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会运动/精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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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是由新民会发起，向日本帝国议会争取在台湾设置自治议会的政治运动；该运动是台湾对日本统治从武力反抗转为近代式政治运动的转捩点，也是日治时期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其起源可追溯至1918年的《六三法》撤废运动。 林呈禄认为撤废《六三法》无异于接受当局的内地延长主义政策，有损于台湾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受其主张影响，运动的方向遂由撤废《六三法》转为设置台湾议会的诉求；基于日本立宪政治的精神，应设置台湾议会，将台湾总督府的立法权交归还民众。
从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向帝国议会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由林献堂领衔、旅日与在台民众178人联名签署起，到1934年9月2日决议停止为止，运动共历时13年，期间提出请愿15次。最初的参与者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主。至第三次请愿运动筹备时，成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从而被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以影响社会治安为由禁止，酿成治警事件。其后，运动得到了日本舆论的支持与台湾民众的同情，参与人数迈向高峰。不过在1931年台湾民众党被迫解散后，由于失去支持团体，加上法西斯主义的压制，运动在1934年正式宣布中止。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除了对台湾民众建立法治的观念和确立对宪政精神的追求，也影响了日本政府在1935年使州、市、街、莊议员半数改由民选，成为台湾地方自治的开始。
荃葵青游行是2019年8月25日的一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游行，于香港荃湾区和葵青区举行，起点位于葵涌运动场，途经葵福路、杨屋道等道路，终点位于荃湾公园。游行由荃葵青游行筹备小组筹备，游行申请人为林启康，统筹人为余艺明。因应游行及集会所演变的冲突，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水炮车）于当日首次出动，并于一小时内两度射水。
游行集会最终提早结束，而游行被香港警察（下称“警方”）清场后，有示威者转至曾发生疑似白衣人袭击事件的二陂坊一带破坏麻雀馆等商铺，并与数名警员爆发冲突，警方事后证实有军装警员开枪，是首次在处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时开真枪。警方在游行当晚也拘捕了一名12岁岭南衡怡纪念中学升中一男童，他成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中当时年纪最小的被捕人士。
是次游行集会引起了多方分别对警方执法和示威者破坏的争议。多个港铁站和巴士路线因应是次游行集会而暂停服务，而港铁关闭车站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的部分康乐设施也因应是次游行集会而提早关闭。
石墙骚乱发生前的美国LGBT平权运动事件列表：尽管1969年的石墙骚乱普遍被视为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开始，但早在石墙骚乱发生前就已有同性恋者自发或由同性恋团体组织的示威游行。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反同性恋歧视，例如抗议美军对同性恋者的排斥与古巴对待同性恋者的政策等。这些早期的示威活动成功凝结同性恋社群的共同意识，并在1969年石墙骚乱时爆发，使其成为美国乃至于全球各地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端。
早期的平权运动常采取的抗议手段包括设置路障阻挡抗议对象的人员进出等。美国东部的LGBT组织如马太辛协会、女同性恋组织碧丽提丝的女儿与詹纳斯协会等组织在华盛顿、纽约或费城的总部或分会则组成东岸同志之友组织（East Coast Homophile Organizations，ECHO）以协调与组织示威游行。由于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有相对较多的LGBT人群，ECHO常在这些城市组织游行活动，同时他们也会对参加者的着装作出规定，例如男性必须系上领带、穿上夹克等；女性必须穿上裙子等。这些要求是由马太辛协会创办人法兰克·卡莫尼所提出的，他意图向人们展示，同性恋者是“体面且适宜雇用的”，并无与异性恋者有何异同。许多早期的示威者都继续投入后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
“不满的冬天”（英语：Winter of Discontent）是指大约从1978年12月到1979年2月冬天期间，发生于英国的一连串工业行动，事件造成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声望急挫，随后更在1979年5月的国会大选遭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在野保守党击败。
1978年7月，工党政府宣布实施第四阶段入息控制，规定全国基层职工在1978年至1979年的加薪幅度不可高于“5%上限”，引起工会激烈反响。英国福特职工在同年9月率先发动罢工，并在11月成功从资方争取加薪17%后，触发全国各行业相继发动工潮。踏入1979年1月，货运业职工发动的大规模罢工，瘫痪全国物流网络，但政府仍拒绝正式撤回政策。1月22日，四大公营机构职工工会在全国主要城市发动称之为“行动日”的全国性罢工，参与人数多达150万人，是自1926年大罢工以来英国单日最大规模的罢工。参与罢工的劳工扩展至医院杂工、清洁队员、学校助理、机场职工、甚至挖墓工人等各类公营机构基层人员，瘫痪公共服务，影响国民日常生活。工党政府与工会迟至2月14日才发表协议书，正式撤回“5%上限”规定，全国罢工浪潮到同月底才告大致平息。
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为争取与白人同等的地位而发起的群众性斗争运动，乃是经由非暴力的抗议行动，争取非裔美国人民权的群众斗争。这个全国性政治运动除了黑人外，亦有不少白人支持。该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重建时期，于1954年-1968年间到达高峰，以期终结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歧视以及对黑人的选举权剥夺。
1954年，历史转折点到来，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起了一场自由主义“宪政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逐渐摧毁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 沃伦法院作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主要包括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64年的亚特兰大之心汽车旅馆诉美国案以及1967年的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这些判决禁止了公立学校和公立场所内的种族隔离、裁定包括弗吉尼亚州在内的17州反异族通婚法违宪。沃伦法院的判决还协助终结了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法——吉姆·克劳法。此外，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公民以全面罢乘来反对公车上的黑白隔离措施；1963年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广场聚集二十五万名群众反种族隔离，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为民权运动的高峰。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英语：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是一场号召所有人放弃生育，逐步实现自愿性人类灭绝的环保运动。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人类灭绝可以防止环境恶化，该组织称人口过多存在多种危害，如物种灭绝、人类所需资源短缺等，减少人口就能显著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苦难。
乐斯·U·奈特于1991年创立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组织，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参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认为人类灭绝是解决地球生物圈和人性面临问题的最佳途径。奈特还为组织发布新闻通讯并担任发言人。该团体主要依靠外部媒体传播信息，此外还有网站宣传，并在部分环境运动中发挥作用。许多评论人士将其视为无法接受的极端组织，但也有作家称赞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视角。部分记者和学者认为人类可以创造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也能把人口减少到可持续水平。其他人则坚持认为无论这一种想法有多么优越，人类繁殖的本能都会防止人类在自愿情况下灭绝。
波罗的海之路（英语：Baltic Way；爱沙尼亚语：Balti kett；拉脱维亚语：'Baltijas ceļš'；立陶宛语：Baltijos kelias；俄语：Балтийский путь），又称自由之链或波罗的海之链，是发生于1989年8月23日的一次大规模和平示威。大约有200万人加入这场活动，他们手牵手组成一个长度超过675公里的人链，穿过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一示威是为了希望世界能够关心三国共同的历史遭遇——在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该三国被苏联占领。该活动起源于1980年代在西方城市举行的“国际黑丝带日”抗议活动。它标志着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成立50周年。
此事件场景震撼、牵动情绪，在国内外均大收宣传之效。这次活动为波罗的海激进主义者提供了将波罗的海独立问题定位为不止是政治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的机会。苏联当局以激烈的口吻回应，但没有采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修补三国与苏联其他地区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示威后7个月，立陶宛成为首个宣告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9月6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东欧剧变之后，8月23日成为波罗的海三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纪念日，称为“黑丝带日”或“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天然主义或裸体主义，中文里也简称为天体，是一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倡导和维护在私人和公开场合的裸体社交活动。这个名词也可指称以个人、家庭或社交裸体主义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根据国际天然主义联盟第十四届大会定义，天然主义是：“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方式，透过社交裸体来表现，而且其特征在于不同意见的人们的自我尊重，以及对于环境的自我尊重。”。奉行天然主义的人被称为“天然主义者”，但通常“裸体主义者”这个名称较容易让人们所理解。
天然主义哲学有许多源头，即使说人们经常引述回归自然、创造平等的概念，但其中有许多源头可回溯到20世纪早期德国的健康与健身哲学。这个理念从德国传播到英国、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发展出一个由许多俱乐部所构成的网络。德国天然主义的模式是推广裸体主义式的家庭和休闲运动，其推广组织DFK也是德国奥运体育协会的会员。在另一方面，法国裸体主义的发展是以大型旅游区为基础，这个概念接下来影响魁北克，然后是美国。后续的发展是裸体主义观光，其中裸体渡假村是为了招待裸体旅游者而建立，而没有任何在地基础。这种概念在加勒比海最显著。
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异同、长短和取舍的论战。这场辩论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之创立，至1927年北伐前结束。期间，数百人以逾千篇文章参与论战，围绕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展开辩论。
1915年，《青年杂志》以《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比较东西文化，抨击中国文化。 《东方杂志》则在其后亦比较东西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 1918年，陈独秀接连发文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杜亚泉则在《东方杂志》上接连回应质问，随后辩论的内容和规模不断扩展，至于当时的重要学者几乎无不参加其中。 胡适、陈独秀等西化派批判中国文化，对之全盘否定。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产生了失望情绪。这时候，章士钊、陈嘉异等人积极宣扬中西文化的调和，引起了支持西化者的批判。此时，争论的焦点从先前的东西文化优劣的比较，及东西文明异同的比较，转为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这一论战并未得出结论，以至1930年代重新出现“中国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争议。
《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英语：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下文简称《女权》），是18世纪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92年出版的著作，是女权主义哲学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在这本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对18世纪的那些试图否认女性教育的教育和政治理论家进行回击。她认为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主张国家必须要有女性，因为女性教育了她们的子女，且因为她们能够成为丈夫们的“伴侣”，而不仅仅是妻子。沃斯通克拉夫特还主张：作为人类的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被视作是社会的装饰品或是婚姻交易中的财产。
1791年，法国政治家塔列朗在法国制宪议会发表了一篇报告，认为女性只应接受家庭式的教育，这促使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写作《女权辩护》一书；她通過对这一特定事件的评论来展开她对性别双重标准的广泛批判，并谴责了男性鼓励女性纵容过度情感的行为。为了直接回驳当时的一些事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仓促之中写成了《女权》一书；沃斯通克拉夫特后来还打算写出更有深度的续作，但她在完成第二卷以前便不幸辞世。
尽管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确呼吁了特别是在生活领域，譬如道德上的性别平等，但她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男女是平等的。因此，她在性别平等上的这种暧昧态度让后人很难将她归入现代女权主义者的行列，尤其是当她在书中提到的文字与观点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之时。尽管现今通常都以为《女权》一书在当时并不受到欢迎，但这是现代人的一种误解，其建基于的是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都受尽谩骂，这些谩骂直到1798年戈德温出版《女权辩护作者传》后才逐渐停止。而实际上，《女权》在1792年发行第一版时已十分畅销，有一位现代传记学家还认为“也许是（沃斯通克拉夫特）那个世纪最有新意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