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瘟疫史

本条目记录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瘟疫事件。瘟疫,亦称传染病大流行。对于古代,传染病及病原体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简略、病原体变异和灭绝,从而难以考证,仅能大致推测。近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多种已知的最著名传染病,包括鼠疫、痘疹(天花)、霍乱流感冠状病毒病SARSCOVID-19)等等。

远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1]至于“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汉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国时期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于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伤寒论》张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围,“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黄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筑南巡台于宛(今南阳)。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青龙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龙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赤乌五年(242年)“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2]

两晋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

建元元年(479年),顾宪之提升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4]

天监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诏以东阳 (今金华)、信安(今衢州)、丰安(今浦江)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豁课调。是夏多疫疠。”[5]

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后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兴公主疾笃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军围建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长子萧坚“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这年三月,士兵“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当时疫灾尚未平息,“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6]

天嘉六年(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年)十二月,“是岁,河南大疫”。“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陈军伐北齐,诏曰:“大军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8]

隋朝

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小规模瘟疫。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

垂拱三年(687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707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贞元十六年(800年)……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义不存抚,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吴秀吴少阳等战于冢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因干旱,引发大疫。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旋即于闰三月大疫。

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9]。“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至正四年(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注:是否殁于黑死病需援引文献。欧洲黑死病始于~1346-1352年,其后至1370年代期间再发5次。太祖17年是1357年,故即使是黑死病,应该是再发,非首发】),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中亚、波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金帐汗国札尼别的军队)在攻打克里米亚卡法城市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细菌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起欧洲大流行[10][11]。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朝

鼠疫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鼠疫大流行[12][10]。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记载的大头瘟、疙瘩瘟、吐血瘟即是鼠疫[13][14]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死亡总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有研究认为黑死病是由蒙古军队和商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10][15][16]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55年的云南地区,正值中国清朝后期。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17]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18]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19]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2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21]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22]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出现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 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23]
  •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 崇祯十三年(1641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24]
  •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25]
  •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清朝

 
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死者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云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山东即墨大疫。六月,山东黄县大疫。[26]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万余人。夏天,陕西瘟疫流传。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记陕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疠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无一生者。”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27],当时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𫍽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愈。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于香港,后即酿成疫疠[28],并造成大流行,与1855年云南清水鼠疫有间接关系。
  • 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连德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鼠疫)……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分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29][30] 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1919年、1926年、1932年,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29]

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全国检疫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张家口鼠疫(1949年):死亡75人。

亚洲流感(1957年-1958年):首发于贵州,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2N2[31]

流脑大流行(1966年-1967年):疑似首发于广东省阳春县文革期间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联致使疫情扩散至全国,共造成16万余人死亡[32][33]

香港流感(1968年-1969年):首发于英属香港,中国大陆疫情严重,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3N2),且该病毒是此前H2N2亚洲流感病毒的变种(抗原移型[31][34]

 
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

脊髓灰质炎(1955年-2000年):俗称小儿麻痹症,1955年江苏南通首先爆发大规模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35]。此后中国大陆每年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有2万—4.3万例[36]

乙型肝炎(1970年代起):1970年代初,中国大陆乙肝出现大规模爆发,1980年代至1992年,全国约有1.2亿名乙肝病毒(HBV)携带者,占当时全球HBV携带者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乙肝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39][40],乙肝也被称为“中国第一病”[41]。截止2018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降至7000万例[42][43],每年乙肝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主要由于乙肝导致的肝硬化肝癌[44][45]

 
2020年COVID-19疫情: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后,武汉地铁6号线大智路站于当日10时发出末班车

1977年俄国流感(1977年-1979年):据研究人员估计,全球约70万人死于该病毒(H1N1[47],在中国北方城市、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最早开始流行[48][49],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该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事故或疫苗接种事故[50][51]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1988年):310,746人感染、47人死亡[52]

SARS事件(2002年-2003年):全球共有77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大陆有349人死亡[53]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2010年):全球共有15,93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有648人死亡。

COVID-19疫情(2019年-2023年):全球死亡人数688.1万(2023年3月10日)(11\10\\2023)

参见

参考资料

  1. ^ 见《殷墟书契》前编六十一
  2. ^ 《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1145页。
  3. ^ 《宋书》卷26《天文志》,第756页
  4. ^ 《梁书》卷52《顾宪之传》
  5. ^ 《梁书》卷2《武帝纪》
  6. ^ 《资治通鉴》卷162《梁纪‧高祖武皇帝十八》
  7. ^ 《北齐书》卷8《后主纪》
  8. ^ 《陈书》卷5《宣帝纪》
  9. ^ 《金史》卷十七《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二册,第387页: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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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黄文雄,《中国瘟疫史:兼论SARS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