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

多米那特制

主宰制（英語：dominate，拉丁語：dominatus；源於dominus）；音譯為多米那特制；又稱羅馬君主制，是對羅馬帝國早期「元首制」之後晚期政府實行的一種「專制」政體的命名。313年帝國重新統一[1] 之前的這段時期通常稱為「四帝共治制」[2]

主宰制大致始於284年三世紀危機結束戴克里先開始統治帝國，其終結時間因帝國東西分治而各不相同。西部在476年羅慕路斯被罷黜後結束；東部結束時間尚有爭議，一般以查士丁尼一世（565年）[3]或希拉克略（641年）統治結束標誌着主宰制的終結[4]。

從組織結構上來看，相較之前的元首制，主宰制政體被認為更威權化和官僚化且缺乏合議性。

緣起

元首制下，皇帝的職務表面上是多個民政和軍事職務集於一身的政務官。奧古斯都及其繼任者一般非常謹慎的將自己的職務置於羅馬共和體制之下，宣稱皇帝僅是由元老院授予權力的第一公民以掩飾其獨裁的本質。實際上第一公民幾乎總由一人獨攬，授予護民官特權（Potestas tribunicia）之日開始行使皇權[5][註 1]。在元首制時期，雖然皇帝提名繼承人（稱為凱撒）是一種普遍現象，但「凱撒」即不能行使皇帝相關的權力、也沒有被授予任何官方職權[6]。

三世紀危機時期，面對同時爆發的多場入侵和篡位事件，需要皇帝立刻親赴前線處理危機。而皇帝傳統的執政方式，即單一的皇帝作為政務官鎮守羅馬城已經無法應對這種局面。進一步來說正是由於皇帝分身乏術，而地方爆發的危機事件需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才導致篡位者出現以皇帝的身份處理當地的危機[7]。

詞彙起源

「dominate」（支配；主宰）一詞起源於拉丁語「dominus」（主人，主宰者，後被基督徒引申為上帝），最初是羅馬人的奴隸對其主人的稱呼。元首制時期，該詞偶爾用於稱呼皇帝[註 2]，通常表示對皇帝的極度恭維（或政治攻擊）[8]。奧古斯都主動勸阻這種稱謂，特別是提比略斥責這種稱謂就是阿諛奉承[9]。此後儘管圖密善曾鼓勵使用「dominus」[10]，但沒有一位皇帝以任何半官方的身份使用該稱謂，直至274年奧勒良統治時期發行了刻有「神與天生主宰者（deus et dominus natus）」[註 3]字樣的硬幣[11]。

不過直到戴克里先的統治時期，作為加強皇權改革的一部分，主宰者（英語：Dominus (title)）（dominus）一詞才被正式納入皇帝的官方頭銜[2]。

早期基督徒也將上帝稱為「Dominus」，例如五世紀初完成的《聖經武加大譯本》（Biblia Vulgata）將原始古希伯來語聖經中的上帝（雅威יהוה）和通用希臘語聖經譯本的上帝（κύριος）譯為拉丁語「Dominus Deus」。

從元首制的轉變

公元235年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被軍隊推翻後，帝國陷入長達半個世紀的內亂，史稱三世紀危機。在此期間，蠻族入侵、農民起義且同時出現數位皇帝互相攻伐，甚至在268年帝國東西方分裂出割據政權高盧帝國和帕米拉帝國[註 4]。直至273年奧勒良重新統一帝國，284年戴克里先繼位後改革政府徹底終結了這場危機。

主宰制政體的出現正是為了應對三世紀危機帶來的近50年的混亂局面。這場危機暴露了元首制的弊病，也使帝國從合議政體逐漸轉變為完全的獨裁政體[12]。

從元首制轉變為主宰制的過程中，在軍事層面上，元老院高層逐漸被排除擔任高級軍事指揮官，騎士階級的地位被提升，軍隊重組並創建了更加機動的野戰軍（comitatenses）。在行政層面上，皇帝的服飾和出行禮儀發生改變，新的宗教政策旨在實現宗教統一，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貨幣改革並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民政官僚機構[13]。

儘管一般認為戴克里先是主宰制的創建者，但它起源於更早之前皇帝的改革政策，主要是在奧勒良統治時期（270-275年）[14]，有些可以追溯到加里恩努斯統治時期（253-268年）[15]。直至305年戴克里先退位時，主宰制的轉型依然沒有完全完成，許多改革措施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才被引入和重新調整。因此正如元首制是在公元前31至公元14年期間出現，轉向主宰制的改革直到公元337年才基本完成[16]。

歷史學家約翰·巴格內爾·伯里認為：

「帝國在地理位置上並不緊湊，有四條漫長的國界和數個小型邊區需要守衛，同時還時刻面臨着解體和破產的威脅。但主宰制對細節之處的構建解決了這些棘手的問題，成功維繫了這個民族及地域差異巨大的帝國。主宰制下帝國核心一分為二，兩套獨立但完全相同政府班底來治理這個龐大的帝國的同時又不至於損害帝國的完整性，這是一個全新且有趣的實踐。主宰制下的官僚系統能夠正常運轉，如果掌控的君主能力超群，甚至還能超常發揮。當然主宰制也有污點和缺陷，特別在經濟和財政方面。但總的來說，創建它的伊利里亞皇帝（戴克里先）不愧為羅馬的天才。」[17]

特點

數位皇帝共同執政

主宰制下，皇帝的職位越來越多的交由同僚們共同行使，即共治帝權（英語：Consortium imperii）（Consortium imperii），這也正是戴克里先引入政府體制的四帝共治制。該體制最初有兩位共治皇帝[註 5]（正帝奧古斯都）和分別從屬的下位皇帝（副帝凱撒），這四人共享帝權。這一模式從289年開始，一直持續到324年四帝內戰（英語：Civil wars of the Tetrarchy）後君士坦丁一世成為唯一的皇帝結束。不過337年君士坦丁去世後帝國再次由數位正皇帝（奧古斯都）共同治理。除去392-395年狄奧多西一世成為唯一的皇帝，從364年瓦倫提尼安一世登基後任命其弟瓦倫斯為共治皇帝開啟了長達百年的東西二帝共治模式，直至476年最後一位西部皇帝被推翻。

雖然每位皇帝（奧古斯都）在各自管理的帝國範圍內享有自主權，但所有的皇帝推出的任何法律在整個帝國範圍內都產生效力。

執政官職權降低

羅馬共和國時代，執政官一職是國家最高民選政務官，每年選舉兩人。到元首制時期，雖然皇帝集所有實權於一身，但執政官仍是理論上的國家元首，年號（英語：Roman consul#Consular dating）仍以當年年初上任的正式執政官（consul ordinarius）確定[18][註 6]。縱觀元首制時代，皇帝之下的執政官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因為它是權貴通往更高行政部門的敲門磚，只有前任執政官才能成為執政官同司令官（英語：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consular legates）、亞洲和非洲諸行省的同執政官（proconsul）和羅馬城監（英語：Praefectus urbi#Imperial period）（Praefectus urbi Romae）[19]。

正式執政官是少數能與皇帝共享的職務，由貴族或前執政官的後代擔任。羅馬政客們一般在從政生涯中期擔任此職位，多數人是40歲出頭擔任，對於貴族來說是則是30歲出頭擔任[20]。如果這些政客擁有特別的才能和價值，甚至會獲得第二（或罕見的第三）個執政官任期。在擔任執政官之前，這些政客已經擁有重要職位的從政經驗，並且期望繼續為國效力，擔任肩負國家運轉的職位[21]。

到主宰制時期，眾多前執政官的職能被剝奪，騎士階層（equites）侵佔了傳統元老議員的行政和軍事職能，這意味着被任命為執政官之前，政客們幾乎不會去從事元老院議員一職[21]。結果是擔任執政官的人年齡越來越小，到四世紀執政官由20歲出頭甚至年齡更小的男性擔任[21]。隨着時間推移，執政官擁有第二任期的現象比前兩個世紀更為普遍，通常第一個任期為補任執政官（consul suffectus），第二個任期為正式執政官（consul ordinarius）。此外，這一時期的執政官不再僅由元老院議員出任，騎士階層的近衛總長（英語：Praetorian prefect）（praefectus praetorio）[註 7]將自動獲得補任執政官一職，再完成任期後還將獲得榮譽（德語：Ornamenta (Auszeichnung)）執政官地位（ornamenta consularia）。同時當近衛總長完成執政官補任期後再次被皇帝授予正式執政官，將被允許自稱為第二任執政官（cos. II）[21]。所有這些舉措進一步削弱了執政官的重要性，以至於在主宰制時期，石碑銘文中偶爾會遺漏記載正式執政官，而補任執政官幾乎沒有記載[21]。

傳統元老院議員階層改革

 
羅馬皇帝君士坦丁調整了許多戴克里先發起的民政和軍事改革措施

主宰制時期，帝國管理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大規模移除了舊式元老院議員參與行政和軍事的職能。這一變化始於加里恩努斯的改革，元老院議員不再擔任軍事指揮官，轉而交由騎士階層[22]。

戴克里先統治時期，隨着軍事騎士階層的改革進一步轉型，世襲元老院議員不再出任大多數的行政和軍事職位（諸如軍團司令官Legatus）。儘管相較於帝國初期，行省數量增加了三倍，同時還建立了管區，使得高級行政職位數量大幅增加，但世襲元老院議員僅限於意大利和鄰近諸行省（西西里、阿非利加、亞該亞和亞細亞）的行政工作。過去包括元老院階層和騎士階層在內的意大利本土權貴壟斷了數個世紀的國家政治和軍事權力，如今基本被排除在外。儘管元老院依舊保持着極大的威望，但是在政治上已經變得無足輕重[23]。

到君士坦丁一世時，再次引入一種被限制的元老院議員職業晉升形式，將過去政務官職位改變其職能後重新授予元老院議員[24]。首先是財務官一職，在元首制時期對於有野心的元老院議員來說這是一個適合新人學習的職位，而在主宰制時期財務官被降級並且指派給元老院議員的兒子擔任，其資格年齡也被降低至16歲。其次是執政官兼（或）執事官（Praetor）一職，執事官職位因被剝奪法律職能也大幅失去影響力，因此在主宰制時期的主要職能是組織羅馬運動會（英語：Ludi Romani）（Ludi Romani）[25]。

主宰制時期元老院議員能夠擔任的最有威望的職位是城監（英語：Praefectus urbi）（Praefectus urbi），這一時期隨着皇帝宮廷從羅馬城撤出，城監不再直接受到皇帝的監管，這也意味着該職位獲得了實權。最顯著的變化是行省政府重回元老院議員之手，較大規模或更重要的行省交由曾出任過正式執政官的元老院議員。然而和元首制時期不同的是，行省總督的職能被大幅縮減，僅僅只是沒有軍事職能的單純的民事政務官。與此同時行省規模大幅縮減而數量從原來的大約五十個增加至一百個左右[26]。

舊元老院權貴家族與皇帝共同合議管理帝國的職能下降，轉由興起的直屬於皇帝的擴大化官僚機關取代。代理官（英語：Vicarius）（Vicarius）介於總督和皇帝之間，在其之上的是近衛總長（英語：Praetorian prefect）（praefectus praetorio），兩者僅擁有民政（非軍事）職能[註 7]。而元老院管轄的行省和皇帝當權的行省之間的區分已經消失，現在各行省、管區和近衛大區皆由皇帝管轄[27]。近衛總長擁有廣泛的行政、財政、司法和立法權力，行省總督的任免皆由近衛總長建議，經皇帝批准同意。唯二不受近衛總長直接監管的民政職位是亞細亞和阿非利加行省同執政官總督及（羅馬、君士坦丁堡）城監（英語：Praefectus urbi）[28]。

圍繞着皇帝的行政機關不斷增加，導致官僚人數激增。這些國家官員的薪資起初用食物配給和貨幣支付，但是在主宰制時期，食物配給（annona）被轉換為貨幣，因此官僚的薪資消耗了相當大部分帝國的預算。雖然沒有準確的數字，但據推測東方近衛大區和伊利里亞近衛大區的國家官僚機構，包含管區和行省首長的幕僚，大約有10,000人[29]，這一數字沒有包含軍事指揮官、或財政和其他主要部門下轄的職員。這與儒略-克勞狄時代所有行省僅僱傭大約300名國家官僚人員形成鮮明對比[30]。

主宰制下最重要的官職：

主宰制下，所有重要的官員都會自動批准加入元老院，這進一步削弱了元首制時期傳統權貴議員家族的地位。在君士坦丁一世統治時期的一個元老院大約有2,000名成員[24]，建立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後，兩個元老院同時存在時人員數量還會更多。

帝國官僚機關的所有高級官員都分屬君士坦丁一世引入元老院的三個等級：傑出者（英語：Vir illustris）（Vir illustris）、可敬者（英語：vir spectabilis）（Vir spectabilis）和聞名者（英語：vir clarissimus）（vir clarissimus）。各大中央民政部門首長、軍事元帥（英語：magistri militum）（magistri militum）、其他高級軍事指揮官以及最高寢宮內侍長（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被劃入等級最高的傑出者；大量的民政公務員，包括同執政官、代理官（英語：Vicarius）（Vicarius）、各行省軍事長官以及秘書長（magistri scriniorum）被授予第二等級的可敬者[31]。

入門級的聞名者是取得元老院議員的最低資格要求，它將自動授予行省總督作為其職位的一部分，也會大量授予其他行省較低級別的官員，大量的帝國初級公務人員退休後也會被授予聞名者等級。皇帝慷慨的授予官員聞名者致使該等級價值逐漸降低，其結果是皇帝開始將眾多聞名者級別的官員提升至可敬者級別，繼而貶低了最高的傑出者等級。元老院等級的通貨膨脹致使六世紀中葉前在傑出者之上加設了新的等級榮耀者（英語：Vir gloriosus）（Vir gloriosus），並將所有國家最高級別的官員提升至該等級[32]。

軍事改革

 
晚期羅馬軍隊最初的指揮系統。在西羅馬帝國軍隊的指揮系統中，單獨的一位騎兵元帥（英語：Magister equitum）（Magister equitum）和一位步兵元帥（英語：Magister peditum）（Magister peditum）代替了後來統管的軍隊元帥（英語：magistri militum）（magistri militum）
 
約395年的東羅馬軍隊的高層指揮架構。其中指揮官和軍隊規模基於帝國東部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33]。東部的軍隊元帥掌管野戰軍並直接對皇帝匯報工作。根據阿諾德·休斯·馬丁·瓊斯（英語：A. H. M. Jones）和修斯·埃爾頓（Hugh Elton）的研究，都督（duces）直接隸屬管區的軍隊元帥。所給出的地點表示這一時期軍隊在冬季的駐紮地
 
約410-425年西羅馬軍隊的高層指揮架構。其中指揮官和軍隊規模都是基於帝國西部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都督（duces）和總管（英語：Comes）（comites）之間的隸屬關係與東部都督與所在管區軍隊元帥的隸屬關係類似（然而《百官志》記載都督和總管直接隸屬（步騎）兩軍元帥（英語：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34]。所給出的地點表示這一時期軍隊的冬季駐紮地
更多資訊：晚期羅馬軍隊

元首制時期，駐有軍團的行省由皇帝管轄，通過委任欽差司令同執事官（英語：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管理行省軍政要務，羅馬城的駐軍由近衛總長（英語：Praetorian prefect）（praefectus praetorio）管轄。到三世紀危機時期，帝國軍事方面的大量職權轉由近衛總長持有[35]，同時各地司令官趁帝國中央集權衰落之際，利用一省軍政大權發起叛亂謀奪皇位。

戴克里先時期率先將軍事行政機關和民事行政部門分離，並對皇帝委任的總督及近衛總長的職能進行改革，以降低未來他們利用軍隊謀權篡位的風險[36]。到四帝共治時期，近衛總長是皇帝的最高行政長官，其地位僅次於皇帝。主宰制時期，近衛總長起初作為皇帝的副手統管帝國所有行政要務（軍事、民政、司法、稅務等）。但近衛總長龐大的職務範圍鮮有官員適任，同時也為了降低出現潛在的強勢近衛總長對皇權的挑戰[37]，於是逐漸將近衛總長的部分職權分給其他官員：軍務由軍隊元帥（英語：magistri militum）（magistri militum）負責、中央民政部門由行政總理官（英語：Magister officiorum）（Magister officiorum）負責[38]。

君士坦丁一世時期繼續改革重組了最高軍事指揮系統，其中兩個最顯著的改革措施是將軍事指揮官從民政系統中分離出來，以及將軍隊分為野戰軍（英語：comitatenses）（comitatenses）和邊防軍（英語：limitanei）（limitanei）[39]。邊防軍沿帝國邊防線（limes）長期駐守，野戰軍作為帝國戰略儲備軍應對邊防線可能出現的危急情況。中央軍（英語：Palatini (Roman military)）（palatini）[註 8]作為前禁衛軍（cohortes praetoriae）的繼承部隊從野戰軍士兵中徵募，護送皇帝巡視全國[40]。

大約在同一時期，君士坦丁設立了帝國最高軍事指揮官職位：軍隊元帥（英語：magistri militum）（magistri militum）。每個近衛大區也開始設立從步兵元帥（英語：Magister peditum）（Magister peditum）到更有聲望的騎兵元帥（英語：Magister equitum）（Magister equitum）職位，這使得使得帝國軍事領導班子更加專業化。隨着時間推移，整個帝國的元帥（Magister）類型和人數會視情況改變，所有元帥都被授予傑出者頭銜（英語：Vir illustris）（Vir illustris）。

  • 帝國東部，至四世紀末，伊利里亞、色雷斯（英語：Diocese of Thrace）和東方大區設有軍隊元帥，各自獨立統領東部帝國的一支野戰軍；兩位御前（in praesenti）軍隊元帥陪同東部皇帝並各自指揮中央軍（Palatini）的一半，上述五位元帥的級別相同[41]。
  • 帝國西部，最初設有四名軍隊元帥：高盧和意大利各設一名步兵元帥和騎兵元帥。隨着時間推移，步兵元帥和騎兵元帥的職位合併授予一人的情況更加普遍，其被稱為騎兵與步兵元帥（magister equitum et peditum）或兩軍元帥（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到斯提里科時代，兩軍元帥已成為西部最高軍事指揮官，其地位僅次於皇帝而高於所有軍事指揮官。兩軍元帥統領中央軍（Palatinae）的一半，其下轄的騎兵元帥統領另一半中央軍併兼領高盧野戰軍[41]。

整個帝國同時設有六位（不含不列顛總管下轄的撒克遜海岸總管）軍隊總管（英語：Comes）（Comes rei militaris）輔助軍隊元帥統領軍隊，並授予可敬者頭銜（英語：vir spectabilis）（Vir spectabilis）。

  • 帝國東部僅設埃及軍隊總管（Comes rei militaris Aegypti），與西部軍隊總管不同的是該總管統領埃及地區駐紮的邊防軍且直接隸屬於皇帝。

各邊防軍由邊防軍都督（duces limitis）統領，其職能類似元首制時代的欽差司令官（英語：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legati Augusti）[42]。大多數都督統領一個行省的軍隊，但也有少數都督會統領超過一個行省的軍隊。帝國東部的都督隸屬其轄區的步兵元帥，而西部的都督隸屬各軍隊總管。

宗教改革

主宰制時期的帝國官方宗教起源於元首制時期的泛神信仰，但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主要的特點是出現帝國全體人民信仰的至高神。根據約翰·巴格內爾·伯里的說法：

「儘管所有古代君主國的宗教信仰和祭司制度既是政治性權力又是社會性力量，但是基督教會在羅馬帝國的地位對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它所呈現的問題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統治者遇到，也沒有過去的經驗可以借鑑。如果教會仍然像君士坦丁之前一樣獨立於國家之外，那麼帝國的歷史將會大不相同。一方面基督教確實需要面臨異端叢生、教會分裂及不容忍異教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其能夠控制全社會力量的專制性促使國家與教會的緊密結合併改變了國家的特性和精神，這是晚期帝國與早期帝國最顯著的不同。」[43]

宗教變化起源於奧勒良統治時期，他推動將太陽神索爾作為帝國至高神加以崇拜[14]。儘管對太陽神索爾的崇拜未能消除對其他傳統羅馬諸神的崇拜，但皇帝將特定神的崇拜與國家的福祉以及帝國持續不斷的軍事勝利聯繫在一起，這顯然視為皇帝偏護一神的標示[44]。

此後在戴克里先時期，君主崇拜完全被皇帝採納，將其作為向國家表達忠誠的一種方法[45]。過去已故的皇帝會被整個帝國奉為神明（英語：Imperial cult (ancient Rome)）（divus（英語：Glossary of ancient Roman religion#divus）），而帝國東部民間自奧古斯都時代開始就已經將在世的皇帝奉為神明，但這種崇拜活動在元首制時代既沒有意大利在意大利地區盛行，也未得到官方支持。而戴克里先改變了這一點，將對在世皇帝的崇拜正式作為全帝國宗教體系的一部分[46]，為此官方宣傳將戴克里先與朱庇特、共治皇帝馬克西米安與赫丘利聯繫在一起[47]。

君士坦丁一世時期，宗教轉型開始步入主宰制時期的最終階段。最初君士坦丁公開傾向於類似崇拜太陽神索爾的至高神崇拜而不完全排斥其他神[48]。不過在其統治期間，基督教的上帝開始與至高神地位的太陽神索爾並駕齊驅[49]。為避免冒犯基督徒，君士坦丁甚至放棄了皇帝正式宣稱為神的皇帝崇拜（英語：Imperial cult (ancient Rome)）形式，以及不再要求向皇帝祭祀[50]。為了同時吸引基督徒和異教徒[註 9]，君士坦丁在皇帝肖像上採用了新的宗教符號：凱樂符和拉布蘭旗[51]。到337年君士坦丁去世時，宗教轉型的進程基本完成，君士坦丁本人也在臨終前正式皈依基督教。

改革後皇帝宮廷中的基督徒開始不知不覺的受寵提拔，而對異教徒不利。不過從312年君士坦丁擊敗馬克森提烏斯掌權後至四世紀末異教信仰被明令禁止前，對異教徒庭臣的完全不利影響並不明顯，其晉升之路也沒有立即受到阻礙[51]。儘管皇帝崇拜（英語：Imperial cult (ancient Rome)）的眾多殘餘影響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消除（例如直至381年皇帝依然擔任異教信仰的大祭司[註 10]），但是最終由於君士坦丁，特別是他的兒子們以皇帝的身份支持基督教使其迅速成為帝國的國教[51]。

狄奧多西一世時期，帝國教會的組織已經與帝國民政部門保持一致。每座城市設有一位主教（Bishop）、每個行省設有一位都主教（Metropolitan）、每個管區設有一位督主教（Exarch）[52]。最高行政區劃的近衛大區一級設有五位牧首（宗主教）：羅馬牧首區[註 11]的權威擴展至包含伊利里亞大區在內的帝國西半部（拉丁化影響區域）；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負責色雷斯（英語：Diocese of Thrace）、本都和亞細亞管區；亞歷山大牧首區範圍大致與埃及管區相同；安提阿牧首區管轄東方大區的主要部分；較小的耶路撒冷牧首區控制巴勒斯坦地區的三個行省（第一巴勒斯坦行省（英語：Palaestina Prima）、第二巴勒斯坦行省（英語：Palaestina Secunda）和第三巴勒斯坦行省（英語：Palaestina Salutaris））[53]。

隨着時間推移，皇帝們承認教堂和神職人員的諸多特權。起初所有的神職人員同異教的宗教人員一樣被免除納稅，教堂接受遺產贈不受限制，享有與異教神殿相同為任何人提供庇護的權利。民事案件中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允許主教擔任法官，並且一旦主教作出裁決就不允許上訴。由於城市社區中公民生活的衰減，同時本地主教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國家在地方行政管理上越來越多的利用教會當局。最終主教被授予與城市保護官（德語：Defensor Civitatis）（defensor civitatis）相同的職能，負責保護窮人不受政府官員的剝削以及抵制其他有權勢的個人對窮人的侵犯，這一過程中主教可以將違法案件直接呈交給皇帝[54]。

羅馬城作為帝國首都的地位降低

主宰制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羅馬城作為皇帝官邸所在地的地位降低。早在260年就有先例可循，當時皇帝加里恩努斯為應對篡位者（英語：Roman usurper）波斯圖穆斯（英語：Postumus）（即高盧政權建立者）[註 4]可能發起的進攻以及防禦意大利免受阿勒曼尼人的入侵而將皇庭遷至墨狄奧拉農（現意大利米蘭）[55]。

當帝國任意邊境爆發動亂時，羅馬城對於皇帝官邸而言越來越被認為過於偏遠。在西部的墨狄奧拉農被認為更具戰略性，該城能夠輕鬆向北穿越阿爾卑斯山後，東達多瑙河行省、西抵萊茵河及高盧行省，此外該城優良的地理位置足以防範越過阿爾卑斯山口的襲擊[56]。因此戴克里先建立四帝共治制時，共治皇帝馬克西米安非正式的確立了墨狄奧拉農作為西部皇帝的官邸[57]。同時戴克里先也意識到波斯人對東部諸省的威脅需要皇帝長期駐守，於是把東部皇帝的官邸設在尼科米底亞城。於此同時，兩位副帝（凱撒）君士坦提烏斯和伽列里烏斯也將官邸分別設在靠近萊茵河和多瑙河防線的奧古斯塔·特瑞威洛魯姆（英語：History of Trier#Roman Empire）（現德國特里爾）和色米姆（現塞爾維亞斯雷姆斯卡米特羅維察）[58]。

四帝共治制瓦解後，君士坦丁一世首先將官邸遷至烏皮亞·塞爾狄卡（英語：Serdika）（現保加利亞索菲亞），然後開始在古希臘城市拜占庭上營建新帝都並命名為新羅馬（Nova Roma，Νέα Ρώμη；或稱為第二羅馬：Secunda Roma，Δευτέρα Ρώμη，即君士坦丁堡），最終330年君士坦丁堡取代了尼科米底亞，在整個主宰制時代一直是東部行省的首府和東部皇帝官邸所在地[59]。

西部的墨狄奧拉農一直是皇帝官邸所在地，直至402年因西哥特的阿拉里克多次入侵迫使西部皇帝霍諾留遷都至城防堅固的拉文納[60]。此後拉文納城一直維持着西部皇帝官邸的地位直至476年最後一位西部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罷黜。儘管羅馬城在540年被重新併入帝國，但查士丁尼仍將拉文納選為總督（Exarch，代表皇帝統治意大利）官邸所在地，直至751年拉文納被倫巴第人攻陷。

統治形式的變化

戴克里先和他的共治皇帝及繼承者們拋棄了共和制的外衣，毫不掩飾的展示了皇帝的權力。他們不再使用稍顯謙虛的元首頭銜，決定採納古代埃及和波斯對專制君主的推崇。比起元首制時代皇帝們身着簡單的鑲邊托加長袍（toga praetexta），現在皇帝們開始穿着鑲鑽禮袍和鞋子。

皇帝們居住在豪華的宮殿（戴克里先在達爾馬提亞龐大的宮殿遺址一直留存至今，詳見戴克里先宮），其宮廷官員僅需受到皇帝寵愛和親近就能獲得最高榮譽頭銜和官僚職位。實際上，許多與宮廷活動相關的和顯示與皇室有密切關係的官職，諸如寢宮內侍（英語：Cubicularius）（Cubicularius，κουβικουλάριος）、最高寢宮內侍長（英語：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πραιπόσιτος τοῦ εὐσεβεστάτου κοιτῶνος）和馬政總管（英語：Count of the Stable）（comes stabuli，κόμης τοῦ σταύλου/στάβλου）最終都發展出了隱藏的權力。帝國晚期的元老院議員和執政官在失去了元首制時期擁有的全部殘餘政治權力（相較於共和制時期）後淪為單純的榮譽頭銜。

主宰者（Dominus）作為皇帝的正式頭銜被採用表明了神化（英語：Glossary of ancient Roman religion#divus）（divus）成為皇帝職位的特權[註 3]。皇帝神化是一項特殊的榮譽由元老院追授給部分去世的皇帝，現在演變為對在世皇帝而言是一項預計被授予的慣例。這也是皇帝為阻止三世紀危機中的叛亂和篡位轉而尋求東方君主制（英語：Despotism#Ancient Greece and oriental despotism）達到的神授合法性。

皇帝還引入了一些儀式，例如在皇帝面前行跪拜禮（英語：Proskynesis）（Proskynesis），即下跪並親吻皇帝長袍的鑲邊，甚至一些已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例如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後仍然被崇拜。476年之後的東部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的皇權與東方正教會互利共生的關係成為中世紀羅馬國家的特徵。阿納斯塔修斯一世是已知的最後一位死後（公元518年）封神的皇帝，此後主宰者頭銜因其宗教不正當性[註 3]似乎被放棄使用（更多關於羅馬領導人神化的論述詳見古羅馬皇帝崇拜（英語：Imperial cult (ancient Rome)））。東部羅馬帝國，特別是查士丁尼一世時期，主宰制演變為絕對主義獨裁制[61]。查士丁尼一世（565年去世）也是最後一位使用我們的主宰者（Dominus Noster）頭銜的皇帝，此後皇帝頭銜被巴西琉斯取代[註 12]。

相較於元首制時代，除了主宰制最初的二十年和尤利安統治時期，羅馬帝國基督教時代的在世皇帝不能被奉為神明。

參見

註釋

  1. ^ 共和國時代護民官由平民擔任，經平民大會選舉產生，擁有立法權和否決權，是制衡元老院和政務官的重要職位。護民官特權為元老院授予的非平民的護民官代行護民官權力，公元前23年奧古斯都辭去執政官一職被授予護民官特權，至此其獨裁權力徹底鞏固。
  2. ^ 現代通常將公元前23年後羅馬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統稱為皇帝，但實際在元首制時期保留了部分共和制憲政體系，其最高統治者無論從表面稱謂或實際權力都與中文語境下的「皇帝」有很大區別。直到戴克里先改革後，羅馬的最高統治者才更接近中文語境下的「皇帝」。
  3. ^ 3.0 3.1 3.2 元首制時期及主宰制前期，皇帝曾使用過「我們的主宰者」（Dominus Noster）、「主宰者與神」（Dominus et Deus）及「神與我們的主宰者」（Deus et Dominus Noster）等頭銜，其中「Dominus」已帶有神性。
  4. ^ 4.0 4.1 「高盧帝國」和「帕米拉帝國」是現代史學界對260-274年羅馬帝國東西兩個分離政權的命名。與傳統羅馬帝國篡位者起兵後立刻進軍羅馬或擊敗在位皇帝以謀求帝位合法性不同，高盧和帕米拉政權的篡位者在稱帝後在當地建立行政系統以鞏固自己在本地的統治力。雖然冠以「帝國」之名，但名義上仍然屬於羅馬篡位者建立的割據政權。
  5. ^ 主宰制時期共治皇帝（consors imperii）無高低之分，直至拜占庭時期，數位共治皇帝（symbasileîs，συμβασιλεῖς）僅為一位實權皇帝（basileús [kai] autokrátōr，βασιλεύς [καὶ] αὐτοκράτωρ，皇帝及獨裁者）的繼承人而無實際權力或被架空。
  6. ^ 共和國和元首制時代將每個日曆年以當年上任的兩位正式執政官的名字來命名，例如凱撒的《高盧戰記》中記載公元前61年被稱為「馬庫斯·墨薩拉（英語：Marcus Valerius Messalla Niger）與馬庫斯·普皮烏斯·皮索（英語：Marcus Pupius Piso Frugi Calpurnianus）執政年」（M. Messalla et M. Pupio Pisone consulibus）。
  7. ^ 7.0 7.1 近衛總長（praefectus praetorio）最初為近衛軍（cohortes praetoriae）指揮官，由騎士階層（equites）出任。亞歷山大·塞維魯後該職位也從元老院議員產生，如果任命一位騎士階層為近衛總長，也會被同時提拔為元老院議員。到君士坦丁一世時期，近衛總長轉變為單純的民政職位，其管轄區域成為帝國最高級別的行政區-近衛大區（praefectura praetorio）。
  8. ^ 君士坦丁一世解散了自共和時期留存下來的舊式禁衛軍（cohortes praetoriae），重新組建了中央軍（英語：Palatini (Roman military)）（Palatini），並將中央軍中的精銳禁士兵編制為皇帝身邊的禁衛軍（Scholae）。
  9. ^ 中文語境下異教徒包含信仰異教的信徒和不信者（基督教的異教徒（英語：Infidel#Usage）或伊斯蘭教的卡菲勒）之意。本詞條中的異教徒為信仰異教之人。
  10. ^ 380年狄奧多西一世與其子兩位共治皇帝格拉提安及瓦倫提尼安二世共同頒佈薩洛尼卡敕令禁止非基督教宗教習俗，次年西部共治皇帝格拉提安不再接受大祭司頭銜轉而使用光榮祭司（英語：Pontifex inclytus）（Pontifex inclytus）。十五世紀後教宗開始使用大祭司頭銜，官方中文譯名為「普世教會最高教長」
  11. ^ 教宗官方頭銜含有羅馬主教（Episcopus Romanus）和西方宗主教/牧首（Patriarcha Occidentis），2006年後已不再使用西方宗主教稱謂。
  12. ^ 巴西琉斯最初僅作為古希臘語境下的國王之意。羅馬官方最初僅將巴西琉斯指代東方附庸國的國王，到四世紀時提升為對薩珊波斯王中之王的翻譯，五世紀時對於西方蠻族國王僅使用雷克斯（英語：Rex (title)）（rex，ῥήξ）而非傳統指代國王的巴西琉斯。六世紀皇帝莫里斯對波斯回信時的頭銜自稱已開始使用巴西琉斯。

引用

  1. ^ Kuhoff, Wolfgang (2002). "Die diokletianische Tetrarchie als Epoche einer historischen Wende in antiker und moderner Sich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9 (2): 177–178. doi:10.1007/BF02898434 JSTOR 30224306
  2. ^ 2.0 2.1 Menne, I., Power and Status in the Roman Empire, AD 193–284 (2011) p. 21
  3. ^ Lee, A. D., 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 (2013) p. xiii
  4. ^ Mitchell, S.,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641 (2014), Chapter 1
  5. ^ Bury, J. B., A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1893) pp. 23–26
  6. ^ Bury, J. B., A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1893) pp. 20; 523
  7. ^ Watson, A. Aurelian and the Third Century (2004) p. 5;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251–2
  8. ^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 The High Empire (2008) p. 82
  9. ^ Shorter, D., Rome and her Empire (2014) p. 174
  10. ^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 The High Empire (2008) p. 81
  11. ^ Watson, A., Aurelian and the Third Century (2004) p. 188
  12.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12–13
  13. ^ Bray, J. J., Gallienus: A Study in Reformist and Sexual Politics (1997) p. 2; Körner, C., Aurelian (A.D. 270–275), De Imperatoribus Romani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2001)
  14. ^ 14.0 14.1 Körner, C., Aurelian (A.D. 270–275), De Imperatoribus Romani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2001)
  15. ^ Bray, J. J., Gallienus: A Study in Reformist and Sexual Politics (1997) pp. 2–3
  16.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246
  17.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25
  18. ^ Bury, J. B., A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1893) p. 38
  19. ^ Bagnall, R. S.; Cameron, A.; Schwartz, S. R.; Worp, K. A., Consul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87) pp.1–2
  20. ^ Bagnall, R. S.; Cameron, A.; Schwartz, S. R.; Worp, K. A., Consul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87) p.1
  21. ^ 21.0 21.1 21.2 21.3 21.4 Bagnall, R. S.; Cameron, A.; Schwartz, S. R.; Worp, K. A., Consul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87) p.2
  22.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254–255
  23. ^ Jones, 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64) pp. 525–526
  24. ^ 24.0 24.1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255
  25.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18;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255
  26.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255;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25
  27.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p. 26–28
  28.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p. 27–28
  29.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p. 32–33
  30. ^ Bowman, A. K.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and Taxation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0: 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 – A.D. 69 (1996) p. 353
  31.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p. 19; 34
  32.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34
  33. ^ Notitia Oriens Title I: List of duces
  34. ^ Jones (1964) 610
  35.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257
  36.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153–157
  37. ^ Kelly, Christopher. Bureaucracy and Government. In Lenski, Noe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Constantine (2006), p. 187; Jones, 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64) p. 101
  38. ^ Jones, 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64) p. 371
  39.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271–273
  40.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35
  41. ^ 41.0 41.1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36
  42.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p. 36–37
  43.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63
  44. ^ Halsberghe, G. H., The Cult of Sol Invictus (1972) pp. 152; 162
  45. ^ Lieu, S. N. C.,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1985) p. 93
  46. ^ Sextus Aurelius Victor; Bird, H. W. Liber de Caesaribus (1994) pp. 161–162; Rees, R. Diocletian and the Tetrarchy (2004) p. 46
  47. ^ Rees, R. Diocletian and the Tetrarchy (2004) pp. 54–55
  48. ^ Williams, S. Diocletian and the Roman Recovery (1996) p. 203
  49.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280
  50. ^ Rees, R. Diocletian and the Tetrarchy (2004) p. 206
  51. ^ 51.0 51.1 51.2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281
  52.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64
  53.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p. 64–65
  54.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65
  55.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88
  56.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88–89
  57.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144; 180
  58.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 180
  59. ^ Southern, P.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2001) pp. 180–181
  60. ^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1958), p. 163
  61. ^ Goldsworthy, Adrian Keith. Conclusion: A Simple Answer. How Rome Fell: Death of a Superpow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05–415 [28 July 2011]. ISBN 0-300-13719-2. OCLC 262432329. 

參考文獻

一手資料

二手資料

  • Carson, Robert. 1981. Principal Coins of the Romans, III: The Dominate, A.D. 294–498. London: Brit. Museum Publ.
  • Elton, Hugh. 2018. The Roman Empire in Late Antiquity,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bblewhite, Mark 2017. The Emperor and the Army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35–39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Kelly, Christopher 2004. Ruling the Later Roman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ulikowski, Michael. 2016. The Triumph of Empire: The Roman World from Hadrian to Constanti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elounová, Markéta. 2012. "Trials with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harges from the Principate to the Dominate." Sborník Prací Filosofické Fakulty Brnenské University = Studia minora Facultatis Philosophicae Universitatis Brunensis. Rada archeologicko-klasicka =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classica. 17.2: 117–130.
  • Minamikawa, Takashi ed. 2015. New Approaches to the later Roman Empire. Kyoto: Kyoto University.
  • Roymans, Nico, Stijn Heeren, and Wim de Clerq eds. 2016. Social Dynamic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s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Beyond Transformation or Decline. Amsterdam archaeological studies, 26.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Vitiello, Massimiliano. 2015. "Blaming the Late Republic: Senatorial Ideology and Republican Institutions in Late Antiquity." Classical Receptions Journal 7.1: 31–45.
  • Jones, A.H.M.1964. "Later Roman Empire."

外部連結

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多米那特制&oldid=79749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