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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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條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於1950年2月14日締結的一項關於同盟、集體安全、援助與合作的雙邊條約。它取代了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 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 |
|---|---|
| 類型 | 雙邊外交條約 |
| 簽署日 | 1950年2月14日 |
| 簽署地點 |  蘇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
| 生效日 | 1950年4月11日 |
| 失效日 | 1980年4月11日（期滿） |
| 簽署者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 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維辛斯基 |
| 締約方 | 中華人民共和國 蘇聯 |
| 語言 | 漢語、俄語 |
| 收錄於維基文庫的條約原文 | |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 |
條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冷戰對峙的背景下簽署的，源於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一邊倒」（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的外交政策指示和約瑟夫·史達林關於擴大蘇聯在東亞影響力的戰略思想考慮。毛澤東前往蘇聯簽署該條約，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兩次離開中國之一。該條約為中蘇合作與夥伴關係奠定了基礎。它為中國提供了安全保障，擴大了兩國經濟合作的範圍。然而，該條約並沒有阻止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急劇惡化。
1979年條約到期前，鄧小平希望中國不要與蘇聯談判，除非蘇聯同意中國的要求，例如從阿富汗撤軍，從蒙古和中蘇邊境撤軍，以及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
背景
雅爾達會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史達林確定了蘇聯戰後在遠東的兩個戰略目標：外蒙古從中國獨立，恢復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以確保其地緣政治領土安全。[2]為此，羅斯福、史達林和邱吉爾於1945年2月11日在雅爾達會議上達成協議，蘇聯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而不考慮中國共產黨[3]。對美國來說，它希望蘇聯儘快加入對日戰爭，支持國民黨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作為回報，美國將幫助蘇聯說服國民黨承認蘇聯在外蒙古的合法政權[3]。當時，國共關係十分緊張，中國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在處理與中共的衝突時，總是傾向於尋求美國和蘇聯的幫助。因此，儘管兩黨都沒有代表參加雅爾達會議，但羅斯福仍然明確表示，由於他與國民黨的友誼，每一項包含中國問題的條約都需要得到蔣介石的批准。此後，為了迫使中國國民黨政府接受蘇聯的條件，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被迫同意《中蘇友好同盟條約》。[4]
利益趨同
後來，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獲勝，從根本上改變了亞洲和遠東的格局，迫使蘇聯重新評估和調整其對華政策。[2]中蘇兩國的要求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相互的。為了增強共產主義集團在冷戰國際體系中對抗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力量，史達林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視為遏制美國侵占蘇聯在東亞勢力範圍的可行夥伴。中共在鞏固其統治和遏制美國推翻共產主義政權的企圖的鬥爭中也需要蘇聯的支持和援助。雖然中共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戰爭留下了許多問題。因此，中國在重建、經濟發展和工業生產方面需要蘇聯的援助。此外，中國和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和敵意排除了接受西方援助的可能性，從而有必要與蘇聯建立穩定和可預測的外交關係。[3]
對執行條約的態度
然而，兩黨領導人對條約的內容和執行情況有不同的看法。史達林希望新條約仍在雅爾達協議的框架下，該協議確保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4]另一方面，毛致力於樹立中國獨立的對外形象，廢除一切帝國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同盟條約的解決成為中國領導人開展外交活動和決策的當務之急。因此，毛在外交問題上的第一個考慮是與史達林直接對話，簽署新的中蘇條約。
簽約原因
經歷了漫長的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滿目瘡痍的經濟和動盪的社會政治環境。《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體現了中蘇的合作關係。對中國來說，其目的是確保蘇聯為國內發展提供經濟援助，並取代1945年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情況
儘管成功的軍事行動推翻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但長期戰爭給共產黨政權留下了滿目瘡痍的工業基礎，其中部分原因是國民黨空軍在內戰後期對工業中心地帶的猛烈轟炸。例如，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國民黨空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和工業目標進行了26次空襲，其中1950年2月6日對上海的轟炸最大，對當地工業造成了嚴重破壞，並因電網癱瘓而使生產停止。[6]中共領導人很清楚他們所面臨的形勢，不僅缺乏財政援助、設備和工業工廠，而且缺乏能夠指導、管理和重啟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的合格專家。[7]蘇聯外交官、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納斯塔斯·米科揚負責與毛澤東就援助問題進行談判，他報告說，他的中國同志在政治上很老練，但對經濟的了解非常有限。[6]
軍事問題
在內戰後期，進攻台灣被列為首要任務，解放軍實現全國勝利似乎不可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之間也開始形成敵對關係。[7]然而，奪取台灣的一個重大障礙是缺乏兩岸軍事行動至關重要的有效空軍和海軍力量。雖然到談判條約時，蔣介石已經撤退到台灣，但國民黨仍然保持著對解放軍的海空優勢，使解放軍處於不利地位。這反映在解放軍在古寧頭戰役中的失敗，解放軍的木船與裝備精良的國軍裝甲戰艦相遇，登陸部隊不得不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作戰。在解放軍占領大城市後，由於缺乏能夠攔截的空軍，國民黨對大陸的工業目標進行了頻繁而不受阻礙的空襲，這提高了蘇聯支持建設國家空軍和海軍的重要性。[6]
在談判初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提議購買100架飛機、100-200架直升機、40-80架轟炸機，並在蘇聯訓練1000名解放軍飛行員和300名地勤人員。毛澤東還表示，他希望蘇聯對台灣的進攻計劃提供空中支持，但遭到史達林的拒絕，因為這將給美國干預的藉口。[8][6]
一邊倒
毛澤東在1949年7月1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提出了「傾向一邊」的外交政策指示，他在指示中提出了一個分為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陣營的世界，「騎牆是不行的，也沒有第三條路」，在20世紀中期的冷戰框架下鞏固共產主義統治，毛澤東認為堅定地站在蘇聯一邊，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必要性和好處。他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合作是對各國發展的善意和真誠幫助，而毛澤東認為馬歇爾計劃是剝削的藉口，美國的援助是對受援國施加政治影響。對中國來說，通過經濟援助實現快速工業化是主要目標之一，這使得對蘇聯經濟和技術援助的需求成為1950年條約的推動力。[7]
意識形態
當面臨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和蘇聯領導的東方集團之間的選擇時，由於意識形態上的接近，毛選擇了站在蘇聯一邊。[9]毛澤東認為與帶有「帝國主義」和「干涉主義」含義的馬歇爾計劃相反，蘇聯的援助被定義為來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國際支持。中蘇之間的兄弟關係體現了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和連貫的意識形態框架，這推動了條約的簽署。史達林認為，中國的加入「形成了一個強大、團結的社會主義陣營」，構成了一個比資本主義更真實的社會主義國際合作框架。[6]
談判過程
談判前奏
12月6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中共中央主席辦公室主任葉子龍；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和翻譯石哲一起乘火車前往莫斯科。[8]毛澤東和史達林的首次正式見面於16日晚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毛澤東首先表示，中國最關心的是確保和平。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來將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並穩定國家。[8]中國重大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和平前景。毛澤東的擔憂引起了史達林的共鳴，史達林回應說，由於日本和德國仍在復甦，外國勢力對中國沒有直接威脅。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西方國家都不願發動另一場戰爭。史達林還聲稱，如果兩國共同努力，保持友好關係，他們可以保證20到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因此，這種觀點與當時中共中央的立場是一致的。[8]
意見分歧
緊接著，毛澤東談到了他對1945年8月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擔憂。1949年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也在毛澤東抵達前提出了該條約。因此，中共高度重視這一問題，與蘇聯締結新條約是毛澤東的主要目標之一。[8]另一方面，史達林傾向於與國民黨的現有條約繼續有效。史達林認為，條約中的協議是由《雅爾達協議》規定的，例如對千島群島、南薩哈林島和旅順港的管理。換言之，該條約的締結得到了美國和英國的批准，因此，對條約任何一點的修改都將使美國和英國有權改變關於千島群島或南薩哈林群島的觀點，這些觀點是蘇聯在雅爾達獲得的領土收益。[8]關於毛澤東對新條約的渴望，史達林談到了在實踐中改變現有條約的同時正式保留現有條約的可能性。例如，蘇聯仍然保留在旅順港駐軍的權利，但與此同時，正如中共所建議的那樣，撤回了在旅順港的部隊。毛澤東委婉地回應說，要考慮雅爾達會議的合法性；然而，在中國社會內部公眾認為，由於國民黨已經失敗，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去了目的和意義。史達林則聲稱現有條約最終會被修改。[8]
轉折
與要求籤訂新條約類似，毛澤東也遭到了史達林的拒絕 其中之一是軍事援助，以支持解放軍對台灣發動進攻。史達林認為，蘇聯的軍事援助會給美國一個干預的藉口。[8]在慶祝史達林70歲生日後，毛澤東進一步強化了他締結新條約的立場，但他收到的卻是史達林的更多拒絕。根據毛澤東本人的說法，他曾多次試圖聯繫史達林，但克里姆林宮告訴他史達林不在家，並試圖安排與史達林的同夥會面。毛澤東決定繼續等待。[8]隨著毛澤東被史達林秘密控制的謠言傳開，兩黨最終同意澄清外界疑慮。他們決定邀請毛澤東接受蘇聯塔斯社的採訪。這次採訪也標誌著討論該條約的一個轉折點。
達成協議
1950年1月2日，史達林終於同意與毛澤東的會談，以解決條約問題。毛澤東提出了三個建議：締結一項新的條約；發表兩國的官方聲明，聲稱雙方已經就先前條約的問題達成了協議；最後，在不需要新條約的情況下簽署兩國關係宣言。[8]毛澤東當然贊成第一項提議，他認為這將在政治上給兩國帶來巨大利益，特別是在與其他帝國主義大國對抗時。經蘇聯同意，雙方安排周恩來抵達莫斯科。
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隨中國談判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經過一系列準備工作，談判終於在1月22日晚進行。蘇聯方面的參與者是史達林、莫洛托夫、馬連科夫、米科揚、維辛斯基和費多連科；中國的參加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王家祥、陳伯達和石哲。[10]談判雙方達成協議，1945年8月14日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需要由一項新條約取代。雙方還就旅順港問題達成協議，史達林同意從旅順港撤軍。然而，雙方並未就中國長春鐵路達成完整協議。儘管史達林同意縮短1945年協議的期限，但史達林拒絕了中國將鐵路管理權移交給中國並增加中國資本份額的請求。[11]
條約草案於1950年1月23日由蘇方首次遞交給中方。周恩來立即在晚上以一份中國草案作為回應。195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包括下列條款：防止侵略、為和平與安全採取國際行動、援助條款、禁止結盟、放棄對日單獨談判、協商條款、經濟文化合作互助。雙方一致認為，該條約的有效期應為30年。該條約、協定和照會於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正式簽署。[8]
條約條款
一般協議
（1）集體安全承諾，將對一方的攻擊視為對雙方的攻擊，以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復興。當面臨侵略和戰爭時，雙方有義務提供軍事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締約雙方承諾堅持有利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合作原則。
（2）簽署國應該與日本以及二戰中的其他盟國締結和平條約。
（3）簽署方不應參與針對對方的同盟和集團。
（4）就涉及簽署方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相互協商。
（5）雙方同意堅持「權利平等、相互利益、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促進密切合作、提供經濟和工業援助的原則，並將努力加強中蘇友誼。
（6）該條約有效期為三十年，如果在條約到期前一年沒有任何締約方對該條約表示反對，該條約應自動再延長五年。[12]
長春鐵路、旅順港、大連
雙方同意在1952年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之前，將長春鐵路的所有權利和相關財產全部轉讓回中國。[12]
蘇聯將在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後從旅順港海軍基地撤軍，中國政府將負責蘇聯自1945年以來的建造和安裝費用。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將建立一個輪換後機制，負責監督軍事事務，直到所有權移交。[13]
大連港的所有權將連同由蘇聯在雙方代表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下臨時管理的相關財產一起移交給中國。[12]
蘇聯對華貸款
從1950年1月起，蘇聯以每年1%的利率向中國提供了每年6000萬美元、總額3億美元的貸款，包括鐵路、工業基礎設施、設備和從戰爭破壞中重建的材料。[12]
蘇聯專家
蘇聯專家被派往中國的機構、行業、組織工作，協助和建議中國的重建、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工作期限固定為一年，待遇與中國技術人員相同。中方負責蘇聯專家的旅費、開支、食宿和工資，而蘇聯突然召回專家的費用則由蘇聯承擔。[12]
圍繞國家利益的爭議
中國幅員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對蘇聯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蘇聯做出了巨大的讓步，放棄了其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具體表現為中國長春鐵路、旅順港和大連的回歸，以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在對抗資本主義集團和保衛遠東方面的團結。中蘇戰略夥伴關係是史達林的兩難選擇。一方面，在東亞協助並擁有像中國這樣值得信賴的社會主義盟友，將極大地使力量平衡向蘇聯傾斜，並加強蘇聯在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史達林擔心毛從戰爭中恢復後會成為第二個違抗蘇聯意志的狄托。儘管3億美元最終兌現，但該協議的條件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簽署的條件嚴格得多。例如，蘇聯與東歐國家締結的條約談到「立即提供一切可用的軍事和其他援助」。然而，史達林修改了援助協議，「提供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對蘇聯專家的待遇施加了更嚴格的條件。此外，有關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一直推遲到赫魯雪夫時代。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只有在韓戰之後，中國才贏得了蘇聯的信任，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援助、合作和156項目。[14]
在中國方面，蘇聯的援助是重建和恢復的最重要最可行的手段。因此，中國面臨著援助和修改國民黨政府簽署的中蘇條約中承認的外蒙古獨立之間的權衡。[15]人們對建立中蘇合資企業也感到不安，毛澤東認為這體現了蘇聯一定程度的家長作風和不信任。此外，蘇聯的貸款也不是免費的。史達林要求將中國剩餘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資源全部出售給蘇聯作為償還。1954年至1959年間，中國向蘇聯供應了16萬噸鎢礦、11萬噸銅、3萬噸銻和9萬噸橡膠。然而，考慮到這項條約對雙方的利害關係，這些都沒有阻礙最終協議的達成。[16]
影響和遺留問題
中國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在中國經濟體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確保了新成立的共產黨政權的生存，並為共產黨中國從長期戰爭、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破壞中恢復做出了貢獻。也就是說，蘇聯的援助，包括技術、設備、資金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物質的援助，為中國的計劃經濟、國有企業和不同行業奠定了基礎。蘇聯援助在短時間內大量湧入，取代了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資本積累功能，並大大減少了獲得知識和技術技能所需的時間，而這些知識和技能往往需要幾代工人的實踐和學習才能獲得。此外，加入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為中國贏得了急需的國際支持，抵消了資本主義集團實施的經濟封鎖、400種商品禁運和軍事威脅的影響。[17]
全面援助也改變了這個新成立的國家的工業格局。在條約簽署之前，中國約70%的工業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19世紀西方列強與清政府在那裡進行貿易。相比之下，蘇聯援助的項目主要位於中國的東北、中部和西部地區，這優化了中國工業的空間分布，促進了以前欠發達腹地的經濟發展，促進了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18]
蘇聯體制的缺點
伴隨蘇聯援助而來的是僵化和過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和計劃經濟。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任何承認市場機制積極作用的嘗試都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源調動能力、大規模的工業工廠建設和糟糕的生產管理和協調機制之間也存在制度上的不匹配。史達林主義模式固有的獨特缺陷也表現在中國的計劃經濟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快速工業化不成比例地將國防和重工業列為優先事項，而民用和輕工業的重要性被淡化並成為次要事項。[19]
中蘇關係與國際體系
一方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署促進了中蘇兄弟般的關係，改變了二戰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力量平衡。蘇聯被視為引導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仁慈的「老大哥」，這在中國社會和政治話語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20]條約條款還加強了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團結，加強了其與資本主義集團的對抗，並為中國鞏固權力和統治合法性做出了重大貢獻。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和與中國簽署的條約，與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的第四點計劃提供的援助相吻合，表明了冷戰框架下的美蘇大國爭奪勢力範圍，蘇聯通過這種框架確保了中國新崛起的共產主義政權維護其在遠東的利益。[21]
另一方面，在雙方的外交交往中，中國領導人經常呼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優點，包括「農民包圍城市」、「土地革命」和「城市內部的秘密和公開鬥爭」，這些都是基於中國背景的改編，與蘇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解釋有很大的分歧。這些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蘇交惡埋下了種子。[22]《中蘇聯盟：國際史》一書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即潛在的家長式蘇聯建議計劃和多年的互動產生了對蘇聯參與的意外怨恨，這類似於提醒了中國人民帝國主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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