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

41°48′33″N 123°29′29″E / 41.809147°N 123.491397°E / 41.809147; 123.491397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
分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时代1942年至1945年
编号7-1673-5-066
认定时间2013年3月5日
外部媒体链接
图片
image icon 战俘营在战争期间的外观
image icon 战俘营在战争期间的内部情况(一)
image icon 战俘营在战争期间的内部情况(二)
image icon 战俘营旧址陈列馆的外观
image icon 修复后的战俘营内部
image icon 仿制的战俘营禁闭室
视频
video icon 吉林电视台纪录片《揭秘沈阳战俘营》,内有战俘被鞭打的片段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又称奉天俘虏收容所(日语:奉天捕虜収容所)、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之一。战俘营旧址共占地45,355平方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关押了2,018名来自同盟国的战俘,成为日军对外政治宣传的“模范战俘营”,亦被认为是日军战俘营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战俘当中有250人死去,其余战俘在1945年9月前陆续回国。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在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未完全修复,旧址上设有陈列馆。

历史

永久战俘营建成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受大日本帝国操控的满洲国奉天市(今沈阳市)是满州国的重要城市之一,日本在当地建立兵工厂以便进行其他战争,但当地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临缺乏劳动力的问题[1]。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东南亚各地的战争俘虏了近20万名同盟国军人,不少日本占领地均设立了战俘营[2]

1941年,约90,000名美国菲律宾军人在菲律宾巴丹半岛遭到日军俘掳,经过巴丹死亡行军被押到吕宋岛奥德内尔战俘营英语Camp O'Donnell,有54,000人存活下来;日军从这些战俘中挑选出数千人,押送到釜山港,再经火车来到奉天的战俘收容所[3]。同时,马来亚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战俘途经西贡(现名胡志明市)、高雄港釜山汉城,与美军战俘会合,一同抵达奉天;一些英国荷兰战俘则分别从香港印尼乘船,经台湾朝鲜后乘火车到奉天[1]

这些同盟国战俘要到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动,生产机床和武器;在他们被押至奉天的初期,当地尚未建立好战俘营,战俘们暂时被关押在原来的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被迫每天步行五公里到兵工厂工作[1][4]。由于天气寒冷、欠缺医疗服务、粮食缺少等因素,大批被关在奉天的战俘死去;美军战俘到达奉天的151天后有201人身亡,1942年的冬季总共有224名战俘死亡[3][5]

永久战俘营建成后

 
身亡战俘的墓地

建立原因及过程

1943年6月21日,乔·查斯奇、弗迪南德·梅里格鲁、维克托·帕里奥迪三名美军战俘计划逃亡,从中国工人高洪福的员工手上获得地图,成功逃离日军的关押[6]:8–9[7]:28。日军先是抽打营内的战俘,强迫他们供出关于逃脱事件的资讯,未果;但是,由于盟军战俘的容貌与中国的军民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很快被日军捕获[8]。涉事的中国工人被判监禁10年,三名逃脱的战俘亦因逃亡、在逃亡过程中杀死日本军警、暴力反抗等罪名而被判处死刑[6]:9

在战俘逃脱事件后,日本方面在满洲机械株式会社旁边建立了一座永久战俘营,名为奉天俘虏收容所,旨在防止战俘逃亡、加强管理战俘、以及提升战俘的工作效率,战俘们在同年7月29日被转移到收容所[1]。其后,奉天俘虏收容所设立了两座位于满洲国四平省的分所、以及三座同样位于奉天的派遣所[9]:96。奉天俘虏收容所被认为是日军战俘营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10]

日军的管理

关东军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负责管理奉天俘虏收容所,战俘营在1945年时有154名日军职员、以及428名负责外围警戒的兵员;收容所的管理阶层有“庶务股”(采购及提供粮食)、“警戒股”(负责战俘营的外围警戒、押送前往劳动的战俘)、“劳务股”(与工厂签订合同,安排战俘工作)、“经理股”(管理战俘营的财政事务)、“医疗股”(管理战俘的医疗事宜)、“监视情报股”(监视战俘行动和通信)以及“文书股”(编写、发送和管理文书)[2][11]松田元治是奉天俘虏收容所的所长,他是收容所的最高长官[2]

奉天俘虏收容所里的战俘要遵守严格规则,他们要在早上六时起床、点名和吃早饭,营房要整洁,私人物品要整齐,不可以擅自拿取或损坏日军的用品;战俘看到日本军人要行90度鞠躬以示敬礼,而且要学会听和说一些基本的日语[12][13]。日军会处罚不守规则的战俘,违反规则的战俘亦会被记上黑点,一周内被记上最多黑点的战俘会遭到惩罚[12][13]。收容所内的惩罚手法包括剥夺粮食、在雪地里罚站、敲打各身体部位、竹刀抽打等,这得看当值日军的心情;战俘亦有可能被处以名为“重谨慎”或“重营仓”的禁闭处罚,被处以“重谨慎”的战俘只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不能说话或胡乱移动,被处以“重营仓”的战俘则会被单独拘禁在狭小地方里最少三天[12][13]

为了策动针对美国本土细菌战,奉天俘虏收容所的战俘曾被用作人体实验[3]。根据1943年的关东军任命书《关总作命丙第九八号》,约20名731部队人员曾被派遣至奉天俘虏收容所,他们获安排从事的工作是“支援和指导该战俘营进行防疫业务”;在伯力审判上,731部队的军官柄泽十三夫日语柄沢十三夫承认曾在1943年对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美国战俘进行研究,检验他们的血液,从而证明不同人种血清免疫无异[14][3]。盟军战俘罗伯特·布朗忆述,一群医生打扮的日本人曾经来到收容所,强行为战俘们注射(据称所注射的是细菌疫苗),事后有人死亡;布朗当时被一名日本医生救活,该名医生在战后承认是731部队成员[3]。另一名战俘爱伦指出,一批战俘曾被安排集体接受“防疫注射”,当中不少人因此死去[3]

奉天俘虏收容所是日军对外政治宣传的“模范战俘营”,不少日军宣传机构来到收容所采访、拍照,又或是拍摄电影,宣传战俘生活安逸,而日本军官与其他战俘营的看守人员则要来奉天俘虏收容所参观[15][13]。在俘虏收容所内部,日本人也向盟军战俘宣传“东亚共荣[16]:89

战俘生活

根据1945年1月的名册,奉天俘虏收容所及第一、第二分所共关押了2,018名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同盟国的战俘,战俘的平均年龄是26岁,他们当中共有250人死去,死亡率为16%[2][15]。这些战俘当中,523人为校官以上,76人为准将以上;香港总督杨慕琦、美国的乔纳森·温莱特中将等知名军事人物均曾被关押[2]。26名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将领是在1945年4月因日军东南亚战事失利而被押来的[17]

战俘们的工作服是一件连身白色囚衣,左边胸口有一个写上编号的牌子;名牌分为红、黄、蓝三种颜色,红色代表该名战俘贪吃,黄色代表是不良少年,蓝色代表一般的战俘[16]:89[7]:26。战俘在早上六时起床,七时获分配工作,八时开始劳动[7]:26。健康情况较差的留在俘虏收容所里工作,例如挖排水沟、修建防洪堤、处理炊事、修补衣履、农耕,以及为身亡的战俘挖掘坟地;健康情况较佳的则要徒步前往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动,日本军人在队伍两侧拿着刺刀巡视,跟在队伍后面的卡车负责防止战俘逃脱,并把支撑不住倒地的战俘抬上车[7]:26–27。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八时到下午五时,中午可以休息一小时;上午十时和下午三时分别有五分钟时间吸烟,其余时间禁止吸烟[16]:89

饮食方面,战俘们主要进食有玉米和白菜作配菜的稀薄汤水,以及玉米和高粱等粮食的混合物;虽然他们的伙食比中国平民的好得多,但这些粮食与战俘以前的饮食落差太大,而且不能补充脂肪蛋白质,因此很多人死于营养不良,有些战俘要捕食野犬和蚯蚓充饥[16]:89[13][8]。御寒方面,天气严寒的奉天能够低温至摄氏零下40度[来源可靠?],战俘没有厚的棉衣,每天只有两桶可用作取暖的;收容所内唯一用作取暖的设施是一台俄式暖炉,但盟军战俘看不懂暖炉上的俄语说明,因而无法使用[8][13]。俘虏收容所的浴室是一个露天区,战俘脱光所有衣服,用小木盆舀温水洗澡,在严寒的冬季就不能洗澡了[13]

奉天俘虏收容所的医务室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材,只能为伤病战俘包扎伤口、以及治疗感冒等轻微疾病,没有痢疾传染病的药品,导致不少战俘死亡[14][1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俘虏收容所寄来了许多药品,但日方没有供应给战俘使用,而是据为己有;直至收容所在1944年被美军误炸,日方在战俘的强烈要求之下发放这些药品,治疗在轰炸中受伤的战俘[5][18]。收容所的卫生条件欠佳,数百名痢疾患者得共用同一个便盆;一些患者为避免交叉感染而自行使用户外的洗手间,却得了肺炎而死[14][13]。在永久战俘营建成之初,水管因维修未完成而不能供水,而且两台水泵都坏掉了,井水则含有伤寒副伤寒英语Paratyphoid fever以及其他病菌;军医禁止战俘饮用未煮沸的井水,但由于缺水的缘故,有些人没有理会禁令,照样饮用井水[14][19]:76。除非病得不能走动,否则患病的战俘仍然要工作[15]

战俘的主要娱乐方式是掷骰子扑克廿一点等的赌博活动,虽然有宗教信仰的战俘反对这样的娱乐,但大多数战俘均喜欢以赌博消遣;除了赌博外,战俘的消遣活动还包括祈祷、画漫画、拉小提琴等[13]。有些战俘很乐观,他们想法子为战友们制作圣诞贺卡,又与战友们打赌战争结束的时间[20]

战俘对日军的抵抗

战俘抵抗日军的手法包括刻意妨碍生产、静坐拒绝劳动、以及纪录日军行径,他们亦会得到中国人的友谊和帮助[8][13][7]:27–28

格罗海特等同盟国战俘曾被日本人要求生产用于零式战机起落架左右两边的齿轮,由于这样生产出来的战机是用于与同盟国作战,因此他们十分抗拒;因此,格罗海特等人决定只生产右边的齿轮,令产品全数作废,而日本人也想不出理由来惩处,成为战俘们的初次抗争[8][7]:27。战俘还曾经用其他方法来刻意妨碍军备的生产,有战俘用起重机把产品摔坏,亦有一群战俘合作纵火烧毁整座工作室;有人破坏工艺规程,令生产出来的皮革过薄,亦有人关上暖气阀门,令工厂因生产管道被冻坏而停产[7]:27。一批战俘曾因伙食短缺而集体静坐示威,拒绝劳动;日本人便让他们用膳后才继续工作,没有处罚示威的战俘[7]:28

在奉天俘虏收容所里,日军严禁战俘们撰写日记[21]。英国战俘罗伯特曾经逃过日军的监视,在洗手间写下战俘劳动的时间和地点,希望向外传递情报,但战俘传递情报的计划因日军搜查而失败[8]。日军又发现,罗伯特的书本内夹了一张纸,纸上写了一首题为《满洲》的诗歌,含蓄地纪录日军的行径;他遭到禁闭五天,以示惩处[8]。亦有数名战俘从工厂偷运纸笔出去,在营房创作漫画,描述战俘的工作和生活[21]

在盟军战俘被关押于奉天的初期,奉天的平民会尝试偷运粮食给战俘,而战俘也会向民众提供一些物品,但日军日益增强的监控令这些交易逐渐变得困难[20]。与战俘一同在工厂劳动的中国工人也会帮助盟军战俘,他们为战俘捎来外界的消息,向他们提供食物和香烟,又协助战俘把偷来的物品卖出去[22]

战俘营的解放

 
苏联红军解放后的战俘营,一名俄罗斯舞蹈员为战俘们表演

日本方面计划,在战事失利后帮助曾经虐待战俘的人员不留线索地遣散;如果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话,就把奉天俘虏收容所的战俘全数杀死,以免留下任何证据[18][17]。由于一批美国将领在1945年4月被押到收容所,美军开始筹备营救战俘计划。在1945年8月的广岛市原子弹爆炸后,日本人决定把战俘全数杀光,并安排他们的处决;因此,盟军决定提前进行营救计划[18][17]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16日,美军派出B-24轰炸机西安来到奉天,轰炸机用降落伞给刚落地营救人员空降武器、通讯器材、医疗设备和粮食;营救人员向当地人询问奉天俘虏收容所的位置,有中国人主动为他们带路[18][17]。有日军零式战斗机打算以自杀攻击的手法撞击B-24轰炸机,但未能撞过去,只是在轰炸机下方掠过[18][17]。营救人员来到俘虏收容所,刚好阻止了日军全数杀死战俘的计划,向战俘宣布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的消息;营救人员又在俘虏收容所内播放电影和舞曲,以及把日军扣押的家信发给战俘[18][17]。但是,由于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订明由苏联收复中国东北地区,因此战俘尚未能离开,要等待苏联红军来解放战俘营[18]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进驻奉天,控制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奉天俘虏收容所[18]。一名苏联军官宣布解除日军武装,安排一些盟军战俘接收日本军人的枪械,转为看守日本军人;此后,然后,军官宣布战俘们重获自由[18]。苏联红军为战俘们提供交通上的便利,以便他们返回本国;患上严重疾病、急需救护的29名战俘首先在同月24日乘飞机离开奉天,其余的1,583名战俘亦陆续乘火车到大连,再分别乘搭救援号医疗舰英语USS Antaeus (AG-67)APA-145型运输舰英语USS Colbert (APA-145)回国[18][17]。除了少数工作人员外,所有战俘在1945年9月11日前已离开奉天[2]。1945年9月8日,美国政府派员为死去的战俘举行宗教仪式,并把他们的遗体从原本的墓地挖出来,然后把他们的骨灰运回美国、菲律宾等地安葬[2]

奉天俘虏收容所解放后,战俘营旧址曾先后被国民政府中捷友谊厂使用,有些建筑被改建为住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战俘营旧址的一些建筑遭到拆除,原址也建立了新的建筑物[23]

结构

根据日方文件,奉天俘虏收容所共占地45,355平方米,从东面到西面长约320米,从南面到北面长约150米,收容所四周有电篱笆、以及两米高的围墙;整个收容所合共有20多座各种用途的建筑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座用于关押战俘的两层高营房,其他建筑物有食堂、厕所、盥洗室、医院、水塔、锅炉房等[8][23]。所有房子和围墙以水泥砖建成,房子的砖墙上有木质人字架英语A-frame,盖顶是油漆铁皮;水塔是红砖砌成的,锅炉房的烟囱则是以钢筋混凝土建成[23]

收容所的北半部有日本军官办公室、监狱、弹药库、厨房等设施,是日方管理人员活动的区域,日军办公室的东侧有一座面积为162平方米的附属用房;收容所的南半部是关押战俘的营区,有食堂、医院和三座营房[2][8]。医院位于收容所的西部,楼高两层,建筑面积约为520平方米[2]。每座营房均长六至八米,两层各有南北两排床铺,中间的区域是过道;南北两排分别有20个床铺,每个床铺有八名战俘共用,因此每座营房关押了约640人[8][23]

保护和开发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一直未受重视,直至有幸存战俘提起才引起各界对战俘营旧址的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委员唐家璇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等政府高层均曾到此参观[23]。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在2005年5月被定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在2008年6月被列入第八批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又在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虽然医院是战俘营旧址的一部分,但截至2014年尚未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25][26][27][28]。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被认为是中国大陆、以至亚洲保存得最好的战俘营旧址之一;但是,截至2015年,只有12,000平方米的旧址得到了保护和修复,其余部分已被用作其他用途[23][21]

2005年,沈阳市文物局为更佳地保护战俘营旧址、以及准备建设陈列馆而派员赴美考察,与幸存战俘和研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组织联络,取得一批第一手资料;2006年,一群幸存美国战俘在研究组织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访战俘营旧址,在战俘营旧址举行纪念活动[23]。美国老兵的访问结束后,沈阳市人民政府决定筹办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兴建陈列馆,合共投资2.46亿人民币;筹备建立陈列馆的单位召开学术研讨会,学者和幸存战俘在会上探讨战俘营的议题,成功为陈列馆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23]。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最终在2013年5月18日开放,展出逾500张历史照片和近百件文物,以及画作、雕塑、电子地图等展品,展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历史[29]

2015年,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中国日报》报社和利物浦文化局在英国利物浦合办一场展览,展出关于战俘营的文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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