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外交

拜占庭帝国外交包含了他们施政的原则以及方法,是拜占庭帝国整个运作体系的环节之一,其要旨在于实践其国家的目标与落实外交政策,历史学者迪米特里·奥博连斯基英语Dimitri Obolensky曾写道:“在东欧保护人民是政府首要任务,需要凭借拜占庭外交的各种技巧和资源,维持一个统一的拜占庭最终影响了欧洲中东的历史”[1]

战略目标

 
奥丽加和她的侍从在君士坦丁堡(收藏于马德里)
 
公元643年,描写唐太宗在长安宫廷接待君士坦斯二世皇帝大使的绘画

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关键挑战在于与其虎视眈眈的邻边诸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含了乔治亚人伊比利亚人日耳曼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匈牙利人阿瓦尔人法兰克人伦巴底人以及阿拉伯人等民族,换个角度想这是体现以及维持帝国的动力,几乎每个周边民族都握有该地重要的资源,这些关键的资源是拜占庭帝国能否振兴罗马帝国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实上帝国终究只能成为名义上的地区形式结构,当帝国有能力设置正式外交机构,这些邻国就会前来依附帝国,有鉴于古典作家建构出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差距,拜占庭的外交手段可以说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根据马基维利克劳塞维茨的研究,专研拜占庭的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归纳出:“从各式各样的战争中,从最初然后走向最终的胜利,在当中的任何一次战役其实都相差无几。”在七世纪后拜占庭的正规军不曾超过十四万,皇帝体系的维持主要是凭借著外交活动,拜占庭政府中的蛮族事务局(Bureau of Barbarians),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央单位,借由收集帝国内部民族的重要消息来提供正确的外交决策判断[2]

原则规范

 
保加利亚的领袖奥莫尔塔格,他曾多次挑战帝国的权威

拜占庭的外交决策是由国际情势以及邻边诸国的关系所交织而成的网络,不过通常主导权是由帝国掌握[3],然而这个过程只是尝试解决周围的问题,专研拜占庭的史学家伊万杰罗斯·克里索斯(Evangelos Chrysos)归纳出外交工作的三个过程:

  • 欢迎新的成员加入帝国的体系。
  • 帝国的一个咨询单位,反映社会观感以及价值。
  • 制订相关的法律[4]

为了主导这些过程,拜占庭会避免这些成员加入决策过程,例如君士坦丁堡会有各国设置的大使馆,一些皇室的成员会在其中担任要职,所以他国只能握有部分修改的权限,而大权为皇族牢牢掌控,以至于拜占庭可在外交场合中想有压倒性的胜利,君士坦丁堡当局可以胜利的因素还有他们控制了宣传系统,因而感化外国人的外交态势[5]。当古代的历史学家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收道位于拜占庭首都大使的信函,大使表示在帝国如此的款待之下难以担当重任,豪华的美食以及各种杂技娱乐,照顾其面面俱到的生活-视觉、听觉,味觉,每当在外交的场合上必身着华服[6]。 事实上拜占庭在外交的战场上的胜利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他必须面对两方的强敌,在南方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然而最后还是被土耳其人所灭),在北面有斯拉夫人和各个游牧民族-众所皆知的战争是相当耗费人力与金钱的[1],而拜占庭巧妙的把外交当成一种武器,假设保加尔人意图威胁,拜占庭为试图以相当代价予以基辅罗斯要求协防,当基辅罗斯尝试骚扰边境,就会请求佩切涅格人突厥人的一支)帮助,当佩切涅格人进攻,可能由库曼人和其他民族一起防御,帝国总是可以在敌人入侵后寻求到陌生的其他民族合作,所以帝国尽可能的善待任何可以合作的其他民族,1282年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受到挑战,西西里国王卡罗一世阴谋推翻他的地位,最终爆发了西西里晚祷战争,另外皇帝希拉克略曾经联合西突厥汗国联合打击波斯国王霍斯劳二世[2]

参考资料

  1. ^ 1.0 1.1 Obolensky, Dimitri.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Byzantine Diplomacy. Byzantium and the Slavs.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94: 3. ISBN 088141008X. 
  2. ^ 2.0 2.1 Antonucci, Michael. War by Other Means: The Legacy of Byzantium. History Today. February 1993, 43 (2): 11–13 [2007-05-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2-25). 
  3. ^ Neumann, Iver. B. Sublime Diplomacy: Byzantine, Early Modern, Contemporary (PDF).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06, 34 (3): 869–70 [2007-05-21]. ISSN 1569-2981.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07-06-14). 
  4. ^ Chrysos, Evangelos. Byzantine Diplomacy, A.D. 300–800: Means and End. Jonathan Shepard, Simon Franklin (编).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Cambridge, March 1990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Byzant). Variorum. 1992: 35. ISBN 0-860-78338-3. 
  5. ^ Laiou, Angeliki E. Writ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PDF). Angeliki E. Laiou (编).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ume 1). Dumbarton Oaks. 2002: 3 [2015-08-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4-13). 
  6. ^ Neumann, Iver. B. Sublime Diplomacy: Byzantine, Early Modern, Contemporary (PDF).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06, 34 (3): 870–71 [2007-05-21]. ISSN 1569-2981.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07-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