche. The only thinker more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connection with Nietzsche during this time is Schopenhauer, with about twice the number of entries. Discussion steadily declines thereafter, but it is still significant. Nietzsche and Stirner show 58 entries between 1901 and 1918. From 1919 to 1945, there are 28 entries regarding Nietzsche and Stirner.
  87. ^ "Apart from the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gained from the annotations, the library (and the books Nietzsche read) shows us the extent, and the bias, of Nietzsche's knowledge of many fields, such as evolution and cosmology. Still more obvious, the library shows us the extent and the bias of Nietzsche's knowledge about many persons to whom he so often refers with ad hominem statements in his works. This includes not only such important figures as Mill, Kant, and Pascal but also such minor ones (for Nietzsche) as Max Stirner and William James who are both discussed in books Nietzsche read". T. H. Brobjer, "Nietzsche's Reading and Private Library", 1885–1889,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58, No. 4, October 1997, pp. 663–693; Stack believes it is doubtful that Nietzsche read Stirner, but notes "he was familiar with the summary of his theory he found in Lange's history." George J. Stack, Lange and Nietzsche, Walter de Gruyter, 1983, p. 276.
  88. ^ Albert Levy, Stirner and Nietzsche, Paris, 1904.
  89. ^ Bernd A. Laska: Nietzsche's initial crisis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7-10-20.. In: Germanic Notes and Reviews, vol. 33, n. 2, fall/Herbst 2002, pp. 109–133.
  90. ^ Eduard von Hartmann, Nietzsches "neue Moral", i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67. Jg., Heft 5, May 1891, S. 501–521; augmented version with more express reproach of plagiarism in: Ethische Studien, Leipzig, Haacke 1898, pp. 34–69.
  91. ^ This author believes that one should be careful in comparing the two men. However, he notes: "It is this intensive nuance of individualism that appeared to point from Nietzsche to Max Stirner, the author of the remarkable work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Stirner's influence in modern Germany has assumed astonishing proportions, and moves in general parallel with that of Nietzsche. The two thinkers are regarded as exponents of essentially the same philosophy." O. Ewald, "German Philosophy in 1907",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17, No. 4, July 1908, pp. 400–426.
  92. ^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Nietzsche had read Stirner was the subject of great debate" R.A. Nicholls, "Beginnings of the Nietzsche Vogue in Germany", in Modern Philology, Vol. 56, No. 1, August 1958, pp. 29–30.
  93. ^ Levy pointed out in 1904 that the similarities in the writing of the two men appeared superficial. Albert Levy, Stirner and Nietzsche, Paris, 1904
  94. ^ R. A. Nicholls, "Beginnings of the Nietzsche Vogue in Germany", in Modern Philology, Vol. 56, No. 1, August 1958, pp. 24–37.
  95. ^ "Stirner, like Nietzsche, who was clearly influenced by him, has been interpret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Saul Newman, From Bakunin to Lacan: Anti-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Dislocation of Power, Lexington Books, 2001, p. 56; "We do not even know for sure that Nietzsche had read Stirner. Yet, the similarities are too striking to be explained away." R. A. Samek, The Meta Phenomenon, p. 70, New York, 1981; Tom Goyens, (referring to Stirner's book The Ego and His Own) "The book influenced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even Marx and Engels devoted some attention to it." T. Goyens, Beer and Revolution: The German Anarchist Movement In New York City, p. 197, Illinois, 2007.
  96. ^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suppose that Nietzsche had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Hegelian movement, from Hegel to Stirner himself. The philosophical learning of an author is not assessed by the number of quotations, nor by the always fanciful and conjectural check lists of libraries, but by the apologetic or polemical directions of his work itself." Gilles Deleuze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1962 (2006 reprint, pp. 153–154).
  97. ^ Guido Giacomo Preparata, "Perishable Money in a Threefold Commonwealth: Rudolf Steiner and the Social Economics of an Anarchist Utopia". Review of Radical Economics 38/4 (Fall 2006). pp. 61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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