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陶塔斯·阿兰塔斯
维陶塔斯·阿兰塔斯（立陶宛语：Vytautas Alantas，1902年6月18日—1990年4月24日），出生时名为维陶塔斯·班杰米纳斯·雅克塞维丘斯（立陶宛语：Vytautas Benjaminas Jakševičius），是立陶宛作家、记者及政治思想家。阿兰塔斯曾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回国后历任立陶宛通讯社记者、官方报纸《立陶宛回声报》总编辑等职务。[1]他是“民族主义者”（立陶宛语：Tautininkai）组织的创办人之一；该组织由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的激进青年于1930年代晚期成立，由于该组织介入《掌舵报》的编辑权，因此这群激进青年的政治运动也以“掌舵者”（立陶宛语：Vairininkai）留名于世。阿兰塔斯同情国家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战间期立陶宛共和国主要的极权民族主义思想家。[3]纳粹德国占领立陶宛期间，他曾参与立陶宛行动前线组织，战后则移民美国，致力于文学创作。他是个多产作家，出版了7本短篇小说集、6本小说、15部剧本、4本非虚构作品和1本诗集，内容则大多与爱国情怀相关主题有关。
| 维陶塔斯·阿兰塔斯 Vytautas Alantas | |
|---|---|
 1931年的阿兰塔斯照片，上有亲笔签名 | |
| 出生 | Vytautas Benjaminas Jakševičius 1902年6月18日  俄罗斯帝国科夫诺省西达布拉瓦斯 |
| 逝世 | 1990年4月24日（87岁） 美国底特律 |
| 墓地 | 彼得拉休奈公墓（于1992年重新下葬）[1] |
| 国籍 |  立陶宛 美国 |
| 母校 | 立陶宛大学 蒙彼利埃大学 |
| 职业 | 作家、记者 |
| 知名作品 | 《民族前进》 Žygiuojanti tauta 《永恒的立陶宛人》 Amžinasis lietuvis 《沿着历史曲折前进的民族》 Tauta istorijos vingiais |
| 政党 | 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 |
| 董事会 | 立陶宛记者协会 |
| 配偶 | 爱琳娜·佩特里凯特－阿兰迪恩 Elena Petrikaitė-Alantienė 伊蕾娜·巴莱塞特－阿兰迪恩 Irena Baleišytė-Alantienė[2] |
| 奖项 | 维陶塔斯大帝勋章（1936年） 三星勋章（1939年） |
生平
早年生活与职业生涯
阿兰塔斯出生于立陶宛西达布拉瓦斯的农村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他父亲曾在美国短期工作，回国后设法在拉德维利什基斯附近的克里奥克奈村，购入一片80公顷（200英亩）曾是庄园的土地。[4] 他的弟弟阿尔吉尔达斯·雅克塞维丘斯长大后成为剧场导演。阿兰陶斯曾是一位“Daraktorius”的学生，这个立陶宛语名词的意思是：俄罗斯帝国颁布立陶宛书刊禁令期间，在立陶宛各地巡回、秘密教育学生的地下教师。1912年至1923年期间，阿兰塔斯就读于希奥利艾文理中学；他在1919年时休学半年，以17岁之龄自愿从军，在立陶宛独立战争中与西俄罗斯志愿军作战。[4]阿兰塔斯从六年级开始沉浸于文学之中，写诗并参与立陶宛天主教青年组织“未来”。和许多立陶宛作家一样，他用笔名发表文学作品，笔名则取自米尼亚河的支流“阿兰塔斯”（立陶宛语：Alantas）。[1]
1923年，阿兰塔斯进入立陶宛大学研习文学，却因阮囊羞涩，而在一年后退学，并于普伦盖担任中学教师。[1]1926年，阿兰塔斯进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重拾学业，于1929年毕业。[5]阿兰塔斯的法语能力使其在1930年至1934年间担任立陶宛通讯社法国分社社长。1934年至1939年间，阿兰塔斯在立陶宛官方报纸《立陶宛回声报》担任总编辑，并于1937年正式变更姓氏为“阿兰塔斯”（立陶宛语：Alantas）。[1]1936年，阿兰塔斯获颁维陶塔斯大帝勋章，1939年再获颁三星勋章。[4]
“掌舵者”意识形态
1930年代晚期，在安塔纳斯·斯梅托纳的独裁统治下，执政党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的青年翼“掌舵者”（立陶宛语：Vairininkai）控制了许多媒体与党组织，包括报纸《掌舵报》、《Akademikas》、《立陶宛回声报》的编辑权。民族主义联盟党主席多马斯·塞塞维丘斯与秘书长乔纳斯·史塔库斯都是“掌舵者”思想的支持者。“掌舵者”与早期的立陶宛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如沃尔德马拉斯运动等保持距离，并以“善意的反对派”自居。[6]“掌舵者”在意识形态上反犹太、反民主、反共产，支持极权主义并同情国家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是“单一、不容质疑、绝对权威的元首”君临统治一元化国家的障碍（参见领袖原则），用阿兰塔斯的话来说，“掌舵者”认为民主主义是立陶宛年轻世代应该摆脱的“精神病”。[6]
阿兰塔斯公开宣扬极权主义论调，支持毫无妥协、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7]例如，阿兰塔斯曾在《掌舵》上发表文章，主张在《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约》生效、维尔纽斯地区回归立陶宛后，对该地区进行种族清洗。他以纳粹德国为例，写道：“德国人以完全机械性的过程，将格地尼亚变成该国最具德意志特色的城市，迁出原本的居民，再迁入新的居民。”[6]阿兰塔斯也在其1940年出版的著作《民族前进》（立陶宛语：Žygiuojanti tauta）中选录他写的文章，这是一本为斯梅托纳独裁政权辩护的著作。[7]他也谴责国际合作、支持孤立主义政策，并认为基于民族团结的民族自利主义是国家存亡的关键。[8]他认为国家高于一切，国民应该为国家牺牲，而非国家为国民牺牲。[7]
二战与战后生活
1940年6月，苏联占领立陶宛后，阿兰塔斯逃往德国；妻子和儿子则留在立陶宛，并于1941年6月被苏联遣送至西伯利亚。[2]在德国，阿兰塔斯受邀领导立陶宛行动前线的文化委员会，这是立陶宛流亡者的政治运动，期待在纳粹德国协助下解放立陶宛。阿兰塔斯是该组织的激进右翼成员，并支持筹组立陶宛国家社会主义党。[9]普拉纳斯·格纳塔斯曾提议让阿兰塔斯担任立陶宛临时政府教育部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被立陶宛民族主义党阻止。阿兰塔斯后来受任为维尔纽斯剧院院长[10]，他在三年任期中创作了3部剧本，其中2部得以上演。[1]1944年，阿兰塔斯在苏联军队逼近时再次逃到德国，二战结束后仍继续流亡。1949年，阿兰塔斯移民至美国底特律，在福特汽车公司车厂当低薪工人，做到1968年退休为止。[4]他懂法语和德语，却苦于英语。[7]阿兰塔斯的余生都致力于文学创作，出版了几部小说、短篇小说和1本诗集。[1]1967年至1971年间，阿兰塔斯担任立陶宛记者协会理事长[5]，该组织由海外的立陶宛媒体工作者组成。他曾有机会担任立陶宛期刊编辑职务，但他婉拒了。[2]
流亡期间，阿兰塔斯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深奥，体现在他的第1本小说《地狱光芒》（立陶宛语：Pragaro pošvaistės）。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庇护所，阿兰塔斯开始美化波罗的异教与基督教化之前的立陶宛，并谴责基督教对立陶宛人的影响是外来的、强加的。他将立陶宛民族意识型态等同异教人文主义的回归，并倡导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立陶宛人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只承认波罗的异教主神普拉安兹乌斯，道德上承认立陶宛同胞之间的人道团结，政治上则承认“有能力则杀敌，无能则自取灭亡”原则。[11]移民美国后，阿兰塔斯出版了2本非虚构作品。1976年，他撰写论著，研究在立陶宛考那斯自焚、以抗议苏维埃政权的中学生罗马斯·卡兰塔。1987年，出版《沿着历史曲折前进的民族》（立陶宛语：Tauta istorijos vingiais），思考小国生存之道、立陶宛人的民族性格与国族认同、立陶宛游击队反苏斗争的意义和价值；[1]此书于立陶宛独立后，1992年重新出版[5]，当时立陶宛文化及教育部曾提议将此书纳入中学12年级历史课程中，但很就快放弃此一提案。[7]
文学创作
阿兰塔斯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共出版7本短篇小说集、6本小说、15部剧本、4本非虚构作品和1本诗集。他写了100多篇短篇小说和小手册，主题及内容都不同。他没有加入任何文学运动或社群。[1]阿兰塔斯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征，文风则像是记者写的文章。这些作品通常都包含戏剧性的爱情故事与爱国主义宣言。[3]
他第一篇短篇小说于1923年刊登于《未来》杂志[4]，前两本短篇小说集《艺术家之心》（立陶宛语：Artisto širdis）、《五与七之间》（立陶宛语：Tarp penkių ir septynių）则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这些故事受奥斯卡·王尔德影响，大多是在写都市居民与其缺陷——摆脱传统立陶宛文学着重于农村生活的特色。[1]另外两部作品集《在摇摆的地球上》（立陶宛语：Ant siūbuojančios žemės）、《异国天空》（立陶宛语：Svetimos pagairės）分别在战后的1946年与1954年出版，探讨立陶宛难民与移民的生活、立陶宛的反苏斗争等主题。1970年，阿兰塔斯出版作品集《尼曼河流过大西洋》（立陶宛语：Nemunas teka per Atlantą），内容包含立陶宛历史故事。他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选录于《雾中反思》（立陶宛语：NAtspindžiai ūkanose），于1976年出版。[1]1984年，阿兰塔斯出版《深海之声》（立陶宛语：Gelmių balsai），是六篇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并在立陶宛文学比赛中获奖。[12]
阿兰塔斯的第一部剧本《大坝》（立陶宛语：Užtvanka）于1932年上演，获得好评；这部戏剧讲述电气化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故事。第二部剧本《立陶宛之火》（立陶宛语：Gaisras Lietuvoje）于1933年上演[1]，内容则邀请观众烧掉简陋木棚及俄罗斯专制压迫留下的遗迹，让位给新生的立陶宛共和国；由于该剧政治色彩太过浓厚，仅演出2次便不再上演。[11]在维尔纽斯剧院院长任内，阿兰塔斯创作、上演两部喜剧《重生》（立陶宛语：Gyvenimas iš naujo）、《记账失误》（立陶宛语：Buhalterijos klaida）。战后流亡于德国时，阿兰塔斯写了一部更严肃的剧本：《奥克斯塔德瓦里斯》（立陶宛语：Aukštadvaris），探讨爱情和责任，1955年于澳大利亚首演。移民美国底特律后，阿兰塔斯创作更多剧本，大多是喜剧，在两家业余的立陶宛剧院上演。[1]1963年，阿兰塔斯在芝加哥出版9部剧本的合集，包括《奥克斯塔德瓦里斯》、3部描述立陶宛游击队绝望的反苏斗争之剧本，以及5部探讨更大道德问题的喜剧剧本（如选择拜金而非爱情或爱国责任）。[13]
阿兰塔斯首部非短篇小说《地狱光芒》（立陶宛语：Pragaro pošvaistės），在立陶宛开始动笔，到底特律才完稿，并于1951年在西德出版。[1]这部作品在立陶宛文学界引发长期讨论，约80篇相关评论集结成专书，在1971年出版。[2]这本小说场景发生于维尔纽斯，讲述4位立陶宛爱国者在纳粹占领立陶宛期间展开斗争的故事；但引发争议的是小说主角与其观点，他认为，立陶宛人应该重返神话时代，并谴责基督教。[1]以文学作品来说，这本小说内容太公式化、角色缺乏生命力，而遭受批评。[14]他的第二本非短篇小说《两条生命之间》（立陶宛语：Tarp dviejų gyvenimų）于1960年出版，叙述立陶宛游击队反苏斗争的故事，强调其自我牺牲、歌颂英雄主义。第三本非短篇小说《永恒的立陶宛人》（立陶宛语：Amžinasis lietuvis）于1972年出版，具有自传性质（主角是一名在汽车厂工作的作家），内容叙述流散各地的立陶宛人及其为了保护自身语言、文化展开的斗争。在这本小说中，主角从立陶宛历史上的英雄和前基督教时代的立陶宛异教中获得力量。这次，小说引发的争议并非因为其反基督教立场，而是因为内容有大量性爱情节。[1]
阿兰塔斯篇幅最长的作品是1972年和1974年出版的两卷历史小说《圣瓦伦丁》（立陶宛语：Šventaragis），叙述13世纪立陶宛大公国国王明道加斯的统治。小说主角是传奇人物“圣瓦伦丁”（参见圣瓦伦丁谷），他是睿智而坚定的异教信仰捍卫者。[1]这部作品于1998年，在独立后的立陶宛再次出版。[2]阿兰塔斯也响应立陶宛农学家联盟（英语：Union of Lithuanian Agronomists）举办的比赛，写了第5本非短篇小说《利普卡尔尼斯的家园》（立陶宛语：Liepkalnio sodyba），于1986年出版，叙述战间期立陶宛农民的家庭故事。他最后一本非短篇小说《帕柳奈的黎明》（立陶宛语：Aušra Paliūnuose）于1986年出版，叙述立陶宛民族复兴时期率先发行的立陶宛语报纸《黎明报》、《钟报》的出版情形。[1]
阿兰塔斯从高中时代开始写诗，但只在1982年时出版一本诗集。这些诗主要描写立陶宛历史事件、表达爱国情怀：9首诗献给立陶宛大公、3首献给自焚烈士罗马斯·卡兰塔，其它诗作则献给维尔纽斯、特拉凯城堡、赖加达斯谷，以及故乡西达布拉瓦斯。[1]
参考文献
-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Būkime gerais lietuviais. Literatūra ir menas. 2002-07-26, 2909 [2021-08-02]. ISSN 0233-326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4-26） （立陶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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