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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老同志或老党员，在中国特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关连革命活动的人，主要用以区别1949年后的“新干部”。

具体定义，亦即他们参与了什么活动、是什么职级，按该省的共产革命进程而略有不同。例如在革命失败的中华苏维埃江西省，

“思想不纯洁、有些坏人进来了”清理

红军撤离赣南后，为了在新的 政治环境中生存下去，部分留在当地的革命者有过“自新”的经历。对 于 国 民 党 政 权 来 说， 在法不责众的环境下，“自新”某种程度上只是 一种形式。修撰于 1941 年的 《瑞金县志稿》就 记载道: “自 新 尽 管 自 新，土 匪 还 是 土 匪。”

于都县密坑乡党支部书记给 “老革命”入党规定了 3 个条件: ( 1) 没有投 降; ( 2) 没有出过 “自新费”; ( 3) 没有坐过 班房。在该乡 60 多个 “老革命”中，只有 1 个 没有交纳过 “自新费”。这些附加条件使他们完 全看不 到 入 党 的 希 望。

面对新干部的不信任、轻视 乃 至 辱 骂、肉 体伤害、政治打击，“老革命”非常气愤。但由 于新干部代表着新政权，在新政权中居于中心 地位，“老革命”除了发牢骚之外，只能采取一 些消极的对抗方式，

1949年后，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儿童团员、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担任过一定职务或曾参加过红军的普通民众被称为＂。新政权成立时,部分＂老革命＂被提拔为乡村干部。土地改革开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被整顿清理出干部队伍,与新干部的关系也转向紧张。与此同时,一批＂老革命＂希望能解决党籍问题,但其愿望却很难实现。新政权与＂老革命＂的关系之所以错综复杂,其根源在于因后者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苏维埃革命失败后的遭遇所造成的＂政治历史问题＂。

2004年总编辑杨浪（1955年生）写道“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老革命是一个多少有些传奇色彩的词汇了。老革命意味着浴血拼杀，意味着打江山，意味着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已经过了半个世纪，隔着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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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浪（1955年—），生于北京，共青团旗下《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1994-?）、《财经》杂志副总编（2009-?）、媒体公司高管。早年为中越战争军人。由于文革耽悟，是少有没有正规学历的编辑。业余老地图收藏家和老兵，出版相关书籍。

文革途中，1970年参解放军，起初在部队从事新闻，1979年参中越战争西线，曾任云南某工兵团的文化干事。1980年部队转业到《中国青年报》历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93年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副主编，1994年任共青团旗下《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1999年任《财经时报》总编辑。2001年任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2009年任《财经》杂志副总编。

指挥军人唱歌

1978年以后，文革结束，思想松动。其时，杨浪在云南当兵，因为地处边疆，一些有走私嫌疑的物件从缅甸流向内地，其中早已红遍港台的邓丽君，“从边疆的缝隙里'嗞'进来”。次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他第一次听邓丽君就是在战场上。“那是一种此前全然没有听过的唱法以及从来不曾听到过的歌。按现在的话说——走心哪！当时作为云南某工兵团队的文化干事，他得努力教歌、指挥唱歌。对于推广“效果”，他甚至调侃道：“那个时候，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城市兵多的连队或许有一点，不过已经被我'掀起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掩盖住了。”杨浪去一个连队教歌，副指导员是个山西人，配合他教唱，主动示范，反复唱“我爱我的称呼美”，听起来却像“我爱我的情妇美”。正是副指导员的乡音，使杨浪记住了那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