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三慘案
于子三慘案，是1947年10月發生的學生死亡事件，被認為是中華民國政府有計劃地鎮壓長三角地區學生運動的一系列事件之一。被害者于子三時為浙大農學院農藝系的大四學生，遭到政府秘密逮捕，並死於監獄中。被捕前，他曾經是浙江大學的學生會主席，同時也負責新民主青年社華家池分社、新潮社兩個學生社團的活動和浙大學生會同全國學聯的聯繫[1]。
背景
滬寧杭地區是國共雙方的共同戰略要地。1947年夏，蔣經國在蘇州、嘉興兩地舉辦青年軍夏令營，推行的策略即「以口號對口號，以組織對組織，以行動對行動」；作為回應，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派遣青年組成員洪德銘等人以期在滬寧杭地區加強學生工作[2]。
青年軍夏令營曾經吸收了一批浙江大學的中共黨、團分子，這批學生返校後立刻奪取學生會的領導層職位；洪德銘來到杭州後，也着手調整浙大黨支部的領導組成，發展下屬黨員，並建立了青年翼，即新民主青年社。同時，他在浙大學生自治會中創立了黨的特別小組，馬上開始策劃普選學生自治會。同時，政府開始計劃對學生自治會會長于子三採取行動[3]。
經過
10月25日，于子三進杭州市區參加校友的婚禮後，夜宿大同旅館。10月26日凌晨2時，國民黨中統浙江室派出了多位特工，將他和其他三位同學一起秘密抓捕到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監獄。中統人員試圖從他口中獲取中共地下黨線索，目的在於從浙大的地下黨開始順藤摸瓜摧毀滬寧杭地區乃至政府控制區的學生運動，嚴刑逼供，但未果[4]。
1于子三當時是農學院三年級學生、浙大學生自治會會長。被捕後，學生罷課集會抗議，校方多方營救。11月29日，竺可楨獲保證于子三將在當日移交法院，因而親自前往探訪，卻被告知于子三以碎玻璃「畏罪自殺」；校長竺可楨拒確認死因，隨後浙大公開于子三事件經過。[5][6]
11月30日，浙大爆發學潮，學生自10月30日起罷課三天，浙大教授會亦決議11月3日罷教一日以聲援抗議。11月2日，中共藉此次事件通過學生自治會普選，選獲取學生會的領導權，隨後開始煽動學生示威遊行。[7]校長竺可楨前往南京訪問政府高官陳情無果，於11月4日接受《申報》等媒體記者訪問。[5][6]
反響
事件經由媒體曝光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等校陸續罷課聲援。[8]國民政府後通過法庭公審此案。11月17日，三位學生和律師當庭駁斥了當局提供的偽造證據，11月20日，法院仍判處其他三名學生各7年徒刑。在法院宣判被審學生有罪後，浙大等校學生繼續抗議性罷課。[9]
政府
于子三死後，國民政府對外宣稱于子三用玻璃割喉自殺。同月31日起，政府戒嚴杭州全城，封鎖新聞，檢查信件和電話電報。為制止學生運動進一步擴大，中華民國教育部向全國大專院校發出「制止響應浙大學生罷課舉動」的代電及附件[10]。此外，國民政府後通過法庭公審此案。11月20日，法院判處其他三名學生各7年徒刑[11]。
學生
事件發生後，洪德銘領導的杭州中共地下黨組織做出了「揭露事實、打擊當局、保護學生」的決定，提出了「反對迫害、爭取自由、求得生存」的宣傳主旨，發動群眾在浙江大學內外開展宣傳活動並向政府申訴，以反對政府。同學會在校內提出口號，呼籲學生完成同學會普選以紀念于子三。浙大師生和員工自11月起一致罷課、罷教、罷研、罷工以示抗議。浙大校長竺可楨更是於4日赴南京，向教育部申訴，同月5日又向《申報》、《大公報》宣傳于子三慘案[10][12]。
11月3日開始，錢瑛領導的中共上海局青年組召開會議，決定乘機擴大鬥爭規模，發動所有國統區的學生、群眾開展學生運動，以期聲援；同月4日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等校陸續罷課聲援；8日，浙大學生會發表公告《天堂血淚》，闡述慘案情況，通過各種渠道散佈到全國各個大學和省內各大中學。全國學聯發表了《為抗議政府摧殘學生爭取人權保障告全國同學同胞書》，號召學生開展運動；此外，浙大在校內舉辦多個活動以宣傳，包括了一場于子三遺物展；並派出了宣傳員，在杭州市內各校、部分工廠及街頭及上海等外地開展針對該事件的宣傳、控訴活動[13]。
| 愛和平有罪，要民主有罪，爭自由有罪，見你媽鬼，那狗屁憲法； 打內戰可以，賣國家可以，殺青年可以，流你娘蛋，這無恥政府！ ——浙大公祭大會輓聯之一[14] |
在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出制止抗議活動代電後，抗議運動沒有停止。11月16日，浙大舉行公祭大會，靈堂上懸掛着全國各地寄來的近千幅輓聯。直至次年8月下旬，全國累計有二十餘城市十餘萬學生罷課，另有十五萬餘學生參加集會、遊行或以資助等方式參與相關聲援活動[10][15]。
國民政府開庭公審其他三名學生陳建新、黃世民、酈伯瑾。11月17日，三位學生和律師當庭駁斥了當局提供的偽造證據。在法院宣判被審學生有罪後，浙大等校學生第二次抗議性罷課。11月底、12月初，對於該案引發的全國性學生運動，中共上海局青年組進行了總結，認為學生運動達到目的，可以適當暫停並轉入群眾工作，重點發展中共黨組織和親共力量，使學生運動的成果進一步堅固。當年12月中旬，中共上海局在杭州建立工作委員會，洪德銘擔任書記。該組織在杭州發展了一批中共組織，其中包括了中共杭州中學區委[11]。
校方
竺可楨一邊到鳳凰山親自為于子三墓地選址，一邊卻告誡學生不得任意出外遊行，然而其中間派的態度為學生們所不齒，引發拒竺情緒。[6]當局同意1948年1月4日由浙大學生舉行集體葬禮的提議，卻圍繞送葬隊伍的路線、是否允許有儀仗和輓聯等問題糾纏，最終當局禁止學生出殯，甚至還派出流氓隊伍衝進學校，騷擾和毆打學生；直至3月14日，于子三方才入葬鳳凰山。[8]
浙大曆來為政府高官所眷顧，蔣介石父子、陳佈雷、陳立夫、朱家驊都往往念及鄉情抑或是校友情，二二八事件後轉任浙江省長的陳儀在竺可楨日記里也被指「故可說浙大為其母校」，因為在學潮問題上都能對浙大網開一面。1949年8月，教育部轉達總統府密令逮捕「國際學聯活動分子」、「歷次主動罷課人員」、「反動刊物之主編人」等在內的職業學生，陳儀即附和竺可楨，稱「主張疏導，不主張操切從事」。[6]
紀念
延伸閱讀
- 余鴻林，張磊主編. 学生魂 于子三烈士殉难四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杭州: 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3.11. ISBN 7-81035-450-7.
- 李景先等編. 于子三运动 于子三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87.10. ISBN 7-308-00040-0.
- 叢木，達人著. 于子三案真相. 學生導報社. 1947.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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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許荏華主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 青春壮歌 全国五二〇运动亲历者回忆录.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7.05: 233–234. ISBN 7-80199-663-1.
- ^ 武可賢編. 简明中共党史辞典.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6.12: 59.
- ^ 夏征農，陳至立主編；熊月之等編著. 大辞海 中国近现代史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3.12: 39. ISBN 7-5326-4071-X.
- ^ 5.0 5.1 謝魯渤. 浙江大学前传.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2023-01-09]. ISBN 978-7-213-04619-3. OCLC 76744289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1-13）.
- ^ 6.0 6.1 6.2 6.3 散木. 披露周恩来的一份电报:1949年究问浙江大学"拒竺"风波. 《历史学家茶座》第16辑.
- ^ 賀江楓. 1947至1948年于子三慘案與國共兩黨、竺可楨三方的各自對策 (PDF).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香港中文大學). 2014, (58): 259-286 [2023-01-19].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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