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浙江細菌戰
1940年浙江細菌戰是指1940年日軍對浙江進行的細菌戰,日軍參謀本部將此次襲擊稱為「特種瓦斯試驗」,[1]:115731部隊內部將此次作戰稱為「杭州作戰」。[1]:89在長達3個多月的細菌戰中,衢州、寧波、金華受到了多種形式的細菌襲擊。在衢州,日軍採用了飛機投撒帶菌的麥子和穀粒;在寧波,選擇飛機在城內或周圍撒播帶菌的穀物和棉絮;在金華,飛機投下炸彈後,爆炸產生了一股淡黃色的煙。[2]對於日軍而言,襲擊的飛機始終保持在四千米以上的高空,投擲霍亂、傷寒、鼠疫原菌,都未能取得效果。唯獨在衢州和寧波低空飛行投擲鼠疫跳蚤引起了良好的殺傷效果,令日軍認為鼠疫跳蚤是最有效的細菌武器。[1]:116[3]
1940年浙江細菌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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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 |||||
寧波疫區物品福爾馬林熏蒸消毒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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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浙江各地方政府 浙江省政府 國民政府 | 石井四郎 | ||||
傷亡與損失 | |||||
衢州、寧波、金華發生鼠疫疫情 | 沒有傷亡 |
背景
細菌武器
自1937年起,日軍731部隊開始研製並運用飛機投擲細菌炸彈。截至1940年,他們已研製出9種炸彈,但只有2種具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分別是污染了炭疽等菌的C型榴霰彈和裝填鼠疫跳蚤的陶瓷50型宇治彈。這兩種炸彈當時仍處於試製階段,未達到實戰使用的要求。[1]:78-79日軍第一次在實戰中使用細菌武器是1939年7月的諾門坎戰役。731部隊敢死隊在前線投撒各種病菌原液,對蘇聯和蒙古聯軍收效甚微,反倒對日軍人員造成傷亡。[4]
為了對細菌製劑的撒播方式和殺傷力進行檢測,[5]731部隊在滿洲國農安縣進行鼠疫跳蚤的撒布實驗,認為鼠疫跳蚤實驗效果良好。[6]1940年5月起,日軍開始謀劃對浙江展開細菌戰。1940年7月,農安縣鼠疫蔓延至新京。731部隊對50名死者進行了屍體解剖,對30名中國患者實行活體解剖,[4]並形成解剖報告書,即《Q報告》,記錄不同器官的感染數據和病變過程。[5][7]此外,731部隊還有其它不同疾病的人體實驗報告,為實戰提供理論依據。[8]731部隊注意到鼠疫跳蚤的殺傷巨大,隨後在浙江進行了實戰測試。[4]
戰略要地
浙江是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還沒有大規模經歷戰爭,有國民革命軍屯駐於浙贛鐵路沿線,故而日軍希望通過細菌戰這種較為廉價的方式,低成本殺傷國軍,並且控制浙江的經濟基礎。[9]此外,浙江也是中國向日本空襲的重要基地。1938年,中華民國空軍的軍機從寧波櫟社機場起飛,在日本散發宣傳傳單。[10]
1937年底,日軍佔領杭州,浙江省政府遷移至金華。[11]金華坐落在浙贛鐵路上,作為浙江中部的重要交通樞紐,常年駐紮大量軍隊,並且是浙江防空司令部所在。[1]:111衢州位於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交界處,[12]是浙贛鐵路上的重要軍事據點,承載着中國第三戰區的重要兵力,並擁有東南各省中規模最大的軍用飛機場。[1]:80寧波,也被稱為鄞縣,是當時國際物資進入中國的唯一出海口。[1]:110
1937年抗戰爆發以前,浙江的寧波、金華、衢州等地並沒有鼠疫流行。[13]
決策
戰役規劃
1940年5月31日,日本陸軍高層就「ホ」號細菌作戰展開討論,決定試驗使用「飛機雨下法」進行攻擊,在4000米高空投撒鼠疫跳蚤。[1]:976月5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的荒尾興功、支那派遣軍參謀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隊長代理增田知貞共同進行了關於細菌戰實施的協商。協商結果是,決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為攻擊目標,並採取用飛機散佈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的方式進行作戰,[14]使用句容機場襲擊浙贛鐵路沿線城市。[1]:97
戰役準備
1940年7月25日,日本關東軍發佈了「關作令關東軍作戰命令丙第659號」。8月6日,一列重兵押運的火車從731部隊的平房出發,開往杭州。這列火車上裝載着「空投炸彈700發、汽車20輛、70公斤傷寒菌、50公斤霍亂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而石井四郎則是這次行動的總負責人。[14]日軍也將此次作戰稱為「杭州作戰」。[1]:89731部隊特別遠征隊共40人,因組織遠征軍的是731部隊總務部庶務課主任飯田奈良,也被稱為「奈良部隊」。[15]按照計劃,飛機從杭州筧橋機場出發,投放石井式陶瓷細菌彈,以及棉絮、碎布等物品以保護跳蚤。[16]此外還每日生產10公斤霍亂菌液,以及10公斤以上的傷寒菌液。[1]:97
作戰命令
1940年7月2日,支那派遣軍與奈良部隊確認了決定事項。7月21日,東京下達了即時作戰命令。7月22日,決定使用杭州筧橋機場;9月10日,與奈良部隊的太田中佐和增田大尉聯絡,搜索目標為寧波和衢縣,金華是否適當尚在考慮之中。[1]:79-809月18日,還選定金華、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放2公斤低濃度彈藥,附近村莊0.7—0.8公斤。從台州、溫州、麗水中選定溫州,集中投放高濃度彈藥。[1]:97支那派遣軍方面提出應應當在11月20日停止細菌武器攻擊,石井四郎到南京後同意在11月底停止攻擊。[1]:10811月20日,日軍決定使用鼠疫對金華進行攻擊,[1]:94以作為最後一擊。[1]:10811月25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發佈命令,要求11月底前停止攻擊,各部隊返回原單位並且嚴加保密。[1]:108-109
實施
前期攻擊
從9月18日到10月7日,日軍採用多種方法對浙江展開襲擊。[1]:108在衢州,日軍投撒鼠疫跳蚤的麥子和穀粒;[2]在寧波,日軍飛機在城內或周圍撒播帶鼠疫跳蚤的穀物和棉絮。[2]在金華,日軍以鼠疫原菌存放於飛機彈藥中,飛機投下炸彈後,爆炸產生了一股淡黃色的煙。[2]在玉山,日軍在普通居民中施放細菌的計劃,他們將病原體投入居民的水池、水井,甚至在居民的門口、樹旁放置了數百個看似被日軍遺留、實則注入了大量的傷寒和副傷寒菌的甜點心、水果,騙取當地缺少糧食的居民食用。[2]在溫州,日軍集中投放高濃度菌液,[1]:97但取決於天氣因素以確定攻擊方針。[17]日軍還針對台州的軍事行動進行反思,認為台州不可以使用「飛機雨下法」。[17]到10月7日,日軍已經進行多次攻擊,但多數沒有效果,或者效果有待探知。[2][1]:97
衢州作戰
1940年10月4日,衢州發現日機撒播小麥、烏麥等物品,[18]這也是日軍生化部隊的首次空襲。[19]:xiv跳蚤與大米、小麥被一同包裹在小紙包中,小紙包在半空中解體,而感染鼠疫的跳蚤編能安全落地。[20]
上午六時半,日軍飛機從東北方向進入衢州上空,飛行極度緩慢,盤旋後降低到200-300米低空,沿着城西的西安門、上營街、水亭街、下營街、縣西街、美俗坊等居民區撒下大批麥粒、黃豆、粟米、麥麩、碎布、棉花、跳蚤、小紙包及宣傳傳單等,來回撒播兩次,隨後於上午9時30分離開衢州。空襲警報解除後,發現柴家巷羅漢井一帶留下許多大麥、蕎麥、粟米及死蚤。[1]:81-82
根據參與實施的日軍士兵回憶,該項任務是由增田美保駕駛單發的九七式輕型轟炸機,將兩個裝有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和箱子安裝在飛機機翼下面撒播。安裝的兩個箱子中,一個在衢州打開,一個沒打開,在返程途中被遺棄。[1]:86根據日軍731部隊軍醫金子順一的博士論文,此次任務共撒播8公斤的跳蚤量。[1]:86
寧波作戰
10月22日,日本軍機飛抵寧波上空,撒播小麥等物品。[11]10月27日早上7點左右,寧波市區響起了空襲警報聲,日本軍機在市區街道上飛行,扔下的不是炸彈,而是傳單。據事件親歷者胡賢忠描述,傳單上面畫着日、德、意國旗和兩手相握表示「中日親善」的漫畫,指重慶正在遭受饑荒之苦,人民生活艱難,而日本人民卻衣食無憂,還有餘糧用來幫助你們。下午2時許,日軍的飛機再次出現,空投下大麥、小米、麵粉,還有一團團的棉花球。[21]在寧波的美國傳教士阿奇博爾德·克勞奇在日記里指出,飛抵寧波的日軍飛機過往都是成群出現,此次卻只有一架,非同尋常,並且觀察到飛機後似乎釋放了一團雲向下散去。本地居民並沒有過鼠疫的經歷,當天也並沒有人提到過這是一起生物武器襲擊。[22]根據日軍731部隊軍醫金子順一的博士論文,此次任務共散播了2公斤的鼠疫菌。[23][24]
金華作戰
1940年11月28日上午約11時,三架日軍飛機飛抵金華上空。其中一架在城區南郊外高空釋放了白色煙霧,煙霧漂浮了很長時間才散去。飛機離開後,南郊外的五里牌廣合順皮革廠的職工沈伯葵在警報解除前返回廠里,發現天空中飄落下來一些魚子狀、黏性的微黃小顆粒,而且衣服上也沾滿了這些顆粒。警報解除後,其他廠里的職工也陸續返回,發現停放在天井內的合記車行新黃包車的黑色篷頂上也有大量的黃色顆粒。這些黃色顆粒被金華民眾醫院的沙士升收集起來,當天帶回醫院進行檢查,結果發現顆粒中含有革蘭氏染色法陰性的細菌,形態與鼠疫桿菌相似。隨即報告給了縣政府、當地中央軍事衛生機關和省衛生處等部門。浙江省衛生處處長陳萬里於29日和30日到達金華,與專家一同對這些顆粒進行了詳細的檢驗。檢驗結果確認,這些顆粒中的細菌確實是鼠疫桿菌。[1]:94-95
疫情
寧波
10月27日,日軍空投穀子、麥子,當時並沒有引起政府和人民的注意。11月1日上午,鄞縣衛生院接到報告稱,在縣城開明街、東后街一帶爆發了疫情,已有十餘人死亡。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從患者俞元德身上提取了淋巴腺腫穿刺液,進行了動物試驗和細菌培養,結果呈陽性,確認了鼠疫的診斷。自11月1日至10日,每天都發現新的病例,人數在多的時候達到了9至10人,少的時候為2至3人。11月2日,鄞縣成立了防疫辦事處。隨後,浙江省巡回醫療防疫隊、中央衛生署第17醫療防疫隊以及軍政部第4防疫分隊紛紛前來鄞縣協助防控工作。到了11月30日晚,疫區的房屋被焚毀,以消滅傳染病源。鄞縣鼠疫的最後一例病例於12月1日被發現,12月6日死亡。此後再無新病例出現。[1]:111
鄞縣政府統計,總計自10月29日至12月1日,鼠疫共流行了34天,感染者達99人,其中97人死亡,僅有2人痊癒。[1]:111根據日軍731部隊軍醫金子順一的博士論文顯示,1940年10月27日,此次疫情在寧波導致一二次感染的死亡人數共計1554人。[21][24]
衢州
1940年10月4日空襲當天下午,衢縣縣長下令衢州居民集中燒毀空投物品。[25]10月10日起,空投區域陸續發現病死者,以及老鼠的屍體,此後在有投下物資的地方又出現了很多鼠疫患者。[25]衢城上營街、下營街、天皇巷、縣西街、寧紹巷等居民區陸續發現了死鼠。與此同時,該地區相繼出現了多起急性病例,包括李明江、陳從德、王學恭、徐天明、伍振興等人,均因此病病逝。[1]:82衢州的空襲並未引起省政府的注意,後者反倒在關注並非由日軍引起的麗水慶元的鼠疫疫情。[16]
11月12日後,衢州城內發生了鼠疫。從11月12日開始,縣城內羅漢井一帶發生了急性疾病死亡約7至8人。經過18日軍政部第四防疫分隊的調查,確認了衢縣似乎發生了鼠疫。死者均為柴家巷羅漢井及水亭街一帶的居民。首例病例是8歲女孩吳士英,於11月12日發病,15日死亡。隨後每日均有1至2人死亡。最後一例病例於12月5日發現,7日死亡。總計此次衢縣鼠疫流行期為11月12日至12月5日,共計24天,共發現21例鼠疫患者,全部死亡。[1]:81-82同時期《東南日報》報道衢縣西門柴家巷、羅漢井、縣西街、水亭街一帶,於11月19日突發現鼠疫,死亡者已有十餘人。為了控制疫情,政府要求所有居民居住在船上。[16]
截至12月25日,衢城的疫情已經迅速蔓延至水亭街、美俗坊、縣西街、天皇巷、柴家巷、羅漢井等8條街巷。據防疫單位發現,確認的鼠疫病人達到了22人,其中21人不幸死亡,病死率高達95.4%。[1]:82到1940年年末,據當局報告,因鼠疫死亡的人數為24人。然而,由於一些患者家屬隱瞞病情或因擔心被隔離而逃離,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高於報告數字。[25]1941年,因為日本頻繁轟炸衢州,衢州的居民被疏散到農村,染疫的家庭部分逃離防疫所,到4月20日疫情已經擴散到18條街巷,到12月底疫情更是波及全城的58條街巷以及周邊的13個鄉鎮。全年衢州各地報告鼠疫死亡人數達到了2000餘人。[1]:83
根據中國方面的統計調查,首次感染造成了21人死亡,二次感染造成了2000餘人死亡。根據日軍731部隊軍醫金子順一的博士論文,首次感染造成了219人死亡,而二次感染造成了9060人死亡。[1]:86
金華
1940年12月前後,金華發生鼠疫疫情。根據浙江省政協文史委1990年編纂出版的《新編浙江百年大事記1840—1949》一書,日軍撒播病菌後不久,金華開始流行鼠疫,到年底由160人患鼠疫而死。1940年12月10日《上海晚間郵報》也有報道金華鼠疫大流行,並稱美國傳教士要求增援金華。1940年12月11日,上海《申報》則援引外媒對金華鼠疫進行報道。1941年1月7日,《東南日報》報道:「金華石門、盤龍發生流行病,4人死亡,死後屍體呈黑斑。」但一般認為,鼠疫原菌在自然界中比較脆弱,投放鼠疫原菌很難導致鼠疫流行,不能長時間存活,因此金華的鼠疫疫情是否由日軍細菌戰引起存在爭議。日本學者奈須重雄認為,金華的疫情可能是衢州或者寧波傳來,也有可能是細菌戰引起,且細菌戰的可能性更大。[1]:95-96
影響
日本方面
對於日軍而言,此次襲擊的飛機始終保持在四千米以上的高空,投擲霍亂、傷寒、鼠疫原菌,都未能取得效果。唯獨在衢州和寧波低空飛行投擲鼠疫跳蚤引起了良好的殺傷效果,令日軍認為鼠疫跳蚤是最有效的細菌武器。[1]:116經由農安鼠疫確認鼠疫跳蚤的殺傷了,又經過浙江實戰檢驗,日軍此後將鼠疫跳蚤作為了最主要生產和使用的細菌武器。[4]
中國方面
一般認為,鼠疫爆發前,會首先在本地的老鼠中傳播,但此次襲擊中並沒有發生。[26]1940年11月27日,陳萬里在視察衢縣鼠疫防治時途經金華,親眼目睹一架敵機散佈白色物品,伴隨着一縷白霧。他立即要求縣長搜集備檢,並將情況電呈上級。[27]1940年11月28日,[18]日軍空襲金華,拋灑魚子狀顆粒物,被證實含有鼠疫桿菌。[16]12月5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電告各縣縣長,要求發現疫情後要立即報告疫情並成立防疫委員會,及時封鎖疫情、隔離病人。[16]同時,他還致電蔣介石匯報情況:[18]
急。重慶行政院長蔣、委員長蔣。密。上月二十八日敵機空襲金華,二架散佈白煙,並有魚子狀顆粒落下,經人民搜集送檢,由本省衛生處陳萬里、軍政部第二防疫大隊劉經邦、本省衛生處防疫專員柯主光、本省衛生處第二科長鄭介安、本省衛生試驗所技正吳昌豐五員,在嚴密檢驗下,鑑定其形,業經辨明系鼠疫霍菌。除繼續由該員等施行其他生物學試驗,謹電呈報。永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叩。歌生。印。
12月10日,陳萬里向國民政府報告稱:「緣自發病前一星期,敵機曾在疫區上空擲下小麥2升左右,是否與疫病有關,未能斷定。」到12月中旬,陳萬里、劉經邦和柯主光確認衢縣、金華兩地的鼠疫是由「敵機散毒」引起的結果,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在向國民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寧波鼠疫和日軍機撒播疑似有極大關聯,並且有日軍機在金華散播鼠疫桿菌為證據,可以證明日軍在實行細菌戰。[28]伯力士(Robert Pollitzer)在內的國民政府衛生署專家認為,敵機散播帶有鼠疫桿菌的顆粒是否有效仍存疑。[27]
國民政府收到控告指疫情並非鼠疫,焚燒房屋也並無必要。[29]容啟榮等人於1940年12月下旬前來浙江進行調查。[27]1941年1月,《浙江鼠疫調查報告書》對鼠疫疫源問題進行分析,容啟榮防疫處長表示:「據作者個人之推測,敵機所投擲之蚤類必染有鼠疫桿菌,所摻麥、粟等物,乃用以誘引鼠類接近該染菌蚤等,由是鼠疫可得傳染而形成鼠族鼠疫之流行,30餘日後乃傳至人類。」[1]:83然而容啟榮並沒有為這一論斷提供有效的證據,疫情開始時華美醫院亦未將疫情與日軍空襲聯繫起來。[30]:311
軼事
1940年,日軍在衢州空投鼠疫桿菌後,金庸的同學毛良楷染上了鼠疫。全校學生、校工等立刻逃離,只有金庸和班主任老師將毛良楷送上了衢江的隔離船。金庸回憶道:「戰爭期間,唯一自覺有點勇敢的事就隻這麼一件。」[31]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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