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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窯

鈞窯[a]，又稱鈞州窯，是指從中國北宋末年到近代，位於古鈞州（今河南省禹州市）一帶，以鈞釉瓷器為主導產品的一批窯場。鈞釉瓷器又稱鈞瓷，其特徵是施有乳濁分相釉，以藍、綠色為基調，並能有效控制和應用銅紅釉和銅紅彩。鈞窯長期生產民間日用器皿，同時部分花器類產品亦供應宮廷。明清時期，鈞瓷逐漸成為收藏品，鈞窯被列為宋代名窯，後更躋身「宋代五大名窯」。當前學界基於考古發掘資料，主張鈞瓷較可能創燒於金代中後期，貢御宮廷的產品燒制於明代早中期。[1][2]

鈞窯天青葡萄紫釉葵花式花盆

歷史

 
官鈞窯瓷器底部的數目字

不早於北宋末年，一些汝窯窯工渡過汝河，在登封、郟縣、陽翟（今禹州市）、梁縣（今汝州市）四縣交界的箕山山脈一帶置窯燒瓷，後世稱之為「民鈞窯」。其產品以天藍、月白、青綠為基本色調，後世藏家稱為「鈞州青」，品類以盤、碗、杯、碟等日用器為主，故又稱「器皿類鈞瓷」。早期製品帶有明顯的的汝瓷特徵，及至金朝中後期，產品乃形成自身特色，外觀為厚釉且多有釉汁垂釉現象，釉面上常有紫紅色斑塊，系工匠將銅料塗在釉面上後燒成。[3][4][5][6][7]

明朝初期，箕山一帶窯場的高溫銅紅釉技術已趨於成熟。銅在釉中呈現的顏色與多種複雜因素相關，燒制前難以預測，形成「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的窯變現象。明朝早中期，鈞州城內的窯場主要生產高溫銅紅釉花器，貢御宮廷使用，後世稱為「官鈞窯」。其品類以花盆、盆托、出戟尊等為主，故又稱「陳設類鈞瓷」。器物底部常有數目字，器形越大、數字越小，故又稱「數碼類鈞瓷」。釉面上或有自然形成的「蚯蚓走泥紋」，系胎體施釉後晾乾時，釉層不規則開裂所致。[8][9][7][10]

官鈞窯的停燒時間和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與官鈞窯同一時期的民鈞窯則已較少生產鈞釉瓷，改以白地黑花瓷器為主要產品。至明朝中後期，禹州的陶瓷手工業衰落，此後轉為小規模生產。[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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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鈞窯天藍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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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鈞窯青綠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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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鈞窯天藍釉紫斑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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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鈞窯天藍釉紫斑雙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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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鈞窯天藍釉紫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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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鈞窯紫紅釉葵花式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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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鈞窯天藍葡萄紫釉長方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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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鈞窯月白釉葵花式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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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鈞窯天藍玫瑰紫葵花式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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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鈞窯葡萄紫釉出戟尊

時代爭議

宋代文獻中沒有關於鈞窯的記載。關於鈞州一帶陶瓷業的零星記載始見於金、元。明中期開始出現「鈞州窯」的記載，明後期形成「鈞窯」概念，特指鈞州城內窯場生產的鈞釉花器。偽托明前期呂震編著、實際寫於明後期的《宣德鼎彝譜》中，有「柴汝官哥均[a]定」之說，首次將鈞窯與宋代名窯並列。明末、清初承襲這一說法，將鈞窯視為宋代瓷窯。從晚清開始，「鈞窯」的概念不再限於鈞釉花器，開始涵蓋天藍釉碗、盤類產品。[13][14]

晚清以來，隨着收藏熱的興起，人們對鈞窯大加推崇，將其附會為北宋官窯。至20世紀50年代，「宋代五大名窯」的說法正式形成，鈞窯取代不見實物存世的柴窯，名列其中。儘管大谷光瑞、陳萬里、巴茲爾·格雷（英語：Basil_Gray）等學者都提出過鈞窯非宋窯的觀點，但傳統的北宋說仍然佔據上風，甚至成為考古發掘結論的依據。1982年《中國陶瓷史》出版後，「鈞窯始燒於北宋、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觀點幾成定論。[15][16][17]

20世紀90年代末，鈞窯年代爭議問題在學界被再次提出。隨着越來越多考古學證據的出現，以及對文獻的重新梳理，主張鈞釉瓷器創燒於金代中後期、官鈞年代為明代早中期的新觀點日益成為海內外學界共識。傳統的北宋說則尚未找到確切的考古學證據。[18][19][20][21]

遺址

目前已知的古鈞窯窯址超過150處，分佈在禹州、汝州、登封、郟縣的十多個鄉鎮。其中曾開展過考古發掘工作的有：禹州市區八卦洞窯址（1974年），禹州神垕鎮劉家門、河北地、下白峪等窯址（2001年），禹州市區古鈞花苑窯址（2004年），汝州大峪鎮東溝窯址（2005年），禹州鳩山鎮閔莊窯址（2011年），禹州神垕鎮區窯址（2013年）。[22][23][24]

禹州市區鈞台鈞窯遺址於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有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神垕鎮鈞窯址亦於2006年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25][26]

仿鈞瓷和新燒鈞瓷

鈞瓷燒制技藝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申報地區或單位河南省禹州市
分類傳統技藝
序號876
編號項目Ⅷ—93
登錄2008年

鈞瓷興起以來，影響深遠，許多瓷窯對其進行過仿製，如清雍正年間景德鎮御窯廠燒制的「爐鈞」，江蘇宜興窯的「宜鈞」，廣東石灣窯的「廣鈞」，近代神垕鎮盧家的「盧鈞」，皆試圖重現鈞瓷的外觀，但實際燒制方法並不相同。[27][28]

及至20世紀70年代，禹州鈞瓷二廠研製出鈞瓷新釉配方，燒成效果最接近古鈞釉，成為後來最主要的仿燒品種。[29][30]2008年，禹州市的鈞瓷燒制技藝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31]截至2023年，禹州市有鈞瓷企業200餘家，年產銷鈞瓷220多萬件（套），年產值24億人民幣，已舉辦十二屆禹州鈞瓷文化旅遊節。[32]

註釋

  1. ^ 1.0 1.1 明朝人為避諱萬曆帝朱翊鈞，將「鈞」寫作「均」。部分後世文獻沿用此寫法。

來源

  1.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5頁.
  2.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2頁.
  3. ^ 李民舉 2017，第32至34頁.
  4. ^ 於陸洋 2019，第91至93頁.
  5. ^ 劉濤 2017，第53頁.
  6. ^ 6.0 6.1 徐華烽 2017，第43頁.
  7. ^ 7.0 7.1 呂成龍 2014，第154至155頁.
  8. ^ 徐華烽 2017，第42至43頁.
  9. ^ 李民舉 2017，第34至35頁.
  10. ^ 苗錫錦 2000，第37至38頁.
  11. ^ 劉濤 2017，第56頁.
  12.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b，第10頁.
  13.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5至17頁.
  14. ^ 徐華烽 2017，第37至41頁.
  15.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7至20頁.
  16. ^ 徐華烽 2017，第41頁.
  17. ^ 呂成龍 2013，第333至335頁.
  18.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20頁.
  19.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b，第12頁.
  20. ^ 呂成龍 2014，第155頁.
  21. ^ 劉濤 2017，第45，53至54頁.
  22.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8至19頁.
  23.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b，第9至10頁.
  24. ^ 於陸洋 2019，第90至91頁.
  25. ^ 河南省文物局 2023.
  26. ^ 國務院 2006.
  27. ^ 故宮博物院 2013，第266頁.
  28. ^ 董喆 2021，第26頁.
  29. ^ 董喆 2021，第30頁.
  30. ^ 李民舉 2017，第35頁.
  31. ^ 國務院 2008.
  32. ^ 中新網 202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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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
  • 苗錫錦 (編). 钧瓷志.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15040976. 
  • 故宮博物院 (編). 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 北京: 故宮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34-0483-9. 
  • 呂成龍. 试论钧窑的几个问题. 故宮博物院 (編). 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 北京: 故宮出版社. 2013: 330-345. ISBN 978-7-5134-0483-9. 
  • 呂成龍. 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综述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4, 171 (1): 154-156. 
  • 李民舉. 谈谈钧瓷的几个概念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31-36. 
  • 徐華烽. 钧窑概念的形成及其产品时代辨析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37-44. 
  • 劉濤. 近十年来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评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45-56. 
  • 於陸洋. 关于早期钧瓷产地与年代问题的再思考. 中原文物. 2019, (3): 90-97. 
  • 董喆. 钧瓷. 北京: 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140-2025-0. 
  • 徐華烽; 秦大樹. 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上）. 許昌學院學報. 2022, 41 (1): 15-21. 
  • 徐華烽; 秦大樹. 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下）. 許昌學院學報. 2022, 41 (3): 9-13. 
資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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