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日本傀儡政权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蒙古語ᠮᠣᠩᠭᠣᠯ ‍ᠤ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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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寫:Mongɣol un öbertegen ǰasaqu qolboɣatu ǰasaɣ un ordon[轉寫種類不明]),是大日本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間在當時中華民國察哈爾省綏遠省日軍佔領區成立的一個傀儡政權。名義上屬於中華民國(汪精衛政權)的自治區。範圍囊括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和河北省山西省一部分。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1939年—1941年)


蒙古自治邦
(1941年—1945年)
1939年—1945年
內蒙古政府用旗
  1939年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實際統治區域   大東亞共榮圈實際統治區域

  1939年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實際統治區域
  大東亞共榮圈實際統治區域

地位大日本帝國傀儡政權汪精衛國民政府自治區
首都張家口
常用語言漢語日語蒙古語
宗教
藏傳佛教
主席 
• 1939年9月1日—1945年8月
德穆楚克棟魯普
歷史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
• 建立
1939年9月1日
• 瓦解
1945年8月19日
前身
繼承
蒙古聯盟自治政府
察南自治政府
晉北自治政府
蘇佔滿洲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內蒙古人民共和國
今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名稱

根據朝鮮京城帝國大學的考察團地理學家多田文男,蒙疆的「疆」字有多種說法,一說為萬里長城內外長城線之間為「疆」,二說是廣漠的邊疆為「疆」,三說為仿照新疆省之造詞。[1]按照德王的說法,意思是「收復古固有土」。[來源請求]

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均不承認日本扶植的蒙疆政府的獨立地位,視其為日本侵佔察哈爾、綏遠地區建立的傀儡政權,故以「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偽蒙」稱之[2]

背景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儀式。照片右上角有「德王」兩字

1912年,北洋政府公佈的《蒙古待遇條例》中規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維持封建王公的統治體制。1914年7月,北洋政府在內蒙古西部地區設立了熱河察哈爾綏遠3個特別區。1928年9月,隨着二次北伐勝利,國民政府宣佈設立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等「新六省」,其目的是讓邊疆地區與內地「保持一致」。1928年7月,察哈爾部代表赴南京請願,要求蒙旗聯合自治。1928年11月,「蒙古代表團」赴南京反對改省。1930年5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蒙古會議,討論通過了有關蒙古地區政治制度、經濟及文教衛生等方面的多種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定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確定了蒙古盟旗制度的合法地位,而且在行政體制上與省縣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蒙古自治方案最終未得實現。

根據日本陸軍少將松井太久郎,蒙疆成立的原因在於「反蔣防共」。[3]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軍關東軍的指令進犯熱河鄰近的察哈爾地區。次日,佔領察哈爾重鎮多倫。1933年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收復多倫。1933年8月李守信部再度攻佔多倫後,以多倫為中心,於9月22日建立了察東特別自治區,李守信的興安游擊師改稱「察東警備軍」,李守信任察東特別自治區為行政長官、「察東警備軍」司令官,軍事和行政方面均受日軍多倫陸軍特務機關長指揮。[4]察東特別自治區准照滿洲國的縣政施政,使用滿洲國「康德」年號,在多倫還相繼設立了大蒙公司機關、日本醫院、滿洲中央銀行、郵電局、電話公司、滿洲日日新聞社等分支機關等。1935年4月,從滿洲國軍政部派來大量日本軍官、顧問組成察東特別自治區顧問部,負責察東特別自治區指導,原設立的關東軍多倫特務機關只負責政治、情報、宣傳工作。又由關東軍的退伍兵組成特設裝甲汽車隊配屬李守信部。[5]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李守信的「察東警備軍」、何應欽指揮的華北中央軍戰爭的大背景下,1933年7月,內蒙古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 (德王) 集合了西蒙各旗王公在達爾罕旗百靈廟召開了蒙古自治會議,向南京國民政府通電要求許可內蒙古自治、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1933年8月再次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宣佈西蒙準備成立自治政府。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請駐在五台山的蒙旗宣化使·活佛章嘉呼圖克圖迅速入蒙宣慰,阻止各旗王公出席在百靈廟召開的第二次「自治會議」。1933年10月在百靈廟召開第二次自治會議,通過了《內蒙古自治政府組織大綱》,提出了自治運動的基本主張:「1,內蒙自治政府,總攬內蒙各盟、部、旗之治權;2,內蒙自治政府以原有之內蒙各盟、部、旗之領域為統轄範圍;3,內蒙自治政府除國際、軍事及外交事項由中央處理外,內蒙一切行政,依據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為防止德王投靠日本,國民黨中央立即擬定《改革蒙政方案》三條,1933年10月17日由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參謀本部等舉行聯合會議通過;其中第三條:「中央或地方行政,應儘量容納蒙古人,並就適宜地點設置中央軍事政治分校,培養蒙古民族的各項人材,儘量任用」;並決定派內政部黃紹竑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丕廉赴百靈廟商談自治問題。綏遠、察哈爾兩省當局也採取各種措施阻止內蒙古自治運動。1933年11月,黃紹竑等到達百靈廟,與聚集在那裏的內蒙古西部盟旗王公和軍政人員以及知識青年等進行商談,達成了在內蒙古成立若干自治區政府的方案。1934年1月,蒙藏委員會委員、蒙政會駐南京辦事處處長吳鶴齡向行政院長汪精衛建議成立統一的蒙古自治委員會,並和晉京請願蒙古代表研究擬具了一個自治方案。汪精衛接受此案,另擬具「蒙古自治八項原則」,送請南昌行營徵詢蔣介石意見。蔣同意,僅在蒙古之下自治之上,加上「地方」二字。此後,按蔣介石的「恩威並用」之策,1934年2月2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通過「蒙古自治辦法原則」8項(其中有設立察哈爾盟內容)。1934年3月7日,通過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暫行條例》,由國民政府正式公佈施行。成立直屬國民政府行政院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即蒙政會)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何應欽兼任「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蒙政會成立後,首先着手解決察哈爾部12旗要求改盟問題,並要求將已劃分至綏遠省的察哈爾右翼4旗劃回察哈爾盟。察哈爾右翼四旗與綏遠省的涼城集寧陶林豐鎮興和五縣同處一地,是典型的「旗縣並存」地區。1934年4月23日在百靈廟成立的蒙政會由蒙古王公組成,是統一的蒙古地方自治機關。由於委員長雲端旺楚克烏蘭察布盟盟長)年老多病,副委員長沙克都爾扎布索諾木喇布坦未到任,德王作為秘書長,由於其年輕肯干,頗有影響力,蒙政會的大權從一開始就落入德王手中。由於蒙政會與綏遠、察哈爾兩省之間在管轄權限和區域劃分等方面沒有明確的規定,省縣與盟旗在同一區域內並存的局面依然如故。在這種情況下,蒙政會與綏察兩省政府發生尖銳的對立。尤其在徵收鴉片過境稅和西公旗札薩克承襲問題上,蒙政會與綏遠省政府之間的矛盾發展到武裝衝突的地步。

1934年7月和1935年4月,察哈爾部左、右翼八旗、四牧群總管兩次召開會議,作出部改盟決議,並要求將右翼4旗也劃回察境,請求蒙政會和蒙藏委員會批准。時值「張北事件」發生,國民政府失去對察哈爾部的控制。

1934年10月,日本製造第一次張北事件國民政府許諾日本人在察哈爾省旅行自由,中方不檢查其攜帶物品,國軍退至外長城線以內。

隨着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在東北四省鎮壓各地的義勇軍東北抗日聯軍基本成功,1935年1月4日,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在大連主持召開幕僚會議。會議決定加強對華北及西部內蒙的工作。其中「內蒙工作」主要有「加強對內蒙古的工作,考慮以德王取代以前的工作對象索王;從接近滿洲國的國境附近,逐漸驅逐察哈爾宋哲元,始終確保在多倫依靠李守信察哈爾特別行政區」。[6]

1935年1月,關東軍製造第一次察東事件,日方稱「第一次熱西事件」,達成《大灘口約》,按照日方主張重新劃定了華北的察哈爾省與日本控制的滿洲國熱河省的省界。

1935年6月5日日本製造第二次張北事件,6月11日日滿軍製造了第二次察東事件。6月1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罷免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之職,由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代理。6月27日,秦德純與日本軍方代表土肥原賢二在北平簽訂了《秦土協定》,張北、寶昌、寶康、商都、沽源、興和等六縣中國駐軍撤出,以地方保安隊維持秩序。事實上察哈爾省外長城以外成了非軍事區。

1935年10月,蒙政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以《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中有關察哈爾部改盟的規定為依據,決定將察哈爾部改為察哈爾盟,成立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為盟長。察哈爾部明安牧群總管、國民黨中央委員尼冠洲吳鶴齡以未經國民政府批准為由反對新設察哈爾盟公署。

1935年11月末,德王訪問滿洲國,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與德王具體商談,「決定幫助西部蒙旗先搞一個『獨立局面』,繼而建立『蒙古國』,並送給五十萬元和五千支槍,子彈200萬發,作為擴編軍隊之用。」這是德王與日本關東軍首次正式接觸。歸途經多倫,按照關東軍的安排與李守信見面,實現了關東軍所提出的德王與李守信聯合的計劃。在獲得了關東軍的有力支持後,德王決定另起爐灶,建立蒙古政權組織。[7]

1935年12月7日,日本關東軍指使李守信的察東警備軍出動,製造了第三次察東事件。當時中國媒體稱之為「察北事件」,日方輿論稱「察東事件」。12月9日察東警備軍第二師不戰而占寶昌縣城,當天察東警備軍第一師進攻沽源縣城不利,日機轟炸了沽源縣城南門、東門。李守信率領第一師也趕來圍攻,12月11日使用炮兵轟擊城牆,戰鬥中察東警備軍參謀長陳寶泉陣亡,松井忠雄大尉代理其職。12月11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名單公佈,日方感到滿意,就不希望察東事態擴大使華北局勢破裂。12月12日上午,一架日機給沽源城外的滿洲國軍投下通信筒:「李守信軍暫停對沽源的進攻,兵力向北方集結,確保多倫的安全,儘量用謀略佔領沽源。」當天11時,日機由北向南對城內三次轟炸。武居清太郎與松井忠雄堅持繼續進攻。下午14時開始炮擊城牆,發射30發炮彈把城牆炸開一個30米的斜坡豁口,並炸塌了望樓,守軍突圍向城東山區逃走。12月29日,李守信部察東警備軍蒙古保安隊名義,由寶昌、沽源一線出發,佔領了張北康保尚義崇禮商都化德等長城以北六縣,並控制了正藍、鑲白、正白、鑲黃、正紅、太僕寺、明安旗商都旗等八旗,驅逐了當地漢人保安隊。在張北縣建立了李守信蒙古軍司令部和日本特務機關。[8]1936年1月,日軍多倫特務機關降格為連絡所,在張北新設了日軍特務機關,同時關東軍司令部把日係指導官經由北平、張家口派往張北,任命各縣縣長和旗總管,均派日系顧問並掌握實權。張北設察哈爾盟保安隊,配置日本指導官。「當時,總數20餘人的日系顧問加緊籌建察哈爾盟公署。」

德王隨即同李守信合作,1936年1月22日在張北縣舉行察哈爾盟公署成立典禮,參加典禮的有:德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外蒙古流亡活佛迪魯瓦(又稱迪魯瓦呼圖克圖)、蒙政會駐北平辦事處處長包悅卿吳鶴齡尼冠洲白雲梯(蒙藏委員會委員、蒙政會委員),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蒙古工作參謀田中隆吉、日軍張北特務機關長田中玖以及盟公署、旗縣公署日系顧問等。典禮上田中玖以關東軍代表身份講話。卓特巴扎布出任盟長。為了保證察哈爾盟執行親日政策,察哈爾盟公署成立典禮當天下午關東軍特務機關槍殺了反對與日本合作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蒙古族政治家、拒不接受察哈爾盟公署總務廳長任命的尼冠洲乘汽車返回張家口,路經張北城南10多里處的猴兒山時被冒充第二十九軍的人槍殺[9]吳鶴齡受到德王的庇護免遭暗殺。[10]察哈爾部中東部的蒙古人8旗遂為德王控制。[11]將寶昌縣和沽源縣合併為寶源縣,將尚義、崇禮、化德3個設治局均改為縣,將察哈爾牛羊群改為明安旗(明安牧群)、商都牧群改為商都旗太僕寺左翼牧群改為太僕寺左旗太僕寺右翼牧群改為太僕寺右旗察哈爾盟公署下轄正藍、正白、鑲白、鑲黃、明安、商都、太僕寺左、太僕寺右等8旗和多倫、寶源、商都、張北、康保、化德、尚義、崇禮等8縣。有人口漢族40萬至50萬,蒙古族約3萬人。

為了防止西蒙全境被德王交給日本,南京國民政府乃於1936年1月25日下令將蒙政會分為兩部分,分別組織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即「綏境蒙政會」)和德王管轄的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12]1936年2月22日在歸綏成立綏境蒙政會,國民政府任命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扎布為委員長。百靈廟蒙政會保安隊官兵也舉行軍事暴動,反對德王投日。

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蘇尼特旗的王府舉行「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儀式,並作為成吉思汗30世子孫在成吉思汗像前宣誓:「誓願繼承成吉思汗偉大精神,收復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復興大業」。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乘飛機前來參加典禮,並宣讀祝詞稱「日蒙攜手,親密合作」[12]。「蒙古軍總司令部」明確宣佈了這是一個獨立政權,其標誌是更改年號,確定1936年為成吉思汗紀年731年,實行成吉思汗紀年;制定了藍地右上角紅、黃、白3條豎道的蒙古旗。德王擔任總司令,李守信為副司令。按「蒙古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總司令部下分設軍務部、政務部、秘書處。政務部設內務、財政、文教三處,軍務部設三科:第一科管軍政、軍令、軍法,第二科管軍械、軍需,第三科管參謀、作戰事宜。秘書處設機要秘書、秘書,及人文、人事、會計、經理四科。由日本人組成的顧問部擔任內部指導,顧問部設主任,下分軍事顧問、財政顧問、文教顧問,加上翻譯、書記等顧問部有20多人。初具政權規模。但由於「蒙古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蘇尼特右旗處於荒涼偏僻的牧區,交通和通訊不便,無法全面「展開工作」,對其他蒙古盟旗的影響力極為有限。

1936年4月1日朱敏痴由張北調任商都縣公署縣長。為強化治安、奴役人民,將公安局改為第一警察署(駐商都縣城),將原二、三分局改為二、三區警察署(分駐屯墾隊、十八頃)。第一警察署有署長(警佐)、巡官、警長、警士約50人,後增至200多人。下設東、西、南、北門和中央街5個派出所。4月蒙古保安隊300多人進入商都縣城駐防,漢人保安隊解散,保安隊指導官為宮木時雄,負責督飭訓練。全縣實行保甲制,縣城劃分為8個保,每保下設10個甲,每甲管10戶居民。設保長、甲長,多是一些富商、地痞充當,為日本帝國效勞,欺壓貧民百姓。

1936年4月24日1936年4月24日蒙政會成立兩周年紀念日,德王召集各地的盟旗代表在西烏珠穆沁舉行第一屆蒙古大會,向各蒙古盟旗介紹與關東軍合作以及蒙古軍總司令部的籌備情況,共同商討「建立蒙古國」相關事宜:

  • 為實現內外蒙古和青海蒙古為一體,建立蒙古國,並設立蒙古國會;
  • 化德縣嘉卜寺成立蒙古軍政府、以資整軍經武收復蒙古固有疆土;
  • 與滿洲國締結互助協定,實行統制經濟、開發資源;
  • 化德縣改為德化市,從察盟劃出由蒙古軍政府直轄等。

關東軍參謀部第2課(情報課)兵要地誌班長(蒙古工作擔當)田中隆吉(後兼任德化特務機關長)出席了會議,表示「大日本帝國政府體念蒙古民族的落後,要幫助蒙古獨立進步,以繼承成吉思汗的事業」。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了關於建立「蒙古國」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軍政府,整軍經武,收復蒙古固有疆土案;以及「關於實行徵兵,擴編軍隊,組織蒙古軍」等數個議案。通過的《蒙古軍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規定:「蒙古為籌備建國,設立蒙古軍政府,至蒙古國成立時,改組為蒙古國政府」。會議決定以蒙古軍政府作為蒙古的中央政府,將來把察哈爾、綏遠、阿拉善、額濟納、青海蒙古均置於該政府統治之下。大會最後選雲王為蒙古軍政府主席,索王沙王為副主席,德王為總裁。

1936年5月日軍委任王英西北蒙漢防共自治軍軍長。王英在察北一帶收納亡命匪眾,強迫民團編成步兵、騎兵各2個旅,並有手槍隊、特務團、憲兵隊等,在商都集結共計6000餘人。

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由原化德縣改名而成,即嘉卜寺)把「蒙古軍總司令部」改為蒙古軍政府,改元易幟,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紀年(當年為731年),掛黃、藍、白、赤4色7條旗為該政府的旗幟。德王在成立儀式上說:「(蒙古軍政府)是為蒙古建國之前,作好進軍之準備,積極從事訓民養民,擴充兵力,以謀在友邦日本帝國的熱心幫助下,驅逐黨國,實現蒙古建國。」關東軍副參謀長今村均致賀辭。滿洲國政府代表玉春宣讀了溥儀的賀電。德王為總裁,下設辦公廳、參議部、參謀部和軍事、財政、內務、交通、實業、教育、司法、外交等八個署,另設日本顧問部,由關東軍化德特務機關長田中玖指揮軍政府以村谷彥治郎為主任的日本顧問部。 [13]將化德縣改為德化市(蒙古語為額爾德木索岳勒圖浩特),任命李守信為市長。蒙古軍政府下轄錫林郭勒盟10旗和察哈爾盟8旗、8縣,同時組織了蒙古軍的2個軍。關東軍和「滿洲國」每月補助約30萬元,「蒙古軍」用近四個月的時間便擴充至一萬三千人。西蘇尼特旗德王府東營盤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德王兼校長。1936年5月20日滿洲國制定《指導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針》:「對於國外的蒙古民族的指導,唯有依存日本,與滿洲國保持親善關係。支持現蒙古軍政府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獨立自治運動,使其成為國外蒙古民族的經略基石,逐漸向新疆方面擴大。但不允許國內蒙古民族的離滿解體運動。」

1936年6月,德王率團飛抵滿洲國新京,先後訪問板垣征四郎張景惠、滿洲國外交大臣張燕卿等人,磋商滿洲國與蒙古軍政府之間締結協定事項,最終在日本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蒙古工作參謀田中隆吉的直接操縱下雙方「締結了以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為內容的《滿蒙協定》」。[14]雙方建立「外交關係」,「滿洲中央銀行」在德化設立辦事處,發行「滿洲國幣」。蒙古軍政府管轄區內的郵政、電信、交通及航空運輸等方面的業務,分別由「滿洲國」相應的部、局和公司負責管理和經營。德王還以叩拜禮覲見了溥儀。溥儀封德王為「武德親王」。

田中隆吉的建議下,德王派「外交署長」陶克陶,赴「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訪問。與主席殷汝耕簽訂「政治上共同防共,經濟上互相支援」的《蒙冀協定》外,「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還出資100萬元,充作蒙古軍政府經費。

1936年7月21日,國民政府明令撤消原蒙政會。7月27日,國民政府成立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察境蒙政會」),仍命德王為委員長,同時廢止了1934年公佈的《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

1936年8月2至4日西北蒙漢防共自治軍司令王道一部從商都出發攻打紅格爾圖,當時紅格爾圖的守軍只有兩個連,擔任外圍支援的中共黨員紀松齡協助指揮的蒙古騎兵隊兵力也有限。王道一部發動幾次進攻均未攻下村莊。4日下午,傅作義集寧,命彭毓斌部增援,反擊向紅格爾圖、土牧爾台進犯的西北蒙漢防共自治軍王道一部2000餘人,殲滅過半。王道一逃回商都大本營,被日軍槍斃。1936年10月5日王英將西北蒙漢防共自治軍改稱大漢義軍,自任總司令,在商都集結部隊,準備進犯綏東。11月14日軍分三路進犯綏東。日軍德化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指揮王英軍5000餘人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由商都出發,二次進犯紅格爾圖。18日傅作義部於紅格爾圖打敗軍王英部,王英部退卻至商都。此役斃傷1700多人,俘虜300多人,擊落敵機1架,繳獲汽車和大車數十輛、無線電台1部,史稱「紅格爾圖戰役」,是綏遠抗戰中一次重大而較有影響力的戰役。由於田中隆吉好大喜功,1936年8月至12月貿然發動綏遠事變,「蒙古軍」遭到了傅作義部的沉重打擊,損失慘重,「蒙古軍政府」一蹶不振,德王的「建國計劃」幾乎「陷入絕望」。

1937年6月察北各地民眾自發起義,組成國民自衛軍,打擊日本在各縣的軍事力量和漢奸蒙奸。

1937年七七事變後,第二次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關東軍策劃發動「察哈爾作戰」,隨即組編東條英機指揮的察哈爾兵團(又稱東條兵團),進攻察哈爾省綏遠省等省,於1937年8月12日越過長城[15],1937年8月27日侵佔察哈爾省張家口,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12];1937年9月13日侵佔山西省大同市,10月15日成立晉北自治政府[16];1937年10月14日侵佔了歸綏,1937年10月17日侵佔了包頭[17]。東條兵團的軍事行動,是日本關東軍對蘇聯外蒙古的軍事戰略的一部分。關東軍制定的《蒙古自治聯盟政府大綱》中,詳細地規定了這一「自治政權」:「政府」主政者為主席,其範圍包括蒙古全域,目前為錫盟察盟烏盟伊盟歸綏包頭特別市,行政上與盟相同。「政權施政」以「防共」及「民族協和」為根基,政務和軍事分離、分別由(日本)最高顧問協議決定。自治聯盟政府、盟公署、特別市公署及縣公署力求機構簡潔,在蒙旗不進行激進的變革。政府年號以成吉思汗紀元並用陽曆,沿用軍政府旗章,政府所在地為綏遠城。對於關東軍的以上計劃,「蒙古軍政府」事先一無所知。在日軍佔領歸綏之後,德王等蒙古王公準備召開第二次蒙古大會,準備討論「蒙古獨立建國」問題,遭到歸綏特務機關長桑原荒一郎中佐和駐屯歸綏的酒井鎬次旅團長的否決。德王與幕僚吳鶴齡等商議,繼續以「蒙古軍政府」作為政權機構,不再成立新政權,也遭關東軍否決,關東軍明確要德王成立與察南、晉北同樣的政權。關東軍讓步,同意了德王提出的把「蒙古自治聯盟政府」 改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的請求,即「聯合各盟實行自治」的含義。

1937年10月27日在歸綏召開「第二次蒙古大會」,通過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組織大綱》、《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暫行組織法》和《第二次蒙古大會宣言》等文件。「自治政府」以「防止共產、協和民族」為基本方針,以生、聚、教、興、養、衛六事為施政綱領;設政務院和總軍司令部,置政務最高顧問和軍事最高顧問;強調「遠承成吉思汗包容諸民族一致合作之偉大精神」,即該政權並不是純粹的蒙古族政權;「自治政府」由雲王為主席,德王為副主席。1937年10月27日,蒙古軍政府遷入歸綏,更名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以歸綏為首府,並將歸綏更名為厚和豪特特別市(厚和豪特後簡化為厚和,歷任市長賀秉溫李春秀徐榮候),與包頭特別市巴彥塔拉盟(後來設立)、察哈爾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等5盟隸屬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政務院管轄。[17]

經過日本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妥協,1937年12月27日,以駐大同的日本陸軍第26師團為主,成立日本陸軍駐蒙兵團,直屬日本軍部大本營,負責內蒙古、察南、晉北地區之警備任務。1938年7月4日,駐蒙兵團改編為駐蒙軍,並且編入華北方面軍戰鬥序列。駐蒙兵團與駐蒙軍一直實際操控當地的傀儡政權即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8]

日本駐蒙軍通過駐地的特務機關控制各「自治政府」。張家口特務機關後在厚和、大同、包頭等地分設特務機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最高顧問金井章次聽命於駐蒙軍

 
德王在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典禮上發表講話,上方為蒙疆旗幟

1937年11月22日,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在張家口簽訂《關於設立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協定》,正式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該《協定》稱:「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認為在蒙疆方面利害休戚相同,有必要對相互關聯的重要事項進行協議統制,為此決定設立聯合委員會。」[19]掌管的事務包括:統一管理平綏鐵路、郵政、電信, 改組、擴大察南銀行,統一3個政權的貨幣,為調整財政將鹽務、鴉片、煙草的經營統歸聯合委員會,煤炭、鋼鐵及主要電業企業歸聯合委員會統制。「聯合委員會」成員中,「蒙古聯盟」3人(卓特巴札布陶克陶金永昌)、察南2人(於品卿杜運宇)、晉北2人(夏恭馬永魁)。關東軍司令官向「聯合委員會」推薦最高顧問1人、參議1人及各專門委員會的顧問2人。當時關東軍駐大同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中佐提出「政權」名稱為「蒙疆」,第一個字代表蒙古人為主體的政權,第二個字代表不是純蒙古地區,而是與長城相關的沿邊地區。德王對「蒙疆」兩字極為反感,認為「蒙疆」二字「意味着其仍是中國的邊疆,不是獨立的蒙古政權,是隸屬於中國的地方政權」。德王反對設立「蒙疆聯合委員會」,這與其推動實現蒙古獨立建國的目標相背離。《德穆楚克棟魯普自述》中說:「起初是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委員派誰就派誰,來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執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一邊....總之,我對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態度,不敢積極反對,只有消極抵抗。」德王仍就任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

1938年7月召開「第三次蒙古大會」上:德王被選為主席併兼任「政務院長」,李守信為副主席併兼任「蒙古軍總司令」,「參議府議長」為吳鶴齡,「政務院總務部長」為陶克陶,「財務部長」為吉爾嘎朗,「保安部長」為特克希卜彥,「蒙古軍」總參謀長為烏古廷

1938年10月1日,日本陸軍中央制定出《對蒙政策要綱》:「給予蒙疆政權內政上的自主權,但又要是屬於中國聯邦的一員,避免成為形式上的獨立國家,其範圍包括內蒙西部地區和察南、晉北。」1939年3月,對於蒙疆地區的「政務指導」「直接接受(日本)陸軍大臣的指示」。

1939年3月10日在張家口設立興亞院蒙疆連絡部,負責調整佔領政策及對蒙疆聯合委員會(很快改組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進行行政方面的指導。蒙疆政權與滿洲國一樣聘用日本人為官吏領導行政部門,所以連絡部的人員規模明顯偏小。大東亞省設立後,改組為張家口大使館事務所

成立與瓦解

 
1939年蒙疆聯合政府版圖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辦公廳舊址,拍攝於2016年7月,河北省張家口市。該建築具有典型蒙古式建築風格,在張家口市被俗稱為蒙古房子。

1939年夏,諾門罕事件導致的戰爭規模越來越大。從對蘇蒙聯軍的戰爭角度,「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所在的內蒙古西部地區,人口稀少、經濟實力薄弱、草原地形平坦,不能有效抵抗蘇軍進攻。為此,日軍認為必須將「蒙古聯盟自治政府」與人口眾多、地形險要、縱深迴旋腹地的察南和晉北合為一體,組成一個「民族協和」 的統一「政權」,以實現對抗蘇蒙的戰爭基地的「戰略目標」。

1939年6月11日,在最高顧問金井章次的「指導」下,德王與於品卿夏恭一起面見駐蒙軍司令官蓮沼蕃,表示3個自治政府願意合併,成立「統一政權」。兩個月後,「政權統合審議會」提出了建立「蒙古聯合自治國」的具體方案。日本軍部和駐蒙軍考慮到與南京親日政權的關係,將「國」改為「政府」,即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內政則完全獨立。1939年8月29日,德王召開「第4次蒙古大會」,決定了與察南、晉北合併事宜。

1939年9月1日,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合併,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首都遷至張家口,並將張家口改為直屬蒙疆的張家口特別市。最高顧問是金井章次。德王擔任主席,於品卿、夏恭為副主席。政務院下設總務、財政、保安、民政、畜產、交通、教育、司法等部。專門制定了新的「四色七條旗」:該旗把中間赤色條,表示以日本為中心;其次上下兩條為白色,象徵回族;接着的上下兩條是藍色,象徵蒙古族;最外兩條是黃色,象徵漢族。総人口525萬4833人,其中漢族501萬9987人,蒙族15萬4203人。

1940年汪精衛政權南京成立後,在名義上擁有蒙疆,但實際上沒有管轄權。1941年8月4日對內再次改名為蒙古自治邦。並改中華民國年號為成吉思汗紀元。該政府一直與日軍及汪精衛國民政府合作,被視為日軍的傀儡政權。「就(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最高顧問而言:首任金井章次原為滿洲國濱江省次長;第二任大橋忠一原為滿洲國參議、外交部次長,第三任神吉正一原為滿洲國間島省省長。」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兩任總務部長:「關口保原為滿洲國首都警察副總監;沼田不二男原為滿洲國交通部第一司長。」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下屬機構人員:「晉北政府最高顧問前島升原為滿洲國參事官,察南政府最高顧問竹內元平原為滿洲國熱河省專賣署副署長」等。

蘇德戰爭爆發後,駐蒙軍為安撫德王,1941年8月4日「蒙古自治邦」正式掛牌,但是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對外依然稱「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1942年秋天,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派遣了五十餘人的大型代表團前往滿洲國首都新京訪問。代表團「以『興蒙委員會』委員長松津旺楚克為團長、『綏西保商督辦』蔣輝若上將為副團長」。

1945年八月風暴蘇蒙聯軍攻入內蒙,推進至承德張北。8月23日晉察冀八路軍大反攻,攻佔張家口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佈投降。8月19日,德王的蒙疆政府徹底瓦解。德王、李守信隨駐蒙軍司令部逃至北平。1945年8月25日,「蒙疆政權」副主席於品卿在張家口被八路軍逮捕,後被晉察冀邊區組成的特別法庭判處死刑,並在1945年12月24日於張家口被處決。1945年9月,德王、李守信等飛抵重慶,蔣要求德王「最好抱着緘默不言的態度」,求得「不咎既往」,並答應每月供給「15萬元生活費」,令其迅速返回北平做「隱居」的寓公。而德王和李守信在1950年初外逃蒙古人民共和國,但隨即被蒙方逮捕並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二人被囚禁於張家口至1963年和1964年分別被特赦釋放,出獄後二人均被聘請為內蒙古自治區文史研究館館員。德王和李守信在分別在1966年和1970年在呼和浩特因病去世。

政治

主要職官

旗幟

紅(赤)藍黃白四色七條旗,紅色居中象徵日本,取「以日本為中心,大同協和漢、蒙、回各族」之意。

行政區劃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行政區劃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下轄巴彥塔拉、察哈爾、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五個盟,察南、晉北兩政廳,厚和(呼和浩特恢復了蒙古舊稱)、包頭2特別市;1939年增設張家口特別市,部分文獻則稱同時將呼和浩特、包頭降為盟轄市。1943年1月1日察南政廳改為宣化省,晉北政廳改為大同省。

經濟

日本人建立了蒙疆銀行,印刷自己的貨幣,上面沒有年份。一些當地傳統的錢莊發行的貨幣上標註干支紀年,如甲辰年。

 
1938年(民國27年)蒙疆銀行發行的五角硬幣
 
1940年(民國29年))蒙疆銀行發行的一元紙幣

軍事

蒙古騎兵兵團

  • 第1蒙古騎兵師
  • 第2蒙古騎兵師
  • 第3蒙古騎兵師
  • 第4蒙古騎兵師
  • 第5蒙古騎兵師
  • 第6蒙古騎兵師
  • 第7蒙古騎兵師
  • 第8蒙古騎兵師
  • 第9蒙古騎兵師

蒙古運輸兵團

  • 第23卡車團

日本陸軍駐蒙軍

  • 第26師團
  • 第2混成旅團
  • 第11通信聯隊
軍銜名稱 肩章
General
將官
General
上將
 
Lieutenant General
中將
 
Major General
少將
 
High officers
校官
Colonel
上校
 
Lieutenant-colonel
中校
 
Major
少校
 
Officers
尉官
Captain
上尉
 
Lieutenant
中尉
 
Junior Lieutenant
少尉
 
Lower officers
准士官
Warrant Officer
準尉
 
Sergeants
副士官
Staff Sergeant
上士
 
Sergeant
中士
 
Junior Sergeant
下士
 
Soldiers
Lance Corporal
上等兵
 
Private first class
一等兵
 
Private second class
二等兵
 

教育

初等教育包括初級小學4年,高級小學2年。中等教育分為普通中等教育(初級中學與高級中學各3年)、中等職業教育(學制1至3年)、中等師範教育(招收初中畢業生,學制4年)、簡易師範教育(招收高小畢業生,學制4年)。

日本文部省曾想推廣統一的日語教材,蒙古學院教授宮島英男在會議上批評:「只要文部省試着派十人或二十人去蒙古內地,二年、三年在那裏只吃羊肉,就可以知道文部省編纂的教科書無法在蒙古使用。蒙古的教科書必須利用喇嘛教活佛做為題材,或者利用蒙古語和日文文法上的類似之處。」[22][23]

  • 中央警察學校:張家口。1939年6月成立。
  • 蒙疆學院/中央學院:張家口。1939年6月10日察南學院、晉北學院、蒙古學院合併為蒙疆學院。學制一年,培養官吏。1941年6月1日改為中央學院。
  • 留日預備學校/蒙古高等學院:張家口。1941年8月1日成立蒙古留日預備學校。1943年3月改為蒙古高等學院,招收中等教育或興蒙學院畢業生,學制二年。
  • 興蒙學院:張家口。1939年11月成立蒙旗學校,專收王公子弟受訓。1941年6月改為興蒙學院。
  • 中央醫學院:張家口。1942年4月籌備。1942年12月18日成立。第一期學員36人1943年4月1日入學,學制3年。1945年日本投降後改為張家口醫學院。1946年併入中國醫科大學
  • 交通學院:張家口
  • 鐵路學院:張家口
  • 蒙古軍幼年學校:西蘇尼特旗。1936年成立培養了2期。1940年6月17日復辦第一期開學,學制3年。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該校學生殺死日本教官投奔蘇蒙聯軍
  • 蒙古軍軍官學校:厚和。1936年在西蘇尼特旗創辦,培養了2批學生。1943年6月1日在厚和重新成立。預科一年、本科兩年。
  • 蒙古學院:1937年5月在德化創辦。1938年5月在厚和復辦。1939年9月降格為中學。1940年6月1日改稱厚和蒙古中學。1943年1月改稱厚和興蒙中學。1944年1月改稱厚和興蒙農業中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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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伪蒙古军来龙去脉. 抗日戰爭紀念網. [2017-11-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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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哈斯木仁、布和,關東軍的「內蒙工作」和蒙疆政權的建立,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通遼)2001年03期,第61-65頁
  5. ^ 賽航, 金海, 蘇德畢力格,民國內蒙古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7頁
  6. ^ 江口圭一《內蒙古工作和內蒙古自治運動》(《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1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7. ^ 《德穆楚克棟普普自述》,政協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編印,1984年。
  8. ^ 盧明輝,蒙古 "自治運動" 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01頁
  9. ^ 嶺斯瓦齊爾《尼冠洲之死》,載《內蒙古文史資料》第6輯
  10. ^ 《李守信自述》,載《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0輯,1985年。
  11. ^ 樊吉厚 等編,華北抗日戰爭史 第1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頁
  12. ^ 12.0 12.1 12.2 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些伪政权. 家國網. 2012-10-19 [2020-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19). 
  13. ^ 戴逸,中國近代史通鑑: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年,第196頁
  14. ^ 高文德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史大辭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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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第2版、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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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文部省圖書局編,《國語對策協議會議事錄》,東京:文部省圖書局,1939.11,頁 218~219。
  23. ^ 李振彥. 日本在華的日文教育政策(1931—1945) (學位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44. 2005.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