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向政策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南进政策。南向政策（英语：Southern Policy）是199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启动的外交及经济政策，推动台商海外投资往东南亚转移，并意图使用经济力量扩张一些政治影响力，同时降低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强度。第一波南向投资在1993年。1994年3月，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纲领》，先期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汶莱等七个国家，在经济交流上得到不错的效果。但到李登辉政府时代后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群聚效应大幅增强，南向政策渐渐失效；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令台商撤资不少。
201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工资及经营成本上涨，台商又逐渐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南向政策再度受到重视。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为分散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外贸依存度而再度启动南向政策，称为“新南向政策”。
历史
南向政策
随着全球化浪潮，全球的贸易彼此依存度由1980年的28％上升至1998年的48％；台商整体对外投资规模随着厂商全球化布局而逐渐扩张，由1980年的18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77亿美元。尤其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后世界工厂开始成形，吸引大量台商前往投资；李登辉政府希望减低此一集中现象，于是构思南向政策，提供辅导与优惠贷款吸引往东南亚投资的意愿。
南向政策当初计划是1993年起以三年为期，但在第一阶段后于1996年底经过评估决定再延长三年，并扩大范围；之后又为了因应东盟整合趋势，为了保持在东南亚的竞争力又再度延长了三年。此政策一共延长了两次，名义上延续至2002年。政策初期有些许成效1994年对东盟的出口值从1993年的93.9亿美元，增加到114.2亿美元，年增率从11.4％成长到21.6％；1994年的进口值从1993年的69.1亿美元，增加到86.4亿美元，年增率从11.8％成长到25％。[1]
政治方面实质的与菲、泰、印、星、马双方首长访问，且进行经贸或能源部长级会议。菲、马、越、汶、柬设立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签订了“投资保障协议”；并与星、马、印、越签订了“避免双重课税及防杜逃漏税协议”。
然而多数中小台商在1990年代对投资东南亚并不热衷，因为当地语言文化不同，基础建设落后、不少地方政治混乱，许多前往的台商是较有实力能在大陆和东南亚双重布局的厂商，并某种程度上相信了政府对中国大陆设厂风险的宣传和优惠贷款的吸引，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东南亚出现诸多经济政治乱象，许多台商投资失利血本无归，相比之下中国市场和政策却比较稳定，经济开始大幅崛起，许多响应南向的台商观念开始转变[2]。数年后效应开始显现，台商东南亚投资从2001年的1418.29百万美元快速下降到2002年的692.68百万美元；同期与对中国大陆投资相比从2001年27.84亿美元巨幅飙涨到2002年77.23亿美元，占台商整体对外投资的百分比从2001年38.8％迅速上升至至2002年的53.35％，2004年后达到65%以上。寻求市场方面，1998年后，台湾对东南亚反而呈现贸易逆超态势，完全没有效果，南向逐渐式微，台湾老三台中对南向宣传的节目也逐渐淡出。[3]
陈水扁政府上台后也对南向有重启的努力，2002年副总统吕秀莲以私人旅游名义到印尼峇厘岛会晤商界人士。2006年5月总统陈水扁在出访友邦的回程，在印尼巴淡岛停留过境并会晤当地剩下的十余家台商。然而南向政策实质效果不高，目前东南亚中仅越南因为地理因素有较多台商设厂，但厂区中也雇用许多中国大陆干部主管，很多台商是投资大陆后将越南视为副厂或减低人工成本的卫星工厂在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