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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弗曼委員會

奧弗曼委員會是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下屬的一個特殊的附屬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由北卡羅來納州的民主黨議員李·斯萊特·奧弗曼擔任。1918年9月至1919年6月間，奧弗曼委員會負責清查美國境內的德國和布爾什維克勢力。該委員會為後來組建為人熟知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奠定了基礎，是美國國會中第一個負責調查共產主義的委員會。

Three white men in suits sitting at a table, with a chandelier hanging and a mirror in the background
1919年參與聽證會的奧弗曼委員會五名成員之三：參議員 約西亞·奧利弗·沃爾科特 (D-Del.), 主席李·斯萊特·奧弗曼(D-N.C.)和參議員努特·納爾遜 (R-Minn.)

1919年6月，委員會發佈了最終的調查報告。報告總結了德國在美國境內的政治宣傳滲透情況、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其他「非美活動」的動向，以及上述活動對美國可能產生的影響。報告中稱德國政治宣傳的內容與意識形態無關。該委員會發佈的報告及其各項聽證會對後來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的誕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背景

 
一幅警告外來勢力入侵危險的漫畫 （1919年7月）
參見：第一次紅色恐慌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及其盟國組成的協約國陣營與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陣營形成了對峙局面。德意志帝國對美國的安全形成了威脅，引發了美國當局的憂慮。因此，美國於1917年通過了《間諜法》，在1918年頒佈了《煽動叛亂法（英語：Sedition Act of 1918）》。[1]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弗拉基米爾·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俄國君主制，開始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許多美國人擔心這場革命中推崇的思想將對美國形成滲透之勢，這種情緒後來被稱為1919-1920年間的紅色恐怖。[2]

奧弗曼委員會是下屬於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一個臨時附屬委員會，沒有正式名稱。[3]委員會主席由參議員李·斯萊特·奧弗曼擔任，成員包括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參議員努特·納爾遜、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托馬斯·斯特林、猶他州的威廉·H·金和特拉華州的約西亞·O·沃爾科特。[4]

最初的調查

 
A·米切爾·帕默

奧弗曼委員會於1918年9月19日得到美國參議院307號決議的授權，開始針對有關美國釀酒商協會（USBA）威脅協約國利益的指控展開調查。美國的釀酒廠大部分是由19世紀中期的德國移民建立起來的，他們帶來了釀造啤酒的方法和技術。[5][6] 奧弗曼委員會將此次調查任務視作是一次對境內德國政治宣傳滲透勢力和活動情況的清查。[7]

"我們不想把這次調查，變成一個傾倒各種指控、誹謗性言論或是懷疑揣測的下水道和污水管，弄得國民人人自危。"
—參議員 威廉·H·金
1918年12月9日[8]

亞歷山大·米切爾·帕爾默是當時聯邦政府外僑資產管理局負責德裔移民資產管理的官員。1918年9月，經他證實，美國釀酒商協會乃至整個由德國[9]移民主導的釀酒業，都表現出了明顯的親德傾向。[10] 隨後，奧弗曼委員會舉行了強制聽證會。米切爾指出，「美國境內的德裔釀酒商跟美國釀酒商協會互相串通」企圖「買下一家大報社」，從而「控制美國政府和整個美國」，基本上已經沒有「愛國之心」了，對德國則表現出「同情心」。[6]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6]，1918年9月27日，第一次聽證會召開了。 有四十幾個證人出席作證。[11] 其中許多證人都是美國調查局（BOI）的情報人員。調查局，即聯邦調查局（FBI）的前身。這些出席證人，根據飽受爭議[12][13] 且漏洞百出[12]的連坐原則[14]，指認部分行事高調的美國公民是親德分子。調查局局長認定的親德分子中，有部分僅僅是認識德國特務，或是與他們交情一般，根本沒有上升到意識形態[15]的層面。 另外，還有一些人被指控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了德國特務疑犯[12]的筆記本上，而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這些疑犯。[12]

調查局的行為招致了許多反對意見。奧弗曼委員會收到了許多投訴，批評調查局沒有對所有被指控人進行基本的背景調查，沒有認真審查上交給委員會[15]的原始資料。委員會成員批評其證詞「純粹是道聽途說」。[13][16]

調查的擴大

 
「如果不小心點，托洛茨基下一個抓的就是你！」

一幅由丹尼爾·R·菲茨帕特里克畫的政治漫畫，刊登在1919年2月6日的《聖路易快郵報》上。 這幅畫諷刺了兩天前，美國參議會擴大奧弗曼委員會審查權限一事。[17]

1919年2月4日，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439號決議，同意參議員托馬斯·J·沃爾什[18]關於擴大奧弗曼委員會調查範圍的提案。根據決議，委員會的調查對象包括「任何企圖在美國境內傳播其意識形態的俄國黨派及任何宣稱代表俄國當局的黨派」以及「任何企圖顛覆本國政府的行為」 。[19] 達成該決議前，美國媒體[20]對俄國十月革命、在美國境內召開的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會議和舉辦的活動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報道和抨擊。這些報道也引發了反激進主義的思潮。[21] 有關部分國會議員也參與了這些帶有鮮明布爾什維克色彩會議的報道，進一步激起了民眾的憤怒。 特別是在華盛頓特區波利劇院內舉行的一場會議上，當時一位著名的公理會派的政府部長阿爾伯特·里斯·威廉[22] 據說發表了不恰當的言論，聲稱「美國遲早會承認蘇維埃政府。」 這使得這場會議備受爭議。[23]

一位有着美國司法部背景的紐約律師阿奇伯德·E·史蒂芬孫（英語：Archibald E. Stevenson），據稱可能是一個「自願為政府工作的臥底」。[24] 他於1919年1月22日出席作證，當時委員會還在進行對德國政治宣傳滲透的調查。根據他的證詞，一戰中的反戰主義與反徵兵激進主義，也就是他所謂的「親德」行徑，已經轉化為「增強對布爾什維克行動同情心理」的宣傳和鼓吹。[25] 戰時美國的敵人雖然已經被打敗，但他們已經成功輸出了統治俄國、威脅美國的意識形態。「布爾什維克行動是德國革命派社會主義的分支。它起源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德國人領導。」[26] 他引用了約翰·里根的宣傳煽動言論，同時還列舉了許多美國媒體的例子。他對委員會的成員們說：「我們已經發現大量財富從美國流向了俄國。」[27] 歷史學家雷金·施密特將史蒂芬孫稱作是美國反布爾什維克思潮背後的「推動者」。[28]

導致調查對象範圍擴大的最後一根導火索，是決議發佈數天前爆發的西雅圖大罷工事件。 這一系列事件讓國會議員們相信，所謂德國政治思潮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聯繫，以及布爾什維克主義對美國的威脅，都是真實存在的。[29]

針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聽證會

參議員奧弗曼：「你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大多數俄國人，差不多85%的俄國人，都像小孩子一樣無知，除了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及他們自己聲稱擁有的權利外，全都一無所知？」
威廉：「我想掌握讀寫能力的俄國人，應該不超過50%。」[30]

奧弗曼委員會有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聽證會從1919年的2月11日開到了同年3月10日。[20] 共有二十多位證人出席發言。[31]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證人是激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反對者，他們支持對俄國採取軍事干預。 另外還有部分證人是俄國大遷徙中逃出來的政治難民，他們中大多是前俄國沙皇政府官員，[32]因為布爾什維克主義革命而不得不逃亡他國。[33] 聽證會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十月革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大混亂， 另外三個被頻繁提及的議題分別是: 美國知識界出現的反美國主義傾向、猶太人與俄國蘇維埃政府的關係和十月革命後婦女的「國有化」問題。

史蒂芬孫列出了一份200人的名單，後來減到65人，稱他們是美國大學的教授，也是潛藏的布爾什維克。[29] 跟之前針對德國政治宣傳滲透勢力的聽證會上公佈的名單一樣，這份名單同樣一石激起千層浪。[34] 史蒂芬孫堅稱，大學是滋生反動與騷亂的溫床，高等教育機構正在「培養大批純無神論的教眾」和「最嚴重的唯物主義蛀蟲」。[35] 時任美國駐俄大使的大衛·R·弗朗西斯聲稱，布爾什維克主義將屠殺「所有穿着基督教羅馬衫的人、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以及所有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人。」[36]

另一個在聽證會上常被提起的議題就是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俄國蘇維埃政府的關係。一個衛理公派的傳教士聲稱，二十個共產主義者中有十九個都是猶太人。[37] 還有發言者稱，蘇聯紅軍主要是由之前紐約市下東城的猶太人組成的。[38] 在受到猶太人組織的批評後，[39] 參議院奧弗曼宣佈委員會的調查只針對那些猶太人中的「叛教者」。所謂叛教者，根據證人喬治·西蒙的定義，是那些「背棄了父輩或祖輩信仰的猶太人。」[40]

第三個經常被討論的議題是有關蘇聯女性「自由戀愛」和「國有化」的問題。[41] 有證人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一場在蘇聯發生的聲色犬馬的縱慾狂歡，「堅守貞潔的女性根本得不到尊重」。[42] 但隨後，部分在十月革命期間去過蘇聯的證人否認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43] 當一位證人當眾朗讀了一條蘇聯的法令，稱蘇聯女性有「權利挑選自己的伴侶」時，參議員斯特林舉雙手表示抗議，宣稱這是對「自由戀愛」的否定。然而，另一條蘇聯法令又稱，「凡是年滿十八周歲的女性，都屬於國家財產。」[44]

委員會的成員們迫切地想知道，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如何將左派中如此眾多又如此不同的人們團結在一起的。他們的隊伍中甚至還有無政府主義者，以及懷有不同理想的共產主義者，[45] 「但這些激進的派別都在布爾什維克的號召下聚集在了一起。」[46]明尼蘇達州的參議員努特·納爾遜說：「那就說明，他們確實是在為不同階層的進步人士和改革志士服務，在美國也是如此。」 其他的證人們表達了對十月革命暴亂的恐慌，並對美國如果發生類似的革命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做出了推測，包括無神論大行其道、媒體啞然失聲、銀行大受打壓，以及整個保險行業將被取締……委員會的成員們還聽取了有關蘇聯女性地位的不同觀點，包括蘇聯規定所有女性都是國家財產的論述。[47]

最終的調查報告

 
刊登在1919年6月15日《紐約時報》上的奧弗曼委員會最終調查報告副本[48]

奧弗曼委員會的最終調查報告詳細闡述了關於美國境內德國政治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其他「非美國政治活動」的情況，並預測了共產主義對美國可能產生的影響。[49]該報告經委員會表決一致通過。報告發佈於1919年6月，全文共三萬五千多詞, 由愛德文·羅瑞·休謨少校起草。

委員會對美國境內共產主義活動的範圍和程度着墨較少。[50] 該報告稱，在美國，如果社會主義社會取代了資本主義社會，[51]全國將被貧窮和饑荒的陰影所籠罩，所有的個人財產將被沒收或是收為國有，「一個充滿恐怖、恐懼、肅清一切異己、破壞一切舊事物的時代」即將到來。[52]報告及相關報道發佈後，美國民眾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情緒迅速高漲。[21]

德國政治宣傳調查報告

在對德國政治宣傳滲透的調查中，被調查的德國人主要包括約翰·海因里希·馮·伯恩斯托夫、卡爾·博伊·愛德、弗朗茨·馮·帕彭、海因里希·阿爾伯特博士和弗朗茨·馮·林特倫。他們因之前同屬一個德國間諜組織而被驅逐出美國。接受調查的組織包括美國釀酒商協會、德美同盟和漢堡-美洲航運公司等。報告認定，這些組織和企業通過提供資金支持、行賄、聯合抵制和威逼利誘等手段，企圖控制美國的媒體、操縱選舉、煽動公眾。[5]

布爾什維克主義調查報告

「（布爾什維克的）政府建立在階級仇恨的基礎上，它所公開宣稱的目標，是要消滅一切反對或者能夠反對布爾什維克黨派的社會因素。『無情鎮壓』和『消滅』除執政階級外的所有階級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常見口號，沒收財產則是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常用手段。」
—奧弗曼委員會最終調查報告[48]

報告將俄國的社會主義當局描述為「一個現代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政權」。[53]報告稱如果在美國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會對美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造成極大的破壞」，將「剝奪美國人民參與政府事務的權利」，還將對「大量的農村人口」形成更大的「壓迫和剝削」。此外，全國「大小監獄將人滿為患」。[48]媒體話語權方面，「全國22896家報社和雜誌社將會被接管或是取締」；銀行業則面臨更大的危機，「所有銀行機構及資產」都會處於當局的「完全控制之下」。「全國範圍內的人壽保險公司將遭到取締或清算，造成的影響不可預計，或將波及後世。」報告還批評了在「整個俄國獨裁政權中尤為盛行的無神論思想」，「他們將我們的信仰和神明都視作『虛假的謊言』。」[48]

儘管該報告中運用了吸引眼球的修辭手法和標題，但其並未給出共產主義在美國進行宣傳和滲透的有力證據，也沒有闡明共產主義對美國勞動者所產生的影響。[50]

應對措施

該報告列舉出的主要應對措施，包括將外來激進分子驅逐出境、實行和平時期的反煽動法等。[54]另外，報告還建議政府嚴格管控烈性炸藥的生產、運輸和持有權，管控外語出版物[55]以及愛國主義觀點的宣傳等。[54]

媒體反應

媒體對此次調查和最終的報告大加報道，將俄國人稱做「殺手和瘋子」、「人渣」、「犯罪狂」和「野獸」。[56] 偶爾有對俄國十月革命持支持態度的觀點，幾乎得不到任何回應或是共鳴。以下是當年二月份某一天，部分報紙的新聞標題：[57]

「俄國的掌權者不是勞苦大眾，而是地痞流氓」
「美國工廠經理向參議員講述在蘇聯辦廠經歷」
「外來強盜奪取了政權」
「打着愛國幌子的假洋鬼子 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實自己的錢袋」
「正在被毀掉的工廠」
「一家工廠在三個月內花費六千萬盧布，只生產出了價值四十萬的商品」

一天後的新聞標題變成了：[58]

「R·E·西蒙為您揭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真相」
「美前俄國商業部臥底揭露赤政內幕」
「婦女全部『國有化』」
「蘇聯官方法令側面反映政權赤化程度」
「德國坐收混局漁翁之利」
「工廠磨坊被強制關閉 機械設備被強行徵用」

在報告發佈的當日，各家報社在標題欄紛紛用了醒目的大寫字母：「紅色危機就在身邊」、「醞釀中的血色革命」和「企圖顛覆美國政府之心不死」等。[59]

批評之聲

批評者們稱奧弗曼委員會是一個「政治宣傳工具」，其目的在於激化反德和反蘇情緒，進一步渲染紅色恐怖[60]，傳播有關蘇聯的謠言。[20]

委員會的調查和報告被視作是無能無用之舉，招致了公眾的批評和指摘。特別是他們在報告中將疑似與共產主義組織有關聯的人們，一一點名列舉，這一舉動引起了公眾的極大反感。一位來自肯塔基州的女士代表她的姐姐給參議員奧弗曼寫了一封信，她的姐姐被阿奇柏德·史蒂芬孫指控是共產主義分子。在信中，這位女士對奧弗曼委員會進行了口誅筆伐，稱其「野蠻武斷、愚蠢至極、濫用權力」，他們的行為「是對美國參議院所有議員智力、性格、政治立場等的極端羞辱和抹黑」。[34] 一位證人在受訪時，將奧弗曼委員會在此次調查中的武斷行為和愚蠢判斷與著名的「塞勒姆審巫案」相提並論。[61]

後續影響

 
奧弗曼委員會主席李·斯萊特·奧弗曼

奧弗曼委員會未能說服政府採取任何改革措施。[62] 但委員會聳人聽聞的調查報告確實加劇了1919年-1920年紅色恐怖時期美國人的恐慌心理。[51] 委員會的調查也為同年美國司法部反激進主義運動——帕默突襲奠定了基礎。帕默突襲是由美國司法部部長帕默領導的一系列政治肅清運動。當初，正是他有關德裔釀酒商的密報才促成了奧弗曼委員會的成立。[54]

委員會聽證會結束一個月後，1919年5月1日，有人企圖郵寄一枚炸彈到奧弗曼的家中。這枚炸彈是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向社會知名人士郵寄的眾多書信炸彈中的其中一枚。這枚炸彈在寄到奧弗曼家前被攔截了下來。[63]

奧弗曼之後的調查委員會

奧弗曼委員會是美國國會設立的第一個境內共產主義情況的委員會。[9]奧弗曼委員會的最終調查報告發佈後不久，紐約州議會建立了拉斯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持續時間為1919年6月至1920年1月，[64][65] 由阿奇柏德·E·史蒂芬孫擔任首席顧問，他同時也是聽證會證人之一。[66][67] 與奧弗曼委員會不同的是，拉斯克委員會的主要調查打擊對象是可疑的組織。[65]

奧弗曼委員會也為20年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組建奠定了基礎。[2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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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級參考文獻

二級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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