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改正
地租改正（日文假名：ちそかいせい，罗马拼音：Chisokaisei）为1873年（明治6年）由明治政府推行租税制度的改革。借由改革，日本首次确立土地私有权利，因此地租改正同时具有改革土地制度的性质。
关于旧贡租、田租
地租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大和政权时代，将收获的稻米供奉给神明的习俗仪式“田力（たちから）”。大化革新后，日本学习唐朝制度，形成律令制度，租税制度同样仿效唐朝的“租庸调”制，并将“田力”编整为其中的“租”。此处的“租”，是指针对田地（口分田）的收获进行课征的租税，在明治时代以前多称为田租、贡租等。
丰臣秀吉推行的太阁检地，将土地的生产力以石高（糙米的生产量）表示，并课以相对应的年贡。此外，在检地账上登录土地的直接耕作者，作为承担租税的负责人。
地租直接向耕作者──百姓征收其生产物（实物纳税），收获量就今日而言就是课税标准。另外，缴纳借由村请制度，以村为单位统括进行。
地租改正的研讨
从明治初期开始，在大藏省与民部省即商讨新税制的导入：在全国土地的赋税之中，以货币方式收取一定额度。
1869年（明治2年），陆奥宗光向中央提出改革租税制度的建言书，主张确立土地等级制、统一税制、货币纳税，认为应“改正古来检地之通弊”。同时，神田孝平也在1870年（明治3年）提出“田租改革建议”，提案改革贡租，匡正各藩间税务不均，以成公正之税制。然而，一来土地税收属于大名等地方领主的权限，二来必须进行大规模检测以取代过往的检地，因此政府内部分成正反两派难有定论。
1871年（明治4年）推行的废藩置县后，扫除了地方领主，反对派丧失了重大立论基础。同年9月，大久保利通（大藏卿）与井上馨（大藏大辅，后来的大藏次官）就废止田畑永代卖买禁止令的方针（“地所卖买放禁分一收税施设之仪正院伺”）向正院咨询，伴随此禁止令的废止，正式确立并加快了地租改正的进程。
1872年陆奥宗光向太政官上呈“田租改革建议”[1]，随后受井上馨拔擢，从神奈川县令升任大藏省租税头，与松方正义一同策划制定地租改正法案。
经纬
1873年（明治6年）7月28日制定太政官布告第272号[1]，当中的地租改正条例具体规定地租改正法（内含上谕与土地收获的3%作为地租等条例）[2]，明治政府从翌年着手地租改正。
明治政府一开始担心检地工作会受到农民的反对，采取农民自我申告的方式。意即，农民自己丈量土地、计算面积与收获量，地方政府依照地方官心得书清点后发行地卷（改正地卷）。然而此方法难以达成全国统一征收公平租税的目标，且从1874年改租结果显示出无法确保预定租税额度的问题。同时，也因政府高层间的政争“大藏省分割问题”使改革蒙上阴影（测量机构与税额计算机构的分离）。
有鉴于此，1875年（明治8年）明治政府在内五省与大藏省之间设置地租改正事务局，以此机构为核心，地租改正的推行方式转趋强硬（明治8年太政官达第38号）[2]。过程中，府县官厅以事务局估计平均收获量作为绝对的审查条件，申告额不足时，便即强迫变更。强硬的措施，加上不问是非地否定农民付出劳力与费用计算出的地价，致使以伊势暴动为首的大规模暴动陆续在各地爆发（地租改正反対一揆）。受此影响，明治政府在1877年（明治10年）1月决定将地租从3%降额为2.5%。
其后，明政治府的强硬态势虽持续至1878年（明治11年），在税收到达到预期后即渐趋缓和。1880年（明治13年）耕地宅地的改正作业完成，地租改正成为历时约7年的大事业。
旧贡租与新地租的差异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为止的贡租是以米缴纳的实物纳税制度，生产者即为纳税者，同时制度每个地区存有差异。借由地租改正，改成全国统一的课税制度，由土地所有者缴纳与土地价值相对应的金钱。
新地租的要点如下：
- 取代实际收获量，以对应土地生产力的地价作为课税标准。
- 废除以村为单位的赋税体系，以个别的土地单位进行课征。
- 税率为地价的固定比率（3%：推算以“不减旧来之岁入为目的”）
- 纳税义务人并非耕作者，而是藉发行地卷确认的土地所有人（地主）。
- 统一全国制度
参考文献
注脚
文献
- 丹羽邦男，《地租改正法的起源──开明官僚的形成》(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1995)，ISBN 462302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