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本號大巡洋艦

格本號[註 1](德語:SMS Goeben[註 2])是德意志帝國海軍兩艘毛奇級大巡洋艦的末艦,得名於普法戰爭時期的普魯士宿將奧古斯特·卡爾·馮·格本。格本號與其姊妹艦毛奇號一樣,是此前德國戰鬥巡洋艦設計馮·德·坦恩號的增大版本,它們的裝甲保護有所加強,並有一座額外的炮塔和多兩門主炮。相較於其英國競爭對手不倦級,格本號及毛奇號明顯更大、裝甲更好[註 3]

歷史
德意志帝國
船名 格本號
艦名出處 奧古斯特·卡爾·馮·格本
下訂日 1909年4月8日
建造方 漢堡布洛姆-福斯船廠
鋪設龍骨 1909年8月28日
下水日期 1911年3月28日
入役日期 1912年7月2日
結局 1914年8月16日轉讓予鄂圖曼帝國
鄂圖曼帝國/土耳其
船名 嚴君蘇丹塞利姆號
艦名出處 塞利姆一世
交船日期 1914年8月16日
入役日期 1914年8月16日
退役日期 1950年12月20日
更名 1936年改作「嚴君號」
除籍日 1954年11月14日
結局 1973年拆解報廢
技術數據
船級 毛奇級
船型 戰鬥巡洋艦大巡洋艦
排水量
  • 設計:22979噸
  • 滿載:25400噸[1]
船長 186.6米[1]
型寬 30米[1]
吃水 9.2米[1]
動力輸出
  • 設計:38264千瓦
  • 最大:63004千瓦[2]
動力來源 四軸,四台蒸汽輪機
船速
  • 設計:25.5節
  • 最大:28.4節[1]
續航力 4120海里以14節[1]
乘員 1053人[1]
武器裝備
裝甲

在1912年入役的數月後,格本號與小巡洋艦布雷斯勞號組成了德國地中海分隊,並於巴爾幹戰爭期間在當地巡邏。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7月28日爆發,格本號與布雷斯勞號先是炮擊了法國設於北非的據點,繼而在成功躲避了地中海的英國海軍部隊後,抵達君士坦丁堡。這兩艘艦於1914年8月16日移交鄂圖曼帝國使用,其中格本號被更名為嚴君蘇丹塞利姆號土耳其語Yavûz Sultân Selîm,通稱「嚴君號」),成為鄂圖曼帝國海軍旗艦。通過炮擊黑海沿岸的俄國設施,該艦將鄂圖曼捲入戰爭,並加入了德國陣營。它在戰爭期間主要與駐黑海的俄國部隊作戰,包括數次與俄國戰艦的無果交火。1918年1月,嚴君號突入愛琴海,引發了印布洛斯島海戰英語Battle of Imbros;它在那裏擊沉了兩艘英國淺水重炮艦,自身卻因觸雷而嚴重受損。

在新的土耳其政權成立後,艦隻於1936年正式更名為嚴君號土耳其語TCG Yavuz[註 4]);並於1938年負責將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遺體從伊斯坦堡運送至伊茲密特。嚴君號繼續擔任土耳其海軍的旗艦,直至1950年退役。在西德政府拒絕了從土耳其回購的提議後,艦隻於1973年拆解報廢。它是德意志帝國海軍最後一艘倖存的軍艦,也是在所有海軍中服役年限最長的無畏艦[7]

設計

格本號全長186.6(6122)、舷寬29.4米(96呎5吋),滿載吃水深度為9.19米(30呎2吋)。其設計排水量為22,979公噸(22,616長噸),滿載排水量則可達25,400公噸(25,000長噸)。船體採用西門子-馬丁低碳鋼建造,被分為十五個水密艙室和一個占龍骨長度比重為78%的雙層船底英語Double bottom。德國海軍將格本號視為優良的遠洋軍艦,其航行時的搖晃程度較輕,橫搖周期為每分鐘5.8次。儘管艦身狹長,但它的機動性卻非常好。低速航行時,轉向能力較差,而當處於停泊狀態時,需要依靠螺旋槳才能進行轉向。[8]艦隻由兩組四軸帕森斯渦輪機和24台舒爾茨-桑尼克羅夫特式(Schulz-Thornycroft)式燃煤鍋爐提供動力,額定功率為51,289匹軸馬力(38,246千瓦特),最高速度為25.5(47.2公里每小時)。在14(26公里每小時)的巡航速度下,艦隻可以航行最多4,120海里(7,630公里)。[1]

格本號的主艦炮為十門安裝在五座雙聯裝炮塔內的280毫米50倍徑速射炮英語28 cm SK L/50 gun[註 5],炮管可升降至13.5°仰角和-8°俯角,射程為18,100(19,800)。它們可發射302公斤(666英磅)重的穿甲彈,每門炮備彈81發,共計攜帶810發。副炮英語Battleship secondary armament則由十二門廓裝英語Casemate於艦隻中央部分的150毫米45倍徑速射炮英語15 cm SK L/45 naval gun,以及十二門分佈在艦艏、艦艉和前司令塔周圍的88毫米45倍徑速射炮英語8.8 cm SK L/45 naval gun所共同組成。此外,艦隻還裝備有四具500毫米(20)浸沒式水下魚雷發射管[1]

服役歷史

作為德國的第三艘戰鬥巡洋艦,格本號是在1909年4月8日以「新造H艦」為代號[註 6]漢堡布洛姆-福斯船廠訂購,建造編號為201。其龍骨架設於1909年8月19日,至1911年3月28日下水。H艦得名於前普魯士步兵上將奧古斯特·卡爾·馮·格本,他曾在1871年普法戰爭聖康坦戰役中,率領普魯士第八軍團德語VIII. Armee-Korps (Deutsches Kaiserreich)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因此在下水儀式上,由時任第八軍團司令的步兵上將保羅·馮·普勒茨德語Paul von Ploetz (General)主持為艦隻命名。[11]舾裝工作完成後,格本號於1912年7月2日正式投入德意志帝國海軍使用。[1]

1912年10月,當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之初,鄂圖曼帝國遭到一系列挫敗。由於德國與鄂圖曼存在密切的經濟和軍事聯繫,為了向後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時試圖加強在地中海的影響力,德國海軍參謀本部決定組建地中海分隊,並因此派出格本號和小巡洋艦布雷斯勞號前往君士坦丁堡。兩艘艦隻於1912年11月4日離開基爾,至11月15日抵達。當時正在希臘克基拉島附近海域活動的防護巡洋艦菲內塔號也奉命駛往君士坦丁堡與格本號會合。11月18日,格本號和菲內塔號分別派出450人和126人組成的國際調停力量在君士坦丁堡登陸。從1913年3月開始,格本號便一直在整個地中海區域游弋,期間到訪了包括威尼斯普拉拿坡里在內的多個地中海港口,繼而航行至阿爾巴尼亞海域。[12]這次行程過後,格本號返回普拉,並於8月21日至10月16日停留在那裏進行保養維護[13]

1913年6月23日,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爆發,促使地中海分隊留任。海軍少將威廉·蘇雄於1913年10月23日接任支艦隊指揮官。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繼續在地中海開展活動,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出訪了約80個港口。[13]1914年春,兩艘艦開始為德皇威廉二世皇家遊艇英語Royal yacht霍亨索倫號英語SMY Hohenzollern提供長達五周的護航。同年3月,格本號抵達威尼斯迎接德皇伉儷,然後將它們護送至克基拉島的德皇行宮。艦隻在當地一直逗留至5月,然後於5月9日前往拿坡里迎接小巡洋艦柯尼斯堡號,並護送其穿越蘇彝士運河到達德屬東非。在地中海游弋期間,格本號發現許多鍋爐管存在泄漏問題,並自6月起接受臨時性鍋爐修理維護。有及於此,海軍參謀本部原計劃用其姊妹艦毛奇號輪替格本號,以便讓後者返回威廉港接受永久性維修。[14]但隨着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1914年6月28日遇刺,以及此後歐洲列強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使得這一計劃無法實現。[15]

刺殺事件發生後,蘇雄評估認為同盟國協約三國之間的戰爭已迫在眉睫,遂命令其艦隻前往普拉,抓緊更換磨損的鍋爐管並進行維修備戰[13]。由德國調來的工程師開始登艦工作,並更換了4460條鍋爐管[16]。1914年8月2日00:52,格本號航行在愛奧尼亞海海域時接到動員令,並由時任艦長、海軍上校理夏德·阿克曼英語Richard Ackermann於早晨對全體船員發表了一次簡短的動員講話。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於14:40抵達墨西拿加煤及補充物資,同時將和平時期使用的非必需品拆卸移除。[12]

第一次世界大戰

格本號及布雷斯勞號攔截戰

 
格本號泊港,日期不詳

德皇威廉二世曾頒令一旦發生戰爭,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既可以留在地中海展開襲擊,以阻撓法國軍隊從北非返回歐洲[16],也可以嘗試突入大西洋並回到德國海域,具體的裁量權交由支艦隊司令自行決定[17]。蘇雄決定進攻法國的北非據點。1914年8月3日,在這兩艘艦前往阿爾及利亞的途中,蘇雄收到了對法國宣戰的消息。次日清晨6:08,格本號以三十六枚150毫米(5.9吋)炮攻擊了菲利普維爾(今阿爾及利亞斯基克達)的港口設施,並於10分鐘後轉滿舵全速駛離戰場,而布雷斯勞號則奉德皇之命對博內(今阿爾及利亞安納巴)實施轟炸。[18]隨後,海軍上將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胡戈·馮·波爾向蘇雄下達密令,指示他前往君士坦丁堡,這與德皇的命令背道而馳,而他本人也並不知情[17]

鑑於格本號無法在不加煤的情況下抵達君士坦丁堡,因此蘇雄決定首先前往墨西拿。途中,德國人遇到了英國戰鬥巡洋艦不倦號英語HMS Indefatigable (1909)不撓號英語HMS Indomitable (1907),但由於此時英國尚未對德宣戰,現場氣氛高度緊張。雙方艦隊在相距9公里(4.9海里;5.6)的情況下沿着相反的航線交錯而過,隨後英國人轉向,尾隨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但德國艦隻立即以最高航速擺脫,並於8月5日抵達墨西拿。[19]早在8月2日,意大利便已宣佈中立,這使得在墨西拿補充燃料更為複雜。根據國際法,參戰艦隻僅可在中立港口停留24小時。[18][20]富有同情心的意大利海軍當局卻允許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在港口停留約36小時,以便這些艦隻可以從德籍煤船上加煤[21]。儘管有了額外的時間,格本號的燃料儲備仍不足以使其航行至君士坦丁堡,因此蘇雄安排了另一艘煤船在愛琴海會合[18]。法國艦隊則仍然駐紮在地中海西部,因為法國海軍上將奧古斯汀·布埃·德·拉佩雷爾英語Augustin Boué de Lapeyrère確信,德國人要麼會逃到大西洋,要麼會至普拉加入奧地利。[22]

 
描繪有格本號的戰前明信片

蘇雄的兩艘艦於8月6日一早從墨西拿出發,穿過海峽的南口,駛向地中海東部。兩艘英國戰鬥巡洋艦仍處於100哩(87海里;160公里)開外,而第三艘——不屈號英語HMS Inflexible (1907),則正在突尼西亞的比塞大加煤。擋在蘇雄路上唯一的英國海軍部隊是第1巡洋分艦隊英語1st Cruiser Squadron[23],它由四艘裝甲巡洋艦防禦號英語HMS Defence (1907)黑太子號英語HMS Black Prince (1904)愛丁堡公爵號英語HMS Duke of Edinburgh勇士號英語HMS Warrior (1905)組成,受海軍少將歐內斯特·特魯布里奇英語Ernest Troubridge指揮。[24]德國人起初朝亞得里亞海佯動,此舉誤導了特魯布里奇,他航行至亞得里亞海的入海口攔截它們。在意識到錯誤後,特魯布里奇改弦更張,命令輕巡洋艦都柏林號英語HMS Dublin (1912)和兩艘驅逐艦對德國人發動魚雷攻擊。布雷斯勞號的瞭望哨發現了這些艦隻,它和格本號在黑暗中避開了追擊者,並未被察覺。特魯布里奇於8月7日早些時候中斷了追擊,他確信自己的四艘老式裝甲巡洋艦在面對擁有280毫米(11吋)口徑大炮的格本號發動任何攻擊,都無異於自殺行為。[25]蘇雄的前往君士坦丁堡之旅此時變得明朗起來[26]

格本號在納克索斯島附近的佐努薩島重新補充了燃煤[26]。8月10日下午,兩艘艦駛入達達尼爾海峽。它們與一艘鄂圖曼哨艇英語Picket boat會合,由後者引領它們穿過馬爾馬拉海[27]為了規避中立要求,鄂圖曼政府提議通過以「虛擬出售」的方式接管艦隻的所有權[28]。在德國人批准之前,鄂圖曼人便於8月11日宣佈,它們以8000萬馬克的價格購入了這些艦隻。在8月16日的交接儀式上,兩艘艦隻正式投入鄂圖曼海軍服役。9月23日,蘇雄接受了由他指揮鄂圖曼艦隊的提議。格本號改名為「嚴君蘇丹塞利姆號」(通稱「嚴君號」),布雷斯勞號則更名「米迪利號」;它們的德國船員也將配發鄂圖曼軍服和土耳其毯帽作戰。[29]

黑海行動

1914年
 
嚴君號於博斯普魯斯海峽(伊斯坦堡)的歐洲一側

10月22日,儘管鄂圖曼帝國尚未向協約國宣戰,但時任鄂圖曼軍事部長的恩維爾帕夏依然下令對俄國的黑海軍事基地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因此,所有鄂圖曼軍艦都進入黑海,並於10月27日14:54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入口以西集結。[30]10月29日清晨,蘇雄指示嚴君蘇丹塞利姆號炮擊設於塞瓦斯托波爾的俄方軍火庫及軍營,迫使鄂圖曼作為德國盟友加入了戰爭。嚴君號共向目標發射了四十七枚280毫米炮和十二枚150毫米炮,自身則被三枚俄方炮彈擊中。首枚命中的是10吋(250毫米)榴彈炮,其落在艦艉煙囪的前方但未能引爆;另外兩枚中彈則造成輕微損傷。[31]在行動期間,嚴君號及其護航艦艇穿過了俄國一片不起作用的雷區,並曾與俄國驅逐艦普希金中尉號交火[32]。後者被嚴君號的兩枚150毫米炮擊中,導致其轉向聯動裝置受損,艦橋下方起火。[33]回到土耳其海域時,嚴君號還偶遇了俄國佈雷艇普魯特號並發起攻擊,並迫使後者船員鑿沉了這艘滿載有700枚水雷的艦艇[34]。作為對炮擊的回應,俄羅斯於11月1日宣戰,從而迫使鄂圖曼人捲入更為廣泛的世界大戰。法國和英國則於11月3日轟炸了守衛達達尼爾海峽的鄂圖曼要塞,並在兩天後正式宣戰。[31]通過是次交鋒,俄國人得出的結論是,整個黑海艦隊必須保持集合狀態,這樣便不會被嚴君號逐一擊破。[35]

11月18日,在米迪利號的護航下,嚴君蘇丹塞利姆號於距離克里米亞海岸線約17海里(20哩;31公里)處對俄國黑海艦隊發動攔截,後者剛從炮擊特拉比松的行動中返航。儘管已是中午時分,海面上仍然被濃霧籠罩,蘇雄的艦隊起初也沒有發現任何敵方主力艦。在海戰開始前,黑海艦隊曾試行用其中一艘「主艦」集中控制多艘艦船的火力,並以戰艦尤斯塔斯號英語Russian battleship Evstafi擔當此責,直至另一艘主艦金口若望號英語Russian battleship Ioann Zlatoust能夠看見嚴君號。當最終收到射擊指令時,這些艦隻的射程較尤斯塔斯號所估計的7,000米(7,700碼)超出了逾3,700米(4,000碼),因此尤斯塔斯號只得使用自己的數據開火,然後嚴君號轉向其舷側射擊。[36]當一枚12吋(300毫米)炮部分穿透了嚴君號的其中一門副炮的炮廓英語Casemate裝甲時,它的首輪齊射也命中了對方。前者引爆了一些準備使用的彈藥,造成大火併殺害了該炮廓內的全部炮手。[37]共有13人死亡,3人負傷[31]。嚴君號的還擊則命中了尤斯塔斯號的中部煙囪;炮彈穿過煙囪後爆炸,摧毀了射控通信天線,使得尤斯塔斯號無法糾正金口若望號錯誤的射程數據。其餘的俄國艦隻,要麼是引用了金口若望號的錯誤數據,要麼是從未看見嚴君號,因此也沒有任何命中記錄。[37]嚴君號再對尤斯塔斯號取得三次命中,儘管其中一枚炮彈未能引爆,但蘇雄在14分鐘的戰鬥後決定中斷接觸[38]。在其發射的十九枚280毫米炮中,四發命中共造成敵艦34人陣亡、24人負傷[39]

接下來的一個月里,嚴君蘇丹塞利姆號先是於12月5-6日出海為運兵船英語Troopship提供護航,後於12月10日對巴統實施了炮擊[31]。12月23日,嚴君號與哈米迪號英語Ottoman cruiser Hamidiye又再護送三艘運兵船前往特拉比松。12月26日,在從另一次運輸護航行動中返回時,嚴君號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外圍約一海里處不慎觸雷,並在右舷司令塔下方發生爆炸。[40]爆發將船體撕開了一個約50平方米的孔洞,但防魚雷艙壁依然完好,僅因鉚釘彈落而出現輕微滲漏。兩分鐘後,嚴君號的左舷再度觸雷,撞擊點位於主炮翼炮座的正前方;並撕開了一個約64平方米的孔洞。艙壁向內彎曲約340毫米(13吋),但仍可維持對艦隻內部的水密保護。然而,有約600公噸(590長噸)水湧入了艦內。[31]由於鄂圖曼的船塢過小,嚴君號無法駛入停泊,因此需要建造並安裝兩個鋼製圍堰英語Cofferdam進行臨時維修,圍堰內的水將被排乾,在受損的船體周圍形成乾燥的工作區。這均由德國專家組負責實施建造和維修。[41]彈孔是以混凝土進行修補,在需要更持久的工作之前,混凝土可以固定數年。[40]

1915年

仍然受損的嚴君蘇丹塞利姆號曾於1915年1月28日和2月7日兩度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出擊英語Sortie,以幫助米迪利號逃離俄國艦隊;並掩護哈米迪號返航。隨後,嚴君號繼續展開彈孔修補工作,直至3月28日完工。[40]4月1日,嚴君號與米迪利號一同駛離博斯普魯斯海峽,以掩護剛被派往炮擊奧迪沙的防護巡洋艦哈米迪號和邁吉德號英語Ottoman cruiser Mecidiye撤退。然而,強大的水流卻迫使巡洋艦進近至距第聶伯-布格河口灣英語Dnieper–Bug estuary以東約24公里(15哩;13海里)處,那裏將通往尼古拉耶夫。當它們修正了航向朝西行駛時,邁吉德號不慎觸雷並沉沒,導致炮擊任務只得中止。[42]當嚴君號和米迪利號出現在塞瓦斯托波爾對開海面、並擊沉了兩艘貨船後,俄國艦隊一整天都在追擊它們,並於黃昏後派出幾艘驅逐艦嘗試進行魚雷攻擊。僅一艘驅逐艦,即憤怒號能夠近距離發動攻擊,但沒有命中。嚴君號和米迪利號毫髮無損的返回博斯普魯斯海峽。[43]

4月25日,就在協約國登陸加里波利的同一天,俄國海軍部隊也來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並炮擊了守衛海峽的要塞。兩天後,嚴君蘇丹塞利姆號南下達達尼爾海峽,在前無畏戰艦圖爾古特雷斯號的陪同下,向協約國駐加里波利的部隊發起炮轟。它們於黎明時分準備就位,一個系留氣球英語Kite balloon發現了它們。當英國無畏艦伊利沙伯女王號英語HMS Queen Elizabeth (1913)以15吋(380毫米)炮發出的首輪齊射落在附近時,嚴君號離開了射擊陣位,駛近懸崖,使得伊利沙伯女王號無法與之交戰。[44]4月30日,嚴君號作第二次嘗試,但被前無畏艦納爾遜勳爵號英語HMS Lord Nelson (1906)發現,後者已駛入達達尼爾海峽炮擊恰納卡萊的鄂圖曼大本營。這艘英國軍艦僅發射了五枚炮彈,嚴君號便從它的視線中消失了。[45]

 
全速航行的格本號

5月1日,在俄國艦隊轟炸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防禦工事之後,嚴君蘇丹塞利姆號航行至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貝伊科茲灣。5月7日左右,嚴君號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出發搜尋俄國艦隻,一直到塞瓦斯托波爾,但一無所獲。由於主炮彈藥不足,它沒有炮擊塞瓦斯托波爾。在5月10日早晨返航時,嚴君號的瞭望手發現了兩艘俄國前無畏艦三成聖者號英語Russian battleship Tri Sviatitelia潘捷列伊蒙號,並朝之開火英語Action of 10 May 1915。在前十分鐘裏,它被擊中三次,但沒有遭到嚴重破壞。蘇雄下令脫離接觸並向博斯普魯斯進發,遭到了俄國輕型部隊的追擊。[46]當月晚些時候,該艦的兩門150毫米口徑炮被移至岸上使用[1],同時艦艛後部的四門88毫米口徑炮也被拆除[47]。四門88毫米的高射炮則於1915年底安裝至相同位置[48]

7月18日,米迪利號觸雷;導致約600公噸(590長噸)海水灌入艦內,並且無法再執行從宗古爾達克至君士坦丁堡的船隊護航任務。對於鄂圖曼而言,這條從安那托利亞海岸將煤炭運往博斯普魯斯的航線至關重要,因此嚴君蘇丹塞利姆號被分配執行這項任務,並於8月10日連同哈米迪號和三艘魚雷艇,為一支由五艘運煤船組成的船隊護航。[49]在運輸途中,船隊遭到俄國潛艇海豹號俄語Тюлень (подводная лодка)的襲擊,並擊沉了其中一艘煤船。翌日,海豹號和另一艘潛艇也試圖攻擊嚴君號,但它們無法達到射擊陣位。[50]9月5日,兩艘俄國驅逐艦快速號俄語Быстрый (миноносец)尖銳號襲擊了一支由哈米迪號和兩艘魚雷艇護航的鄂圖曼船隊。哈米迪號的150毫米炮在戰鬥中發生故障,鄂圖曼人遂召來嚴君號,但它來得太晚了:為了避免被俄國驅逐艦俘獲,三艘煤船已被拖上岸,並損失了10,780公噸(10,610長噸)燃煤。[50]

9月21日,嚴君蘇丹塞利姆號再被派出博斯普魯斯海峽,以驅趕三艘攻擊鄂圖曼煤船的俄國驅逐艦。護航任務一直持續至11月14日,當時嚴君號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外圍幾乎被俄國潛艇海象號俄語Морж (подводная лодка)發射的兩枚魚雷擊中。蘇雄認為這對巡洋艦的風險實在太大,於是暫停了護航系統。作為替代方案,只有那些能在一夜之間從宗古爾達克到君士坦丁堡的快船可以執行運輸任務;它們將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外圍與魚雷艇會合,以抵禦潛伏的潛艇。[51]至夏季末,隨着兩艘新的俄國無畏艦——瑪利亞皇后號英語Russian battleship Imperatritsa Mariya葉卡捷琳娜大帝號英語Russian battleship Imperatritsa Ekaterina Velikaya完工並投入使用,嚴君號的活動受到進一步限制。[52]

1916-17年
 
威廉二世皇帝作為他在一戰中的盟友穆罕默德五世蘇丹的客人,於1917年10月在伊斯坦堡停留期間訪問嚴君號

蘇雄於1月8日派遣嚴君號前往宗古爾達克,以保護一艘即將駛來的空載煤船免遭俄國驅逐艦襲擊,但俄國人在嚴君蘇丹塞利姆號抵達之前便已擊沉了這艘船。在返回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途中,嚴君號於09:15遇到了葉卡捷琳娜大帝號。兩艘艦遂從18,500米(20,200碼)的距離開始,進行了一場短暫的炮斗英語Action of 8 January 1916。嚴君號轉向西南,並在交戰的前四分鐘內以主炮發出了五輪齊射。兩艘艦都沒有命中任何目標,但嚴君號還是遭到了近距脫靶的彈碎侵襲。[53]儘管名義上的航速比葉卡捷琳娜大帝號快得多,但這艘鄂圖曼戰鬥巡洋艦的底部積垢英語Fouling嚴重,螺旋槳的狀況也很糟糕。這使得嚴君號難以逃離據報航速已達23.5節(43.5公里每小時)的強大俄國戰艦[54]。然而,炮斗過後,煙霧繚繞的葉卡捷琳娜大帝號於10:40先行離去,嚴君號得以逃過一劫[55]

高加索戰役期間,俄國軍隊於鄂圖曼帝國的領土上取得重大進展。為了阻止俄國陸軍繼續推進,嚴君蘇丹塞利姆號於2月4日受命將429名官兵、一門山炮、一門機炮、1000支步槍和300箱彈藥送往特拉比松前線。[56]3月4日,俄國海軍派遣了一支約2100人的分遣隊連同山炮和戰馬,在帕扎爾的港口兩翼登陸。鄂圖曼人措手不及,被迫撤離。[57]另一次登陸則於6月,在特拉比松以東約5哩(8.0公里)的卡瓦塔灣進行[58]。鄂圖曼人於6月下旬反擊,侵入俄國防線約20哩(32公里)之遠。嚴君蘇丹塞利姆號和米迪利號展開了一系列的沿海行動來支援鄂圖曼的進攻。7月4日,嚴君號對圖阿普謝港口實施炮擊,並擊沉了當地的一艘輪船和一艘摩托多桅縱帆船[59]在兩艘俄國無畏艦駛離塞瓦斯托波爾試圖攻擊它們之前,鄂圖曼艦隻向北繞至俄國人後方。然後它們沿保加利亞海岸返回博斯普魯斯海峽[60],嚴君號在那裏停靠,修理螺旋槳軸直至9月。[61]

在無畏艦的掩護下,俄國驅逐艦和潛艇活動日益頻繁,煤炭的供應渠道也因此基本被切斷。由於煤炭短缺的情況持續惡化,蘇雄被迫下令暫停嚴君蘇丹塞利姆號和米迪利號的活動,直至1917年。[62]隨着俄國和鄂圖曼帝國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於1917年12月簽署停戰協定,以及《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自1918年起正式生效,煤炭才得以繼續從鄂圖曼東部供應。[63]

1918年
 
嚴君號於塞瓦斯托波爾,1918年

1918年1月20日,嚴君蘇丹塞利姆號和米迪利號在海軍中將胡貝特·馮·雷布埃爾-帕施維茨英語Hubert von Rebeur-Paschwitz的指揮下駛離達達尼爾海峽,後者於前一年9月取代了蘇雄的職位。雷布埃爾-帕施維茨的意圖是將同盟國海軍部隊引出巴勒斯坦,以支援部署在當地的鄂圖曼軍隊。[63]在海峽之外,即後來被稱為印布洛斯島海戰英語Battle of Imbros的過程中,嚴君號意外擊沉了英國淺水重炮艦拉格倫號英語HMS RaglanM28號英語HMS M28,後兩者當時正處於錨泊狀態,並且沒有得到本應保護它們的前無畏艦的支援。雷布埃爾-帕施維茨隨後決定前往穆茲羅斯港口;在那裏,英國戰艦阿伽門農號英語HMS Agamemnon (1906)正開足馬力攻擊鄂圖曼艦艇。[64]在穿過納加拉角英語Nara Burnu的網障區時,米迪利號不慎觸發了五枚水雷並沉沒[63];嚴君號也觸發了三枚[65]。撤退途中,為了躲避英國驅逐艦利澤德號英語HMS Lizard (1911)雌虎號英語HMS Tigress (1911)的追擊[66],嚴君號特意在納加拉角附近的沙洲上擱岸[63]。觸地期間,英國人利用隸屬皇家海軍航空隊英語Royal Naval Air Service第2大隊的轟炸機襲擊了嚴君號,並取得兩次命中,但這些輕型飛機上的炸彈不足以造成任何嚴重破壞。淺水重炮艦M17號英語HMS M17也曾試圖於1月24日傍晚炮擊嚴君號,但它僅發射了十枚炮彈,便被鄂圖曼人的炮火驅離。[67]E14號潛艇英語HMS E14之後被派去摧毀受損的艦隻,但為時已晚[68];前無畏艦圖爾古特雷斯號於1月26日將嚴君號拖出沙洲,然後送回至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地帶[69]。2月,嚴君號除了檢查觸雷造成的損傷以及清理鍋爐之外,再無發生任何重大事件[70]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簽署後,嚴君蘇丹塞利姆號於1918年3月30日護送鄂圖曼停戰委員會的成員前往奧迪沙。回到君士坦丁堡後,它又於5月航行前往塞瓦斯托波爾,並在那裏清潔船體並修復了一些滲漏。6月28日,嚴君號和幾艘驅逐艦駛往新羅西斯克,以扣留餘下的蘇聯軍艦,但當鄂圖曼艦隻抵達時,它們已自行鑿沉。之後,驅逐艦留下,但嚴君號返回塞瓦斯托波爾。[71]7月14日,該艦作閒置處理直至戰爭結束。在塞瓦斯托波爾期間,船廠工人刮掉了艦底的積垢。嚴君號隨後返回君士坦丁堡,在那裏,從8月7日至10月19日於艦體周圍重新安裝了混凝土圍堰[72],以修復年初因觸雷受損的三個部位。[54]

德意志帝國海軍於11月2日正式將嚴君蘇丹塞利姆號的所有權移交鄂圖曼政府,德籍船員則搭乘輪船經由奧迪沙返國[73][74]。根據鄂圖曼帝國與西方協約國之間簽署的《色佛爾條約》條款,嚴君號本應作為戰爭賠款移交英國皇家海軍處置,但由於希臘試圖從分崩離析的鄂圖曼帝國爭奪領土,導致一戰後立即爆發土耳其獨立戰爭,使得艦隻移交最終告吹。隨着當代土耳其作為戰勝國崛起,《色佛爾條約》遭到廢除,並於1923年重新簽訂了《洛桑條約》。根據該條約,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獲準保留其艦隊的大部分艦隻,其中包括嚴君號。[75]

戰後役期

在1920年代,將嚴君蘇丹塞利姆號翻新作為新國家艦隊核心成員的承諾,是當時提出的各種海軍政策中唯一不變的元素[76]。這艘戰鬥巡洋艦於1926年之前一直停留在伊茲密特,處於一個荒廢的狀態[77][78][79]:其鍋爐僅餘兩台仍可工作,艦隻無法駕駛或蒸汽,並且在1918年的那次觸雷事故中尚余兩處創傷未及修復。當局籌集了足夠的資金從德國購入一個全新的26,000公噸(26,000長噸)浮旱塢英語Floating dry dock,因為嚴君號無論被拖往何處,都難以避免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沉沒的風險。[80]來自法國的聖納澤爾-彭霍特船廠(Atelier et Chantiers de St. Nazaire-Penhöet)獲得了監理合同,隨後的改裝則在格爾居克海軍造船廠英語Gölcük Naval Shipyard進行[78]。工程持續了三年多(1927-1930年);它因受到船塢的幾個艙室在進行抽水時倒塌所影響而延誤。嚴君號在重新浮起前受到輕微損傷,而船塢也必須在維修工作開始前完成修復。在隨後對事件的調查中,土耳其海軍部長英語Ministry of the Navy (Turkey)伊赫桑·埃爾亞武茲英語İhsan Eryavuz貝伊因挪用公款而被判有罪。[80]其它延誤是由於對軍方的舞弊指控所造成,這些指控直接導致了海軍部被撤銷。時任土耳其軍方總參謀長的陸軍元帥費夫齊·恰克馬克反對海軍建設,並在收到舞弊指控後放緩了所有的海軍建設計劃。戰鬥巡洋艦的密集化工作直至1928年,當希臘海軍於9月在土耳其附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演習後才開始,土耳其政府認為有必要與希臘的海軍優勢抗衡。[81]土耳其人還從意大利造船廠訂購了四艘驅逐艦和兩艘潛艇[82]。當希臘人得知嚴君號將被重新投入啟用,但保留了建造兩艘新巡洋艦的權利時,該國政府提議以《華盛頓海軍條約》為藍本,制定10年的海軍建設「假期」。土耳其政府拒絕了這一提議,並聲稱該艦的目的是為對抗在黑海的實力日益增強的蘇聯海軍[83]

 
嚴君號於伊斯坦堡,1947年
 
現存于格爾居克的嚴君號螺旋槳

在改裝過程中,觸雷受損情況得到修復[65],嚴君蘇丹塞利姆號的排水量增加至23,100公噸(22,700長噸),船體也略有修整。它的長度縮短了半米,但舷寬增加了10厘米(3.9吋)。艦隻裝備了新的鍋爐,以及用於主炮的法國射控系統。150毫米炮中有兩門從炮廓陣位內移除。[77]它的裝甲並沒有吸取日德蘭海戰的教訓而進行升級,彈藥庫上方僅有50毫米(2.0吋)厚的保護層。[79]嚴君號於1930年重新入役,恢復了它作為土耳其海軍旗艦的地位,並在速度試驗中的表現優於預期;隨後的射擊和射控試驗也同樣取得了成功[84]。當局安排了四艘驅逐艦用於保護戰鬥巡洋艦,它們於1931年至1932年間服役,但性能從未達到設計要求[85]。作為對嚴君號重新入役的回應,蘇聯於1929年末從波羅的海調來了戰艦巴黎公社號英語Russian battleship Sevastopol (1911)和輕巡洋艦赤色職工國際號英語Soviet cruiser Krasnyi Krym,以確保黑海艦隊與土耳其海軍維持均勢[82]。希臘政府也作出回應,訂購了兩艘新驅逐艦[86]

1933年,嚴君蘇丹塞利姆號搭載土耳其總理伊斯梅特·伊納尼瓦爾納前往伊斯坦堡,又於翌年將伊朗沙阿禮薩汗從特拉比松接送至薩姆松[84]。艦隻的名稱於1930年正式縮短為「嚴君蘇丹號」,然後於1936年進一步縮短為「嚴君號」[87]。該艦於1938年還進行了另一項簡短的改裝,並於同年11月負責將土耳其首任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遺體從伊斯坦堡運送至伊茲密特[77][78]。至1937年,它和其它一些土耳其海軍艦艇被英國海軍武官視為已過時了,部分原因是它們的防空武器低於標準,但至1938年,土耳其政府開始計劃擴軍[88]。根據這些計劃,其水面艦隊將由兩艘萬噸級巡洋艦和十二艘驅逐艦組成。嚴君號將被保留至1945年,直到第二艘巡洋艦入役,而海軍預計於1950年至1960年間新建一艘23,000公噸(23,000長噸)級的艦隻。海軍的造艦計劃最終未能實現,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外國造船廠建造的艦艇都集中於滿足它們自己國家的需求。[89]

嚴君號於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維持在役狀態。至1939年11月,它和巴黎公社號是黑海地區僅有的兩艘主力艦,而據《生活》雜誌報道稱,嚴君號要優於蘇聯艦隻,因為後者的狀況不佳。[90]在1941年,嚴君號的防空武器被強化為四門88毫米(3.5吋)炮、十門40毫米(1.6吋)炮和四門20毫米(0.79吋)炮。這些在後來又增至二十二門40毫米炮和二十四門20毫米炮[77]。1946年4月5日,美國戰艦密蘇里號、輕巡洋艦普羅維登斯號英語USS Providence (CL-82)和驅逐艦鮑爾號抵達伊斯坦堡,以歸還土耳其大使穆尼爾·埃爾泰金英語Munir Ertegun的遺體[91]。嚴君號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迎接他們,並與密蘇里號互鳴了19發禮炮[92]

1948年以後,嚴君號開始駐紮在伊茲密特或格爾居克[77][78]。它於1950年12月20日退出現役,並於1954年11月14日正式從海軍名錄英語Navy List中除籍[77][78]。當土耳其於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時,該艦的船體編號英語Hull number被指定為「B70」[93]。1963年,土耳其政府提出將艦隻作為博物館船出售予西德政府,但遭到拒絕[77]。土耳其遂將艦隻作為廢品於1971年售予塞曼公司(M.K.E. Seyman[78]。它於1973年6月7日被拖至拆船商處,至1976年2月完成拆解工作[77][78]。在被處理之前,它是除美國德克薩斯號之外僅存的無畏艦[94]

註釋

腳註
  1. ^ 格本號[4],一譯「戈本號」[5]
  2. ^ SMS表示Seiner Majestät Schiff,即「陛下之艦」。
  3. ^ 不倦級的滿載排水量為22100噸,而毛奇級為25400噸;無敵級的裝甲帶厚度為4至6吋(100至150毫米),毛奇級則為3至11吋(76至279毫米)。[6]
  4. ^ TGC表示Türkiye Cumhuriyeti Gemisi,即「土耳其共和國之艦」。
  5. ^ 根據德意志帝國海軍的命名法,該炮的官方名稱為28 cm SK L/50。其中SK(Schnelladekanone)表示「速射炮」,而L/50表示炮管長度,即50倍徑[9]
  6. ^ 所有德國艦船在訂購時都會被賦予臨時代號;其中新增編入艦隊的使用字母代號,而用於替換舊艦的則使用「(舊艦名)代艦」。[10]
引用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Staff,第12頁.
  2. ^ Staff,第14頁.
  3. ^ Staff,第13頁.
  4. ^ 新華,第194頁.
  5. ^ 斯塔夫,第151頁.
  6. ^ Gardiner & Gray,第26, 152頁.
  7. ^ Hough,第91頁.
  8. ^ 斯塔夫,第100頁.
  9. ^ Grießmer,第177頁.
  10. ^ Gröner,第56頁.
  11. ^ 斯塔夫,第155頁.
  12. ^ 12.0 12.1 斯塔夫,第162頁.
  13. ^ 13.0 13.1 13.2 Staff,第18頁.
  14. ^ 斯塔夫,第164頁.
  15. ^ Staff,第15頁.
  16. ^ 16.0 16.1 Halpern,第51頁.
  17. ^ 17.0 17.1 Herwig,第153頁.
  18. ^ 18.0 18.1 18.2 Halpern,第52頁.
  19. ^ 斯塔夫,第166頁.
  20. ^ Second Hague Convention, Section 13.
  21. ^ Bennett,第31頁.
  22. ^ Halpern,第55–56頁.
  23. ^ Bennett,第33頁.
  24. ^ Bennett,第27頁.
  25. ^ Bennett,第33–34頁.
  26. ^ 26.0 26.1 Halpern,第56頁.
  27. ^ Bennett,第35–36頁.
  28. ^ Hamilton & Herwig,第164頁.
  29. ^ Halpern,第57–58頁.
  30. ^ 斯塔夫,第167–168頁.
  31. ^ 31.0 31.1 31.2 31.3 31.4 Staff,第19頁.
  32. ^ McLaughlin,第122頁.
  33. ^ 斯塔夫,第168–169頁.
  34. ^ Langensiepen & Güleryüz,第44頁.
  35. ^ Halpern,第227頁.
  36. ^ McLaughlin,第127–128頁.
  37. ^ 37.0 37.1 McLaughlin,第131頁.
  38. ^ McLaughlin,第129–130頁.
  39. ^ McLaughlin,第131, 133頁.
  40. ^ 40.0 40.1 40.2 Halpern,第228頁.
  41. ^ 斯塔夫,第172頁.
  42. ^ Nekrasov,第51–52頁.
  43. ^ Halpern,第231頁.
  44. ^ Corbett,第359頁.
  45. ^ Corbett,第370頁.
  46. ^ Langensiepen & Güleryüz,第47–48頁.
  47. ^ Campbell,第23頁.
  48. ^ Brice,第276頁.
  49. ^ 斯塔夫,第177–178頁.
  50. ^ 50.0 50.1 Halpern,第234頁.
  51. ^ Halpern,第235頁.
  52. ^ Halpern,第236頁.
  53. ^ Halpern,第237頁.
  54. ^ 54.0 54.1 Campbell,第26頁.
  55. ^ 斯塔夫,第181頁.
  56. ^ Halpern,第241頁.
  57. ^ Halpern,第240頁.
  58. ^ Halpern,第243–244頁.
  59. ^ Halpern,第244–245頁.
  60. ^ Halpern,第245頁.
  61. ^ Langensiepen & Güleryüz,第51頁.
  62. ^ Halpern,第248頁.
  63. ^ 63.0 63.1 63.2 63.3 Halpern,第255頁.
  64. ^ Buxton,第36–37頁.
  65. ^ 65.0 65.1 Gardiner & Gray,第152頁.
  66. ^ Buxton,第38頁.
  67. ^ Hownam-Meek et al.
  68. ^ Halpern,第255–256頁.
  69. ^ Staff,第20頁.
  70. ^ 斯塔夫,第192頁.
  71. ^ Langensiepen & Güleryüz,第54頁.
  72. ^ Halpern,第256頁.
  73. ^ Halpern,第258頁.
  74. ^ 斯塔夫,第195頁.
  75. ^ Gardiner & Gray,第388頁.
  76. ^ Güvenç & Barlas,第7頁.
  77. ^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Gardiner & Gray,第391頁.
  78. ^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Whitley,第241頁.
  79. ^ 79.0 79.1 Worth,第271頁.
  80. ^ 80.0 80.1 Brice,第277頁.
  81. ^ Barlas & Güvenç,第152頁.
  82. ^ 82.0 82.1 Rohwer & Monakov,第30頁.
  83. ^ Güvenç & Barlas,第10頁.
  84. ^ 84.0 84.1 Brice,第278頁.
  85. ^ Güvenç & Barlas,第19–20頁.
  86. ^ Barlas & Güvenç,第155頁.
  87. ^ Langensiepen & Güleryüz,第142頁.
  88. ^ Deringil,第35頁.
  89. ^ Güvenç & Barlas,第27–28頁.
  90. ^ Eliot.
  91. ^ Stillwell,第99–101頁.
  92. ^ Stillwell,第102頁.
  93. ^ Sturton,第147頁.
  94. ^ Willmott,第220頁.

參考資料

其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