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澤仁
格桑澤仁(藏語:བསྐལ་བཟང་ཚེ་རིང་,威利轉寫:bskal bzang tshe ring;1905年—1946年),漢名王天華,男,四川省雅州巴安司(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人,中華民國政治活動家。[1]
生平
早年經歷
格桑澤仁於清朝光緒三十一年生於四川雅州巴安司。後來趙爾豐執掌川邊,將巴安司改為巴安縣,並在巴安縣設立小學。格桑澤仁遂入巴安縣立小學學習,因成績優秀,不久便升入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創辦的巡警學堂,但還沒有畢業,巡警學堂便因辛亥革命而停辦,他轉入巴安縣華西學校學習。[1]
民國九年(1920年),格桑澤仁到雲南省昆明等地學習,提高了藏文與漢文的口語和寫作能力。民國十五年(1926年),四川軍閥劉成勛在四川雅安創辦了西康陸軍軍官學校,格桑澤仁考入改校。不久,劉成勛在內戰中失敗,該校解散,格桑澤仁留居雅安。後來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派僧官貢登扎西考察西康,格桑澤仁自薦充任翻譯。貢登扎西臨別返回南京之際,將格桑澤仁推薦給國軍第24軍軍長劉文輝,但格桑澤仁未能受到劉文輝重用。[1]
後來格桑澤仁來到南京。貢登扎西通過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將格桑澤仁推薦到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為馬福祥)任藏文翻譯。不久,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將格桑澤仁推薦給中央,格桑澤仁於1928年夏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藏事處處長,併兼任蒙藏委員會所辦的《蒙藏周報》社副社長。[1]
其間,格桑澤仁組織了「西康青年勵志社」,以「互相勉勵,互相提攜,增進鄉誼」為宗旨,鼓勵西康青年到南京等地學習,並經戴季陶、馬福祥等支持,在中央政治學校內增設了西藏康班,學生是從北平蒙藏學校、太原北方軍官學校、東北講武堂等校來的20多位西康青年。格桑澤仁任該班副主任。[1]
巴安事變
此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格桑澤仁為黨務特派員,回康區從事黨務工作,以加強中央對康區的領導。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格桑澤仁作為康藏代表通電全中國,「敬希政府,正式宣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初,格桑澤仁從成都派人到康定籌備設立西康黨務特派員駐康辦事處,自己率領巴安籍的學員從雲南返回家鄉巴安,路經雲南昆明時,受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和雲南省黨政官員歡迎,並被龍雲授「滇邊宣慰使」職銜,獲贈雲南造單筒步槍100支及長波電台一部。格桑澤仁抵達巴安時,受到家鄉民眾熱烈歡迎。[1]
劉文輝對格桑澤仁的到來深以為忌,便在康定組織「反對格桑澤仁冒充康藏全權代表大同盟」,該大同盟指格桑澤仁冒充「康藏全權代表」,還在康定舉行了遊行,並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各個部委以求支持,還派馬澤昭、丁子沛作為「真正的民眾代表」到南京告狀。南京國民政府方面對此未予理睬,並任命格桑澤仁為國民政府參議。同時,劉文輝所屬的第24軍駐巴安縣的軍官也惡語中傷格桑澤仁。格桑澤仁在巴安難以開展黨務工作,地方鄉紳還向他申訴當地駐軍惡行,中央所派官員也遭槍殺。巴安縣僧俗民人向南京國民政府告狀稱,[1]
康民受川藏夾壓,無可申訴,幸蒙中央委格桑澤仁回康辦黨,喚醒康人。乃駐康旅長馬嘯不協力御藏,反壓迫西康,并迭令僧等嚴防格桑,不准入康。僧等以中央大員銜命回康,未敢擅阻,詎駐巴軍隊竟將黨部幹事戴良晞要路槍殺,圍攻黨部。僧民等為擁護中央命令,自衛自決。
同時獲得中央、龍雲及西康地方勢力支持的格桑澤仁提出了「康人治康」,並宣佈了五條政綱:[1]
- 實行地方自治;
- 主張民族平等;
- 廢除烏拉制度;
- 改進耕作技術;
- 發展文教事業。
格桑澤仁還乘軍閥混戰,藏軍又佔領甘孜、瞻化等地尚未撤離,劉文輝腹背受敵之際,強繳巴安縣駐軍第42團的武器,成立了「西康邊防司令部」,即西康民族自衛軍,格桑澤仁任司令。他還將巴安縣的街道更名為「博愛街」、「中山街」、「平等街」、「自由街」等,並任命了巴安縣、得榮縣等縣縣長,史稱「巴安事變」。[1]
此外,格桑澤仁命令鹽井的貢嘎喇嘛繳交第42團駐鹽井部的武器。但貢嘎喇嘛拒絕將所繳武器運交巴安縣。格桑澤仁率軍征討貢嘎喇嘛,貢噶喇嘛遂聯合西藏噶廈,和藏軍共同進攻巴安民軍,並包圍巴安縣縣城。格桑澤仁指揮巴安縣軍民長期開展巴安保衛戰,使藏軍未能攻破巴安縣。在戰事膠着之際,格桑澤仁曾急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等人,電文中稱,[1]
竊韃賴自清末以來,即與英帝國主義密切勾結,逐我駐藏邊陸兩軍,占我西康二十二縣[2]。凡有傾心內向不忘祖者,輒遭殺逐,如藏王丁吉冷之被絞,班禪活佛之被逐,色拉寺三十六名喇嘛永遠禁錮,皆犖犖大者,其餘僧民之橫遭慘殺者,尤指不勝屈。
今之藏印交通則鐵道汽車正從事雙線建築,我則無論由川、滇、青、蒙、新任何方面進藏,均以牛馬輸運,而又受其種種無理之限制,以致邊藏交通斷絕。商業則以英印過剩貨物普遍暢銷於康藏,以吸收康藏各項原料,以致西康之康定、雲南之阿墩、青海之界谷各商場,一落千丈。教育則英藏文合編之教科書,所在皆是,不許偶用漢文漢語。軍事則由西人直接訓練,雖及衣履之微,咸取英制,而武器等項更不待言。其包藏禍心,由來已久。民十七經中央派員宣慰,韃賴雖派代表駐京,而侵略野心,毫不稍戢。故去年大白兩寺爭產私鬥,竟妄動干戈占我甘瞻,中央寬大為懷,派人調解,猶復狡詐百出,抗不交還。
今年巴安二·二六黨軍衝突,即乘機百端聯絡,欲假道攻爐,以遂其吞併西康之陰謀,實行其大西藏國之迷夢。故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澤仁以巴安關係國防,本鬩牆禦侮之義,嚴詞拒絕。彼計不得逞,竟於五月巧日,令偽前敵指揮西哇冷巴,率軍四千餘人,猛襲巴安,經澤仁率軍民設伏腰擊,予以重創。乃移北路主力,大舉反攻,欲突破南路,以抄襲北路川軍之後,經澤仁抵抗兩月余,大小血戰九次,始將頑敵擊退,曾電呈在案。惟數月以來,軍民雖忠義憤發,再接再厲,而孤軍無援,終有力竭聲嘶,彈盡糧絕之一日,謹懇我中央政府速於援助,俾西陲邊防,不致淪為東北之續。
國民政府參謀部回電格桑澤仁稱,[1]
所呈各節不為無見,且以地方之力捍衛孤城,抗敵撫民,綏靖邊疆,借紓中央西顧之憂,殊深嘉慰。……仍盼以本黨立場國家觀念,在劉總指揮指導之下努力奮鬥,為西康改革之先驅。
格桑澤仁和藏軍戰鬥之時,劉文輝調第24軍馬成龍團到巴安縣進行彈壓。馬成龍團到達巴安縣後,首先擊敗了藏軍,藏軍撤退。其後,馬成龍團迫使巴安民軍上繳武器,並捕殺了幾位格桑澤仁手下幹部。格桑澤仁在此之前便潛往農村,躲過一劫,此後經雲南返回南京。至此,巴安事變以格桑澤仁失敗,藏軍潰退回金沙江以西,劉文輝繼續統治巴安縣而告終。[1]
南京、重慶、西康
1932年10月,回到南京之後的格桑澤仁仍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蒙藏周報》社副社長等職務。他募資購置了巨幅釋迦牟尼像,贈給了巴安縣丁寧寺(後稱康寧寺),並將一些物品送給家鄉。[1]
1934年夏,他奉蒙藏委員會及參謀本部會派,到甘肅省、寧夏省、青海省視察蒙藏區域。[3]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格桑澤仁和在重慶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圖克圖、國民政府女官員劉曼卿等人發起成立了「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到各戰區宣傳以及慰勞前線將士。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格桑澤仁在重慶同巴安籍人士成立「東隆會」(該會得名於巴安縣城東的東隆山),該會的宗旨是團結西康的青年,促進西康地區的建設,格桑澤仁任會長。[1]
民國三十年(1941年),格桑澤仁和妻子巴月照等人自重慶經雲南回家鄉巴安縣,受到巴安各界歡迎。此前,格桑澤仁在重慶同劉文輝進行了談判,以「國難當頭,應團結對敵」,消除了雙方一切隔閡。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格桑澤仁在龍王潭建抗戰建國紀念塔,該塔成為藏族地區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抗日戰爭紀念建築。不久,康藏貿易公司在康定成立,格桑澤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格桑澤仁從巴安來到康定,受到各界歡迎。在康定,他和西康省政府高級官員間加強交往,比如舉辦了酒會,和邦達昌等康藏大商人宴請了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等;他一度主持康藏貿易公司日常工作;他多次發表促進民族團結的演講,演講內容被整理為《民族團結的交響曲》一文,刊登在《西康日報》;他還參加了西康省運動會,獲步槍射擊比賽第一名。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國民政府主席以格桑澤仁「功勳卓著」,特授予他一枚金質勳章。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格桑澤仁因肺病而請假,到四川省灌縣二王廟養病。[1]1945年,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5年5月,他任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3]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格桑澤仁病逝,終年42歲。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追悼大會,並予國葬,蔣介石手書「勤賢足示」白色綢布輓聯。[1]
著作
- 《邊人芻言》
- 《康藏最近之情形》
- 《西康改省之計劃》
- 《康藏概況報告》
- 《西陲佛教概況》
- 《新康藏歌》
- 《巴塘月令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